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惠人又怎能忘记生命历程中的一九八六年呢？一九八六年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也许是个平常年头，而对文山地区的古龙县来说，却很不平常，刘集乡的分地事件石破天惊，把他推到了一场政治风暴的中心。在风暴中心，赵安邦和白天明真正认识了一个叫钱惠人的乡党委书记，他呢，也义无返顾地选择了这两位思想开明的好领导。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一九八六年他在文山的选择，决定了他嗣后的仕途。
事过多年之后，钱惠人还记得很清楚：一九八六年三月初的一个夜晚，赵安邦顶着早春的寒风，骑着自行车，独自一人赶到刘集乡他家来了，说是找他喝酒。酒是好酒，泸州老窖，两瓶，是赵安邦装在挎包里带来的，挎包里还装着一份卖地试行方案。是卖地，不是他设想的无偿分地，按方案设计，每亩地根据好坏，以三百至五百元的价，向签过承包合同的农民出卖。钱惠人不太理解，就着花生米、炒鸡蛋和赵安邦对酌时，不满地向赵安邦抱怨说：“不是分地吗？咋搞成卖地了？”
赵安邦那天心情很好，有些兴奋，呷着酒，拍着他的手背，亲昵地说：“你这个笨胖子，也不想想，不收点钱行吗？以后你这个乡党委书记还怎么当？农田水利用什么钱搞？每亩三五百元并不算多，从农民这方面说，应该能够负担得起。而从你们乡政府这边说呢，就是笔大资金啊，十几万亩地卖了，就是五六千万元啊，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农业基金，存在银行里有利息，搞投资滚动发展有利润，搞农田水利建设就有钱了，将来还可以作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基金嘛！”
钱惠人一下子被说服了，“好，好，赵县长，你想得可真周到、真全面啊！”
赵安邦说：“这也不是我想到的，是天明书记想到的，天明书记出题目，我做作业嘛！听着，还有呢！为防止出现土地兼并，造成新的两极分化，卖出的承包地五十年内不许转让，至于五十年后是不是能自由转让，我们五十年以后再说！”
钱惠人直笑，“行，五十年后还不知道怎么着呢，咱就这么先试起来吧！”
赵安邦笑道：“要我看，五十年后这些卖出去的地也许还得集中起来！小农经济肯定不行嘛，大农业才是发展方向，但土地怎么个集中法可就不好说了。所以，你钱胖子心里要有数，目光要放远点，别以为把地这么一分，就把农业问题解决了！这个方案你先好好看看，和乡党委其他同志小范围地研究一下，有问题就提出来！”
钱惠人酒杯一放，当场就把问题提了出来，“赵县长，每亩地卖三至五百元不算多，可很多农民还是买不起啊！就拿我家来说吧，八亩六分地，得三千多块！我一月的工资三十六块，想结个婚都没钱，一下子哪拿得出三千多？更何况农民了！”
赵安邦说：“这个问题我和天明书记已经想到了，胖子，你看这样行不行？地款分三年或者五年交清，另外，信用社也可以搞抵押贷款，把土地证押给信用社贷款！一次性交款给些优惠，再加上分期付款和贷款，我看完全能启动！”
钱惠人乐了，“赵县长，这么说，试点方案天明书记、地委县委批准了？”
赵安邦怔了一下，数落道：“胖子，你猪脑子啊？问这话！也不想想这是什么事？这是违反政策的，只能悄悄试！你怕丢乌纱帽可以不试，要不怕就闯一下，你狗东西主持搞，我负领导责任，天明书记和地委县委都不知道，听明白了吗？！”
钱惠人这才知道，地委副书记的白天明虽然暗中支持分地试点，却不能公开出面，也就是说，真搞出问题，责任在他，最多赔上个管农业的副县长赵安邦。
要命的选择就这样摆在了面前，那晚，在昏暗的灯光下，面对赵安邦严峻的面容，他不是没有退路，他完全可以不冒这个风险。然而，作为一个对土地有着深厚感情的中国农民的儿子，一个深知农村现状的基层党委书记，这个险他还是决定冒了。天理良心，做出这个决定时，他真没想到日后会成为白天明、赵安邦的什么亲信骨干，会在仕途上得到这两位领导的什么重用，后来那些风言风语均属无稽。
然而，事实证明，在中国有些高压线是不能碰的，有些关是不能胡乱闯的。
刘集乡的卖地方案试行了不到两个月，全乡十几万亩地只卖了一小半，风声便传到了县长兼县委副书记于华北的耳朵里。于华北极为震惊，一边亲自出面，跑到刘集乡紧急叫停，一边向文山地委书记陈同和汇报，把赵安邦和白天明都给卖了。
陈同和书记开始还不相信，以为于华北谎报军情，要管农业的赵安邦来汇报。
赵安邦去了，汇报说：“陈书记，刘集乡这只是个试点，不行就停下来……”
陈同和火透了，当场拍了桌子，“这种事能试吗？这不但违反目前的土地政策，还是犯法，违犯了宪法！宪法上说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刘集乡的那个姓钱的乡党委书记不知道吗？你这个副县长还跟着掺和？是谁在后面支持你们？据说我们地委也有个别领导卷进去了，是不是这个情况？！”
赵安邦当时就保了白天明，“陈书记，这我可得汇报清楚：卖地试点，和县委、地委任何一个领导都没关系，是刘集乡的同志最先提出来，我同意搞的！”
陈同和根本不相信，当天就发文停了赵安邦的职，并亲自带着调查组下来了。
赵安邦在劫难逃，他钱惠人也大难临头了，地委调查组下来的第三天，陈同和书记出面和他谈了话，还带着两个年轻人做记录。陈同和冲着赵安邦拍桌子，却没冲他拍桌子，态度挺和气，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不断地给他递烟，是云烟。那时的云烟叫得挺响。还有个细节，钱惠人也记得很清楚，就是陈同和书记老上厕所，谈话进行了三个小时，他老人家最少上了七八趟厕所。后来才知道，陈同和书记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前列腺有毛病，毛病还不小，退休后终于因为前列腺癌去世。钱惠人那时已在宁川做了副市长，听说这一消息后，还托人给陈同和送了个花圈。
地委书记对他态度很好，并不说明就会对这事网开一面，一九八六年不是一九九六年，一九八六年的干部作风，尤其是老干部们的作风是令人敬佩的。地方保护主义没那么盛行，像陈同和这种观念正统的领导还没学会对上应付、对下死保的那一套。分地事件一出，陈同和就以地委的名义及时向省委做了汇报，自己还主动做了检讨，承担了领导责任。接下来，陈同和和文山地委按省委的指示精神查明事实真相，抓住白天明和赵安邦这两个领导不放也在情理之中，绝不存在别的意思。
因此，陈同和在谈话一开始就说：“钱惠人同志啊，我和文山地委决不相信刘集乡分地只是你们乡党委研究决定的！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讲纪律，要对组织忠诚老实，今天我是代表地委和你谈话，希望你实事求是！请你说清楚，地委副书记白天明同志和副县长赵安邦同志在这件事上到底参与到了什么程度？”
钱惠人心里一片灰暗，觉得反正自己完了，没必要把白天明和赵安邦再搭进去，再说，赵安邦也打过招呼，不能牵涉县委、地委，于是，便说：“陈书记，这事和白书记、赵县长可真没关系，就是我自作主张嘛！第一轮土地承包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我是向白书记、赵县长汇报过，但分地的事我提都没敢提，真的！”
陈同和拉下了脸，“你在赵安邦面前也没提过吗？不但提了，还得到了赵安邦的支持，连那个分地试行方案都是赵安邦搞出来的，赵安邦同志自己都承认了！”
钱惠人知道，赵安邦已被停了职，所以，听了这话并不意外，明知保不下赵安邦，却还硬挺着，“陈书记，你这么一说，我倒记起来了：分地的事我好像和赵县长提过一次，当时就挨了赵县长的批评，赵县长说我喝多了，让我想都不要想！哦，对了，对了，我全想起来了：赵县长还骂我小农意识，说我想当地主……”
这场谈话把陈同和气得够呛，据调查组的同志后来告诉钱惠人，陈同和对他有个评价，说他睁着眼睛说瞎话，政治品质恶劣，要开除他的党籍。钱惠人当时也觉得党籍可能保不住了，甚至连公职都保不住，就更不怕了，在嗣后和调查组成员的一次次谈话中，竟然坚持错误立场，继续大谈把承包地分给农民的种种好处。赵安邦得知这一情况后，既感动，又着急，让新婚的老婆刘艳带了句话过来，“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一听就明白了，这才开始转弯子，写起了“深刻检查”。
没想到，搞到后来，党籍还是保住了，省委书记刘焕章亲自做了批示，对他“留党察看，以观后效”。公职也保住了，虽说刘集乡的党委书记不让当了，粥还是给喝的，当年九月，便到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做了喝茶看报的副主任。两位领导也调离了，白天明带着个严重警告处分，离开文山，到宁川做了地委副书记。那时的宁川和文山不好比，文山是北部重镇，宁川是南部不起眼的小市，干部使用上一直比文山低半格。赵安邦则给了个行政记大过处分，安排到文山最穷的白山子县做了分管工业的副县长。当时白山子的工业只有一个编织厂、三家小饭店和十几个乡村合作社。白山子乡镇企业的崛起还是后来的事，也是在赵安邦手上起来的。
对钱惠人来说，分地风波的最大打击，还不是组织处理，组织上已经够宽大的了，真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啊，虽说不用你了，总还给你碗粥喝。最大的打击来自生活方面：谈了好几年，已要谈婚论嫁的未婚妻孙萍萍离他而去了。这倒不怪孙萍萍，得怪孙萍萍在县里当组织部长的爹。人家部长同志高瞻远瞩，有政治眼光啊，和自己的女儿说了，小钱这辈子算是死定了，仕途上根本没希望了，对犯这种政治错误的人，组织上永远不会重用了，当然，这位部长同志后来悔清了肠子……
到计划生育办公室喝茶看报，和于华北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这场风波让于华北成了最大的赢家，人家于县长政治上坚定啊，成了地委陈同和书记欣赏的干部，后来就一步步上去了，从于县长变成了于副市长，又变成了于市长。未来的于市长对他挺关心，在县委大院见了面，有时会拍拍他的肩头说：“小钱哪，不要发牢骚，不要埋怨组织，还得好好干啊，你还是有希望的！”他脸上笑着，嘴上应着，心里却骂，“日你妈，有你这样的组织，老子还有啥希望？不是你向上打小报告，白书记、赵县长能被处理吗？我一个没结婚的大龄青年能来到这里发避孕药具吗！”
那当儿，钱惠人就看清楚了：所谓组织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他的组织就是白天明、赵安邦，只有跟着这两位领导干，他才会有出路。于是，次年三月，通过赵安邦的协调，他调到了白山子县的工业办公室，又追随赵安邦振兴乡镇企业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