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动念要写作一本名叫《城邦暴力团》的小说的那个夜晚。大雨又劈头罩脸地下着了，我一鼓作气跑到中华路、西藏路口，设想着多年以后，当孙小六活到和我差不多年纪的时候，是不是仍然在想尽各种法子逃脱那些个老家伙的追捕？他应该也会和我一样、先躲进路口这幢名为“南机场公寓”的国宅型建筑中避雨。彼时他身上应该还穿着那件他哥小四打从修车厂库房里削出来的夹克，胸前背后各绣了一组汽车油精牌子的英文缩写字母，腰间缠着孙老虎传给的一卷软钢刀，脚下趿拉着小五亲手缝制的黑帮子白底棉布鞋，皮夹子勉强不算空，还塞着一迭他老娘在褥子底下攒了不知多久的小额旧钞票。这小子也许不急着赶路——穿一身给雨淋得透湿的单薄衣裤行功疾走，这叫没病找病；他应该会一直在“南机场公寓”地下楼的菜市场里等到雨过天青。我猜那会是一个和今晚截然不同的季节（最好是微带湿凉之意的初冬）。直至拂晓前后，夜雨渐息，孙小六不敢大意，先蹑步窜上公寓顶层的楼梯间，从既小且破的玻璃窗中向下张望，确认方圆数百丈内并无任何一人的踪影之时，他便一跃而出，一双脚掌落在红砖道上，拳抱两仪、眼环四象、气吐三分、腰沉七寸，成了个蹲姿。
关于《城邦暴力团》，我最初的想象仅及于此。这个小小的段落犹如一首交响乐曲乍然展开的动机，反复萦绕、回旋，从民国八十一年七月十三日的那个雨夜开始，可说无时无刻不在搦动着、触探着我的意绪，直到我把它写出来的那天为止——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把它写出来的那天正是民国八十八年的初冬某日清晨，孙小六当眞从我所说过的那个五楼破窗中一跃而出、逃向竹林市去了。
容我不带任何神秘色彩地简述一下这个创作动机的来历：当我疯了似地冲逃出门，带着些许离家出走况味地跑进一场大雨里去，喊着：“我会把他们搅浑、搅乱的世界搅得再浑、再乱一点！”的时候，我的意识其实是十分清醒的。那听来谵妄的语言实则再明确不过了；我的意思是：我会用写小说的方式向那些曾经以窥伺、跟监、追捕甚至偷袭等手段对付我的人们施以最直截了当的报复。唯有透过一本小说，我也才能将“他们”多年以来亟欲掩饰、湮没、埋葬的眞实历史完全暴露出来。
在那样叫嚷着的同时，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一定早已在暗中等待着——祇是“他们”不会料到：我居然如此肆无忌惮地夺门而出、呼喊奔跑，且全然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况。
然而，我眞地是孤立无援的么？当雨水如浇似灌地把我的头脸、四肢乃至浑身上下每一吋肌肤都淋浸冰凉之时，我猛力地摇起头来，笑了。不！一点儿也不！因为我确信：在“他们”的对面，还有一批经年累月置身于幽冥晦暗之地的人物也随时守候在我的四周，于眞正的危险迫近之前，这些人会从天而降，犹如在任何一部武侠小说里都曾不断复咏的主题旋律一般。我笑着跑进“南机场公寓”地下楼层空旷且阗暗的菜市场里，大口喘着气，勉力扯开喉嘴，喊了声：“出来罢！”
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散了市的菜场里会藏着什么样的人？他们会如何现身？又会如何对付我？一多半儿的心情恐怕只是喊烂而已——也就是说：我其实有如夜半吹着口哨、唱着军歌、行经一个在理智的认知之下不可能出现恶魔妖鬼的坟场中竭力嘶声壮胆而已。带着些许无人能识破戳穿的激愤，我喊了五、六嗓子：“出来啊！你们通通出来啊？不要让我把事情全部写出来啊！我反正烂命一条，你们有种就来啊！”
从廊柱和贴着白磁砖的水泥平台之间飘荡的回声里，我听见自己的虚张声势——这里头存有些许微不足道的、属于潜意识层次的侥幸心理作祟；说穿了其实很不堪：我没有往相反方向的双和市场或者青年公园跑，显然是因为那两处所在曾经出现过万得福、四个猪八戒、面具爷爷以及竹联帮孝堂的痞子们的踪迹；而闯进这里来大呼小叫一番，的确几分如入无人之境的气概。我猛里喊破了喉咙，咳嗽一阵，现实感也随之浮涌上来；眼下有家归不得，我该上哪儿去把这部小说写出来呢？
从我倚身而立的柱边抬眼往东南角仰望上去，勉强可以看见烧腊店老广门楣上的一角招牌，我也许可以像上一回一样，敲开他的门、假借徐老三的名义，请他开车送我一程。然而，时隔近十年，我已经完全记不那幢矗立在龙潭茶园中间的“美满新城一巷七号”到底在什么地方了。我当然也可以冒雨跑回村子，看能不能找着徐老三、小五甚至孙小六给带个路什么的，可是这样做不过是重复一遍实则不可能眞正重复的人生；一个写小说的人回头走进他的故事里搬请他的角色出来替他解决困境，又是多么愚不可及的一件事。
日后再回头比对民国八十一年七月十三号的情况，我——者实也不可能在村子里找到他们。就在我进退失据、前路茫茫的那个雨夜，徐老三已经因为走私进口一货柜名为“黑星”的枪枝遭破获而远走高飞，有人说他去了越南、有人说他去了广西。小五则陪着她老娘住进台大医院的神经内科病房——据说是当年孙妈妈开煤气闹自杀那回留下来的老毛病——至于孙小六，当时正给困在第六个逮住他的怪爷爷的厨房里学烧卤汤，我们必须稍晚些时日才会再不期而遇。
眞正冒出来为我指点迷津的居然是我的一个读者。他的声音先从一根三尺见方的柱子后头传出来：“小声一点，拜托。”
我寻声望去，柱子边儿上歪出半个脑袋来，被稀稀落落、从公寓中庭天井里透进来的日光灯一照，看得出是个肤色黝黑、发色焦黄、年纪同我不相上下的男子。坦白说：我登时吓了一大跳，可紧接着的一个念头立刻让我冷静下来——这时就算冒出来个鬼、恐怕也比我孤零零一个人、在雨夜之中不知何去何从来得好些。我没吭声，他的胆子却彷佛大了些，一晃眼闪出身，站在亮处。这一下我认出来了，他正是下午在青年公园厕所里自称是我的忠实读者的那个冒失鬼。我仔细端详着他瘦骨嶙峋的一张脸，既想不起是否曾经在别处见过，也不觉得他那长相会是读我的小说的一种人。“对不起噢，弄脏你的裤子。”那人又走近了两步，腼眺地干笑两声：“可是没办法，师父说现在很紧急，到处是他们的人——”
“且慢且慢！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师父又是个什么东西啊？”
“咦？你不是张大春吗？”那人一皱眉，五官全挤到一处去了，嗫声道：“奇怪！是我搞错了吗？”说到这里，他也打量起我来，左一眼、右一眼，像是终于按捺不住了，才略微带些恼意地嘟囔下去：“我们在荣总见过一面的啊，你眞地不记得了吗？”
我的确不记了。他是我老大哥道具组里的助理，曾经向我转述过老大哥被片场灯头砸破了脑袋的情景。不消说——他所谓的父，恐怕就是我那位失踪多年的老大哥了。
“道具助理就道具助理、老大哥就老大哥，”我有些遭人戏耍了一下的恼意，斥道：“说什么忠实读者干嘛？”
“师父说你现在是名作家了，等闲眼睛里看不上我们这些低三下四的人物。万一碰到什么状况来不及叙交情的话，就说是你的“忠实读者”；你听了一高兴，眼睛就看见我们了。”
这话入耳确乎有些刺人，可一听就知道它正是我老大哥那种老浑蛋说得出来的——也许他并没有讥讽我的用意，却很透着些那种自称是“低三下四的人物”洞观世故人情的慧黠。我反正是无言以对，祇好点了点头，道：“老大哥呢？”
“师父刚被放出来，本来说要找你，又怕连累你们家。可是最近风声实在太紧——”“什么刚放出来？你说老大哥怎么了？”
“你不知道吗？”那人瞪圆了眼珠子，直往我的左眼瞅了瞅、又往我的右眼瞅了瞅，有如替我检查视力的验光师。然后，他以一种极之难以置信的神情缓声敛气、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一清专案”哪！师父被扫进去了啊！”
那是我在陆军通信电子学校服役期间发生的事。民国七十三年十一月十二号，国父诞辰，全国放假一天，我和红莲在一间叫“平鎭雅筑”的民宿热烈交媾、尽兴欢愉。至少我个人无从知晓：由国家安全局策划、指挥的扫黑行动“一清项目”正在各个地方展开部署。据说仅台北市一地就投入了三百多名警力，分别隶属于四十六个行动小组。参与者完全不知道任务为何，祇知道上级以直拨电话下达给各行动小组一个命令，而命令内容祇有一个时间指示——么九洞洞；也就是晚间七点钟。时辰一到，各行动小组才许将事先接到的一枚信封拆开，里头是书写了指定地点的纸条——所谓指定地点，其实是八家散处各地、毫不起眼的宾馆。也就以这八家宾馆作为前进基地，由各分局长任行动指挥，每分局下辖五到六个小组、展开全面的捜索和逮捕行动。至于行动通知则仅以分局长身上配戴的一具无线电话传达。至于是什么人——达命令？命令中往何处出勤？搜捕些什么对象？以及为什么要如此剑拔弩张而又藏头翳尾？则连分局长本人也一无所悉。
当局事后对外的解释十分笼统、也十分冠冕堂皇：这是有鉴于黑道不良帮派分子近来屡传南北火并及彼此掩护流窜，为免警方不肖之徒“内神通外鬼”、走漏风声，而能一举破获全省各地黑帮首恶，不得不如此诡谲行事。
关于这项十分重大而审愼从事的搜捕行动，外界有相当多的疑虑和揣测。有谓针对台湾地区所有新帮展开的所谓“肃清”祇是一种白道替黑道搞权力结构重新“洗牌”的掩饰而已。也有谓国家安全局首长汪敬煦藉由大规模扫黑的名目乘机逮捕特定帮派分——一个替国防部情报局担任杀手、“制裁”掉某位对“太子爷”不敬的作家的竹联帮老大——而眞正的动机则更幽微难辨；极可能是汪敬煦为了连根铲除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爷寖寖日上、步步坐大的势力。从这两个看似倒因为果的推论上看，反而适足以摘发出伏匿其下、暗潮汹涌的宫廷斗争——国家安全局卯上了国防部情报局。此案首尾，俱见于我的大学同窗好友汪士淳所撰写的《忠与过——情治首长汪希苓的起落》（天下文化出版）一书之中，此书初版于民国八十八年四月，正当《城邦暴力团》写到我老大哥被灯架砸破脑袋瓜儿，给送进了荣总，而万得福则警告他：“这还算运气好的——要是碰上治安单位里有现成的需要，说不定哪天他就让人抓进去顶数销案了。”
简而言之，我老大哥张翰卿以年近八旬之身教一伙儿年轻力壮、充满干劲儿、可是只能听令抓人、却不知道嫌犯犯了什么嫌的刑警扫进去了。苦蜜一蹲蹲了七、八年。于老大哥而言，却是平生最愉悦、华丽、丰盈的一段时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这样的：“我不过是个“逃家光棍”，字辈低得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来；可一蹲着了，居然挨着那么些“前人”、那么些响当当的“帮朋大老”，可开了眼、长了见识了。”
原来“一清专案”令主其事者始料所未及的是：依据戒严时期“取缔流氓办法”此一行政命令，不经法院审理、径将各地“不良分子”逮捕入狱的扫黑行动竟尔为几个亡命天涯的老家伙提供了极其方便的投止栖宿的机会。
熟谙法律的学者专家当然不会像一般愚騃大众那样，祇会从新闻报导的片段讯息中得知抓了几百个流氓，因而额手㈱罾。这些知识菁英曾一再会同在野党政客指责这种“取缔流哦办法”不符合宪法保障基本人权的精神。可是看在我老大哥他们这些老帮老会的光棍眼里，“取缔流氓办法”反而是莫大的恩赐；正因不须送交法院审理，遭逮捕的所谓“流氓”们祇要往军事检察官那里报个到、应个卯、画个押，就算完成了侦讯手续；既不必在冗长无趣的鞫审、辩诘过程中虚耗垂暮的岁月，又不必担心被法官推事者流盘查出他们所不欲透露的某些身世背景。换言之：在常人是轻忽人权、草菅民命的恶法，在我老大哥和他所声称的“前人”、“帮朋大老”却是极其优渥的托蔽或掩护。
其实，在动念要写《城邦暴力团》的那个雨夜，我对如何勾勒出黑道势力隐然操控了百数十年来我们这个社会现实的内幕并不全然熟悉，有很多关键性的细节甚至闻所未闻。我的初衷只不过是想透过一部充满谎言、谣诱、乱传和妄想所编织起来的故事让那些看来堂而皇之的历史记忆显得荒诞、脆弱；让那群践踏、利用、困惑、惊吓过家父和我的“他们”尝尝当猎物的苦头。我并没有预期会和我老大哥重逢，而眞正同那几乎已遭掩饰、湮没、埋葬的眞实历史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