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牺牲，说到的“爱”
便是天大的谎言。
房间很小，一扇窗也没有，比我寒碜公寓里的那间浴室还小。一只日光灯被四面白墙反射，光线过剩。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个长方形口子，室内的人能否得到足够空气就看它的了。你别想逃，不信你逃逃看。我像所有嫌疑者一样，对这间八平方米审讯室的头一个条件反射是：逃跑有多大的成功率？就算逃出这扇门，还有门外长长的走廊，然后是个四通八达的大办公室，在那里你马上会失去东南西北。即使你走运，找到了出路，你也会在接待室被截住。接待室是一间明亮宽敞的大厅，公正而森严，架子摆得很大，挂着星条旗和联邦调查局的徽记。你最远能逃到那里。再远，大厅门口那个彪形卫士就会马上翻脸，叫你“站住！举起手来”，他会拔出手枪，叫你“到墙根那儿去”！然后枪口顶着你的后脑勺，空闲的那只手便上来搜你的身。那个场面比较没面子，我就真成了反面人物。
我此刻当然不是正面人物。从天花板上的方形口子里面的监视器镜头里看，我大概有不少疑点。镜头中我脸色苍白，缺乏营养和睡眠，心神不宁且脑筋迟钝，如同大部分刚着陆到这个国度的中国人。在镜头里我的白色羽绒服、大红围脖、冒牌“LEVI'S”牛仔裤使我大致混得过去。一个超龄留学生，像大多数亚洲女学生一样，留着最省钱的发式——披肩长发。不过，你别想轻易混过去，没那么简单。
我看了看手表，十点半，那么就是十点二十分。我的表总比正确时间快，是增加紧迫还是虚设从容，我也搞不清。我在那张坐过杀人、纵火、抢劫、强奸、贩毒嫌疑者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这是一张丑陋的椅子，一坐上去便让你陷入被动和劣势。它的扶手上包着假皮革，上面有一道道划痕，是那些窘迫不安的手干的。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手，坚硬肮脏的指甲在椅子上刻画，同时使谎言、狡辩不得自圆其说，这上面或许将添上我的指甲的划痕。我的手也什么都干得出来：一小时前，在书店里把一本课堂急用的书塞进了羽绒服的大口袋。我买这件不合身的羽绒服，就图它有两个巨大的口袋，使我的书本开销大大减少。我的落网很可能和我在书店的不良表现有关。
除此之外，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破绽。
门开了，进来个男人，一个标致的小伙子，头发火红，梳成保守、可靠的偏分，脸色新鲜，身上带着一股得当的科隆香气。他向我伸出手：“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他的京腔一点儿调也不跑。我把手给他握，我的微笑不太好看，有点魂飞魄散。审讯者的漂亮是个冷不防，他比我认识的所有美国男人都漂亮，声音纯净，笑起来白牙如光亮那样一闪。而且他很年轻，最多三十岁。不过，你别忘了你在哪里。我看不透：是因为他牙齿特别整齐，才使他的笑容格外健康呢，还是由于一副健康的笑容而使他的牙齿显得异常整齐？但是，我又提醒自己：你别忘了他是你的审讯者。
我接过他递上来的名片。名字是“理查·福茨”，职务是“特别侦探”。更准确的称号应该是“特务”或“便衣”。
便衣福茨替我脱下羽绒服，接过我的红围脖。这套动作他做出一些体贴来，像个男主人接待他的女客人。别这样想，他这是在缴我的械。我目送他抱着我的衣服出了门，两分钟后他回来了，告诉我：“替你挂到衣架上了，在我办公室里。”
我说：“谢谢你。”你就是不剥走我的衣服，我也逃不了。
他解开深蓝西装的纽扣，松了松黄底黑点的领带，对我说：“这里热得不像话。你热不热？很无聊——冬天比夏天热，夏天这里要穿件毛背心。有什么必要？夏天这屋里非常冷，豪华的冷，奢侈的冷！”
“是吗？”你夏天在审谁？
“你该看到芝加哥的夏天。为了它一个夏天，我们情愿忍受它三个冬天。芝加哥的夏天只有四个月，其余三个季节都是冬天。”
我笑了笑。他一年四季都这样，在这屋里一团和气地坐在审讯者的位置上。他的审讯都是从东拉西扯开始，从很好的笑容开始。这是个年轻的笑容，很高兴自己活着的年轻的笑。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档案夹，目光从左往右扫，一趟一趟扫下来，然后他合上档案夹，两个小臂压在上面，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封面上轻轻弹动。开始是一个节奏，渐渐，成了另一个节奏，气氛迅速改变了。这段沉默并不长，顶多几十秒钟，但他要的效果有了，他要我如坐针毡。
我如坐针毡地一动不动，突然我意识到，我的手指甲深深掐进了椅子扶手上的假皮革里。
“你一定很好奇，我怎么会请你到这里来。”他略略偏着脸，这让我感到，他好像非常喜欢自己正在做着的这桩事。他弹着手指说：“要是我，我就会很好奇。”他开始从这桩事里得到乐趣。
“我的确很好奇。”我一共偷窃过十二本书、一瓶阿司匹林和一个针线盒。半年中，一共就这些。
理查又笑了。这笑从蓓蕾到彻底绽放的整个过程都给我看见了。他说：“安德烈的眼光很好，你明白我说什么吗？”
“安德烈？”我当然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安德烈·戴维斯，没错吧？”
“噢，你是说安德烈·戴维斯？”有人出卖了他？还是他出卖了我？这是一场怎样的麻烦？
“他眼光不错。”理查说。他稳稳地看着我，身体却很不老实。他坐的原来是把转椅，他向左边转二十度，再向右边转二十度。不管他与我呈现一个怎样的角度，他的目光始终都能把我罩住，他的蓝色目光。他在档案夹上轻弹的手收在空中，很突然地问，“安德烈·戴维斯和你是什么关系？”
“朋友。”你以为呢？当然不只是“朋友”。
“正儿八经的男女朋友？”
“就是朋友。”
“戴维斯先生说，你们是正儿八经的男女朋友。有婚姻趋向，在美国被看成正儿八经的恋人关系。”
我看着他，说：“噢。”
这个特务的意思是，美国的男女关系多种多样，除通奸之外，不伤风化、发展不快不慢、偶然同居的这种，叫正经的男女朋友。除此之外，都是胡来。
“你们真地相爱？”他一下子停止了转椅的动作，面色有了些焦虑。在这种地方，说这样的话题，他也觉着别扭。
我想了想，说：“嗯。”我能说什么呢？
我突然发现不对劲了：便衣福茨像个真正操心我进步、关注我操行的团支书。我曾花七年时间和一个团支书作对。我将两臂往胸前一抱，说：“怎么了？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笑了笑，二郎腿轻轻晃了晃。从天花板的镜头里看下来，我或许有一点儿放荡。
“就是说，你承认你和我们的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正式开始了有婚姻趋向的恋人关系？”
“嗯。”我怎么知道？我又没有想过给它定义。你到底想拿我怎样？十二本书的偷窃和安德烈有什么相干？“我不知道你对中文里‘恋爱’这词的理解，是否和我完全一致。”
“我可以再给你一个定义，”他说，“你在和美国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的交往过程中，是否谈到过结婚？”他口气一粗，“谈到过，是吧？”
“好像是。”
“是，还是不是？”
审讯是这样开始的。特务福茨是这样笑眯眯地开始审讯的。
“是的。”
他的笑一下变得松弛了，他身体也是一阵松弛：得到了我的第一步供认。“好，这就明确了。你看，我们指的正式恋人就是指这个。”
我还是看不出我的祸闯在了哪里。
“不可以和安德烈·戴维斯谈恋爱吗？”
“噢，”他说，“欢迎你和他谈恋爱！我给你错觉了吗？你怎么会觉得我反对你们的恋爱呢？”他肩膀耸起，两手张开，他的肢体充满表达。“戴维斯先生是个杰出的外交官，二十三岁刚出学校，苗头就很好。当然欢迎你和他恋爱。他的中文怎么样？比我的怎么样？”
“他能背古文。你知道，中国古文。”别以为我想拿他镇住你。你脸上有了轻微的酸意，极轻微的。
理查忍着妒忌笑了笑说：“我听说他会唱不少墨西哥情歌。”他说着拉开抽屉，眼睛在里面略一搜索，然后又抬起，看着我。抽屉里一定有安德烈·戴维斯的资料，他刚才显然来了个紧急补习，“你听他用德文朗诵过《浮士德》吗？”
“当然。”从来没听过。即便安德烈乐意对牛弹琴，我也无从知道那便是《浮士德》。
“对了，他一定告诉了你，他当过兵。”
“没有。”他当然告诉过我。
“他居然没告诉你这件事？”理查的肢体语言表示出他的不相信，“他当过兵！在上大学之前，他当了三年步兵。美国军队提供上大学的费用……”
“军队付学费？！”
我此刻的兴趣很真切。就是从天花板的镜头一眼看下来，也看得出我对“学费”二字的敏感，劲头很大，我对和钱有关的信息都劲头很大。
理查说：“你们中国军队没有给你一笔钱吗？哦，我是说，你退伍的时候？”我的心跳加快了一个节拍。原来他在这儿埋伏着，他刚才的每句话都不是闲话。我告诉他，中国军人退伍会得到一笔钱，一个美国人不屑的数目。我还告诉他，我们是穷人的队伍。
“不过你不同啊，你是军官。军官会有一笔不小数目的钱吧？”
“记不太清了。”我记得很清楚：一千四百块，叫做“安家费”。
他看着我，眼睛很快乐。他说：“够买五辆自行车。”他挖苦成功了，快乐使他变得明眸皓齿。
“六辆自行车。”
他说：“那得看什么官了。”
我说：“那得看什么自行车了，这算不算你有兴趣的情报。”
“别叫它情报嘛，纯粹是我个人的兴趣。可能你猜出来了，我是个中国迷。”
“这不用猜。”在人自我吹捧的时候，我一向比较合作。
“中国军队是个特殊的部队，自给自足。”
我说他对极了，他对中国的理解一点儿也用不着我帮忙。他又来个明眸皓齿的快乐。即便是特务，他也是个心地明澈的特务。他无非是想让我明白，蒙骗他是件不大容易，甚至是相当艰巨的事情。假如我蒙骗他，我可不是故意的。我喜欢对陌生人口是心非。尤其对一个上来就是对立面的陌生人，尤其是，他很可能发展成一个对立面的老熟人。
二十分钟了，这个人到底想拿我怎样？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是怎样认识的？”
“在地铁站认识的。”
理查蓝汪汪的眼睛里满是等待，等待我更正自己。我告诉他我当时在地铁站等一个朋友，安德烈也在等他的朋友。
“那是你们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那是第三次见面。
理查在本子上“唰唰唰”地写着，要把我的不实之言落实下来。我得挺住，一口咬定的东西就接着咬，我又不缺这方面的见识。六岁就见识过类似的局势，我那时多沉着。审讯者比这位态度坏多了，手里一根真正的军用皮带，铜带钩碰击出危险的金属声响。它每响一次，父亲和母亲就一块儿眨眼。铜头皮带一声“丁零”，父母就出来了谎言，再一“丁零”，立刻又是真话。我的谎言却贯穿一致，毫无矛盾并圆润流畅。那句谎言是什么，已不必去记忆，只记得它给了我提前三十年的成熟。
“再好好想想，”理查·福茨说，“你能确定那是你们的第一次见面？”
“我确定。”
我看着他清澈的蓝色眼睛。很早很早，我就学会，先去找对方的眼睛，深入无论怎样聪明、狡黠、阴险的眼睛，深入，深入，像猎物找死那样，紧紧地看着黑洞洞的枪口。我直视着他的眼睛告诉他，如果他认为我的话缺乏可信度，他不必客气，尽管推翻。
“你不愿再好好想想吗？”理查问我，他的眼睛变窄了，如同画家虚起目光以便能更透视地去看眼前的画面。他等于告诉了我，他已掌握了更确切的情报。谁出卖了我？安德烈？还是阿书？或许他们在我今早出门后已经找了安德烈，套出了他的口供，而安德烈已经联络不上我，无法与我同谋。我心一横：不去管他，我抵抗我的。
“人的记忆花招很多。”我对理查说。我改口讲英文，拿别人的语言讲这类似是而非的话更少些品德上的负担。
微笑完全没了，理查·福茨以微微光火的动作打开档案夹。他的目光在一页上迅猛地扫过几行字，抬起头看着我。
他改用英文说：“就是说，根据你的记忆，你和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的认识始于地铁站？”
你看，他在讲他自己的语言时多么锋利！理查·福茨的多礼、温和、单纯是别人的语言给他的风貌。回到他自己的语言，他是个才干卓著、体现美国式效率的优秀特务。我大致相信他下一秒钟会彻底拉下脸，对我说：“你被指控为有中国军方间谍嫌疑，你现在的每句话，或实话或谎言，都将有后果。”
我在书店里手脚不干净，看来没有什么不良后果，不然因为那点渺小的贪图而受到FBI的处理是比较难为情的。
我说是的，是在地铁站。在美国半年，我起码知道，杀人放火，只要拼死抵赖，出路总会有的。我说完局面就僵了。理查把纸页翻出烦躁的声响，我呢，抬眼去看空白的四壁。昨天下午我在教室里看见理查·福茨的便条时，并没想到会有这间密不透风的审讯室。便条上写：“请务必在明天上午十点到杰克逊街×××号××层来一趟。希望我们会有一次愉快的面谈。”当时我的反应是：寄出的无数份求职信终于有了回复。理查·福茨是用中文写的便条，他向系里的值班秘书临时要了张打字白纸，就地写的，写完便交给了秘书。秘书是五十多岁的女人，是离罪恶最遥远的良民。她对我说她对不住我，因为她完全无意地瞄了便条一眼，“杰克逊街×××号”这几个英文字是它们自己进入了她的眼睛。她突然前后左右看看，问我是否知道杰克逊街×××号是什么地方。我说我怎么会知道。她坐在椅子上尽量靠近我的耳朵，声音很轻但每个音节都吐得很卖力。她说杰克逊街×××号可是个有名的地方，不信问问大马路上的人，他们都会知道杰克逊街×××号。
“假如今天我不来，你会怎样？”我的语调不好，似乎有惹一惹理查的意思。
“你不来不要紧，”他说，“我们会持续邀请你。”他现在仰靠着椅背，差不多是半躺。他的姿态像是在海滩上享受日光浴。他用这个姿态告诉我，他是如此舒服，可以把任何事情持续很久。
“要是我持续不接受你的邀请呢？”
“没关系，你会接受的。因为你不合作会对戴维斯先生不利，也会对你不利。”
他脸上有了种无耻，同时也有种骄傲，这几乎是认定自己正干的是项神圣使命才会产生的骄傲。我也有过这样的自我正义感，我们都有过，它使许多荒谬的事情正义化了。理查一小时至少挣五十美金，花在我身上绝对不值，但自我正义感使他觉得很值。因而他年轻英俊的脸虽然带些无耻，却毫不耽误他执行正义，他认定的正义。这让他和电影里的FBI有着天壤之别。电影里的FBI连他们自己都不喜欢自己。
“你想好了吗？”理查·福茨恢复了中文，一点儿也不无耻不油腔滑调了。
“什么？”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真实的见面地点和时间。”
“我告诉过你了。”
“你们不是在北京认识的？”
“我说了，我只记得我和他认识，是在地铁站。能不能问一句：在哪里跟一个美国外交官相遇，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对我？不重要。”理查·福茨说，“不过对你非常重要。”
他脸上的笑容有了点儿恐吓的意味，白牙齿闪着一线寒光。他必须给这滑头的中国女人来点儿恐吓了。这女人二十九岁，学龄混乱，主修文学写作，穷得只能在旧货店买围脖、手套、皮靴，穷得只得去偷书来满足学校的书籍需求。他确信警告的信息已被我完整地收受下来，才说：“我要是你，我从现在起就加倍小心，尽量多说实话。”他的中文虽然无可挑剔，但说法是纯粹美国式的。美国原则是绝不劝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只告诉你，在你的位置上他会怎么做。“我会非常小心，尽量不说谎，因为……你现在讲的每句话都至关重要。我要是你，我绝不会因为把重要的话讲错，而伤害到自己的未婚夫。”
我可不能当它好玩，他已经一再示警。事情已经很不好玩了。
“没错，我认识安德烈·戴维斯是在地铁站。”
我双手交握在胸前，声音单调。我想我不必偷看手表，最好大大方方地扬起手腕。眼睛的动作也要大些，不，要更大些，要他明白四十五分钟已经过去，审讯大致没有进展，我们可以客气一些，消磨掉剩下的十五分钟。
果然，你看，理查·福茨叹了口气。“好吧，”他说，“你在地铁站认识了安德烈·戴维斯？”
“是的。”
我在郊外公路上见到安德烈时，黄昏正在逼近，那黄昏显得是那么妩媚，因而阿书的笑容比实际上要妩媚得多。在阿书看，我的姿态、笑容简直就是在向安德烈撒网。安德烈的车及时刹在阿书的车后。我看见它是辆七成新的福特，浅蓝色。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北欧人的超厚羊毛衫的男人，就是安德烈。深蓝和白色织成的图案，领子一直拉到耳朵，一个年轻的猎人形象，皮肤让雪原辐射成了深色。他问我们的车是不是熄了火，是不是需要他帮助。阿书请他帮着看看，年轻的猎人弓下腰，在打开的车前盖里拨弄几下。我注意他浓黑的眉毛不是在纠结而是在痉挛，把所有的思考和感觉都抓成一团。然后他抬起头告诉我们：“这车太老了。”
阿书大失所望，像美国人那样把眼珠翻上去迅速看一眼上天，然后说：“这还用你来下诊断书？”
他又说：“这么老的车还能动，非常了不起。”
不久，车在他手下慢吞吞地发动起来。他说：“你看，它没毛病，就是个老东西，该死了。”
阿书说：“这样好不好？我们跟你换车，你来开这辆老东西。”
他不置可否，听觉和视觉都留在烂糟糟的车内脏上，以食指和拇指伸进裤兜，小心地抽出一块手绢，是一块折成正方形、在飞快加深色彩的傍晚空间中显得极其洁白的手绢。
我对安德烈的最初好感，就发生在那个刹那。
他拿洁白的手绢擦了擦手上的黑色油污，又把它折好，放回裤兜。
“怎么样？”阿书说，“你来开这老东西？”阿书和美国男人交往起来，总带点儿欺负人的态度。
“那你们呢？”安德烈问。
阿书说：“我可以开你的车啊。”她让人上当的意思十分明确无误，十分公然，毫无圈套感，因此人们恰恰忽略了：这是一个圈套。她看我一眼，用中文对我说：“学着点，看我怎么让人伺候。”阿书来美国五年了，对待我自然像对待晚辈。她鼻子冻得又红又亮，用大拇指一指，说：“这小子，他要不看见我们俩是女的，才不会停车。”
他掏出车钥匙递给阿书。我突然看见他特别浓密、向上卷曲的睫毛，我头一次如此近地去看另一种族的睫毛。他向阿书交代浅蓝福特的种种怪癖，比如每次启动它都会向后滑动两英尺。他的睫毛有力地张着，使他有了一副极其聚精会神的面容。
就在这个时刻，我向他发出了一个笑容。我一点儿准备也没有，这笑容是“走火”出来的。一个刚刚踏上异国国土的二十九岁女人，她束缚不了这个暧昧的、微妙的笑容。二十九岁的女人什么也没有：赤贫，无助，只有这个笑容为她四面八方地抵挡。只要有一线希望，这笑容就会“走火”地发射出去。
我马上看见我笑容的成效：他先是一怔，之后便跟上了我。他投给我幽深的一瞥，那是他接受我笑容的收据。我感到我心里出现一股感动：他在对阿书说话，知觉却在我这里。
他说：“这样吧，你们俩全坐到我车上，我把你们载到前面的加油站去。”
阿书说：“去加油站干什么？”
“那里暖和啊，”他说，“你们等在那里，让他们来拖这老东西。”
“不行！”阿书大嚷起来，“拖一次要七十五块钱！”
他清白无辜地耸了耸肩——这样黑心赚中国穷学生的钱，他也认为非常糟糕，但这不是他的错。我发现他的眼睛转向我，意思是把我拉成他一伙，让强硬地索取援助的阿书碰些钉子，我对他又来一个微笑。我被事情的进展吓一跳：我和他暗中已成了一伙。
他说：“那你想怎么办？要你是我，肯把自己的车给陌生人开吗？”
阿书说：“反正要我花七十五块是绝对没门的！”
“你听着，”他说，“你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坐到我车里去，二是不坐到我车里去。”他眼睛和我眼睛的往来，已相当密切。
阿书头一次碰到如此不肯上她当的人。她摔摔打打地打开她那老车的门，取出她的皮包和我的帆布包，又让我把后备厢里一双旧高跟鞋、一把破伞、一把刮雪的刮子、一件带旧货店霉味的短大衣，两听可乐搬进浅蓝福特。她怕人偷她的这些家当。搬迁结束，她突然又想不开了，怨愤地大声说：“凭什么让我花七十五块钱？”她戴皮手套的手在她的老车顶篷上拍了一把，拍出一声钢精锅的声响。
“因为你不付七十五块的话，就得付三百块让人把它当垃圾拖走。”他说。他又朝我看一眼，又给了个第三者看不见的笑容。现在轮到他忙了：他在浅蓝福特里钻进钻出，把一大堆相片、二十来本书和四五十本杂志、一张毛毯还有一架七十年代末式样的录音机一一清理出来，放进后备厢。他解释说他对两个女客人毫无准备，车内的清洁整齐程度是单身汉标准。
阿书安排三人的座次：她和他坐前排，我坐后排。车刚开动，她就伸手去调收音机频道，同时大声对我说：“唉，听见没有，这家伙是个单身！”
我笑笑，突然发现他在后视镜里看我，也在笑。
“不过他肯定没什么钱！”阿书又说，“这车还没有道格拉斯的好！”道格拉斯是她的前任男友，据说又穷又帅，又浪漫又不负责任。“我觉得你不必和他暗送秋波，他说不定是个邮差，最多是个中学代数老师，你看他的车嘛！”
我见他又笑起来，这次笑得更妙，仅是眼睫毛的一张一弛。他有一副生动的五官，连同阿书，他们都有着生动的五官，而且每一笔画都那么浓重，因而那笑容一点儿也漏不掉，全被我接住了。
阿书问他，“你是不是教书的？”
他说他讨厌教书，他在少年时代就常听伙伴们说：实在什么都干不了，大不了就去教书。他反问：“你们俩是留学生？”
“对，职业学生，”阿书说，“业余保姆，看护，业余厨子，业余情妇。”阿书说得自己也大笑起来。她随便起来比美国人还随便。瘦小的阿书在贫嘴时就变得粗大狂放，笑出敲锣般的洪亮笑声。“唉，你不是教书的，那你是干什么的？”
“我？”他说，“我在外交部上班。”
阿书马上把四分之三的脸对着我：“这小子说他在外交部上班。你信不信？我反正不信。”她转脸盯着他的侧影，“肯定吹牛。说不定撩起袖子，胳膊上还有刺青。他看上去像干糙活的。”
他突然从后视镜里瞅我一眼，说：“业余情妇，你们怎么有这么好的业余爱好？”
我说：“我刚到美国才几个月，我这位朋友来了五年了。”我暗中检查了一下我的英文句法，有三处小错、一处大错。这是由于紧张，可我不知自己紧张什么。很可能我在打这个美国男人的主意，不然我这句答非所问、通体毛病的话算什么意思呢？只要我想好好给人露一手，就会变得很没出息，英文漏洞百出。
天完全黑了。我们三人一个接一个地沉默下来。
阿书突然觉得事情有了疑点。
“你把我们往哪儿开？！”她问他。
“你们饿不饿？”他说，“我特别饿。”
“过了两个加油站了！”阿书揭露性地说。
他在黑暗中笑了。他的声音都是笑的：“过了四个加油站了。”
阿书用中文说：“坏了！”她声音压得很低，“我的高跟鞋呢？”
我说我看见她把所有破烂和他的破烂一块儿锁进后备厢了。她让我把我的皮靴脱下来——那鞋跟不够尖利，不过比赤手空拳强。我说：“我可不想动手，一鞋跟打下去打冤了算谁的？”
她说：“好，那你把靴子递给我——别从这边！从右边偷偷递给我！”
前面灯光稠密起来。阿书催促我快脱靴子。我说：“我可就这一双过冬的鞋。”
她不耐烦了，顶我一句：“不就是两块钱在旧货店买的吗？”
我说：“那么大个旧货店我在里面开矿开了一下午，开出一双凑合能穿的鞋容易吗？”
她简直像吵嘴一样说：“打又打不坏！打完他你再接着穿呗！”听我不吱声她又说：“前面好像是个大住宅区，我叫他停车，他要是不停，你就往他后脑勺上拍一下，你那皮靴够沉。”
我说：“不是说好你拍吗？”
她说：“我怕你舍不得你的破皮靴！”
我说：“那你凑合着用你的鞋拍吧。”
阿书说：“谁让你坐后面？我要坐后面我就拍……”
他突然说：“以后可别随便搭陌生男人的车。你们常搭陌生人的车吗？”
我正要说我们从来不搭陌生人的车，阿书却抢先开了口。她大声说：“对呀，我们最喜欢搭陌生人的车，陌生人才礼貌客气。这个鬼国家，一成了熟人，才没人来理你！”
他说：“听说过年轻女孩失踪的事吗？”
“那是年轻女孩！”阿书说，“我们又不是年轻女孩。真比画起来，吃亏的还不一定是谁呢！一般带大武器太累赘，随身揣把微型手枪、催泪瓦斯什么的，大致可以打遍天下。”
“噢！”然后他转脸问阿书，“你叫什么名字？”
阿书抬杠一样反问：“你叫什么名字？！”
车进入了人烟旺盛的地带，一群十四五岁的男孩在人行道上溜冰，还顺手向过往的汽车上扔雪团。阿书紧急向我布置：“现在车速才三十迈，跳下去摔不死。他不停车我就喊一二三，你跟着我跳……”她扯了嗓子便喊：“停车！叫你停车！”
“好的。”他心平气和地说。车平滑地飘过极光润的马路，两岸的公寓满是温暖的灯火。
“停啊！”她对他叫道，同时气急败坏地对我用中文说：“你怎么回事？！拍呀！怎么这么饭桶？！”
我说：“你不饭桶你来！”
“你看你看，他就是不停车！”阿书要吓哭了，“停车！”她吼得肺腑震动。我知道她一半是在吼我。
“好的，马上就停。”他答应着，一点儿也没听出阿书声音里的哭腔。他的脚在油门上加了一把劲，车速平稳地上去了。
阿书说：“完了，跳车也没法跳了。”他倏地笑出声来，轻打一下方向盘，我们进入了一个小小的闹市区。车子不动声色地停在了一家餐馆门口。
在他笑嘻嘻请我们下车时，阿书仍感到一阵可怕的瘫痪。他的脸在餐馆霓虹灯的映射中，显得神气十足。他说：“这下明白了吧？上陌生人的车，是很难下车的！”
点菜时，我发现阿书开始报复。她点了三道二十五块以上的海鲜。表情全无，一派杀人不眨眼的从容。
我说：“哎，行啦，吃不完的。”
阿书立刻打断我：“谁说你了？我吃得完。”然后改用中文说：“这小子把我吓得半疯，你知道吗，恐惧特消耗人的体力！”
他笑着看着阿书，又来看我，劝我说：“随她去，我反正没带那么多钱。”
阿书食指向他一指：“用信用卡。”
他还是笑眯眯的：“我在国外工作了很多年，信用卡没及时付账，信用公司现在都歧视我，只给我很低的信用限额。我这月已经超额啦。”
“就是说吃不起海鲜了？！”阿书恶狠狠地瞪着他。“我没估计错吧？”她看着他对我说，“这是个穷小子，还抠门儿。”她拍拍菜单责问道：“那我们吃得起什么？！”
“吃得起‘饱’。”他说。
我草草点了五块九角九的“天使头发”，配番茄浇汁，然后就把菜单合上了。他在认真地读菜单，面孔都被严严实实罩住了。
阿书拍拍我胳膊，拇指向菜单后面的他一指：“怎么样？我说中了吧？我就知道他没什么油水，比道格拉斯还不如。看见没有，他看菜单是从右边往左边看。”
他这时从菜单后面露出面孔：“这是我爸爸教我的。”他一口字正腔圆的中国话。
我看见阿书的脸先是一红，再一白，她肯定也看见了我脸色的变化。
“啊呀！”阿书用巴掌捂住半张开的嘴。
他无所谓地说：“没关系，你又没说错——我是挺穷的。美国外交官，也就比邮差阔那么一点儿。”
他看着大败给他的阿书，哈哈直乐。我庆幸除了和阿书琢磨用皮靴干掉他，还没讲他太多坏话。我发现自己也跟着他在哈哈地乐。阿书的下场很可乐，但我主要是想让他明白，我是他恶作剧的好观众。
后来安德烈告诉我，那天晚上他很感激阿书，她给了他很大、很关键的一个机会，让他把自己逗乐的天分、语言的天分展示给了我。
“你看，我已经重复五遍了。”我向特务福茨偏着脸张开两个巴掌，“我只记得我和戴维斯是在地铁站相识的。”
我不愿把阿书扯进来。
理查·福茨送我出来时，已近中午。
我走出杰克逊街×××号的时候，天色铅灰，胀鼓鼓地憋足一场大雪。天气很暖，不怀好意的暖，这是芝加哥一年中最灰暗的几天。人群像是从大卫·帕克画中走出来的，匆匆的各种皮靴上渗着灰白盐渍，半个秋天一个冬天，他们的靴子就这样被化雪的盐饱饱地浸泡、腌渍，成了城市中最难看的一个画面。
从办公楼里出来抽烟的男人和女人们，缩着脖子站在角落里，每吸一大口烟，脖子便缩得紧些。他们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他们自己有多么难看，但我感到，被他们看到眼里的一切，一定更加难看。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惧——我是这丑恶景象中的一个细节，因而他们阔大无边的厌恶包括了我。我也是他们广漠的痛苦、无奈、无趣的诱因之一，在他们冷漠呆滞的灰色、蓝色、棕色眼睛里，我要对这么难看的街景负一定责任。正如九十岁的贵妇米莉认为，大多数潜入美国的移民要对日益粗俗的民风、市容负责。
邂逅安德烈的当晚十点，我正给米莉喂芒果布丁，电话铃响了。米莉手里握着电视遥控器，一听电话铃就立刻摁哑了电视。老贵妇最爱做的事就是接电话，最大的幸福就是接着了儿子的电话。一接电话她头颅的摇颤幅度就会加大许多。我替她端着话筒，她嘴巴够着送话器，以假嗓子说了声哈罗。米莉只剩下了假嗓子，她在八十六岁那年再次度过一次变声期，真嗓子在那个时期失去了。她摇头摇得轻了，对我说：“是找你的，宝贝儿。”刚才那阵激动使她把一匙芒果布丁摇得满脸都是。老贵妇向我使了个眼风说：“嗨，是个迷人的男中音。”
我已经猜到是谁。我对着电话那头的他说：“很意外这么晚接到你的电话，戴维斯先生。”老贵妇米莉看着哑巴电视看得很出神。我仔细地把英文讲正确，讲得懂礼貌有教养。米莉不喜欢我在她面前讲她不懂的语言。
“我见过你。”戴维斯先生说，“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见过我这么个人？那时我瘦些？”他讲着流畅的中文，“一年前的圣诞节，在北京，很大一个圣诞晚会？一个穿绿色羽绒服的姑娘，戴一条灰色男式围脖，口罩一直戴到人群里，才脱下……”
我不时抱歉地笑几声。我的确有一件羽绒服，绿得像邮筒。可我却怎么也想不起什么晚会了。晚会突然在那个冬天变得很盛行，晚会上总有些美国人或欧洲人。我不愿让他失望，便说：“噢，想起来了！那时你在北京工作，是吧？”
他却说：“把那事忘掉。”
我说：“把什么事忘掉？”
“把我和你在北京曾见过面的事忘掉。尤其忘掉它发生的地点：北京。”
他的中文完全是美国句法，变得难懂起来。他一个劲儿叫我忘掉我本来就早已忘掉的事。我痛快地答应了他。我说：“好的，忘掉它。”
他又说：“那件事在北京没发生过——如果有人问，你就这样回答。”
“哪件事没发生过？”
“就是在北京的圣诞晚会。那个晚会从来不存在。”
“好的。可是为什么？我其实……”
“请讲中文。”他说，声音听上去非常正式。
我只要改说中文，米莉就会马上摁遥控器，电视上的人物们便迅即恢复了声音。我看她一眼，她在赌我的气，正一点儿一点儿提升电视的音量。
我说：“别担心，我一定忘掉那个晚会。”
“别问为什么。”
“好的，我不问为什么。”
“谢谢你。我打电话就是为了得到你这个承诺。但这个电话你也从来没接到过，明白吗？”
这时米莉已不去看电视，而是不可按捺地看着我。这个一向很乖的中国侍女今天居然当着她的面讲了这么长时间的中国话。她摇头摇得极轻极轻，这轻微的摇颤使米莉恢复了她原有的尊贵和傲慢。我赶紧转回到英文上来。
安德烈说：“那好，就不多打扰了。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我发现跟你打交道真不费事。你大概是个不费事的女人。你是不是？”
我笑了：“哪类女人你认为不费事？”
“就是很难碰到的那类。”
他的中文词汇被英文思路、英文语法串成句子，听来有陌生的趣味。我们用对方的母语交谈，不断出现的意外理解和误解使我深受吸引。
挂上电话后，米莉摇颤着头盯着我。十七岁出嫁、三十岁守寡的贵夫人米莉看不起现代人的生活。她尽量远离现代生活，以一种高姿态去看盛在电视机玻璃橱窗里的现代生活。她整天都对我们这些男男女女在轻轻摇头，把我们的感情方式、穿着方式、语言风格一一否定。她整天就这样不可思议、不屑一顾地轻微摇头，在她了解安德烈之前就早早否定了我和他交往的前程。了解不了解都没关系，反正她反对。但米莉的反对是高贵而傲慢的，她傲慢得连介入都懒得。她见我穿了条牛仔裤去见安德烈，脱口叫起来：“你就这样去和他吃午饭？！”我问怎么了。她微翘着下巴轻轻摇头，叫我快去快去。似乎她不屑于对我们的一切过问、插嘴、评点，甚至不屑于她自己的不屑于。每次约会回来，她用甜美的假声说：“我说他不会带束花给你的。”或者说：“我就猜到他不会送你香水。”或者说：“我料定他不会请你看芭蕾。”有回我见一个花铺正大减价，花了两块钱买了一束花插在米莉床头。米莉带着微微的恶心朝花摇一阵头，说：“你看，我告诉你他只会买这种杂花——这种七拼八凑的杂花。你们这些人里没人懂得该怎样送花：什么人送什么花，什么花代表什么，统统乱七八糟。这样乱七八糟，当然什么都可以被忘掉。”我问：“你指什么被忘掉？”她说：“不是上次你们在谈论‘忘掉’吗？”我大吃一惊：九十岁的米莉竟有这样好的记忆力。
我承诺“一定忘掉”之后，安德烈和我心照不宣地就此不再提及那个电话。
这时我突然站住，回头去看杰克逊街×××号那幢庞然大楼。我是怎样被它吸进，又怎样被它啐出的？我感到我和它在体积与力量上的可笑悬殊。从它那一个个雪亮的窗口收回视线，芝加哥更暗了。雪就要来了，我可不能误课。
站在角落里抽烟的人们视而不见地任凭无数双脚溅起细小的一蓬蓬泥浆走过去、走过来。我这双两块钱买来的旧靴子亦混迹其中。抽烟的人们的心情被难看的街景弄得坏透了。他们在痛苦地想，该拿这心情怎么办，拿这难看的芝加哥怎么办，拿我这个入侵的另类怎么办。他们吸一大口烟，再吐出来，和着午餐的洋葱、大蒜气味吐出来，同时任其自然地恶毒，任其自然地绝望和痛苦。我瞟着大楼阴影中一张张忍受着我的面孔，全靠他们的忍受，我才得以在此地幸存。
大楼阴影中的一张张面孔看着一个瘦骨嶙峋的异物，就是我，我感到了比便衣福茨的审讯更剧烈的恐惧。
我一边切菜一边对着电话复述审讯的过程。安德烈最初的惊讶渐渐缓解，他开始以一种被逗坏了的口气插一两句话，或像拉拉队那样叫喊一两声。再听下去，他实在觉得这事太可乐了——我居然坐进了八平方米的审讯室，居然一本正经给审了一小时。他等我说完，便放开音量大笑起来，我等着他笑。
我发现自己很不高兴他这副态度。我说：“安德烈，有关我的事，你到底摊了多少底牌？”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就那些，你曾是军人、少校，父亲是老革命，就那些。”他话音带着笑的余波。
他的意思我明白，电话里仅仅重复他和我的“供词”。两个星期前，他突然收到一张“安全核审表”。他在电话上再三叫我别紧张，它不过是外交官员的例行核审。但我听得出，他紧张极了，一句中文里有三个单词是英文。他一紧张中文词汇量就立刻缩小。“安全核审表”和美国海关表格、移民局表格，以及绝大部分试卷相同，每项提问有三个选择。因此不论多细致多复杂的问题只能有三种“是否”。表格上有这样一项提问：你接触了一位来自共产党国家的女性；你和这位女性发生了①临时的性关系；②较长期的性关系；③趋向婚姻的正式罗曼史。安德烈在第三选择上打了钩。于是，他和我之间进行着的这桩事便是正式罗曼史。他告诉我他那一刻突然醒悟这种三项选择式问答有多万恶。你不得不粗略简陋，你不得不摒弃最贴切最精确的。假如那表格上有④生死攸关的壮烈爱情；⑤为其愿放弃一切的爱情；⑥在国家和爱情之间只能择一而终的爱情；⑦为其不计后果，以致导致自我毁灭的爱情……安德烈滔滔不绝地将三项基本选择之外的选择一一排列。他告诉我，如果拟这些选择的是他自己，他的对钩会更准确。他满口打趣，但我听出他在面对表格时，心情沉重而悲壮。他在这样的壮烈心情中沉默了三天，其间他没有给我打一个电话，也不接我的电话。第三天傍晚，他在血色的枫林中踱步了一小时，回到公寓，打了电话给航空公司，用他信用卡上仅剩的额度，买了张一千四百元的机票。
他从机场乘地铁到我打工的餐馆时，我还有五分钟就要下班。我见他两颊潮红，眼睛比平常更大，便知道他严重地缺觉，并有同我长谈的紧急需要。
我笑笑说：“你在飞机上刮的胡子？”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你没给我打电话的三天里没睡觉，所以你不必以刮胡子来开始新的一天。”他笑笑。
我们在一家酒吧坐下时，已经是半夜十一点半了。这是一家关门最晚的酒吧，打烊时间是凌晨三点。安德烈付了一笔疯狂的小费，要一个老酒保打电话雇计程车。计程车上，他一直攥紧我的手，不断地吻我。他要乘早晨六点的班机回华盛顿上班。空荡荡的候机大厅里，只有他和我俩人。他替我脱下外套，请我坐下。他的姿态、手势、神情都非常正式。坐定后，他从他仅有的行李里取出那份“外交官员安全核审表”。他表情正式地对我说了一声对不起。我问他对不起我什么。他说他不得不用手遮住表格的其他内容。我这才注意到，他的两只极大的手捂住大半张纸，以免在我这里泄露了他国家的秘密。
我笑笑，说：“我对你的国家的秘密完全无所谓，一点儿兴趣也没有。”
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我都得保密。”
“可我讨厌秘密。”
“你讨厌也好，不讨厌也好，都不关你的事。我得遵守我的誓言。”
“好吧，你遵守吧！”
“对不起。”
“别对不起呀。”
“谢谢你的理解。”
“别客气。”
我看见纸上仅有的两英寸空间中，那三项仅有的选择：①打算中断此关系；②打算将此关系转化为非正式的一般同居关系；③打算将此关系发展成为婚姻。我们都沉默着，他慢慢从西装内兜抽出一支派克圆珠笔。
他看着我，眼睛很大很大。一张表情丰富的面孔此刻很空白很空白。一个选择花掉他一千四百块，花去他在信用公司的最后的信用，他开始落笔了。他连夜飞到芝加哥就是要我看他这个简单的笔触：先向下摁去，再向上一提。一个钩打在第三选择上：“打算将此关系发展成为婚姻”。
飞机起飞前，他将表格放回公文包，然后向机舱走去。在他半个身体已进入甬道时，他回身向我挥挥手，面部表情是烈士的，充满决然。我也向他抬抬手。他抿嘴一笑。我使了使劲儿，却没笑出来。我突然发现他那身深灰色西装看起来非常昂贵。他稳稳地向甬道深处走去，深灰西装合体极了，一派高档的朴素使安德烈很神气、很男人。
我用下巴颏夹住电话，把一个鸡蛋在锅沿上磕碎，溜进锅内，接着又去磕第二个。厨房里有一股令人作呕的方便面气味和水潽蛋的气味。
“请别告诉我！千万别在电话上提任何人的名字！”安德烈及时制止了我。我原想把理查·福茨这个名字告诉他。
“你记住，”安德烈又说，“别在电话上跟任何人复述这场谈话。”
“那不是谈话，是审讯。”
“没错，是审讯。我很抱歉。”
“你抱什么歉？”
“我真的很抱歉。我没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讨厌。你要记住你今天对审讯者说的每一句话。躺在床上，闭上眼，好好回忆一下，你今天讲了哪些话。把每句话都背几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这些人很难相处。处不好很讨厌。他们可以让任何人遇上倒霉透顶的日子。他们可以长久地、不伤和气地插足到任何人的生活中去。他们也拿自己没法子，就是这么个工作性质，靠麻烦人拿政府的钱。他们有什么法子呢？”
我们在电话里恋恋不舍，道了七八次晚安还舍不得挂断电话。似乎是身处绝境的一对恋人：背叛了自己的民族抑或部落，被自己人孤立得相当彻底。这种孤绝感使我和安德烈变得很缠绵，缠绵到一锅方便面也煮烂了。
我将小锅里乌七八糟的汤水倒进一只大碗，端进我的房间，关上门。如果房东不在家，我会连碗都省略，把面条直接从锅里扯进嘴巴。房东是年轻的牧师和他年轻的妻子。他们吃东西向来不被我听见，所以我也该识趣些，体谅些，尽量无声地拉扯面条。有时牧师妻子独自在客厅里看电视，一边无声无息地吃着微波炉烹饪的墨西哥或意大利晚餐，被我偶然撞见，她会脸红起来。年轻的牧师夫妇或许把吃这项活动看成纯粹肉体的，相对他们从事的纯粹精神的事业，吃，这个肉体事务该放到私下里。就像他们的夜夜做爱，天天清晨在卫生间的各项清理，吃，同样是不得已的肉体活动。
我趴在书桌上放开音量吃面条。我每周有两个晚上不打工，只好自己开火。其实我挺渴望这样的晚上，宁静地伴随低劣食品。我总是边吃边找些东西来阅读：报纸、杂志，要不就是减价广告。有时会有些彩票组织的来信，尽管知道字里行间布置得十面埋伏，我还是读得很认真。他们千篇一律的花言巧语在吃方便面的时候读，还是给我不少希望的。只要我不怕上当，一个巨大的甜头似乎就在那些胡扯八道后面。这些骗子们一般都以一个疯疯癫癫的狂喜口吻开始骗局——恭喜！万分荣幸地通知您：您是七千万人中的幸运儿，已进入了最后一轮淘汰赛，五千万美金正向您微笑……紧接着，骗子们开始替你操心如何开销这五千万：他们认为先去乘一个月的豪华邮轮，再去买一幢带泳池的意大利庭院，再买几辆博世或奔驰车。为如此的财富我必须做的贡献很简单，往往只是在一百来种无聊杂志中选订五到十种。
我推开那个超大信封，上面印的两张脸诚挚热烈，一点儿也不像骗子。其中一张脸有六十多岁了，跟真正的阔佬没什么区别，就是说他辛辛苦苦胡扯了一辈子，到这把岁数总算有了副阔佬的外表。另外的一张脸大约二十多岁，这个劝人上当的行业倒也前赴后继，新人辈出。这一老一少两个家伙最多一个月前刚给我寄过一模一样的“贺信”，这么快就又回来了。
我把最难看的东西放到最后来读。几份账单被我放在书桌角落上，不到实在挨不过去，我绝不碰它们。此刻我喝完最后一口味精比例过大的面汤，把账单拿到面前。我翻着学费账单、图书馆押金账单……我看着一笔笔数字，心里检讨：该取消课间那杯咖啡；该跑远些去买九角九一打的鸡蛋；该记住收藏好各种减价券，一张减价券能让你在买洗头香波时省五角钱。账单下面是银行的月终结算，它是我最怕看的东西，一般我会一混五六天不去拆它的信封；实在混不下去了，我才壮着胆将它扯开。果然那三位数的存款又缩小了。我的存款从没上升为四位数。搬进来做牧师夫妇的房客，我交纳了第一个月的房租和水电煤气费。一天年轻的牧师太太对我说：“真抱歉打扰你，不过我得告诉你，你给我的支票是坏的。”我并不明白她说的“坏支票”指的是什么，马上说：“那真糟——我这就去再写一张好的给你。”她脸上的笑容十分美好，是那种不忍心揭示残酷真相的样子。她是我唯一碰到的在金钱上态度娇羞的美国人。
她说：“可是，如果你继续开坏支票，恐怕银行会罚你更多钱的。”
我使劲想，她到底窘什么？
“是这么回事，”她说，脸色极红艳，连比画手势的十根手指都涨红了，“你已经没钱了，你的银行账户已经空了……你懂我在说什么吗？”她实在不忍心继续揭我的短。
我不敢再去看她的脸和手指头，它们再红下去她可吃不消了，我也快吃不消了。我说：“我明白你在说什么。太谢谢你了。”
“哪里。”她说着把空头支票递到我手上，然后眼皮一垂，迅速走开。当初他们在挑选房客时花费了两个星期，接见了总共五十来个候选房客。从五十来个男女老少中选定我，是他们认为我看上去体面，负责任，干不出拖欠房租或开空头支票之类的事。年轻的牧师夫妇在我搬进来那天大松一口气，几乎动了感情地告诉我，他们头一眼就相中了我，对我所具备的优秀房客的素质极有信心。他们甚至搞了一套近乎仪式的午茶会：在正式餐厅摆了一盘饼干、一盘奶酪、一壶红茶和牛奶。我吃着年轻的牧师太太自制的饼干，心想我一定不糟蹋他们的友善和信赖，一定不祸害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定帮助他们保持一个体面、负责的房客形象，尽管这个良好形象存在着大量不实之处：它大部分基于他们的美好主观愿望。我在那个九月的午后坐在烘烤饼干的巧克力和香草又甜又暖的空气中，看出这对牧师夫妇动了真格的了：餐桌上的餐具是节日用的银器，餐纸是深蓝色的，上面印有金色的星星、月亮。他们一再表示能找到我这样的房客是他们的幸运。我一再说，哪里，哪里。他们说，真的真的，在芝加哥这类住宅区，找个人品端庄的房客很不易：光是不抽烟、不喝酒、不听惊天动地的摇滚、不在电话上一待两小时或对着电话一口一个“我×”就已经不易了。他们曾经有位房客倒是不抽烟不喝酒，安安静静，但后来发现他不声不响原来是在卧室里养蛇和蜥蜴。
“所以希望你能长期住在我们这里。”牧师太太说。她细巧地为我斟茶，细巧地用小银勺搅动她自己的茶杯。她说：你一看就不是那种有乖戾习惯，或者赖账、不讲卫生的人。
而我在第一个月就辜负了他们。
这时我仔细做着加减法运算：电话七十六元，房租两百元，水费二十元，电费三十一元，煤气二十八元……得出来的数仍是大于银行结算的三位数。我可以向餐馆预支两星期的工资，如果老板不同意，我可以在校园广告栏卖我上学期用过的书，可以卖得约两百元，不过这个交易过程很可能会长达三个星期。用不了三个星期，我就会把我在牧师夫妇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彻底弄砸。我估计下个礼拜我再出出进进绝口不提欠他们账的事，他们就会对我失望过度。我还能从自己这点儿家当里刮出什么油水？去卖掉母亲给我的项链吗？……急剧的心算中，我下意识打量着我的卧室。我真的喜欢这四面乳黄色的墙，它没有任何装饰，曾经挂过画或相框的钉子被拔去了，洞眼疤痕都经过细致地修补。屋内陈设简洁到了极致——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台，一把椅子。床边一把椅子在没有客人来访时便是床头柜，上面放一盏台灯。台灯至少经历了三代人，灯罩内衬的一层薄绫其实已是一层灰烬，似乎一点轻微的触动就会使它碎裂成粉末。正是它给了这座房子某种来历：一个正统的、有不少美德的、没出过败家子的家族的来历。它消除了我江湖过客的感觉，使我对自己这段很可能是暂时的生活，产生了类似归宿的幻觉。每当我从学校、从餐馆回来，这一簇暖色的灯火能让我的心马上稳下来。它因为陈旧而显得温暖，三代人之前，它已亮在这里；隔着整整三代，它接纳了我；或者说通过它，一个朴实本分的家族容我跻身其中。这个家族重视传统，并以传统为骄傲。对于此刻的我来说，传统的东西显得更为可靠。
我端着空碗走出卧室，提着身体的分量，脚步贼似的轻。客厅里交映着冷调和暖调的光，那是电视和壁炉。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复加的光亮。我的脚起落无声无息，但这幢旧房的地板却能把我的动作传达到客厅。我听见夫妇两人朦胧的对话停止了。我不知是前进，还是后退。如果牧师太太此刻借故走进餐室，就会逮我个正着，我就躲不过去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厚着脸皮请她多宽限几天，那将是他们给我的第四回宽限。尽管牧师太太每回都说：没关系，等你有钱再说。我知道我在飞快接近我的信用限度。牧师夫妇一定在暗中给我标了极限，他们再真善美也不能容我无度挥霍我的信用。
我快要接近通往厨房的门了。进了厨房便登了安全岛，可以避免正面遭遇。我眼睛的余光看见牧师坐在沙发上，妻子坐在地上的一只沙发靠枕上，脸枕着丈夫长长的腿。这样一个宅子，安全实惠，似乎人世间所有的美好祝福都降落在这间不大的客厅里，浓缩在这对年轻男女身上。我成功地没有惊动他们。
我决定明天再同牧师太太谈宽限房租的事。我这样拖延一部分也是为他们着想：在这样一个充满祝福的晚上，他们对一切都如此放心，连灯都不必开一盏，却突然闯来一个异国女人，谈起她尴尬的穷困——穷得连两百块的房租也对她形成致命压力。我不忍心让他们意识到，有一份赤贫就在同一幢房子里；一份赤裸裸的生存急需，紧挨着他们的安全温馨，威胁着他们年轻幸运的隆冬夜晚。
我老鼠一样灰溜溜地进入厨房，把水龙头的水流量拧到最细，洗着一只孤零零的饭碗。我真的不是想混一天是一天。因为每过去的一天就给牧师夫妇多一份证明——他们当初瞎了眼。我知道唯一的补救是踩着自己的自尊走到客厅去，走到他们相依相偎的恩爱造型面前，赔上大大一个笑脸和我不坏的仪态，请他们谅解，再给一次宽限。这是办得到的。这比装聋作哑、浑浑噩噩地硬赖下去要好些。但我实在做不到。
我打开冰箱，想为自己倒一杯果汁，却看见冰箱里放着大半杯剩咖啡，杯口上罩着塑料保鲜膜。冰箱里常常有半杯咖啡或半块糕饼，都是用保鲜膜细细包好，打算下回接着饮或吃。房东们还不宽裕啊，他们或许指望我付的房租水电费，好用去支配他们的柴米油盐。我对着那杯剩咖啡傻站了许久。
把碗轻轻放进柜子时，我听见有脚步朝厨房走来。我赶紧再打开水龙头，开始专注地洗手。在最难堪的时刻，千万得给自己找桩事忙着，占着手或大部分注意力。厨房天花板上的大灯亮了，光天化日，我这下可没处躲了。
牧师太太出现在门口。“怎么不开灯？”她微笑地责怪我，语气却非常温柔。
“我看得见。”我说，“省点儿电。”我大概像个乡下亲戚。
年轻的牧师太太大概也认为我的确像个乡下亲戚，她咯咯地笑起来说：“美国电便宜啊，哪里省得出钱来？又不是中国！”
我说电便宜省省也没坏处。
她马上说：“你从来不看电视，不会也为了省电吧？”
“要读的书太多了！”我说，“你知道的，读文学的人，都要做好读死在书堆里的准备。”
她说：“超饱和地读，反而是记不住的。来和我们一块儿看看电视吧，下面有个很不错的电视剧。”
我说：“我一般只看早上七点的新闻。”
她说：“来吧来吧，你不来，斯迪夫该怪我不尽职了，他该说我弄得你很紧张。刚才就是斯迪夫要我来邀请你的。”
斯迪夫是牧师的名字。他们的目的或许在于套出我的真话：我如此沉着地拖欠房租，到底是什么缘由。他们或许要以盛情来刺激我的良知。我在壁炉边电视前的一片惬意中会如坐针毡，他们或许要的就是这个。房东一个不缺席，再厚颜的房客也会被提醒：什么是他们和你之间最本质的关系。
“太感谢了。我真的没空，还得赶一篇读书报告。”
我把手在毛巾上左一遍右一遍地擦拭。我尽量把动作弄得很匆忙，尽量把匆忙弄得很真实。我想牧师太太或许听出了我托辞中的真话：别逼我——明天，最迟后天，我一定交房租。
她叹了口气。她看出再逼也逼不出名堂来。
“你太客气了。”她说。
“哪里。”我说。
“还帮我熨衣服。”她说，“我放在地下室里的衣服，你全帮我熨了！”
“我是一顺手就把它们全熨了。”我说，“反正我自己也有两件衣服要熨。”我心里想，她可千万别误会，我绝没有以苦力抵房钱的意思。我究竟有没有这意思呢？
“你很怪，忙得连电视也不看，倒舍得花费两个小时帮我熨衣服。”牧师太太说。
“就是一顺手的事。”我说。那可不止两小时，而是四小时。熨那些衣服，需要一个笨手笨脚、缺乏技术的中国女人拿出整整四小时。而我撒谎眼都不眨：“你知道吗？我喜欢熨衣服，我可以一边熨一边打腹稿。我的教授说我的文章结构不怎么样，所以我必须多花些时间在打腹稿上。”
“是吗？我以为熨衣服这件倒霉的事能把天才变成白痴！反正它让我烦得要疯！”
我非常警惕，她的东拉西扯里随时可能扯出正题来，有关我踏踏实实拖欠房租的正题。
“噢，对了，我想起刚才想跟你说什么——我这脑子！”
你看，来了吧。我抓起抹布卖力地擦着灶台。
“我昨天和斯迪夫想去找你呢！我们正好开车路过你打工的餐馆，想到你万一早下班，可以坐我们的车回来。他们说你请了假。”
“啊，我是请了假。我得到图书馆查资料。”我信口说道。有没有替便衣福茨隐瞒实情的必要呢？不是替他瞒，是怕吓着年轻纯洁的牧师太太。她若知道她家里窝藏着一个正被FBI找别扭的人，说不定她会给吓着。你看她看上去多么安全。那场审讯敲掉我本可以赚到手的二十五块钱。二十五块钱，无论如何都能缩短一点儿我和债务间的距离。
“对了！”她两手一拍，活活一个孩子，“我又差点忘了！今天晚饭前收到一个电话，找你的！”牧师太太轻盈地转身，跑到书房，眨眼间又回到我面前，手里拈一张黄颜色的小纸签。
我接过纸签，见上面是牧师太太孩子气的大头大脑的笔迹：请在晚上十点等电话。我问她此人叫什么名字，难道不留个回电号码？
牧师太太说：“他今天下午五点就开始给你打电话，从五点到六点，一共打了三次电话。我问他姓名，他说你不在就算了，他晚些再打……但我肯定不是戴维斯先生。对了，他说他是你的朋友。”
我到芝加哥来近两个月，只有同学、工友、教授、房东，尚没有朋友。我把黄颜色小纸签粘在掌心上，对牧师太太说：“谢谢你。”
“哪里的话。真不想和我们一块儿看电视？”
我抿嘴笑笑，摇摇头。我没钱，廉耻还是有的。一个人光剩了廉耻其余什么也没剩下的时候，你别去理她。你这样厚待她只会让她受洋罪。
房东太太讲述起电视剧的情节来，一个劲儿说：“我可不想露底给你！”其实她不断地露底给我。我很好地招架着她，表示深受吸引，其实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我得设法尽快挣钱。如果我三天之内还凑不出房钱和水电、煤气、电话费用，我就只剩下最后一招了：接受安德烈的救援，把他给我的八百元支票兑现。入校前安德烈给我寄了那张支票，要我答应他，绝不让饥饿、寒冷、疾病在我身上发生，一旦发生就拿那张支票去阻止它们。他说，你可别做饥寒交迫的英雄，在这个物质过剩的国家，饥寒交迫可是自找。除非你特别想做当代堂·吉诃德。我想要他放心，把我这样一个人给饿死可不大容易。我却没说什么，收下了那张支票，把它和母亲送我的项链放在了同一只锦缎盒子里。
电话铃响的时候，我打开台灯，看到小闹钟显示器上的数字——7∶00。显然是一个预先计划要打电话的人。我赤脚跳下床，一把抓起话筒，怕它继续响下去把牧师夫妇吵醒。他们昨天夜里一直等到我熄灯，才开始做爱。那场做爱至少历时一个钟点，因此该让他们早晨多歇歇。
“早上好。”问好的是个清醒的男人。清醒的美国男人。
我感到我很快会认出这嗓音的：这沉着、从容，有一点儿寻开心的嗓音。我随口还了声问候。他却乐起来。
“怎么？这么快就忘了？”他笑着说。
我脑子猛然一阵蠕动，有些眩晕。是理查·福茨。便衣福茨。讲英文的理查不那么规规矩矩，有些痞，像那种时常揩女人油的男人。
他说：“我想你一定是早飞的鸟。我没猜错吧？”他得不到我的答复，马上接着说：“这个时间给人打电话不算惊扰。我没惊扰你吧？”他似乎明白自己挺招人烦，但他不得已。
“早上好。”我说。我还能说什么？
“是我把你吵醒的？你不高兴了？”他问道。
“我工作到半夜两点。不，早晨两点。”
“你现在不想跟我谈话，是吗？你要我迟些再打来吗？”他的体谅完全像真的。
“你谈吧，我听着。”你的身份、职业让你很习惯自讨没趣。
“我可以晚些再给你打电话。”
“好吧。”
便衣福茨大概就是想测试一下窃听器的功效。正要挂电话的时候，他又叫住了我：“噢，对了，昨天你说到认识戴维斯是在华盛顿市郊的高速公路上，是几号高速公路？”
“我说了我是在地铁站认识戴维斯的。”你别想趁我缺觉钻我空子。
“难道我记错了？”
“有可能的。”我可不愿冒犯你。我的口气还算文明，应付着一个明显的无耻讹诈。
“可是，安德烈·戴维斯的口述，和你的完全不同。”
“不会的。”你晚了一步，我们昨晚已立了攻守同盟。
“怎么不会？昨晚十一点，我打了电话给他。他告诉我，你们的第一次相遇，是在高速公路上。”
我的瞌睡顿时消散。十一点，那是在我和安德烈通话之后。安德烈从来不在晚上十点之后给我打电话，他帮我做个守纪律有教养的房客。他此刻一定十万火急地在给我拨电话，可线路给便衣福茨抢先一步占了去。
我说：“你昨天问的是认识。相遇不等于认识。我和你昨天相遇，可我敢说我昨天已认识你了吗？”我的声音平和，逻辑也不差。
便衣福茨嘿嘿嘿地笑起来。原来这个体重不到一百磅的中国女人并不好诈，斗智也够他斗一斗。
“好，很好。”理查·福茨说，“的确是这样，认识一个人没那么简单。咱们再回到高速公路吧。你记不记得是第几号高速公路？”
“不记得。”
“大概在哪个位置？”
“我对华盛顿的地理又不熟悉。”
他沉吟一刻，又找出我一个茬子：“可是你想，高速公路上怎么可能呢？你想想看，车流量那么大，车速那么快。你们怎么可能碰面，除非他的车撞上你的车。”
“差点儿。”
“什么差点儿？”
“他的车眼看就撞上来了。不过他车闸很灵，一踩就刹住了。”我的英文够坏的。坏英文也有便利。
他又是一个停顿，然后说：“你的车当时咽气了。”
“是的。”
“车要在主要高速公路上咽气，就要命了。可车偏偏常在最不是地方的地方咽气，对不对。所以你只能认了：完蛋了。”
“我们就是这么说的。”
“怎么说的？”
“我们说：完蛋了。”
“你们是谁？”
我怎么把阿书扯进来了。
“我的一个熟人，不相关的。”
“那个熟人是女的吗？”
“她和这事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他以随便的口气打听阿书和我是怎样的交情。同时在迅速地推断，我竭力掩护的女熟人可不可能是扯皮条的：存心让车在那段路面上咽气，存心让安德烈·戴维斯的车撞上来。我一一回答着无关痛痒的问题，同时也在迅速分析：我这样玩命遮掩阿书，是不是恰巧在坑她。阿书并不怕麻烦，麻烦给了她一次又一次机会，让她证实自己处理麻烦的才能。在处理麻烦的忙乱中，她自豪她生活得充实。到美国的第三天，我交纳了三笔考试费用之后不留分文，不得已提出向她借五百块钱。她转眼向别人借了五百块给我。后来的日子里，阿书在向我索债和去她熟人那里争取拖欠这两桩事情中，甚至在拆东墙补西墙的业务中，一而再、再而三让别人和她自己认识到，全仗了她的金融才干，大家的经济和友情往来才变得如此熟络。每一件对于麻烦的处置，都会给阿书留下漂亮的记录。经过以上分析，我以平淡的口气告诉理查·福茨，他尽管去麻烦我的朋友阿书。
“她可以为我作证，不单单在这一件事上。”
“太棒了！”理查欢乐起来。他们这个民族很会夸大自己的一点好心情，一点小小的得意。这个民族的情绪高昂得令人怀疑。
果然，半小时后，理查·福茨又打电话给我。我正在浴室里刷牙，牧师太太眯着睡眼把她床头的无线电话递给我。我啐出牙膏沫，听见理查·福茨说阿书的说法和我出现了分歧。我来不及用水涮掉牙膏沫就问他哪里出了分歧。他说根据阿书的记忆，我们当时是在马里兰州的一条小路上，并不在高速公路，我们的车的咽气地点以及我和外交官员戴维斯的邂逅地点是在马里兰州的一条小路上。那是条美丽、枫树密集的小路。我觉着他突然变得诗意起来，不知他想干吗。我抓紧时间漱了漱口。刚才不当心咽下去的一口牙膏沫，正在我喉管里划一根清凉微辣的线。
“那好吧，就算是在马里兰州的小路上。”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油水给你捞，“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讲过的一句话，人的记忆花招很多。”
他是要我认账，我利用记忆的花招耍了花招，而我的花招已被他识破。一条是交通繁忙的高速公路，一条是树荫隐蔽的幽静小路，对一场可疑的邂逅，难道能让他相信，只是记忆的误差？只是记忆在玩他，甚至也在玩阿书、戴维斯和我？
我说：“行，那你去相信我的女友吧。”
这时我已在一问一答中完成了洗漱，回到了卧室。我找出衣服来，打算换下身上的绒布睡衣。
“你认为她的记忆没有花招？”他问道，听也听得出他笑眯眯的。
“你认为呢？”
我脱下睡衣，一条胳膊绊在餐馆的制服袖子里，大半个身体晾在空气中，马上冷却了。这点也体现了牧师夫妇的勤俭美德。他们在进被窝之前必定关掉暖气。
“我认为？”理查·福茨说，“要你是我，你会怎么认为——你、戴维斯、你的女友，说的是三个不同的地点。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不明白。”
“就是说，你们当中，必定有两个人在说谎。”
“噢。”
我的声音听上去比较无力，受挫的感觉从电话线传过去，理查·福茨在那边觉得很来劲儿，他冷冷的兴趣也顺着电话线传过来。我说：“对不起，我正在换衣服。我马上给你打过去行吗？”
他知道我想溜，要不就是想喘口气再来好好同他周旋。他说：“你换吧，我可以等着。”
他的意思是绝不给我缓冲、调整的间隙，他宁愿在我跟前守候。我把话筒放在写字台上，脱下另一只睡衣的袖子。我看见自己的肌肤白里透青，一粒粒鸡皮疙瘩又大又饱满。在冷空气中，餐馆制服的假绸缎面料显得僵硬而冰凉。那是国旗的大红色和暗金色交织的图案，假得实实在在，一点儿冒充真货的企图也没有。这样的廉价东西普遍被认为是中国特色。一切低品格、廉价的东西都被当成中国特色而允许存在。你可以低俗廉价，只要你自己对低俗廉价认账，就随你去。我打工的餐馆就让我们大胆地俗艳，让它自己坦荡荡地廉价，以俗艳廉价收买浩浩荡荡的异族食客。我真不愿意去触碰它——那经纬里渍透了低档菜肴的气味。各民族的低档菜肴都是这股油腻得让人反胃的气味。
这时搁在写字台上的话筒轻轻响了一下。像是那端的人打翻了什么，打翻了半杯咖啡，或碎了一个盛麦片粥的碗。他真的在等我换衣服。理查·福茨真的一声不吱，眼睁睁等着这个中国女人更换衣服；他瞪着她片片断断的裸露，影影绰绰的私处。气氛中的侮辱使我动作更加缺乏准确。我脱下绒布睡裤，却找不到合适的内裤，赤裸的两条腿扭绞在一起，在特务福茨轻慢的冷冷神色下，它们你掩护我、我掩护你，陷入了绝望的慌乱。
我忽然想起洗净烘干的衣服仍留在地下室的洗衣筐里，所有的内裤都在那里。我只得找出一条原打算丢弃的短裤。它是浅黄色的，最初很可能是乳白色的。假如任何人对我的穷困尚未彻底信服，这条短裤足以除去他最后的怀疑。我尽量缩小动作，怕难听的声音从话筒传过去。这场面已相当狼狈，特务理查实在够损的，居然就这样稳稳地守着，等着我又脱又穿，手忙脚乱。他面带寻开心的微笑看黑色假缎子宽腿裤怎样一次次从我腿上滑落：餐馆制服是按最胖和最瘦两个极端之间的尺寸做的，因此谁穿都费事，谁穿上它都像长了副十分马虎的身材。黑色话筒不动声色地看我在裤腰上别一枚巨大的别针，总算阻止了裤子的下滑。理查·福茨居然一点儿也不难为情，就这么干巴巴地等我从内到外地脱衣穿衣。
“换好了吗？”黑色电话沙沙沙地说。声音好狎昵。
我停止了一切动作，看着它。不能想象执行保卫国家的正义使命的理查·福茨会有这样的见鬼声音。那声音从送话器细密的小孔里“咝咝”地冒出来，将浮在桌面上那层极薄的灰尘轻微吹动。
“哈罗？你换好了吗？”
黑色电话里的理查·福茨“咝咝”地同我耳语，同我挤眉弄眼。我觉得他一定把什么都看在眼里了：我的赤裸，我的羞耻，我的最不该示人的女性动作，我的丑陋的浅黄短裤。
我抓起话筒：“哈罗。”
“你们三人间，到底谁说的是真话？”
“对不起，我要去上班了。我得挣钱。”
“其实我只想跟你随便聊聊。这绝不是正式讯问。”
我不语，对着墙上的椭圆镜子飞快地梳着头发，梳了一半，再把电话换到右手，梳子用左手握着，梳另一半头发。
“是不是你也跟不少美国人一样把FBI看成反派？”
我企图用一只手把头发绑成马尾，却一再失败：“噢，美国有不少人把你们看成反派？为什么？”
“他们选择好莱坞编剧、导演的立场。这些编剧和导演实在没丑角了，就弄出两个FBI到他们的故事里去。”
“对不起，我必须赶八点的地铁去上班。”我说着，一只手挖了点儿底妆抹在脸上。餐馆老板对化妆化得好的女雇员没那么凶。
“……如果我让你害怕，我很抱歉。”理查声音诚恳起来，“我个人对你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可我个人在这个案子里不算数。”他既诚恳又婆婆妈妈，“我的意思是，我完全赞同你和我们的优秀外交官戴维斯恋爱。”
我拿出袜子，用一只手往脚上套。这个唠叨得没完的电话非常碍手碍脚：“谢谢。谢谢你的赞同。”
“哪里的话。”
我出了地铁站就狂奔。不过还是迟到了四十分钟。四十分钟的迟到在餐馆严格的考勤制度下就算半旷工，只有一半工资。理查·福茨该对我的经济损失负责。老板暂时没注意到我的迟到，他和我的一位女工友正在吵架。女工友四十多岁，从来不肯把长波浪束到脑后。老板在一盘菜里扯出一根一尺多长的弯弯曲曲的头发，要她赔那盘菜的钱，她自然不肯赔，两人便由此吵闹起来。由于他俩的吵闹，其他工友都心情很好，面孔都因享受了难得的清静而变得眉舒目朗。
中午十二点，每张餐桌都坐得满满的。我一眼看见一个不很高大的身影混在人群里。理查·福茨伪装得极好，似乎他和我的不期而遇让他过度惊喜，以致他明眸皓齿的笑容里出现了一丝放肆。
我捧着的托盘上放了六盘菜和六杯饮料，对他撇一下嘴。他穿着米色风衣，紧紧束着腰带，因而从肩到腰的形状极见棱角。得承认，脱离了杰克逊街×××号的大背景，单单来看理查·福茨，他相当英俊潇洒。他的笑容该属于一个法学院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他像是刚结束繁重的学习，尚未来得及长起美国式的膘，浑身是年轻的敏捷。他敏捷地脱下风衣，搭在椅背上。他的座位不在我负责的四张桌之内。他微笑地从领位小姐手里接过菜单，从他嘴嚅动的形状里，我读出他说的是“谢谢你，这是个迷人的餐馆”。领位小姐欠身，他对她说了一句颇长的话，一只手不太经意地挡在嘴旁。领位小姐突然转脸来看我。她脸上的神情带有淡淡的醋意：你要打听她吗？
我将盘子一一卸下，然后是饮料，与此同时，我接受那位黑人女子的请求，我说：“没问题，我马上给你送过来。除了两小袋辣酱，你还要别的什么？”……便衣福茨看着我的侧影，继续打问着我非凡的曾经。十八岁的军队记者，二十五岁的女少校，这绝对不平凡吧？他这样问道：“即便在中国，这样一个女人的经历也属于超常，对吗？”女领位抱歉地笑笑。我一眼瞥见她的歉意笑容；她帮不了他的忙，因为这餐馆的工友之间从来没人谈自己的曾经。如果到了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度，还不去改变或推翻自己的曾经，这远走高飞还有什么飞头。
理查·福茨不知道，我们这些人都不大喜欢自己的曾经，我们的背井离乡证明了这一点。这份“不喜欢”微妙丰富，同理查·福茨是讲不清的。女领位穿着粉红长旗袍，亮晃晃的假缎子造成她肉感的假象。她指点着菜单上的一只只招牌菜，连笑容都廉价起来。她比我大几岁，还在大学做本科生，还要靠亮大腿挣口粮，她怎么可能喜欢我的曾经。
我背转身，麻利地将一个客人留在桌上的一元钱小费抓过来，塞入围裙中央的兜里。我感到理查·福茨的目光瞄准着我，我肩上、背上、后脑勺都负载着一种奇特的压力。我的肩膀单薄，上面曾挎过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