便衣福茨出现在餐馆。
这天我本来不上班，但有两个人被辞退，老板拿我当救火队。两个被老板辞掉的工友一个是长沙人，一个是汉口人。俩人都是每天下午三点上班，但总是长沙人或者汉口人先来，替另一个到打卡机上准时敲上3∶00。几乎都是长沙人先来，将两张工卡打好，汉口人便可以迟到一个半小时，在老板到达餐馆之前，混入我们的队伍。他们对老板的行动规律摸得很清楚：他每天下午去打球，五点差一刻才回餐馆。他俩的双簧玩了半年，才被老板戳穿。
我看见理查在门口找了个座儿。他见到我也有些意外，上嘴唇微微一掀，然后他向我小小地挥一下手。我正将这天的免费汤往保温煲里倒，滚烫黏稠的汤溅起花来，落到我脸上。在一双眼的盯视下，什么动作都会显得手足无措、装模作样。我疼得抽口冷气，顺势把面颊在肩头上拭了拭。这动作在便衣福茨看来也欠缺真实，也是舞台化了的。
我决定不搭理他。他马上感觉到了我的不友善，有些无趣地东张西望，似乎店堂里拙劣透顶的几幅画和书法深奥得很，值当他在那里又眯眼又皱眉。我“砰”的一声放下盛汤的不锈钢大锅，老板也被惊动了，从正在点数的几柱硬币上抬起眼睛。
“你没有吃饭吗？”老板说。
我不作声。他骂人就拿吃饭这桩事来骂，要么就是“吃多了”，要么就是“你没吃饭吗”，对这么个表达上过分贫穷的人，我从来就是姿态高一截。
“没吃饱动作才这么重，是不是啊？”老板阴阳怪气地说。
理查看看老板，看看我。我面孔上一阵清凉，所有表情去除得十分干净。这样可供便衣福茨看的便少了一些。店堂里只有五六个客人，稀落地坐在东南西北，还有一小时才是晚餐时间。现在的几位都是来混掉些多余时间，或受够了外面灰暗的寒冷，进来暖和暖和的。
理查当然不同。他是拿了厚俸来碍我的事。
他说：“今天我没吃早饭和午饭。”
我说：“噢。”
他说：“忙得没顾上。”
我说：“是吗？”我应着，扯出一条雪白的抹布，擦着半点污痕也没有的桌面。
他说：“所以我早些来吃晚饭。”
他的笑容带了一点儿理亏。
我继续擦没什么可擦的桌面。我在向他和老板表演忙碌和麻利以及心烦。我要理查看见，他拿着上好的薪水来和我过意不去是不公道的。
他说：“我不很打搅你吧？”
我笑笑说：“一点也不。”
“其实我一直是这个餐馆的常客。他们的海鲜什锦我特别喜欢，辣鸡翅也不错。”理查说。
我心想，随你便吧。有海鲜什锦做借口你可以麻烦我，没有海鲜什锦你照样可以来麻烦我。你挣的就是麻烦我的钱。
这时通往厨房的磨砂玻璃窗“哗”的一声被扯开，老板大声问：“是你给自己留的杏仁虾？！”
我说：“不是我……”
“这不是你的名字吗？”老板凶狠的手指戳戳白色外卖饭盒上的名字。盒里盛着粉红的虾和焦黄的杏仁，这是禁止员工吃的高价菜。我知道什么都讲不清了。不时有人犯这类低级过失，又不想孤立，总是偷偷给别人饭盒里塞些赃物，在老板责罚下来时多些人分摊恶果。有次我来不及吃饭，便把饭盒带到学校，才发现里面的饭菜被油炸腰果取代了。腰果是招牌菜“腰果鸡丁”用的，也在禁吃之列。因此它自然而然成了大家最爱偷窃的东西。
“偶尔吃一顿，我也供得起，天天吃——搞清楚点，我一家几口也是要吃饭的！”老板说，他的嗓音竟是如此残破丑陋。
我一下子停了动作，在他眼前笔直地站立，笔直地瞅定他：“我说了，这不是我的。”
理查的目光意味十足，落在我左面一侧面颊上。
“那是谁的？！上面这个名字是谁的？！吃都吃到谁名字下去了？！”老板手拍着饭盒盖子。他有一双穷苦而有力的手，肤色远远暗于他的面孔，永远是紧张地就绪着，即使两手闲置，它们似乎也紧抓着两把空气，或是时刻在预习着抓握的动作，一旦出现目标，它们便立刻出击。因而它们很少空着，不是抓起一个空菜盘，就是将某桌多出的一个调味架移到缺少调味架的桌上，再不然就是将移了位置的桌椅复原。这两只从不失业的手像是独立于他整个身心之外的，有它们自己的主张和动机，如同低等动物的触角，或伸或缩都是条件反射，毫不受他整个躯体的支配。这两双手若被剁下来，或许仍有它们自己的行动方向，仍会自作主张地抓这个握那个，擦这里抹那里，点数钞票和钢镚儿，或抽谁一个大耳刮子。正如此刻这样，我敢说想抽我耳刮子的一定不是苦出身的老板，而是他那两只手。就是你把老板和他的手截开，手们仍是要完成它们自己的行动。换句话说，即便你不截开它们，它们的主人也无法对其负责。因而，作为低等动物的老板的手即使扇了我耳刮子，也不是高级灵长类动物老板的过错。
我看着老板穷凶极恶的手把写有我名字的饭盒一掼，里面滚烫的黏稠汤汁溅到了他手背上。老板的面孔毫不动容，我便更加确信老板和他的手是各忙各的。手在向我发着大脾气，不见得能代表老板本人。因而我完全可以不和低级动物的手们去一般见识。
我没有说话。我只对老板那两只全靠本能行动的低等生命的手小心提防。两只手仍在挥舞地告诫人们：再让它们逮着偷吃“什锦虾”的事，积攒在那里的大耳刮子可就积攒不下去了。我才知道人是可以一下子被扯到“偷吃”这类低等事务中去的。如此卑琐、低级、小得可怜的事，或许给了便衣福茨一个很不沉闷的冬日下午。
理查那杯薄荷茶被举在半途上，我们这边的精彩使得他的手也忘了方向。
耻辱温吞吞地涌到我平静的面孔上，使我的脸有股奇特的肿胀感。我听见自己声音平直地说：“我不做了，老板，结账吧。”
老板没想到。他的手大发脾气弄出的后果使他所料不及。老板认为他对人判断一向准确：谁好惹谁难惹，谁该塞些小甜头而谁可以常给些亏吃，都从来没太超出他的把握。他这时对我眨巴着眼睛，脑筋尚未追上来。
我又说：“把工钱算给我吧。”
老板想，一般来说，好惹难惹都取决于对钱的急需程度。他看着我的意思是：你不是挺绝望地急需钱吗？
我迅速拿了衣服去洗手间换，让理查好好看戏。我穿着自己的牛仔裤、白色线衣走出来，老板却正在接待六个老太太。他叫住我，说：“来来来，她们要点菜，你英文好，你来……”
他想把事情就这样抹过去。
我弯下腰，拾起我十几磅重的书包。
老板又说：“你给她们介绍一下今天的特别推荐菜！”
他五十多岁的瘦小身体奇特地出现一种笑意，一种热烈、巴结、绝不接受回绝的笑意。他的背、肩、两个膝盖，他的皮肤，都参加到这个笑意里。只有他的手，仍是愤怒凶狠。
我看着这个十四岁就做了饭馆Busboy的男人。他骨子眼儿里就是优秀跑堂，严酷的纪律和赤裸的求生欲望使他把一切都处理得职业化、非个人化。只要我现在留下来，他情愿请我给他一耳刮子。突然被他炒了的两个人使他本来已大为吃紧，随便怎样他得留住我。他认为我一定会同他合作，把刚才的事抹过去，因为他知道我有着比他更赤裸的生存需求。
理查，你好好看着——
我心平气和地说：“老板，你欠我十小时的工钱。”
老板没料到我也可以很冷血的。他把六个老太太草草安顿下来，耷拉着垂死的眼皮，走回收银机前。
我正不紧不慢折叠着仿绸缎的制服。他说：“你要想好哟，你前门走，我后门就有人来顶哟。”
便衣福茨两根手指敲着桌面，我们这场戏现在趋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桌面给敲成了木鱼。
我说：“我今天从三点做到现在，零头的三十分钟，你不必给我算了。”
老板还想再说什么，他的手却已放弃对我的好言相劝，先于老板跟我反目了。手在收银机里大发雷霆，把金属钱币刨得稀哗乱响。
我跟着他走过去，在离收银机三步距离的地方站住。老板还在给我时间反悔。这个餐馆交通方便，离我学校近，他认为他是为我好，给个台阶要我抓紧时间下台。老板这样的人是蔑视自尊的，他的人生经验告诉他，只要自尊受了罪其他的罪就都可以免受了，所以一旦人可以蔑视自尊，随它去受罪了，此人便战无不胜。他现在磨磨蹭蹭，就是要给我足够的时间把人生的利害、主次摆正确。他的手比他本人更不情愿付我工钱，于是比他本人更拖拉、磨蹭。他要做到仁至义尽，给我足够的时间，去恐怖，去慌乱。大冬天的，下面的工作去哪里找？市中心的中国餐馆很少，辞了这里我很可能会有一阵相当稳定的失业，他都替我绝望。他奇怪怎么会有如此不识大体的人，诸如我，为了自尊心不受罪而其他方方面面的罪都得受。在他看，和失业相比，什么都是舒服的。他把几张钞票阴沉沉地交给我。
我略为数一下，说：“你还欠我十三块。”
他猛一推收银机的抽屉，关上了它。他认为我错误地摆置利害、主次，是活该去外面受各种罪的。他算服了我了，对我彻底放弃。
“这样吧，”他说，“你明天来拿一趟。我这里现款不多，还留着找给顾客呢。”
老板的小小报复。他知道我会为十三块钱一点不偷懒地再跑一趟腿。他面孔上有一抹朱红色番茄酱。他就要为难为难我，我至少要再装几分钟孙子把那十三块钱从他手里求出来。万一我不装孙子求他，他也以十三块钱赢了我。这种挣扎混世的生命，给予其他生命相等严酷的挣扎混世的生态环境。
我笑了笑。
理查看得挺过瘾，手指为我们继续敲着桌面。
“老板，这样吧。”我听自己油嘴滑舌的腔调出来了，“我呢，也不要你付我十三块钱了，我把这点钱全拿出来，在你这儿吃顿饭得了。”
“你不是雇员了，没有百分之二十的折扣了。”
“没关系，不要折扣也够我吃了。”
他无法禁止我这么做。他还知道我们雇员无论怎样小党大团、狼狈为奸，在这样的政治局势下，马上同盟。厨子会得到口信，知道我把老板好好给得罪了一番，他们会狠狠犒劳我，菜从质到量都会改善，我很可能把十三块吃成三十块。
我拿起柜台上的电话，心想我得找谁帮我一块儿吃。牧师夫妇都不在家，我改拨了里昂的号码。傍晚五点多在里昂那儿是上午十点的光景：他起床不久，正是两杯咖啡后神清气爽的时候。
我说：“你好吗，里昂？”
他说：“还凑合，你呢？”
“我呀？我想请个人吃晚饭。你要不要来？”
“吃什么……”
他把四周音乐的音量压了压。
“晚饭哪。”
他愣了一会儿，问发生了什么。
“没什么，就想请你吃晚饭。”
“我晚上要排练。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缺乏蛋白质、铁、锌、维生素ABCDEFG。所以我想请你好好吃一顿。”我嬉皮笑脸，声音也有点色迷迷的，里昂觉得非常可疑。
便衣福茨那副典型的便衣目光盯着我打情骂俏的脊梁。我一个髋抵在柜台上，一个胳膊肘撑住台面，在他看便出来个不正经的歪斜。
“吃了饭你要不要去看我们排练。”
“要。”
“我们排到明天早上六点。”
“好啊。”
我感到一个笑容在里昂白净瘦削的脸上绽放开来。
“那我现在换身衣服就出发。”
“现在就出发吧，别换衣服了！”
便衣看着我神采飞扬的背影。
我放下电话。我虽然失业和赤贫，但我少了一份扼制。“理查，你看见了吧，我可以多么轻松地放弃合作。要挟是需要合作的。”
我走到厨房后面，匆匆和我照面的每一个人都给我一个亲热的眼色。厨房后面是个储藏室，我们每个员工都有一个小储物柜在那里。我从我的柜子里取出一双高跟皮鞋、一把折叠伞、一本字典。字典里夹着一张纸，上面抄了几十个有关食品的单词。那时候我还想做个好侍应生，争取有个好的职业面貌和端正的职业品德。我还把一些单词写在手腕内侧，恶狠狠背过一阵。
我把这几件东西装入一个塑料袋，走出储藏室。老板等在门口，脸上已抹去了一切熟识。我张开塑料袋，把内容翻给他看：我没有拿走任何不属于我的东西。他目光直截了当随我的手插入塑料袋，细致严苛地察看连我自己都不想要的物件。他丝毫不掩饰他对人人都有贼心这一点的坚定信仰。储藏室里有一堆清洁用品和几袋大米白面木耳。他这样防犯没什么不正确，据我所知这餐馆所有人都在自己的住处用餐馆窃回的抹布。这些抹布用脏后再被带回餐馆，让一家跟餐馆有合同的韩国洗衣店收了去漂洗。
我把被他检查过的破烂一一放回塑料袋，再将袋口一系。然后我说：“你多保重啦，老板。”
他和我自己都没料到我会来这么一句。
“你也多保重啦！”他说。
“谢谢你关照——不是你，我还不知怎么养活自己呢。”话就这样冷不防地自己冒出来，“真的，谢谢你。”
刹那间老板要融化了，但他立刻控制了自己。敌对感使他强大，使他有力量去继续剔除我们身上残存的懒惰，去压榨我们体内潜藏的勤奋，去消灭我们内心尚未死绝的自尊。他需要这股冷冷的力量，这股以一服百、蛮不讲理的力量。不然他会融化，露出一个五十多岁男人的平庸原形，有普通的恻隐之心，会对这个失业的孤单女子说，哪天你实在找不着工作，还回我这里，好歹这里饿不着你。瘦小的老板苦苦挣扎几十年，总算明白那类话的虚伪，不着边际。
我回到店堂时，顾客已多了起来。理查居然还坐在那儿。他把他的风衣拿起，放在膝上，拍拍腾出的座位。我绕过他，坐在窗边的椅子上。他一点不觉得我在窘他，抱着风衣风度翩翩跟我挪了过来。
“我对你和老板之间发生的不愉快十分抱歉。”他用英文说。
“是吗？”你杀人都不眨眼。
“忽然想起来了，你今晚有没有空？”
“是你个人问我，还是代表FBI？”
我表情还是不错的，不是完全的尖酸刻薄，有一点打情骂俏。
“我个人。你别紧张……”
“我当然紧张。”
他站在那里，等我请他入座。他以为他有希望得到这个邀请。
“对不起，”他戏谑地哈哈腰，“但愿不是我让你失去这份工作的。”
“你认为呢？”我看着他。
他耸耸肩，无辜也好，无赖也好。我把脸转开，去看窗外。我的表情和姿态都在邀请他开路。
“我不知道我会让你这么紧张。”
“那么你现在知道了。”
他又耸耸肩。我突然很讨厌这个美国式动作。我知道我得罪不起他，得罪他的后果远远大于得罪老板。但我想偶然得罪一个得罪不起的人特别痛快。谁都痛快得起，痛快就是不去看后果。里昂、海青和王阿花吃不起、穿不起、住不起，却痛快得起。
“你今晚有空吗？”FBI的探子又问。他自己邀请自己，坐在我对面的座位上。
“谁在问？你个人，还是联邦调查局？”
“我个人。”他说，“我个人认为你的经历非常有趣。你实际的经历比你讲给我听的要有趣。”他标致的脸上出现一个类似好笑的笑容。
“你在暗示什么？”
“据我了解，你的经历比你告诉我的要精彩很多。”
我仍看着窗外。大街上的路灯已亮了，撒了工业盐的路面稀烂如泥，清晨的雪彻底浸透了黑色。然而在晴好的日子你看不出芝加哥原来藏着这样丰厚的污秽，能染黑一大场雪。正是下班时分，人们一大群一大群地拥出办公室大楼，拥到马路上，像刚刚从监狱放出来，急于忘掉身后，并尽快终止任何熟识的关系。
他们个个都有得罪不起的上司、同事、妻子或丈夫。他们是一群痛快不起的人。
“作为一个朋友，我给你一句忠告，争取讲实话。因为很可能会给你来一次测谎试验。你所说过的每一句话，都会请你向测谎仪重复的。假如你现在的回答和你对测谎仪的回答有出入，或者，你坚持一种回答但测谎仪显示出你在撒谎，都会带来不利……你在听吗？”
“嗯。”
“你怎么想？”
“嗯？”
“你有什么想法？”
“——都会带来不利。如果我不在乎那个不利呢？”
“你会在乎的。”
“噢。”我点着我诚实的头。
“如果你不能让谎言一致，就别说谎。因为一般人谁也不能使谎言一致。”
理查如同动了真性情似的，目光中有不少焦虑。原来他认为他和我已有了点私交，特地跑来为我通个风。他的嘴唇形状很棒，阿书把嘴贴上去，肯定会是个饱满的吻。
“你在思考我的话吗？”
“嗯。”
阿书的乳房不大，却很圆润，有种抽象少女才有的形态，那形态使人误认为它们仅是在过渡期，仅是含苞待放，还欠好大一截成长和成熟；它们甚至像发育期的少女一样，是可塑的，被对方爱抚，随着对方的期望值去成形去圆满。理查的手搁在桌上，它们也不大，用去捏压阿书的乳房十分理想。我想象那触觉，天造地设的凹与凸，体内的血液涌起，在心灵最黑暗的地方开放出一朵礼花，然后又一朵，再一朵，一朵比一朵更大，把我黑暗的心灵深处照亮了一刻。焰火礼花后最黑暗处向我肉体扩散，缤纷的落英落在我肌肤表层，成了一身冷痱子。我不知这感觉是否属于色情。我觉出体内蠕动不止的欲望，是被刚才的想象惹出的。而那栩栩如生的想象，是这个英俊便衣引发的。
“你肯定觉得这样对待你很不公道吧？”
“嗯？”
“你在听我说吗？”
“当然不公道。”你知道吗——阿书的超短裙下面是条专为你换的小裤衩，翩翩起舞的蛛网一般的花边。
理查面色一本正经。
“你可以拒绝的。”他说。
“拒绝什么？”
“拒绝测谎试验。”
“噢。”
我在思考理查的话。窗外是傍晚六点的城市，看上去却夜色已深。成千上万的脚踏在泥泞的黑雪上发出“咕嚓咕嚓”的咀嚼声。人们暂时结束了监禁，走向车站、地铁站，或荒凉的停车场。他们钻入冻得僵死冰冷的车子，感到得尽快逃离……逃离什么呢？为什么逃离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尽快逃离。一辆辆车易怒而脆弱，神经质的绝望，到处是低声诅咒和竖起的中指。他们接踵驶出停车场。
“对了，你还没有回答我，你今晚有空吗？”
我把脸从悲壮的街景转回。
“如果你有空，我想，能不能请你去看一场电影。圣诞节前有不少好电影正在上映……”
“谢谢你。”FBI买电影票吗？
理查·福茨正打算阐述一个电影，但被我打断了。
“不过我今晚没空。”
他愣了一会儿。我把礼物先接过来，再扔回去，这个拒绝的动作漂亮许多。我看到一个有可能变成友情的影子从他面孔上闪过。“我今晚要去参加一个朋友的音乐会。”
“哦。”他现在的样子蛮诚恳。他想看出我拉的这个托词牢不牢靠。“什么音乐会？”
“一个前卫歌剧。”
“几点钟？”
“十点。”里昂付不起排练室租金，往往要等一些摇滚酒吧腾出来之后，花较少的钱去使用。
“那还来得及先看场电影！”理查说。蓝蓝的目光中含有友情潜质的影子渐渐转到光线里，成了那种不知是真是假的美国式单纯。白痴一般的单纯。这单纯使他白痴似的认为，他与我除了审讯者和被审者的明了关系之外，还能有任何不伦不类的关系。他笑了。理查好看的笑是浪费。做个便衣，这样好看的笑容不是白白好看？
“我已经约了那位作曲家朋友一块儿吃晚饭了。”
理查持续那个美国男孩式明眸皓齿的笑。他笑我一招不灵又换一招。
他说：“我可以请你和你的朋友一块儿吃晚饭，然后一块儿去看电影，再去他的音乐会。”
“那我得征求他的意见。他原来只打算跟我单独约会的。”
理查的内心跑了个调。美国男孩的笑已消失，又是FBI便衣那种又酷又得体的笑了。这就是我要的。我不想受他身心内那个健朗、好看的美国男孩的勾引。我这人很容易受勾引。受我的审讯者勾引，事情会变得不三不四。
“那只好改期了。”他说，不甘心地慢慢起身。他在想，这是个什么朋友？他们的“单独约会”是什么意思？是恋爱还是即兴艳遇？会给我的侦察带来什么？……我看他脑子里的打字键噼里啪啦响成一片。
理查穿上风衣，戴上帽子。他穿风衣非常帅，有股戎马式的高雅。
“祝你有个好周末。”他打着官腔，彻底恢复成一个干练的便衣。
我说：“也祝你。”
理查走到门口，隔着转门的玻璃看见匆匆走来的里昂。里昂穿着黑色高领毛衣，外面一件破旧的摩托夹克，马尾辫刚刚梳过，不显得太与社会作对的样子。理查一看就知道我说的音乐家便是这一位。他从旋转门的另一边折回餐馆，见里昂正和我拥抱问候。
“我的手套是不是忘在这里了？”理查看看我，又看看里昂。
我忙对里昂说：“介绍一下，这是理查·福茨先生，这是我的朋友里昂。”
里昂微微点头一笑，只是为了帮我把一项礼貌做完整。理查伸出手，伸向里昂。两人都麻木不仁地讲了句“认识你真棒”之类的话。不知理查对我的介绍怎么想的，他和里昂的身份区别在于：一个是我的朋友，一个则不是。
“听说你是作曲家？”
里昂缩回手，看着这个穿风衣、穿西装、打领带的年轻男人。他想，难怪我在介绍时没提他的身份，他的确身份含混，因为满马路都是风衣、西装、领带。
理查假装有兴趣地问几句有关歌剧的话，里昂不愿无礼，有问必答。理查心想，这个自认为文化精英、与社会主流对立的小子狂什么呢？这样的艺术瘪三芝加哥的夜晚到处都是。音乐家、画家、诗人，那都是他们自己称自己罢了。理查为我担心：你可别去跟他掺和，他比乞丐只高一个台阶。他还在想，她和这个艺术瘪三到底怎么回事？得承认，他瘪三归瘪三，气质还不坏。
我把菜单递给里昂说：“你可以点这个杏仁清炒虾，因为虾是今天刚运到的，不是冰库里放了一个月的。而且因为这是个清炒菜，厨房会用新鲜的油，不然他们会用炸过乌七八糟东西的油。”
理查忽然间问里昂：“你们俩认识不久吧？”
里昂说：“给我点个辣的玩意儿，随便什么玩意儿，越辣越好。”
我说：“这儿有个香辣鸡翅。”我把脸转向理查：“要和我们一块儿吃晚饭吗？”你知道我半点邀请你的意思都没有。
“不，谢谢。很羡慕你们，能常常去音乐会。”理查说，“你们是在音乐会上认识的？”
“不是。”你知道我们没那么高雅。“我们不是在音乐会上认识的。你要不要看看菜单？”你明白就好：我的确在撵你走。
便衣福茨像是突然想起一桩急事，果断地站起身：“我得先走一步了。”他转向里昂：“改天来欣赏你的歌剧。”
里昂无所谓地笑一下。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对他的音乐买账，他绝对无所谓。我看着他俩握手，心想里昂要问理查和我的关系，我该说什么。但里昂什么也不问。便衣福茨走了之后，他马上坐回去，端起菜单认真读着，似乎刚才是个陌生人向他问路。
我们要了两个菜，加上税和小费，共十六块九角。我拿出三块九角，在账单上写了我的名字，放在桌上。想了想，把九角硬币拿回，换成一元钞票，如果里昂问我付这点钱是什么名堂，我会把失业的事告诉他。但他一个字也不问。出门后他淡淡道了声谢，告诉我他已很久没吃这么饱了。
离他的排练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沿街某家灯光幽暗的酒吧在奏音乐，是慢摇滚，旋律被寒冷的夜晚吸去，只感觉打击乐在人的内脏深处震荡。我们走过它的门口，正好有人刚进去，我看见里面满是暖洋洋的人影，一些白色裸露的肩膀浮在幽暗上面。
“你冷得够呛吧？”里昂忽然问我。
“天是够冷的。”我红着鼻子对他笑笑。
“给你。”他塞给我两只手套。
我十根手指立刻被带一丝潮意的温热所包裹。里昂单薄的体温这样直接进入了我。手套右手的食指裂了个口，上面裹了一圈透明塑料胶带。胶带在寒冷中变得极硬；我无意中以它去撩头发，感到它像刀锋一样在我脸上刮过。
“这是王阿花干的。”他说。
我怔了怔：“什么？”
“用胶带补手套。”他说，“王阿花用胶带补牛仔裤，补所有的东西。”
我看一眼里昂。他的日子里有许多东西要补：该补些营养，该补些暖和……
他又说：“我当时说，肯定补不牢的。可是，已经两年多了。”
我感觉到他脸上细腻的笑意。那是王阿花在离开他，投奔海青之前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
这时我们走到一个“自觉付费”停车场。里昂的车停在里面。一辆七十年代末的“福特”，引擎一发动它铺天盖地的轰鸣如同“攻克柏林”。车里有股年代悠久的皮革味。我坐到左边座位上，见面前小平台上有个小镜子。我拿起镜子，又想，我这是干什么？赶紧把它搁回去。这个动作让里昂看见了。
“你在想我这个车常有女人坐，是吧？”
“是不是呢？”我笑眯眯地看着他。
“镜子是王阿花的，”他说，“车上不少东西都是她的，一直想凑到一块儿给她送去，一直也没送。”
他没说什么原因“一直没送”。他非常会避开事情重要的地方。车驶出停车场，出口左侧有个竖着的木箱，高度恰抵车窗，上面有个横开的小口子，比邮箱上的投递口小几倍。按说该往里面扔两块钱。里昂根本对收款箱没有知觉。他对许多规范生活环节都没有知觉。车发出坦克的声响，在出口处凶狠地低吼，随时要冲出去攻打芝加哥。里昂微微在嘴角上用着劲，眉心被两条浓重的眉毛挤窄了。他不断扭头看着马路上过往的车，他脸上的表情像说这些驾八成新的“HONDA”、“TOYOTA”、“VOLVO”的人们惹他反感和蔑视：这个庞大而愚蠢的中产阶级，好像真有什么有趣的事等着他们，值当这样行色匆匆似的；他们无非是赶路回家，躺在长沙发上看电视或打瞌睡，吃低脂土豆片或无糖冰果冻。他的车猫在那里，终于瞅准一个空当，里昂一踏油门，就潜入了车流。
开了五分钟，里昂转过脸问道：“你想去哪里？”
我想他两年前就这样温和地迁就王阿花。我说：“我不知道，我以为你有地方可去。”
“你本来打算今晚做什么？”他又问。
“你呢？”
“我？”他微笑起来，“我没有计划赴宴。我怎么知道会有人请我吃晚饭。”
“我的计划也打乱了，因为我原先也不知道我会请你吃晚饭。”
“没关系。”
“什么？”我的头离开了车座枕垫。
“你是不是很怕失业？”他眼睛用力盯着路口的红绿灯。他连盯红绿灯也会这样专注。里昂如果没有这样独特的专注表情或许是个相貌平平的人。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失业了？”
他把车驶过路口，这期间他一直紧抓着我的注意力。
“我当然知道。”他说，“我过去常常失业。我做过起码二十家餐馆。一看就知道你给炒了鱿鱼。我是过来人，所以要你知道没什么可怕的。”
车里暖气充足，我又把脑袋靠回去。
“我来的时候路上就想，你一定给炒了鱿鱼。一听你电话上的口气就知道了。有什么可报复的？”
什么报复？我不懂他干吗用这字眼。但似乎这字眼用得颇恰当，准确地戳在某个痛处。
“别发愁，这种工作一天可以找十个。这种糟蹋生命的工作，它也叫工作？它只能算个糊口的事由。”里昂不紧不慢地说。
车渐渐加速，但能感到它上气不接下气。开了十分钟，里昂把它停在湖滨大道边上。他跳下车，绕到车后，从后排座里拎出一个塑料油桶。他掀开车前盖，车和他一块儿呼出白色雾气。我钻出车门，问他用不用我帮忙。他告诉我谁也帮不上忙，车太老了，开动一会儿，就得给它添些机油。剧烈的寒冷冻得人眼珠酸痛。我凑着凛冽的路灯光去看里昂，发现他独自在笑，仔细一看，那并不是笑容，是吃力地顶住寒冷而龇牙咧嘴。西伯利亚的坚韧生命雪狐和狼，都会生发这种类似笑容的龇牙咧嘴。大路上一群群车低啸着奔过，奔往某处去捕食。里昂的话我基本听不见。我大喊着问他：“你刚才说了什么？”
他大声地重复：“我说我一般不用车上的暖气，一用它更是毛病百出，不然这辆车一般不闹什么别扭。”
我出声地笑起来，想向他揭露一个事实——这哪里还是什么车？早就是一堆废铁了。但我又想到自己连一堆废铁也没有。
里昂回头看看我，也笑起来。他明白我笑什么。在这样的酷寒里最好保持麻木的面部表情，因为笑是疼痛的，笑把被寒冷冻固的表情硬撕扯开来。
他大声说：“你回到车里去吧。”
我说：“到车里做什么？”
他又说：“你是不是笑我开一堆废铁不容易？”
我说：“是不是不容易？”
他说：“有一次早晨起来，发现车没了。后来在废车处理场找到了它。我现在把它停在我公寓附近，每天晚上都得在后车窗上打出个招牌，上面写：这并不是废铁。”
我说：“你编笑话！”
他让我替他扶着用硬纸壳卷成的漏斗，他朝里细细地灌机油。他不解释他究竟编没编笑话，表情又变得极端专注。
他说：“不过我宁愿开废铁。”
我等了一会儿，发现他没有意愿解释他为什么有如此坚定的“宁愿”。完整的句子该是：我宁愿驾驶废铁，也不愿做理查·福茨那种中产阶级的中坚分子；或者，也不愿去干你原先那份糊口事由。他光荣受穷，穷得自豪，穷得高贵，穷出了这样雅致清秀的风度。整个物质阶级在温暖舒适而枯索无趣的TOYOTA、HONDA、BMW里面，从我们身边呼啸着错过去。我们的另一侧是密歇根湖，冰冻三尺，它银灰的冷流不断参加到由天而降的隆冬里。我想问问是否发生过冻死艺术瘪三的事件。又一想，我目前正辛辛苦苦缴着学费，挣着学分，熬着三年寒窗，争取一毕业就去做个艺术瘪三。我最好不要对艺术瘪三有不恭敬的态度。
我说：“里昂，你现在还爱王阿花吗？”
他说：“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
我们的语词在清冽至极的冬天夜晚形成一团团白色气体，好久不散。
回到车内，我牙关咬得发疼。里昂仔细地一下一下踩油门；扳手动挡，用心听车的反应。老福特哮喘着活过来，沙哑而颤颤巍巍，又驮起了我们。里昂侧过头朝我看一眼，意思是：这老家伙帮的忙还是基本大于它惹的麻烦。或者，他的意思是：你看，我和这老东西相互虐待惯了，它最后总是弄不过我的。
老福特渐渐恢复了气力，刚加到满速，一辆警车跟上来。很快就听见警车喊话，叫我们立刻停车。
“他们叫我们停车！”我提醒里昂。
“我知道。”
“你这样跟他们赛跑，肯定跑不过他们……”
“我知道。”
“那你怎么不停啊？”
“不能停。”
“你会惹急他们的！”
“我知道。”他说着打了个左拐，离开了车的激流，拐进一条住宅区的窄街。“这不能停车。”他温吞吞地说。
“为什么？”我问。
“王阿花一般在我逃警察的时候都帮我。我绝对不能落到警察手里。”
“你反正得落到他们手里。”
他巨大的老福特在这些小街上跑得相当不错，自个认得路似的。老福特一看就是逃警察的老油条。里昂除了专注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他说：“我口袋里有一点大麻，万一他们搜我身，准把我弄到拘留所去。”
“你怎么会有大麻？”
“一个朋友送我的礼物。”他秀气文弱地笑一下，“他以为王阿花还跟我在一块儿，一半是送她的。我晚上排练一般要抽几口大麻。”他口气十分家常，坚定地信赖自己的品德和操行。
“那你把大麻从窗口扔出去。”我说，“你给我，我来扔。”
“我发神经啊？这么好的东西。现在根本买不到质地这么纯的大麻了。”
“让警察逮住，你人财两空。”我说。
我拿起王阿花的小镜子，看警车上的红蓝灯闪得真像那么回事似的。警察哇啦哇啦地叫喊，不用心你一点也听不懂他们在哇啦些什么。
里昂又来到个十字路口，迎面也出现了一辆如临大敌的警车。里昂一打右舵，转到一条“不准右拐弯”的路上。两边浓黑的柏树给人温柔的假象，似乎隆冬在这里暂时休止，一切冷硬的棱角和线条都虚去了。
肥笨的警车迟疑了一刹那，跟了上来。我以为在好莱坞电影里演烂了的这个警追匪的镜头对于我永远会不切题，我永远是腻烦、鄙薄、侧目而视的一个看热闹者。而我竟会成为这场热闹本身，这大大超出我的意料。因为我变成了这场热闹的一部分，我便不再腻烦、鄙薄地侧目而视，我觉得这事还是挺新鲜、挺扣人心弦的。尤其是伴随着这个不断使自己的过错升级、从过失升级为犯罪的里昂。
老福特突然停在路边，里昂对我一摆下巴：下车。他拉开车门，下了车，我在完全没有自觉意识的情形下复制了跟他不差分毫的机敏和快捷。我所有的知觉只够感觉里昂紧攥着我的手。他手心的冰冷从一层羊皮手套的那一边传到我手心上。
我不久发现和里昂已在一家咖啡馆里。昏暗的灯光使每个桌上的人都成了密谋者。我和他侧着身体穿过桌腿和人腿。朦胧中感觉所有的人都对里昂不陌生，给予他知情者的会心微笑或会意一瞥。空气中有股廉价的菜汤气味，比我们餐馆的汤更廉价。奶油蚌肉汤，或者蔬菜通心粉鸡汤，不然就是豌豆汤。廉价到这程度，气味就没什么太大区别了。
直到这时我才感觉到刚才的疾跑。我和里昂窜得贼快，如同一对手拉手的兔子。寒冷就在那段飞跑中被我们摆脱了，连同警察们。
里昂看看我，苍白的脸上有了浅红的微笑。“嘿，行啊你。”
我笑笑。“那车怎么办？”我问。
“现在它正落在警察手里。他们正在翻我的抽屉。抽屉里有四年前买的车保险。噢，还有一打罚单。起码有一打。”
“他们接着会对你怎样？”
里昂耸耸肩。他把这个美国式动作做得非常忧郁、非常低调，因而有一点优美在其中。这个动作原是可以被人做得天差地别。就像芭蕾，每人都把一套规范动作做成自己的版本。里昂就那样轻轻一耸肩，把一帮子凶猛庞大的芝加哥警察得罪了。这个耸肩的动作之所以有一点优美是因为它很配里昂。
“他们会把老福特拖走吗？”
“很可能。假如他们算算费用，认为还合算的话，就会叫辆拖车来把它拖走。我反正不会去交罚款。所有罚单加在一块儿，比车值的钱多好几倍。”
我想着熊头熊脑的警察们围着缴获来的老福特打转，看看它的深灰色身躯处处疮疤，靠近车轮的地方，铁皮锈得血肉模糊，溃烂失形。他们为它居然能挪动感到惊讶，为能驾着它在他们眼皮下飞窜的里昂感到佩服。他们最终抄走了车号和某张罚款上的地址和一切有关里昂的资料，心里完全明白里昂是最痛快得起的那类人；里昂惹得起所有人，包括有着大明星声望的芝加哥警察。
这时我发现我的手仍在里昂手里。两个手温度都很高。我觉得手和手握在一块儿可以是没什么含义的，这个国家的男人女人不加细究地接吻、拥抱，因为没有含义而毫无负担。如果我现在猛一抽手（或轻轻一抽手）含义就来了：我和他都会对手拉手这个无邪的动作追究，会觉得必须为这个动作命名，为此动作对我们自己做个交代。
里昂眼睛盯着墙上的一幅画。我见他睫毛挺着锋芒，朝向这幅没什么道理的画。他这样看它，我便有硬要去看它的道理了。半分钟之后我突然看出，它是王阿花的作品。一些色块，一些笔触，然后一朵玲珑剔透的殷蓝的鸢尾花和一只香槟酒杯，上端碎裂得差不多了，只有一根细弱的杯颈和脆薄至极的杯座。
这样，我们手拉手这桩事便更没了道理，对于我们自己更是无从交代了。
一个侍应生过来对里昂说：“王阿花和海青昨天晚上来过。”
里昂朝这个讲标准芝加哥英语的亚洲小伙子看一眼。他对所有事情的反应就这样淡，表示：“我听见了。我知道了。”
侍应生又说：“两个人？”他看见里昂拉着我的手。
里昂的左手从右胸的口袋里掏出个信封，说：“我们一会儿就走。那里面有大麻。”
侍应生把我们领到一张小桌边。这桌可以安置四个人，已有两人在下围棋，棋盘上的沙场正是难解难分。俩人正在你死我活，因此对他们不合理侵占的空间表现出绝对的无辜。
我和里昂试图在他们余下的有限空间坐下来。里昂问我会不会下中国围棋。我说我哪会有这种时间上的奢侈，里昂不去听我话里的不赞同，只告诉我他和王阿花就在下围棋的时候认识的。我想他告诉我这些是什么意思呢？但他面孔上明明没任何意思。他将我的手搁在他膝头上，他自己的手按在上面。我的手在皮手套和他手掌的覆盖下开始出汗。他的眼睛看着棋盘。侍应生端来两杯加冰块的白水和四十块钱钞票，里昂一概不理会，眼睛和全副精神都在那盘棋上。
“里昂，你和王阿花谁赢谁？”我问他。
他说：“嗯？”
他转过脸，看着我。我本想把话再重复一遍，可又一想，还是拉倒。
他看着我，等待我再问他一遍。
我笑笑。
他慢慢转回视线，又去看围棋。他当然听见了我的提问，但他认为我那样装作没事、装作不想刨根问底、装作对他和王阿花毫无女性的天然妒忌是愚蠢的。他转过脸说“嗯？”是给我机会把话问得聪明些。然后我便感觉他的手心有了些轻微的动作，似乎用着一股内向的力量，一股不想让我和他自己察觉的力量，抚摸我的手。因为他的动作是内向的，于是也就不完全具体，我和他的手之间相隔的皮手套因而便是不存在的，回答直接进入了我的询问。因此我和他之间相隔的皮肤、血液、躯体，也不再存在；我和他之间相隔的两个下棋者，以及一整个盛着上百号人的空间，都不复存在。一个个体和另一个个体之间，竟有如此的捷径去相遇和相识。他似乎感到了我的反应，尽管我认为自己一动不动。他手心的动作更微妙，而我想要的回答全在里面了。我作为一个女性灵肉所追问的一切，他作为一具男性灵肉都一一做了解答。我不知我问的都是些什么，但他的回答无一不准确。这个过程如同两个导体的沟通，最内在最精确的沟通，不需要借助任何物质形态的线路或渠道，不必去物质世界先兜个圈子，绕趟冤枉的弯路。
原来什么都在其中了：为此动作命名，为此向自己做交代，全在其中，而“其中”，便是完整的一大片省略。或者：忽略。
我不必再去看他的脸，去寻找他眼中的回答。他的脸和眼睛都是要让我兜圈子，走入歧途的。
我感到一股陌生的渴望突然爆发，又立刻被他满足了。紧接着又是更强烈的一股渴望，他再次给予了满足。怎么会这样呢？难道这不就是两只手的活动吗？他持续给我的回答和我持续生发的渴求使我感到这经验奇异得可怖。我不是个毫无男女经验的女人啊……
我开始领会“沉溺”是什么意思。王阿花感到“沉溺”的威胁，而走向海青。王阿花是晓得厉害了。她在这里第一次见到这个清俊的亚洲男性，他抿着嘴唇和她下了大半夜的棋。他离开时她的手便被他牵住，她把自己所有的方向都交给了他。他把她牵进他的车内，那时老福特还没有彻头彻尾地苍老。那是个夏天的夜晚，一定是夏天。二十出头的王阿花只有十六岁的小脸蛋和十五岁的不谙亲吻的嘴唇。王阿花以十四岁女孩的动作，又笨拙又幼稚又积极地噘起嘴。他们的一个亲吻延续了六七个月。他们不像所有美国适龄男女那样瞎挥霍。一个吻的滋味可以无尽。里昂和王阿花肯定在六七个月之后才把吻全面完成，才迈出下一步。冬天的王阿花还是每周三次和里昂下围棋。他们的肉体在你包围我、我包围你的黑白棋子中渐渐预备就绪。裹在放羊娃大皮袄里的王阿花肯定是缓缓地抬起头，看着里昂。里昂放下最后一颗棋子，喝干杯子里最后一口白开水。他牵着她的手走出去，在走往停车场时，她的每一步都是一步小小的溜冰。里昂在启动极难启动的老福特时专注至极，跟我在今晚目睹他亡命时一样专注。俩人灵和肉的相融持续进展。他们偶尔讲一句他们自己也不懂的谈话，跟正在进展的事毫无关系。比如里昂问：“冷吗？”王阿花回答：“还好。”或者里昂说：“六个月前你下棋赢我的次数比现在低百分之二十。”王阿花说：“不对，现在我至少和你输赢各半。”他们说归说，毫不影响事情的进展。王阿花头一次感觉到下腹的抽搐——又深又内在又温存地来了一次抽搐。一些她从未意识到的肌肉运动起来，也是循着同样的内在、深奥、温存的律动。她觉得原来“不可扼制”是真有其事。她也第一次感到扼制“不可扼制”是难以言喻的美味。事情露出了最初的形状：肩、胸、腹部和小腹下的朦胧。王阿花和里昂摸黑认识着对方的肉体，那场爱抚从冬天延续到春天。初夏的一个夜晚，王阿花穿着白色T恤衫和蓝色牛仔背带裤，裤腿是一圈毛边，双膝还好，还没有太千篇一律地掏两个洞，而是磨薄了百分之七十，剩了些白色的纬线，如同神经一般牵住创口。她染了头发，染成了最深的李子那种紫黑色。她的小脸蛋白得如同一片阿司匹林，一边吊一只红色的玻璃耳坠，晃来晃去成了两大颗永不凝固的血珠。里昂眼里，王阿花不再作为他的女朋友存在了；她这天晚上开始作为他的理想存在。她跟另一个棋手下棋，静得如同坐在那里死去了，只有两个大血珠耳环活蹦乱跳地晃，晃得里昂脸色惨白。他眼里的王阿花可爱得命也没了。他不动声色，看王阿花在棋盘上战斗，竟然一反常态地指出了她的一步潜在的好棋。他说：“这样走，苏珊娜。”所有的人都吃惊地瞪着里昂——难道这小子突然忘了这里棋族的门规？里昂站起身便走了出去。跟一只犯了群规的雁，不等着雁伴儿们来轰它走便自己知趣消失掉。他在门外等了一个多小时，王阿花才出来，白衣白脸，一牙新月似的轻轻把手伸给他去牵。他们第一次来到里昂的住处。那夜，他们的事情正式结束了长长的优美序曲。
我看着里昂的侧影，专注得睫毛如同暴风雨前的草尖。我的手在他下面稍稍一动，他便迎合上来，让我们都换了个姿势。他物质的生命专注在棋盘上，他其余的生命专注于我。似乎这专注从我见到他不久就开始了。无论多少事插进来，都没有打断这专注。
我这样设想下面的谈话——我说：“里昂，我告诉过你，我有一位未婚夫，我们很相爱，他为了我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我是说，失业；我记得我告诉过你，美国国务院有规定，美国外交官跟来自共产党国家的人发生正式罗曼史，就必须主动向安全部门交代……”
里昂会瞪着眼等我说下去。他一直等我兜完圈子，兜开一大堆的不相干，终于到达了事情的要领。而直到我嘟嘟哝哝全讲完了，他还是找不着要领。他会继续无辜地瞪着我，认为很可能是我的英文表达差劲而造成他的不得要领。我用了那么多“因为”、“但是”，他完全看不出逻辑。我有未婚夫，这和他有什么矛盾呢？我将和我的未婚夫结婚，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呢？我和我的未婚夫相爱，难道他里昂有半点企图要取缔，或者取代？我喋喋不休在澄清一个对于他始终没有混淆过的事情。他瞪着我，我明白他瞪着我的意思：从一开始我就以为你懂，现在你把我胡扯到一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里去了；你的胡扯让我想到人世间俗不可耐的那桩事情，人们管它叫“三角恋爱”。里昂会觉得好笑，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讲清自己的身份，这样的强调不得不给他也划个身份，而给他划定的身份跟他文不对题。
这是必定的局面。
我第十次把话咽回去。
他突然回头问我：“你渴吗？”
我端起玻璃杯，里面的冰块叮叮叮地碰撞，发出迸裂的细小声响。
他说：“要不要一杯血玛丽？他们的血玛丽做得特臭，只有万不得已我才会喝。”
我告诉他有水喝就很好。他不再坚持，但他看出我有一点分心，我心里那股湍急的欲望搅得眼神涣散：是想得到更多、更明确的他；是想有个明确的动作来划定我们的身份；是想延长这朦胧期，或想终止这朦胧期。我想说：里昂，我们这种秘密感觉最终是无法向我们自己保密的呀；你不命名它，它终将也会有一个不可抹杀的名分；你不可能一直朦胧过去……而我知道这些话一旦说出口就会要多蠢有多蠢。里昂的音乐、王阿花的画、海青的雕塑都让我有些懂得他们这类人，就是不去给情感、感觉、心绪，甚至行为、活动命名的一类人。他们尊重这些感觉和行为，就原原本本地尊重、原原本本地转达给别人。世上有多少没有名目的情感、感觉和动作啊！
我对于他们，或许是个把一切都以文字命名的蠢笨的人。
我看着里昂放在我手背上的手。这手七岁起开始把无法命名的感觉敲到钢琴键里。里昂告诉我，他是个很不怎么样的钢琴家；当他每每意识到自己不能老老实实做个钢琴家，他就宽慰地想，我毕竟还能作曲；当他每每承认自己不能心甘情愿写些如歌如泣的旋律出来时，他宽慰地想，我毕竟还能弹弹琴。他告诉我他两样都很初级，因为只有程式化的训练才能使人走向高级，而他仇恨程式化的训练。他说世上没有一个旋律是独立的，每个旋律都有其他旋律的感染；每个旋律的父亲都是个疑点。他跟我在电话上不止一次地感叹：世界上要没有这些经典作品该多好——它们像个取之不竭的巨大精子库，向我们甭管多么纯洁的血统暗暗输入精子，你永远也闹不清你辛辛苦苦九死一生分娩出来的是谁的杂种。
门口进来一对男女，男的穿着毛料大衣，里面必然是西服，很可能还是三件套的西服，领带结得端正至极，扭头、打嗝都不行。女的头发上喷了太多发胶，眉毛修得太整齐。一个律师（或会计师）和一个办公室前台小姐（或律师助理）。俩人一看室内的气氛就对视一眼，都认为这不是他们来的地方，这地方不安全。他们听说了一家有名的咖啡馆叫“无出路咖啡馆”，本想来探探险，如同文明人对非洲或南太平洋岛国的赏光。但他们一进来就发现这里的人不是在玩野蛮，是真格野蛮。他们个个抽大麻，创作得罪大众的诗或画或音乐，或者干脆不要任何得罪人的形式，就专门跟大众作对。
一个女子走上舞台。说是舞台，不过就是圈起的一小块空地。白热的一束光从她头上浇下来，她打开一个纸卷，开始念上面的句子。句子卖弄着无道理和无逻辑。她的头发也染成紫黑的李子颜色，穿件深绿的天鹅绒短裙，腿上套着紧腿裤和带一圈穗子的牛仔靴。
那对进来不久的男女听了一会儿女诗人的大麻嗓音，恶心地笑了笑。他们想，这些人认为精神世界靠他们推动呢！仅仅五分钟，他们就受够了这家著名的“无出路咖啡馆”。最后看一眼把叫床认为是诗朗诵的女才子，拜拜了此地。
里昂看那个被灯光淋浴的绿衣女子眯起眼，仰着头，词语被她吐一半吞一半。他眉头微微蹙起，调开脸。他也受够了这类玩意儿，他认为正是这类毫无天才，永远不求甚解的一大批败类要对前卫艺术的不良名声负责。
里昂拉着我的手走出门。几年前他就这样拉着王阿花的手出了门，走到带有大麻气味的小街上。他这样拉着我的手，使我误认为我很年轻，年轻得对一份无名目的感觉还享受得起。
而他没有像吻王阿花那样吻我。因为我不是既幼稚又积极地噘起嘴的王阿花。里昂大概知道我在男女方面有一定的底子，我的一切都被他的手调动到了最佳状态，吻会离后果太近了。而他明白我不像王阿花，我是个立刻要追究后果的人。
他只是在早晨七点我们一同走出他排练的那家摇滚酒吧时，无言了好一阵。然后脱下我右手的手套，吻了一下我的掌心。你弄不清他这是开端还是告终。他仔细替我赤条条的手戴上手套，一面说：这手套就给你戴吧。我还有另外一副。
他没有送我一程。我掌心上他的嘴唇松弛而柔软，少女似的，那吻却极深极深，他对王阿花百般心碎的感觉，全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