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休了个很好的假期？”便衣福茨声音悦耳。
“很好。”我就知道你会打电话来。你够准时的——晚上十点。
我知道理查什么都清楚。他也知道我知道他如何清楚。他和我都不徒劳地假装彼此周旋很有必要，因此我们干脆不玩“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游戏。
“戴维斯先生怎么样？”
“很好。”
“那就好极了。”
我等着他完成他的礼貌。
“我也带着我的女儿出去小小度了个假。我告诉过你吗？我和我的女朋友领养了一个韩国小女孩？”
“噢。”这事不是流行很多年了？
“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典型的亚洲娃娃，你该看看她那头发，又黑又密！”
“噢。”
“她是个非常不幸、非常可爱的小女孩。她已经和我们一同生活了半年。我敢打赌她将来会很有个性，智力的发育也会……”
“太好了。”
“可我还没结束我那句话。”
“很抱歉。”
“没关系！她现在一岁了。你知道她最爱说的词是什么？”
“是什么？”
我翻了一页书。这本书要在明天上课前读完。
“她最爱说的词是‘不’。”
“噢。”
“我们觉得太有趣了，一个一岁的孩子往往最爱说‘我要’——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这个孩子恰恰是不要这个，不要那个。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
“一个从贫穷中来的弃儿，却会说‘不’。对了，你怎么不问她叫什么名字？”
“噢，她叫什么名字？”这一页里居然有三个生词。
“她叫Sunny，阳光灿烂的意思。她不是个一般的孩子。离开孤儿院大部分孩子会哭的，她就是不哭，很可能她心里对孤儿院有看法。她好像对许多问题都有看法。今天早上我给她吃混合奶，我自己去读报。等我读完报，发现她根本没动奶瓶！因为她对我读报纸不理她这事有看法。你看！”
我不知他说的“你看”是什么意思，要我看什么。看他的国际襟怀？看他如何正常地、有人情味地做人？跟美国大部分中产阶级一样，有着接济全人类的志向？
“好像美国挺时兴领养韩国小女孩的。”在字典上查到的词意颇模糊，令人难以满意。
“……”理查说，他的话擦着我的耳朵过去，成了白色噪音。
“没错。”还是该把生词写在小纸片上，贴到墙上去。
“……真的非常特别。”
“是吗？”
“……我的女朋友出生在美国。你有韩国朋友吗？”
“真的？！”这屋的墙已不再秃，贴满各色纸片。动词：黄色的；形容词：浅蓝的；副词：淡灰的；名词：绿色的。“对不起，你说到哪儿了？”
“……像她这样的弃婴都会讨好他们的养父养母，他们没办法，这是弃儿的本能，他们潜意识里的求生本能。所以弃儿总是很会察言观色，讨你欢心。这是他们建立自我防卫的唯一方式，也是他们表现感激……”
“没错！”
“什么没错。”
“无论你说什么，都没错。”
“可你打断了我。”
“我打断了吗？”
“你是不是不爱听我讲‘阳光灿烂’的事？”
“很抱歉打断了你。”
“没事。大概做父母的都有这个毛病，吹嘘他们的孩子。不过我并没有吹嘘‘阳光灿烂’。她的确没有那些弃儿的毛病。好像她不怕得罪我们，甚至不感激我们救了她。”
“你希望她感激吗？”
“这不是我希望不希望的问题。是她非常、非常独特。你说呢？”
“当然。”从五十年代中期，著名作家赛珍珠开始了这场拯救弃婴的神圣事业。她受不了美国士兵们打扫战场之后在无数韩国姑娘腹内留下种子，然后拍拍屁股回了美国。赛珍珠到处演讲，口干舌燥地动员人们掏腰包，给予千万个“蝴蝶夫人”一些关照。女作家已两鬓斑白，她将美国士兵们造的孽一一补偿，将他们留下的残局慢慢收拾，一直收拾到理查·福茨的小女儿——“阳光灿烂”。白发苍苍的文学女泰斗伸出强壮的双臂，展开老祖母的拥抱，呼唤着：救救孩子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的孩子！救救美国的孩子，救救美国良心……
“‘阳光灿烂’不喜欢花，但很喜欢树叶、树枝；她也不爱玩具，但特别爱我的钥匙！你说她是不是很逗？”
“很逗。”
“我觉得非常幸运，能有这样的孩子，不过‘阳光灿烂’也很幸运，我们真心爱她。我已经开始为她储蓄教育经费了。你知道吗？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得二十多万！”
“我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我们又没在打扫战场的同时在无数女性体内继续兵力驻扎。
“我相信‘阳光灿烂’将来一定会让我骄傲，一定会……”
“我也相信。”
“真的？”
“真的。”
“谢谢你！”
“哪里的话。”
便衣福茨变得很动情。他辛辛苦苦寻觅我的行踪，问候我的归来，准时给我打电话，就是要向我抒发他这番激情。我甚至被他的激情感动了，因为我听出他动真格的了。虽然这激情和我无关，但我不忍提醒他。他这样一个整天忙着逮人、忙着审讯的便衣也难得这般激情。我甚至在他的话音中听出了诗意。他说韩国女婴的到来让他想到那个著名的圣经故事，他说世上多少美好善良浪漫的故事就始于这样一个躺在竹篮里的婴儿，顺水漂流，漂到幸运之岸。漂到美国之岸的女婴“阳光灿烂”当然是幸中之幸者。我心想，真难为他了，整天操持的都是血淋淋的事务，倒还未泯一腔诗意。
我的现实如此地缺乏诗意。或说诗意对于我的现状毫不切题。我需要多挣一些钱，需要睡足觉，争取不拖欠房租，争取上课不打瞌睡。这时我听理查说：“还有你。”
我说：“啊？”
他说：“你也是个顺水漂来的孩子，漂过太平洋，漂到我们的海岸。”
他这样诗意真要我命。三十来岁的便衣福茨原来也可以满口文艺腔。
“对不起，我明天有课，今晚必须读完这本书。一千多页。”
“什么书？”
“索尔仁尼琴你知道吗？”
“当然！”
他不大高兴我这么提问，似乎挺挤对他。
“我正在读他的传记。”
“他也是漂来漂去，终于漂到我们的海岸。”
“你是说索尔仁尼琴？”
“你不同意我的比喻？”
“同意，同意。”你那比喻是，偌大个索尔仁尼琴被盛在竹篮里，随波漂流。这个比喻可不怎么样，比较恐怖。而且巨大的婴儿一从竹篮里站起就骂美国的大街。
“对了，下次我想听你谈谈你的父亲。”
“好的。”不过我真想跟人讲的，或写的，是我的母亲。她从家里出逃，去拼打男人们的天下时，还不足十六岁。你怎么一字不问我这了不起的母亲……
躺在床上，我一遍遍回忆我上次讲了哪些有关我父亲的话。不能说错一句，错了一句就会被认为是谎言。我看着外面路灯的灯光从百叶窗缝投射进来，把完整的黑暗拉成一丝一丝。牧师夫妇开始做爱了，他们逐渐调整了方式，为了我好，他们现在闷声不响地作乐，在黑暗中不分你我，仅是地板的微微颤悠传到墙这边来了。黑暗似乎隐去了一墙之隔，他们把我容纳到他们健康、年轻的夜晚活动中去了。
我快要在别人的节奏中睡去时，主卧室的门打开了，先是牧师进了浴室，然后，是他年轻的妻子。水声飞溅，如同年轻的笑声。不知我母亲最初热恋我父亲的时候，是否对做爱有过如此的兴趣……
我母亲从芦苇遮蔽的小路一步登上两丈宽的大路，回过头，扶疏的芦苇已愈合如初，不再有退路可走。除了我之外，母亲村里的人没有一个能找到殷家三小姐的下落。十六岁的母亲从来零嘴不断，出村子前还在杂货店买了一包梅子。出了村，又叫住一个卖熟老菱的，用她的绣花手绢兜了一斤老菱。我知道，只要顺着小路上的菱角壳、梅子核寻下去，便能找回秘密出逃的母亲。
母亲从来没走过这么长的路。要不是她准备了充足的零嘴一路给她打岔，光是走这段路的无趣，也会烦得她受不了，到不了路的三分之一，她便会对自己说：算了算了。她这时找了块土包，把原本包菱角的绣花手绢铺上去，这才提一提旗袍，坐了下去。她穿着棉纱长筒袜，不像城里少奶奶的丝袜那样薄，也是精纱细纺的。走了十多里地，母亲感觉袜子从膝盖褪到小腿，又从小腿褪到脚踝，绝大部分的路途，她是把两条长筒袜踩在脚心走过来的。若没有零嘴分她的神，母亲不可能受得住缩成两团、硌得要命的长筒袜。
母亲把长袜子从脚板下面一路拉上来，拉得平整光润，她心里一阵难以言喻的好受。她眼睛向路西头望着，手把鞋子提起，仔细倒尽里面的沙土、草根。然后她从随身挎来的蓝色印花包袱里，拿出一块光洋。余下的还有九块光洋，它们都没了之后她靠什么吃饭，她是不去想的。我母亲主意很大，九块光洋之后的日子她肯定过得下去，并过得不差。
路的西头来了辆汽车。车顶上绑着四五个皮箱，十多个铺盖卷。车子蓬头垢面，四个轮子上肥厚的一层泥土，使它看上去肿胀、笨拙。我母亲朝它挥一下胳膊，汽车在她面前停下。她回身弯腰，去拾那条垫在土包上的绣花手绢。我知道母亲无论在多么十万火急的情况下，都不会脑子一热丢失一条手绢或一枚发卡。她问五十多岁的司机：“老师傅您可是去南京啊？”老师傅说：“是啊，你打票没有？”母亲松开五个手指，下巴一偏，掌心上是一块光洋：“老师傅，这个够不够我打票啊？”司机说：“这么大的钱我到哪里去给你找钱？你没有零钱吗？”母亲摇头笑笑。车上的人个个都在睡觉，这时有两个人醒了，看见有人在钱上作了难，便立刻眼一闭，心想，等他俩扯皮扯完了我再醒吧。
老师傅说：“那就对不住了，小妹妹，你走到县城去搭车吧！”
我母亲说：“有多远啊？”
老师傅说：“三十来里地。”
他这样讲的时候脸上那点儿不忍马上被母亲抓住。她说：“老师傅，你看太阳都偏西了，你舍得我一个人走三十来里地呀？”
老师傅看着这个俊秀的女孩，他是舍不得的。他说：“回头到了南京，你补张票吧。”
我母亲说：“谢谢老师傅！到了南京，我买鼓楼的臭豆腐请你吃！”
老师傅笑得呵呵的。车就开上路了。他朝一个空座也没有的车厢喊：“大家挤挤睡啦，给这位小妹妹腾点地方坐！”他喊了三遍，谁也不肯醒。他便拿了个铅桶，底朝天搁在凸起的引擎旁，又把自己一个烂棉袄铺到铅桶底上。我母亲坐了下来，把那块光洋仔细塞回包袱。她知道搭这趟车她一文钱不必花了，老司机方才叫她补票的话，是讲给全车人听的，是向他们表白，对这个乖巧漂亮的小姑娘，他毫无偏心眼儿的。
我母亲并不多话，只是有问必答。
老司机问：“是在南京读女子中学啊？”
我母亲说：“是的。”
我晓得母亲受的全部教育就是四年私塾。她在最初闯荡世界的时候，不讲实话，我完全赞同。我母亲真是个聪明过人的少女，她表现出的大方、沉着，让人相信别说她熟知南京，就连上海十里洋场都不在她话下。我认为她身上唯一的可疑之处就是那个乡气十足的印花包袱。老司机也觉得那小包袱有点坍这女孩的台。
老司机说：“你是来走亲戚？”
“是的。”
老司机从头一眼看见这女孩，心里就在骂她的父母：这样一个女孩，怎么就舍得放她到乡间村野来。碰不上土匪碰上人拐子，那不可惜了她的知书达理、上好家教？她穿一件浅蓝布旗袍，黑布鞋，两根辫子绾成两个圈，城里女学生要是不剪短发，一般都梳这种辫子。
老司机说：“家住哪里呀？”
我母亲说：“鼓楼。”
她就知道一个鼓楼、一个夫子庙。夫子庙给日本人烧了，她是晓得的。所以对于她，南京也就只剩了鼓楼。
老司机说：“家里老人都好吧？”
“都好。”
我母亲心想，就因为老人们个个都好，都太硬朗，我才不要这个家了。四代人三十来口，挤在一个姓氏下，困于一座大屋中。一顿饭要从上午八点做到中午十二点，每个人才有希望吃饱。一个老虎灶的烟囱要不断冒烟，每个人才洗得上澡。我母亲的一个姐姐嫁出去了，一个嫂嫂娶进来了。两个不比她年长多少的女子就变得隔了代一样老，接着就挺起了大肚皮，接着就当着一大家子敞开怀拽出长形的奶子，塞到小毛头嘴里。我母亲觉得她们眨眼间变形的长形奶子是她头一个不想要的。好好的奶子说变就变，变得那么丑，她们连大敞着怀也无妨了。我母亲在她的姐姐和嫂嫂又呆又直的目光里，看见她们的满足：那种对自己的未来完全熟知的满足。她们的未来就像通往井台的那条小路，一共两个弯、三个坎、四个台阶，她们闭着眼都走不错。这是令她们踏实的好事，令她们两眼瞪着二尺远的一处空白，心里一个心思也没有；偶然有的个把心思，无非是一个成色好的玉镯，一块杭州绸料，一条南京来的云片糕。等她们把孩子从胸前换到背后，她们便再次大起肚皮来。
我母亲第二个不要的，就是她们的杭州绸缎小褂，她们的玉镯，以及她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相好。她们的丈夫和相好在我母亲眼里都毫无区别：梳着分头，穿着长衫或短衫，聊天的时候总是每隔几分钟往地上啐一口唾沫。他们还是能让女人们有面子的男人，不必做下田的泥腿子，顶多押车到县城去卖卖茶叶或蚕茧或挂面。
按主次排下去，我母亲对殷家大瓦屋中每样东西都摇头撇嘴，实在看不上。唯有一样东西，是她在半年前打算离家出走才决定不要的。那是五百两黄金，是殷家的头一任家长留下的。那位祖爷爷和我母亲隔着四代，据说没任何人知道他从事什么挣下了家业和那五百两黄金。村里的老人们有见过他到来时的模样，他一身洋服很像是借别人的，完全不合身。还戴个不伦不类的礼帽。老人们说他来了不久就买下田亩，盖起房子。殷家的人都听我母亲的祖父说，祖爷爷一训话就说他的五百两黄金将落到哪个儿孙手里，要看这些儿孙的出息，更要看他们的孝敬程度。直到祖爷爷咽气，儿孙们没有对他回过嘴的。但祖爷爷咽气是他独自咽的，一早起来儿孙们发现老头儿在自己床上谁也没惊动地走了许久了。他从来没告诉任何一个儿孙，五百两黄金存放在何处。因此，孝期一完，大家便悄悄地行动起来。翻箱倒柜，一寸一寸地敲墙，一块一块地撬铺地的青砖。三年后，大家意识到悄悄分头去寻找，是分散智力，不如让聪明搭起伙来。果然进展出现了：在祖爷爷床板的背面，钉着一个木匣，打开，里面有些洋钞票，还有几张照片。照片上的祖爷爷很年轻，和七八个年轻男人站在一起。那些年轻男人都穿着不合体的洋服，全戴不伦不类的礼帽。殷家儿孙们把洋钞票拿到县城银行，鉴定下来说是美国钞票，数额小得不够他们一行人的盘缠。
那以后殷家子孙没有往外搬的，女儿们嫁出门，也常常回来，看看五百两黄金是否有了线索。阴阳先生请了四个，按他们的招数抽干过渠和井，殷家的大鱼塘也弄了几回底朝天，一两黄金也没找见。
我母亲是殷家头一个想开的人。她在某一天突然看见三十多口人的一家子全是眼神呆滞，心不在焉，满脸的无所事事，她想，他们此生就剩了一件事的盼头了，就是等着五百两黄金被发现的那一天。我知道我母亲从来就看不起这家里的任何一位男女老少，而她从来没像那个瞬间一样感到恶心。
她想到曾经在镇上看见的两个姑娘，她俩是镇上医生的女儿。她们给父亲做帮手，戴雪白的口罩，头上顶个馄饨帽。她们进过县城的卫生学校，所有人都叫她俩“卫生小姐”。她们从来不穿绸缎，不穿绣花鞋，总是一身细布旗袍，冬天阴丹蓝，夏天浅蓝。她们从来不戴玉镯耳环，远远走过，人们闻到一股好闻的药水味。人们都说那是“卫生香”。我母亲看见卫生小姐的时候只有十岁。她开始拒绝艳色衣裳就是那年。在她十五岁半冬天的下午，她想，她得放弃那五百两黄金了。我当然清楚，我母亲这只井底之蛙在做这项人生选择时，只有两个参照，一个是等待发掘黄金的三十多个殷姓子女半痴呆半瞌睡的面孔，一个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两个卫生小姐。我母亲认为卫生小姐的魅力大过黄金。
我母亲坐在铅桶底上，屁股硌得生疼。她却一动不动，两个胳膊肘紧紧压住膝上的印花包袱。包袱里的十块光洋，是以这个转折点到广阔无际的未来的唯一保障，是她十六年来积攒的压岁钱。她一分钱也没有乱花过。我母亲可以为一个她自己也不认识的野心克己修性，做到极致。我也不知道什么世面也没见过的母亲，从哪里来的坚定信仰——她一定会有一番宏大的女性事业。我不能要求我母亲超越她的局限：凭她自身去成就自身。她能想到的最了不起的事业，就是通过一个男人来成就自身。我来点穿她吧，我母亲在开往南京的长途汽车上一心一意想的，就是去擒一个有大本事的男人。至少像殷家祖爷爷那样的男人。她想她要好好擦亮眼睛，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把那男人找到，抓在手心。
汽车到达南京的时候，天已黑了。所有旅客下车后，老司机说要把我母亲送到家门口。
我母亲说：“谢谢老师傅，南京我熟得很，丢不掉的。”
她轻盈地跳下车，在一盏盏路灯和阔叶梧桐之间，时明时暗，走出了老司机的视野。
我母亲走过街边一家小食铺，铺里一共六张方桌，张张都满，她正要退出去，靠近门的一桌客人叫住她。叫她的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子。她笑嘻嘻地问我母亲：“你们南京人都爱吃些什么？”
我母亲看着她，满脸的莫名其妙。
她见这女子穿件黑白细格子旗袍，淡淡地化着妆。她身后的桌上，是两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子，还有个戴着眼镜的男子，口音都有点儿南腔北调。
穿黑白细格子旗袍的女子问我母亲是不是在找座，我母亲点点头。她便拍拍那条长板凳，叫我母亲同他们一块儿坐，顺便告诉他们南京有哪些东西好吃，味道又不怪。
我母亲把从她父母、叔婶、姑姑、姑父那儿听来的食品特产，一五一十告诉了他们。这当中她发现那个戴眼镜的男人瞅着她，觉得她很好玩似的。她看见男子面前摆了一本簿子，半寸厚，是手工用针线钉成的。
他们按照我母亲的推荐点了菜，请我母亲一块儿吃。我母亲想，跟着他们不花饭钱，说不定住店钱也能省掉。我对我母亲的直觉十分佩服，她和任何人接触，头五分钟就能确定此人将给她多大益处或害处。她立即确定这四位外省人不会给她太大害处。一边吃着饭，我母亲听他们谈着她不懂的事：文明戏、剧本、角色。她在席间也弄清了几个人的姓名。穿黑白细格子旗袍的女子姓魏，戴眼镜的男子姓刘。魏小姐不时讲到的事就是“刻钢板”。她很快弄清，所谓“刻钢板”就是写字。
我母亲突然说：“我会刻钢板。”
四个人一块儿扭过脸：一小时不到，他们忘了她的存在。
刘先生说：“你刻过？”
“嗯。”
魏小姐指着刘先生说：“当心，他很会剥削人的！”
刘先生不搭理她，拿出一支笔，对我母亲说：“来，写几个字给我看看。”
我母亲从来没见过这种笔，带一个帽子，旋下帽子，笔尖上居然没有毛。但她一点儿也不露她的孤陋寡闻，她不去接笔，对那刘先生说：“你先写几个字，我照着你的字写。”这样一来，我母亲马上看见这杆笔的全部功能：墨原来是装在笔肚里，它自己溢向笔尖，落到纸上。她心里冷冷一笑，原来外面的一切反比家里容易，城里人的事由竟比乡下好混。她一挥而就地写下了几个字。四个人立刻说：“不错不错，蛮像样的行书。”
刘先生说：“可惜呀，我雇不了你，你要在上海就好了。”
我母亲说：“你们都是去上海？”
他们说他们的火车误了点，才给了他们逛南京的机会。
我母亲说：“好巧啊，我也是去上海。”
她这个时刻向那位刘先生笑了一下。这种笑很奇怪，只有当事者明白它的真正含义，局外人根本捕捉不住，即便看见它从燃起到熄灭的瞬息，也无法确定它是一个笑。所以我在这儿的意思，就是我母亲对男女间微妙关系的无师自通。假如我现在告诉她：你那是暗送秋波。她一定死不认账：胡说八道，我那时才十六岁，懂什么“暗送秋波”！
刘先生是这个笑的靶子，当然被击中了。他说：“你去上海做什么？上学？”
我母亲说：“嗯。”
“想勤工俭学？”
我母亲根本不知什么是“勤工俭学”，但刘先生脸上的表情告诉她，它多半不是坏事。她点点头。这样她是留了余地给自己的。
刘先生说：“真不简单。你多大了？”
我母亲胆子一乍，说：“我十八岁。”
魏小姐说：“看上去你只有十三岁！”
她没看出来，刘先生在听我母亲谎报年龄时，脸色一红，眼睛一亮。我母亲却看见了。她基本上已给刘先生的人格批了分数，他人是不坏的，但本事中等，靠教些课，撰写些文稿、剧本过活，不松也不紧，钱多的时候他爱钱，没钱的时候他爱气节。这样的男人在我母亲的生命中会扮些角色，有时还会显得是不可缺少的角色，但不是她的终极目标。她一提当年勇就说：我一个小包袱进大上海，靠过谁呀？她可能主观上并不是存心要靠刘先生，但她一连几十分钟向刘先生发射魅力，刘先生尽管心里有点嘀咕，认为这小姑娘有点来者不善，但他已经死心塌地地要给我母亲舒舒服服靠上来了。
刘先生为我母亲在上海租了房，领她剪了头发，给她找了大堆的文件来抄写、复写、刻写。即便他明白他上了我母亲一记小当——她在上海根本无学业，他对我母亲的印象毫不受损。那个年代，脱离封建家族，投奔独立自由的女性是受欢迎的，尤其在刘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群落里：独立自由的女性多了，对他们就方便了。要他们去挖那些深宅大院的闺秀出来，第一是费事，第二很可能徒劳。他们对男女关系的新观念，他们向往的新生活方式，建立在社会上漂流的新女性身上。剪了头发，同家里不复来往的我的母亲，很快成了个“密司”，落落大方，同她交往的男士都觉得不费事。她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坐在写字台前一笔一画抄文稿，一坐十二个小时。她的律己、朴素，她的勤劳使刘先生觉得，她是个模范“密司”。
刘先生和我母亲几乎天天见面。她很清楚他对她怀有希望。我母亲知道，对她怀有希望的男人可不少。但她懂得一个女人在这个时刻一定得好好把握时局，弄得好，所有那些暗怀的希望都可以任她驱使、利用；弄得不好，就会砸锅。包括刘先生在内，所有男士中没有一个完全如她意的。他们都没什么大本事，只能约了去一同看看电影，轧轧马路，使她总有足够的抄写生意。她想，没准哪天这几个男人里就出息出来一个呢。她的方针是，先拿他们将就着，时刻准备发现新目标。
刘先生写的剧本被拍成了电影，电影打得又很响，一夜间就本事起来，来看我母亲时黄包车也不坐了，坐了部轿车。他告诉我母亲他已经是电影片厂的股东兼副厂长。我母亲随他坐进轿车，脸上虽淡淡的，心里却想：幸亏我没得罪他，帮他维护住了他心里对我的希望。她听他谈笑风生，讲拍片中的荒唐事。我母亲想，原来魏小姐也一夜间成了大明星！她和刘先生工作中往来紧密，只要她同我争，我太不是她的对手了。
三个月内，刘先生一发而不可收，不仅有车，房也有了。他对我母亲的造访，渐渐稀疏起来。我母亲想：好了，时候到了。她打开柜子，从角落里拿出那个印花包袱布，里面的十块光洋丝毫未损。我母亲很厉害，守她的财就像守她的身一样，守得铁紧。她遏制了自己的贪嘴、吃零食的习惯，每一文钱都花在节骨眼儿上。她多少次告诉我：好吃懒做的女人，下场往往很惨。她拿着沉甸甸的大洋进了布料店。她的对手是电影明星了，她不能在外貌上败给她。她一块块料子往自己身上比，最后选了块苹果绿的薄呢。她穿上苹果绿的半长大衣，剪了一排齐眉刘海，在下午六点来到刘先生办公室楼下。
她看见刘先生走了出来，便把手里的书打开，慢慢地边看边走。听到刘先生的嗓音唤她，她倏然从专注的阅读中冒出脸来，左顾右盼，像是没看见唤她的人就在三步之内。她从刘先生的眼里知道，自己的一切设计都很奏效。
我母亲说：“怎么这样巧？”
刘先生说；“要不要去我办公室坐坐？”
“这是你的办公室啊？好排场。”
“这楼是我父亲报馆的。”
我母亲想，千万不能热乎，不能黏上他，别跟他上楼。
她说：“我要去上课呢。”
“上课？”
“我在修会计课，还修了英文课。”
根据她对刘先生的了解，我母亲晓得刘先生会喜欢一个好学上进的女孩。
他和她就在路灯初亮的马路上分了手。果然不出我母亲所料，刘先生第二天便到她的亭子间来了。他和她交往上的锈迹，立刻被除去。她对他承认，她曾经瞒了自己年龄，她到现在也还不满十八岁。刘先生听了，显出很伤感的样子，伸一只手撸着她的头发：这是个多么洁身自好、意志如钢的孩子。我母亲讲到殷家三十几口为守着五百两黄金，外面的生意、学业，样样可以丢弃，他们让她一天也不愿多忍，宁愿冒受穷挨饿的危险独自闯荡，她以那种孩子式单纯直接的语言讲述，而刘先生却慢慢流下眼泪。他抱住她，说：“和你相比，那些女人多么低贱，多么没有尊严。”我母亲明白他指的是成了明星的魏小姐。
刘先生买了钻戒，打算向我母亲求婚时，解放军大队人马开进了上海。我母亲被夜校的女同学拽上街去，看这支穿上布军服、生着农民面孔的队伍浩荡进城。我母亲对我说：“开始你觉得这支军队很奇怪，像是走错了地方，但是过了一会儿，你就会觉得，这支军队有种气势，有股劲头，任何军队都没有。”我母亲在叙述这一段时，眼睛像在看电影：在队伍里一位长官不苟言笑地坐在马背上。学生们在街道两侧打着腰鼓。一只腰鼓槌儿不知怎样就飞起来，飞到那位长官头上。长官眼都没眨。然后他跳下马，拾起鼓槌儿，递给学生们。学生们既害怕又惊喜，竟没人伸手去接。大约有两三秒钟的僵局，一只细白的手伸出去，接住了鼓槌儿。那是我母亲的手，无名指上闪着钻石的光。
我母亲和长官的眼睛一下子撞在了一块儿。我母亲说：“那一下子，你突然明白什么是男人。”
“让我们看看……你父亲最高的职位……相当于一个美国的州务卿？”便衣福茨从卷宗里抬起眼。他眼睛总是比我印象中的要大，里面两江海蓝的无邪。
“大概是吧！”
“你的母亲也是共产党员？”
“是的。”
“你们家只有你是非共产党员？”
“所以我父母觉得我不孝顺。”
“为什么？”
“因为我要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就不必为我操那么多心了。”我父母从来不操我的心。他们眼中的我，生存能力像条蚂蟥，剁成几节，眨眼就能愈合如新。我母亲看着我，目光里总有潜台词：行，不比我当年差。当我二哥发现我和他的同学开始相互传递不明不白的诗歌时，他给了我一顿臭骂，中心内容是：你有一个男朋友了，干吗来招惹我的同学？最后他伸出食指点了我半晌，掂量他嘴里那句话是否太恶毒，他把那句恶毒的话压低好几个调，说：“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这是脚踩两只船！！！”没等我反应，母亲从浴室伸出满是肥皂沫的脸，说：“不脚踩两只船，她怎么比得出好坏？她这个年纪脚踩两只船怎么了，脚踩十只船也不过分。”她眼睛给肥皂辣坏了，龇牙咧嘴地对我说：“我当时要脚踩两只船踩长些时间，就不会受你爸蒙骗。”
“你父母的关系怎么样？”理查问。
“你父母呢？”我反问。
“他们离婚三十年了。”
“我父母……”我懒得同这便衣解释什么叫“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什么是“相濡以沫”。我只说：“他们是那种老式夫妇，离婚这样的词从来没进入过他们的意识。”
“你的父亲，在‘文革’期间，被批斗过？”
“当然。”他有三年时间被非官方囚禁。母亲在那三年中突然变得极其沉默，眼睛失神却有种凄惨美丽的光亮，像是相思病患期的少女那样的目光。她的内心时光逆流，她回到了1949年初秋的那个傍晚。
我母亲和十几个女同学戴着红十字袖箍轻盈地走在医院长长的过道里。病房内外全是伤号，见了这些年轻的义务看护立刻垂下眼皮。等她们走过去，他们却扭过脸，追看她们背影。年轻的士兵们从未见过如此单薄、苍白的少女，他们印象中的女性是红扑扑的，有着圆滚滚的四肢和胀鼓鼓的胸和臀。而这些穿素色旗袍的女看护全是一汪清水似的，似乎那一层浅蓝、竹青色的棉布下不存在一个具体的、物质的女性，只是一股仙气、一个精灵。这些农夫的儿子们还说不上喜欢她们，除了新鲜感的刺激，他们甚至有些害怕她们。仿佛她们和他们不属于同一人间，尽管她们苍白细瘦的手也做出些泼辣的动作：把他们扔在床垫下血污发硬的土布军装扯出来，扔到一挂推车里，第二天，军装被送回来时，已洗净熨平，一股太阳光的暖意和一丝清淡的浆衣水香气。经过她们细瘦苍白的手，一切都整洁得令人生畏：绑腿、布袜、绷带。一切都洁净得成了她们素净苗条身影的延伸，令农夫出身的士兵们不忍也不舍去触碰。她们和他们隔着一层口罩，她们在口罩的那一面对他们施舍恬淡的笑容。她们的手指清凉如露珠，每一记触碰都在他们身上留很久很久，像一种奇特的、好受的伤痛。士兵们将眼睛闭起，羞得无地自容，感受着这群仙子一般的女看护细瘦、苍白的接触：她们将他们的脚一遍遍擦洗，捏住每根足趾，细细剪去趾甲。或者将他们靠在她们单薄的胸前，把一匙勺一匙勺的粥或汤喂进他们口内。那真是让他们一秒钟也忍受不了的好受。她们有时也在雪白的口罩后面讲一两句话。本来就细而柔软的话音给雪白口罩的纱布筛得更加细而柔软，到达他们的知觉时，同样地触伤了他们，留下异样的、好受的疼痛。这疼痛包括她们和他们之间的不可能性——不可能缩减的距离，不可能建立的熟识，不可能将她们挽留住，哪怕是短暂的挽留。而只有一个小女看护是例外的。她总是来得早，走得迟，偶尔会问几句士兵们答得上来的话，比如：家乡主要种麦还是种稻？高粱收成好不好？今年是旱是涝？大军南下了，可给家里老人捎过信？知道你受了伤，他们会急坏了吗……
这个跟士兵们颇谈得来的姑娘穿件月白旗袍，乌黑的齐耳短发被一根白色发带箍在耳后。士兵们认为她戴口罩的脸非常好看。他们认为每个戴口罩的女子面孔都很好看，而这姑娘又是尤其适合戴口罩。口罩衬得她眉眼、头发更黑了。她两只眼睛在口罩的上端，不笑的时候也是笑的，没话的时候也在说话。
九月这天傍晚，几位首长来看望伤兵们。那个“月白”少女正要离开，这时站下了。她黑而亮的眼睛这一刻不笑了，目光黑森林似的扫向首长们，最后停留在最年轻的首长脸上。她听士兵们称呼他“李师长”。她分析着，很快发现这位年轻的首长实际上是一行首长中官衔最高的。他极少开口，偶尔有话，只是一两个字。他挎着精巧的小手枪，军服是种粗毛料，但给腰间的牛皮带一扎，显得很合体。他的军装口袋里插着一本书。
年轻的李师长回过头，发现小女看护紧紧盯着他。士兵们中有个传说，说是李师长打仗勇敢，但从来没挂过花，是因为李师长后脑勺上长着眼睛。假如士兵们在这一刹那看见李师长如何鬼使神差地突然回头，他们会进一步相信李师长脑后确实有眼。
所有的伤兵们这时都不去看首长们了，全去看那小看护，因为她摘下了口罩。农民的儿子们第一次看见上海小姐的面孔赤裸裸出现在他们眼前。原来口罩很该死，它遮去的是她更美的一半：小巧的鼻子，干净的脸颊，最精彩的是她的嘴。他们形容不来它怎样好看，他们只知道他们从来无法想象这样的天然浅红、天然湿润的嘴唇微微一弯，露出的牙像刚除了壳的新米。
士兵们没注意的是，她恰是在李师长回头的瞬间一把扯去口罩的。她的果敢、大胆，让三十多岁的长官眉头一皱。
我母亲说：只要你自己晓得你本钱好，别怕他——他哪里是对你没兴趣？他越有兴趣越会做出没兴趣的样子。我母亲就这点好，她很懂自己的本钱：年轻，貌美，有点儿文化。
首长们来到一个重伤号床边。李师长把他唯一没受伤的左手拿起，轻轻握一下。他佝下身，把嘴凑到伤员脸旁边，问他家住哪里，家里都还有谁。然后他把耳朵凑过去，一面听一面点头：婆姨、孩子、老娘……
这时候他对跟在身边的小卫兵说：“去，找个能写字的人来，他有话要捎给他婆姨。”
站在门口的我母亲，对正要向外跑的小卫兵说：“给我一张纸一支笔。”
首长们抬头看她一眼。我母亲稳稳拿住架势，不卑不亢。她知道首长们一直在留神她，这个时刻都装着眼一亮，刚发现她似的。她感觉到李师长马上抽出口袋里那本书，书里夹着几页纸，稀落地写了些字。我母亲一看便知，那是他把书里的生字摘抄下来，练习读写的。
李师长没有把书和纸递给我母亲，而是对小卫兵说：“没有桌子，请她垫着书写吧。”
我母亲倚窗站着，把重伤号的话通过李师长的临时整理，口头编辑，一字一句落实到纸上。伤号有一阵子喘息粗重，全屋的人都不敢喘息地等待着。在这空隙中，李师长再次回头，看着我母亲。我母亲背衬着窗外的傍晚，白色装束和白皙皮肤使她看上去像个半透明的玉人。
然后是重伤号的咽气，一个医生两个护士进来。我母亲见李师长毫不动容，反剪双手，带头走出了病房。
我母亲赶上前，把写得半满的那张纸交给李师长。她说：“首长先生，请您过目。”
李师长一看见那一行行极有功夫的字迹就呆了。我母亲她们那个时代，一笔好字是附加在年轻美貌之上的本钱。
李师长又转回去念那些字的内容，可那些字已经没了内容。他脑子里转来转去的话就是：真看不出，她还是个秀才……
我母亲说：“首长先生，信没有写完……”
“不要叫我先生，我是哪门子先生。”
“那该怎样称呼您？”
“问他，”李师长指着身后的卫兵，“他叫我什么，你就叫我什么。信没写完，你去想想办法，好不好？”
“好的。”
“用张干净纸，把它重新誊一誊。战斗英雄的遗书，至少要有头有尾。好不好？”
“好的。”
李师长想，这个小姑娘怎么一点儿都不啰唆？小小一个人，倒是很懂事的。到底是肚里有墨水的人。
他再看她时，眼睛没了原先的寒光。他见这个姑娘两眼平直地看着他，身体也不忸怩作态。好大方的一个女孩。读了书，就是见了世面；见了世面，人就这样大大方方。
“那我誊写完了，明天给您送去。”
他转头对卫兵交代：“你明天去接她一下。”又对我母亲说：“写个地址给小赵。”
我此刻与便衣福茨对答如流，背诵着上次给那位大脸蛋便衣的回答。区别是这回是讲中文。估计他们是想用两种语言折腾折腾看，是否能让我露马脚。我牢记我母亲的话：在任何情况下，能讲半句话绝不讲一句。
理查·福茨对于我父亲这样的老共产党员，有种年轻的猎奇心理。那猎奇心在他身上激起的快感和在他脑中引发的活跃过程，类似我曾经的朋友们在谈论通奸时所焕发的年轻活力。一个人能有如此强烈的猎奇心，是年轻的表现。我和这便衣年龄相仿，我却没有那样年轻的猎奇心了。目前能稍稍刺激出我一点猎奇心的是妓女、死囚、吸毒。还有就是对于他们这一行的便衣。阿书要和眼前这位英俊便衣来一场情爱遭遇的大胆假设，假如她真那么英勇地重现那假设，对我的猎奇心可能会给予一些满足。不然这张五官端正的雅利安种面孔不是挺浪费的？
“你的父亲把你送到军队，据说是走了后门的？”
“是。阿书告诉你的？”
“他并没有开后门送你的哥哥们去军队？”
“没有。”他们不必走后门。他们符合走前门的条件。
“是不是说明，你父亲和你关系更密切？”
“可能吧。”
“他平常都跟你谈些什么？”
“什么都谈。”
“谈政治局势——比如说你们党中央的某一号文件？”
“什么都谈。”凡是他可以跟其他人谈的，比如政治、时局、国际上的大事、戈尔巴乔夫，父亲都会跟我谈。他何必浪费我这样一个最体己的谈话对象呢？
“他的政治观念偏左还是偏右？”
“那得看什么时候。”
“他是不是想以他的政治观念影响你呢？”
“放心，谁也影响不了我。我们这代人——受教育初期赶上‘文革’的一代人，大部分是四季豆。”
“四季豆？”
“油盐不进。”
便衣理查笑起来，然后兴冲冲抓起笔，写下四季豆。总算在中文表达上添了一点色彩。
“你父亲把你送到军队，他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军人？”
“他没什么希望。在我们中国，一参军，你就一切交出去了，一切听从安排。”你实在缺乏基础知识。
“噢，很遗憾。”我不知他遗憾什么。
“你父亲为你参军走后门，就是说，他在军界有不少朋友？”
“对。”
那是我母亲的关系网。她与父亲的熟人们相处得比我父亲跟他们熟络得多，也自然得多。无论我父亲得意、失意，她都与他们相处得非常自然。这是她高明的地方，从来是放长线钓大鱼，不然她一个小包袱如何攻得下大上海，攻得下仕途远大的我父亲。
我母亲回绝了刘先生的约请，中午便心稳稳地等待卫兵小赵。她在上午向刘先生打听了鲁迅是什么人，然后到街上的书铺买了那本叫做《呐喊》的书。读了两个钟头，她没有读出任何头绪。无论如何，李师长要问起她，她不会对此书一无所知了。
果然李师长在第五次见面时问起她晓不晓得鲁迅。
她说她当然晓得他，他的书都很深呢。
他点点头，眼里有一丝欣慰，似乎发现原来不只他一个人读不透这个鲁迅。
这时候我母亲已经常来李师长的办公室，替他抄写文件。她发现有些文件是秘书写的，写得蛮整齐。偶尔有一两行，被一支红笔划掉，或添加了一些字。文件大多是在大学、中学做报告的讲稿。介绍解放军的传统，介绍某场战斗。偶尔，有一两篇文章，是向上级汇报工作。
我母亲抄写文件，一般是在傍晚到九点钟这段时间。九点钟，卫兵小赵会送她回家。走下楼梯，经过李师长的会客厅时，我母亲总是被李师长邀请进去坐一会儿。李师长在这样的秋天晚上肩上披一件毛料军大衣，下摆晃荡晃荡气派很大。我母亲这天晚上坐得长了些，因为李师长提到了鲁迅。两个人没谈几句就谈不下去了，话题便很自然地转到我母亲所受的教育上。我母亲把自己的家庭讲得极像一个家学底子厚实的乡镇文豪。
李师长边听边轻轻点头，意思是：看得出，看得出。
这样两个人就聊远了。聊到十点多，楼下传来粗声粗气的对骂，李师长才猛一醒，然后拿出怀表看了看。他见我母亲从沙发上起身，一副告辞姿态就说：“今天晚上他们下起棋来了。这一下还不知下到几点，你不如再坐坐。”
我母亲听懂了李师长的话。他的意思是，这一幢楼里的另外两套公寓住着他的两名下属，她要下楼，必须从他们门前经过。他们已经对他和她注意起来，常常对他不怀好意地笑。他不愿他们往粗鄙的地方去想她，或想他们俩的关系。
我母亲笑笑说：“他们下棋怎么这样吵啊？”
李师长马上领悟到我母亲十分灵巧地已将他俩领出了一个难堪的话题。他也笑了，说：“吵算什么？这俩家伙上回为下棋差点儿开枪！”他看看我母亲又说：“你是不是害怕？我们都是些粗人。”
我母亲慢慢抬起眼睛。我可以想象我母亲当年那个模样：她先让眼睫毛一点点绽开，然后是眼睛整个地怒放。假如说她一生中只有那么几次让荷尔蒙或内分泌左右，那个秋意绵绵的夜晚，她头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体内那阵温暖的痉挛。
她说：“首长哪里是粗人。”
“我是个带兵打仗的人。”
“岳飞也带兵打仗。”
“还知道谁？”
“多了。范仲淹、文天祥，多了……首长考我呀？”
李师长这时起身，走到门口，关上门，一面对我母亲和他自己说：“真他妈闹人。”
然后他转身，胳膊抱在胸前，说：“小鬼真不简单啊。”
我母亲胆大包天地看着他。荷尔蒙能让任何人胆大包天，更别说我母亲这样本来就对男性怀有雄心大志的女子。她任荷尔蒙迸出猛烈的血流，任血流温度上涨，滚滚沸沸浑身乱窜。她的两颊失去了玉石的白净，让荷尔蒙迸压的血溅得绯红。
李师长胆子倒比我母亲小。他慢慢朝我母亲迈着王者的、占领军的步伐。他在故作轻松。
“小鬼，冷了吧？”
我母亲心想，看你敢不敢走到我身边来。
李师长动作潇洒地脱下毛料军大衣。
我母亲眼皮“啪嗒”一垂，表示默认，表示默然接受，表示她将温顺地接受他给她的一切。她刚才的张和现在的弛，她刚才的积极、主动和现在的消极、被动，她刚才的冲锋和现在的投降，搭配得好得不能再好，恰合李师长这样一个对摩登开放和封建古雅两种女性都梦寐以求的男性的理想。我母亲任他照料她，将她裹进大衣。一看就知道他是个从来没照料过别人的人，这点更让我母亲怦然心动，他是个指挥千军万马，手一挥就有人去冲锋陷阵、去送命的男人啊。我母亲认为一旦男人有了这样的权力、这样的威风，他在女人心里才是个真丈夫、真汉子。其实我母亲对此缺乏实质性的认识。能指挥千军万马的权力使男人很性感。他将深橄榄绿的呢大衣，从我母亲的一个肩头兜到另一个肩头，军大衣足有十斤重，它是李师长沉甸甸的间接拥抱。我母亲被粗糙的呢大衣拥抱着、抚摸着，荷尔蒙幽暗的热流从她下腹、从她雌性源泉的底部涌出来，在刹那间完成了她最后一段青春发育。这个男人和这个少女的雌雄电流在空中接通，火花迸溅。
“你父亲是在五十年代初离开军界的？”
“是的。”
“离开的原因是什么？”
“治理淮河。”是为了我母亲。我母亲使李师长受了处罚。他的上级对抛弃原配妻子的军官们突然觉得有必要收拾收拾。我猜想那个收拾李师长的上级艳福太浅，假如我母亲那天在医院碰到的是他，那么抛弃妻室天良沦丧的事就轮到他头上了。这是由不得他的，我母亲一旦进入了一个部落，首选必定是酋长。
“治理淮河是怎么回事呢？”便衣福茨拿不准这是不是个情报要点。
“治理淮河是毛泽东的主意。毛泽东说，一定要治好淮河。”
“毛泽东和你父亲够交情吗？”
“没交情。”父亲和毛泽东的合影一共有三张。后来它们就是我父亲政治生活的三个盾牌。我母亲把这些盾牌用得很好。放大了十倍尺寸，挂在父亲的办公室、她自己的办公室、她孩子们的校长和教师的办公室、她那潜藏五百两黄金的娘家的堂屋。因而她娘家的几栋大瓦房片瓦未损，继续包藏殷家的黄金悬疑。
“时间已经过了。”
“不会吧？”理查说。他忙看一眼表：“真的，不过只过了两分钟。”
“抱歉，我还得上班。你要付我的房钱饭钱管我的饭，我陪你审到底绝不会有意见。我已经好几次迟到了。”
理查看我已站起身，拿起椅背上的挎包，弯腰去系一只鞋上松了扣的鞋带。他马上追上一句：“最后一个提问。”
“问吧。”
“你父亲现在还信仰共产主义吗？”
“当然信。他没办法。”
“你是说……”理查还没组织好他的脑筋，“他没办法有信仰的自由选择？”
“我和我父亲从来没谈过信仰什么的。我们不是那种装腔作势的家庭。我可以走了吗？”
“哦，当然！”理查的歉意接近真实了，“你任何时候都可以离开，任何时候都可以拒绝和我们谈话。你完全是自由的，你要是感到我干扰了你的自由，那可真对不起，因为我们本意不是如此。”
“谢谢。”
我走到门口，突然站住脚。
“理查，你知不知道有这么回事——FBI在五六十年代把美国所有著名作家都列在黑名单上，连福克纳都在内。女作家赛珍珠在你们这儿的档案，一共有二百多页，是她言论、行动的记录。”专业名词，那叫“搜集黑材料”。
“是三百多页。”
“你们当时的头儿胡佛还是她的最热衷读者之一。”
理查瞪着眼，目光蓝蓝的。他想，她这样冒出一句鬼话是什么操蛋意思？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操蛋意思。
“阿书要我问你好。”
“替我问她好。”他滴水不漏——难堪、意外、狼狈、措手不及，一概不漏。
“你还是自己问她好吧。”反正你给她打长途电话既拿薪水又花国家的电话费。
我笑出一个颇厚颜的笑，想到阿书果真把他拉下水的情形。
他也回了个同样厚颜的笑，被同样的念头激发的：阿书特意换上风骚短裙，对他左一个眼风又一个眼风，抽象地吃了他一回豆腐，具象地请他吃了一回豆腐。
下了课近十点钟，我把两封事先打印好的推荐信塞到格润教授和翰尼格教授的信箱里。所有教授的信箱就是一个大方格中的无数小方格，每一小方格上印着小极了的姓名。不按字母顺序，按一个暗中被认定的主次排列，因而非常难找。这暗中的主次地位，暗暗在系里所有学生和所有教、职员心目中确立，我选的这两位教授，都应该属于成就不显著，却也不是显著低能的。他们该被排列在中间地带。果然，我在非优非劣的一带找到了他们的名字。这是两封措词一模一样、内容一模一样的信，是推荐我拿奖学金的。我跟两位教授事先商量过，他们都说不介意我自吹自擂，他们会一个字也顾不上读，只在签名处签上他们的名字。
乘电梯下楼时，我对着电梯里锃亮的不锈钢墙壁理头发，看见一行圆珠笔写的小字：“大麻能让你放屁放出彩虹。”毫无道理地，我突然想到在推荐信上我把“精彩”、“杰出”这类词用在自己头上，是不是无耻了点？除了“精彩”、“杰出”的学习成绩，还有“罕见的写作天分”。我罕见吗？在教授眼里，一个二十九岁的中国女人操着时态混乱的语句在课堂上口述故事，大概够罕见的。但“天分”呢？对这个时态上毛病百出的人，“天分”帮得上多大忙？电梯显示器的数字在一声声短促的鸣笛中下降，我突然浑身潮热，所有汗毛孔同时扩张，沁出汗珠。我发现自己的食指摁在上升键上。电梯昏昏然地升上去，却在第十层停了下来。门阴险地缓缓打开，一辆巨大的垃圾车被塞进来，狭小空间立刻消失了百分之九十五。半分钟过去，电梯警铃响了，垃圾车仍是无所从属地拥塞在电梯门口。“罕见的写作天分”使我一身一身地出汗。我这才明白这些教授们狡猾得可恶：他们让被推荐人自己写推荐信。人在自我吹嘘时的厚颜程度毕竟有限，否则就会像此刻的我一样臊得活不下去。因而那点可怜的奖学金数额不会造成学生之间太大规模的自相残杀。教授们真油啊，他们把希望建筑在我们的廉耻心和自轻自贱上。我把两个掌心紧贴在冰凉的金属电梯壁上，却仍是无望将我浑身的燥热镇下去。这些流氓教授们就是要我为给自己冠上的“杰出”和“精彩”无地自容，每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形容词在此刻都会成为自我羞辱。
我从垃圾车旁边挤出去，跑到走廊末端，这里的一扇门通防火楼梯。我听着自己的古老皮靴在防火阶梯上“嗒嗒嗒”地攀登，踏出荒凉的回音。文学系在第十六层，系办公室的门十点钟关闭，我得赶在它关门前把两封推荐信收回，然后再到电脑上去删除“杰出”、“精彩”之类的词汇。
上到第十六层，就见一盏盏灯正在熄灭：自动熄灯器在十点之后开始熄灯。我大张着嘴喘息，整根喉管干成了一眼枯井。只好明天一早来取信，系办公室九点开门，系里最早的课也是九点开始。无论如何，我得在格润和翰尼格到达之前把那两封信取回。
为预防暴风雪，地铁站口关上了两扇朝北的门。我小跑着往南边绕，白天被踏烂的雪这时冻结成冰，大片无序的凸凹，我的步履便踏在无数歪曲细碎的齿锋上。脚上这双靴子的前任主人或许不必在如此的雪地上起舞般行走；她的纤纤秀足在薄薄的鞋底与鞋面之间，在六十年代的“林肯”或“福特”车内和着Joan Baez或Carly Simon（两位都是六十年代的女流行歌手）的节奏踏动，那时的一双脚为活着的舒适感到幸运或无所谓；那时的一双秀足以它们的形状永远地把轻盈婀娜的步态留在这双靴子里，三十多年后为万里之外来的异国女人制定着步履；那优美婀娜的幽灵此刻同形状迥异的这双异族之足一同受罪。她在三十多年前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双秀丽皮靴的归宿；她绝想不到它们曾经的所有非功利、唯美的属性，它们引以为荣的华而不实之处，在三十年后终于被看透，被定罪为华而不实。她是否还活着？倘若活着她会在哪里？是坐在残喘的壁炉边微醉地想到三十多年前一小截情史；她穿着这双靴子在爵士吧里强作痛苦地扭动突然发现一束钟情的目光？还是躺在暖洋洋的鸭绒被里昏昏入梦，在她无边无际的辽阔忘却中，藏纳着她对于这双皮靴的彻底忘却？……每一件来自旧货店的物品都如此地暧昧与丰富。劳拉却绝不会要这一份暧昧和丰富。在这样的冰天雪地中，任何人不到万不得已，都不要这份暧昧、丰富。谁都宁愿要三十块钱一双的尼龙棉靴，带厚厚的防滑胶底。再要个性、再不愿牺牲风度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摒弃这双优美婀娜的皮靴，而选择芸芸众生的尼龙棉靴。而我却没有选择。我拿不出三十块钱，只好忍痛优美婀娜下去。
我正要进入地铁入口，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说：“晚上好，赏一个角子吧。”
我看看这个流浪汉，毫不减速地步下地铁阶梯。空气既温暖又肮脏，拐弯抹角处的尿被蒸发在空中，一股特殊的辛辣。
流浪汉跟着我下楼梯，坚持要我赏他一个角子。空气里的尿味有他一份贡献。我声音和他一样平板，透着同他一样的大度、超脱、顽韧，告诉他我今晚也缺一个角子。我们这样扯着皮下到站台。他今晚喝得可真不少，很可能抄起什么给我一下。我只能让让他了，掏出个十分币，摁在他粉红色的掌心上。
他说：“嗨，你怎么回事？我要的是一个角子。”
我说我没有角子。我摊开两手，让他看看我就剩命一条了。
他果真看明白了，眨巴着眼，手指合拢在十分币上。他突然说：“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给你买份晚餐。”
我说：“晚餐就免了吧。”
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回答呢？你应该说：‘谢谢晚餐。’”
“行。谢谢晚餐。”
“你要热狗还是要汉堡？”
“都行。”
“要我是你的话，就要热狗。因为可以在波兰香肠上加腌酸菜。这样的夜晚，烤热的波兰香肠加腌酸菜没治了。”
“没错，肯定没治了。”
流浪汉最受不了的或许不是吃不饱喝不足，而是他们终日终年的沉默。人们会赏他们一两个角子，但从来不赏个面子站下脚，听他们说句话。
热狗上可以加到四种配菜：葱末、腌辣椒末、番茄酱和芥末酱，不超过四种，不必付额外的钱。他告诉我。他认为我缺乏这方面的基础教育。
“好的。那就来四种吧。”
“你看，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完全可以请你客。”
从粗大的柱子后面突然闪出两个粗壮的警察。
一个警察对流浪汉说：“哈，你可让我今天没白过。”
另一个警察指着流浪汉问我：“他怎么你了？”
我说：“没怎么我，就是打算请我吃一个热狗。”
火车带着轻微地震进了站。我正要迈步上车，听见身后“咔嗒”一声金属砸击。回过头，见警察们已将流浪汉铐起来了，手铐的另一头留在警察甲手中，警察乙提着警棍随时打算抡出去。我立刻从车里回到站台上。
我说：“他没怎样我，就是要给我买个热狗！”
警察们不理会我的说情，将流浪汉半提半拖，向出口处走去。流浪汉在两个大象般的警察手里干瘪稀松，成了个漏掉大半填充物的布玩偶。
“他真的没怎样我……”
“我们看见了他胡闹的全过程，”警察甲迈着大象般傲慢阔大的步子，“并且，他没买地铁铜币，从门上翻过来的。”
我继续跟着他们小跑，一面打听：“你们这是要把他押到哪儿去呢？”
“押到一个很暖和的地方去。”警察乙说。
流浪汉这时转过脸，两个大眼珠子在他污秽的脸上干净得如同两汪清水。他心情半点也没被损害，咧嘴朝我一乐。他觉得这晚上值了：竟然有人和他聊上了。他给尿憋急没事，地铁有不少拐弯抹角的方便地方；给话憋急了却只有一日日憋下去。这么深而广的孤独，偌大的芝加哥是盛不下的，寒夜里有多少游魂般的流浪者，对他们耳闻目睹的一切质疑或抒怀、诅咒或评点，永不停息生发着内心独白。
离得很远我就把钥匙准备好，找准开大门的那一把。这样屏声敛息、蹑手蹑脚地进出这房子或在这房内活动，我已非常习惯。即使不是深更半夜，我的动作也极轻。我总是早早竖起耳朵来听：走廊没人了，厨房空出来了，我才尽量迅速而无声地穿过走廊，闪入厨房，为自己倒杯水，或泡碗麦片，或烤片面包。我还是习惯喝热水，常常接一杯自来水放到微波炉去加温。我盯准计时器上跃过的一秒又一秒，在它五声鸣笛之前将门拉开。一切声响都被我极端严密地控制着。房子不大，这样留心便使它有了独属于我的通道和空间。我和牧师太太已有很久没碰面，连房租、电话和水电以及煤气的费用，都以留言的方式过手。
我贼一样无声敏捷地进了大门，熄灭门厅里专门为我留的灯，然后溜进厨房。冰箱上有张便条，是牧师太太留给我的。她温雅和善地写道：“九月、十月的房租收到了。非常感谢！十一月的房租请不必着急，因为我了解你的困难，更了解你的人品。顺便提醒，麦片粥里放一根香蕉，营养会好一些。另外，长途电话铃响到第五遍就要挂断。因为铃声空响六遍，电话公司就要收你费用。”
在她的留言旁边，另一块磁石钉着几张账单。我一个个电话号码找下去，发现一些号码被柠檬色的荧光笔勾了下来。每个无人接听却空响了六遍铃的电话，都是按一分钟通话计价。我数了数，共有十七个这样的电话让电话公司敲了我一笔：共四块四角六分，相当我一小时工钱。一般情况下，我不拖欠电话费，因为我占据电话的时间长过牧师夫妇。
我从书包里拿出支票本，按牧师太太为我演算的数目写了支票，心里惦记我银行账户的形势。开出这张支票，我账户的钱大概又将低于银行规定的最低限额。曾有两次，牧师太太在留言中告诫我：注意！如果你的存款不到最低限额，银行就会罚你的款。不知什么让牧师太太对我的慢性经济危机洞察得如此清楚。我并不常开空头支票，大概我仅有的几回透支让她一直为我捏把汗：这样惨重的信用损伤是不堪多发生的。她和牧师都不忍心眼睁睁看银行为此敲我竹杠。他们也希望我在他们那儿的信用能尽快复好如初。年轻的牧师太太最近的留言大半都是在指导我如何去维持或改善我的信用。但我明白，我的信用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得到恢复，我能做到的就是拆东墙补西墙。那些陌生人的墙给我拆成什么样我顾不上，我只管在牧师夫妇的宅子里尽可能做个安分守己、经济纪录大致规矩的房客。我喜欢这里，我希望被这里长久地收留。
我听牧师太太松软暖和的脚步朝厨房这边来，便加快写支票的动作。
“嗨！”牧师太太出现在厨房门口。笑容将她的面颊向两边推开，直推到她竖起的软乎乎的白绒布浴袍领子上。她是我这些天来看到的最暖和最舒适的人。
我也“嗨”了一声，说：“是我把你吵醒的吧？”
她走进来，从大玻璃瓶里拿出几块她自己烘烤的饼干，一面对我说：“我倒宁愿你吵一点。你静得有时让人担心。”她斜靠着灶台边的小酒吧，毛茸茸的拖鞋一只架在另一只上。鞋面是古非狗的脸。
“是不是我每天回来得太晚？”
“不是的。有时我听见你出门、你进门心里比较踏实些。”她暖洋洋、软乎乎地一笑，“我的母亲就有这毛病——她不阻止我们做任何事，但她必须知道我们到底在做哪些事。她得听见我们进门、出门，听见我们在电话上和同学讲一两个小时的废话。所以我晚上听不见你回来，就只能睡着一半。别误会我！我不是更正你，要你吵闹一点；我是在更正我自己。你是个没话说的好房客。”
“谢谢。”
“真的，你不会误认为我为你瞎操心吧？”
她的确为我操了不少心，替我守着银行，守着电话公司，绝不让他们设圈套给我钻。我从支票本上往下撕支票，又感到莫名其妙的拙劣——似乎同她面对面结清电话账这桩事是对她刚才的一番关怀的绝不领情，似乎在定义我和她的原则性关系。撕扯支票的声响撕裂了小厨房里的好气氛，使我和她都打了个哆嗦。我心里对自己的不合时宜失望透了。
“你在写支票给我？”她问道，出我意料地爽快，同时走到桌边，坐下。
“是的，电话账。”我干巴巴地说。
“你看见我用笔勾画下来的号码了吗？我对着这些号码伤了半天脑筋——你干吗一口气连打几次电话到这个号码上，每次又只讲一分钟呢？她做了个苦思的姿势，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脑门上轻轻敲击，突然用力一弹，表示苦苦推敲终于找到了思路：啊哈——你是一直没打通，所以一直在打，每次都让电话铃响过了六次！”她把带着重大发现的面孔朝向我，五官都静止着，要我看见它们的强调：“你看，电话公司专门请你吃亏！”
我说：“没错，专门请我吃亏。”
我顺势将支票推到她面前。她看一眼面额数字，大声说：“不对！”
我指给她看那些被柠檬黄色涂画的数字：“我把这些补交给你了。以后我懂了，电话响到第六声，就挂断……”
“响到第五声就挂，绝不给他们可乘之机。”
牧师太太说：“美国有许多服务行当给你使绊子。你这样问也不问就付账的人，最中他们的意。四块多钱，确实没什么了不得，但注意——你一个人被他们敲诈四块六角，十万个人呢？一百万个人呢？像你这样刚来美国不久的人肯定不止一百万个！他们都像你这样一天到晚地忙，上工、上学，一个月有一大堆账单要付，根本顾不上一笔笔的账来仔细过目，糊里糊涂就被坑走这一笔那一笔的钱，太不公道了：银行罚你的款，电话公司也占你便宜，你怎么吃得消？！”
我点点头。我是吃不消。
牧师太太向我使了个年轻可爱的眼色，说：“你有我呢——我才不答应那些人把你当个小可怜儿来欺负。今天下午，我决定和电话公司宣战！我打了个电话到‘消费者保护热线’，他们说一定饶不了电话公司。我先告诉你结果：电话公司不仅答应退还你这月的四块六，上个月和上上个月，他们一共从你这儿坑走了十块零五分，他们都答应退还！”她脸上出现了更年轻的神色：儿童得了奖状似的神采飞扬。
“真棒！”我说。我得到了如此年轻的保护，也年轻了许多，两个拳头在空中捅几下。这似乎是个很洋气的动作，但我一做就土到了家。不过我不能不做它，牧师太太等我这两下子等了一晚上，我做得何等洋泾浜她都不在乎。
她也同我一块儿捅捅拳头。同样的动作她一做就正宗了。这确实是个很洋气的动作。
她说：“以后我更要替你提防这些不老实的家伙。”她手指点着账单。她没见过我也会以肢体比画出开心来，因而她感到神圣而满足。
她拿出自制的苹果派和我分享。我们的欢庆一直延续到一点钟。躺到床上，我听着隔壁传来的熟悉的响动——床垫和床帮碰撞出的欢乐节奏：一二、一二、一二……心想，欢庆仍在延长，年轻的牧师也参加了进来。然后我听见节奏停在长长的休止符上。一分钟后，主卧室的门开了，牧师赤裸着脚走进浴室，水花四溅的舒畅。不久，牧师太太也进了浴室，戏水声大了一倍，伴掺着男声和女声压低音量的谈笑。这个幸福的巢穴并不对我见外；它纳我于内，让我占有一个温柔安全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