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要大量繁殖人口，有时取决于世上最细微的情况。因而往往只需要想象一个新的办法，就可使民族人口比过去大大增多。
经常被消灭、但是经常再生的犹太人，用惟一的希望，补救他们不断遭受的损失与破坏，那就是他们之间所有的家庭都希望产生一个强有力的君王，将来作为全世界之主。
波斯古代各位君主有成千上万的百姓，只因那时博士们的宗教立有教条：凡人所能够办到的、最使上帝舒服的事，就是生育一个孩子、耕一片地、种一株树。
中国之所以拥有为数奇多的人民，只是从某一种思想方式得来的。因为，儿女把父亲看作神祇，他们在父亲在世时，已经如此看待父亲；父亲死后，子女祭之以牺牲，并且以为死者的灵魂，既已消灭在天上，遂又托生于尘世，所以各人皆倾向于增加家口，这家庭在现世既如此恭顺，在彼岸也是不可缺少。
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各国日趋荒凉，也只由于一种意见。这意见固然十分神圣，但在思想中一度生根，即不免发生十分有害的效果。我们把自己看作旅客，应当想到的只是另一个祖国。至于有用和持久的工程，保证子孙幸福的考虑，超越个人短促生命过程的计划，在我们看来都仿佛是荒诞不经的。我们安于目前，对未来毫不操心，不肯费事去修葺公共建筑，不开垦荒地，亦不耕种熟地：我们生活在普遍的麻木中，一切听凭天意。
一种虚荣的精神，在欧洲人之间建立了不公平的“长子权”，非常不利于人口繁衍，关系在于它使父亲的关怀集中在长子身上，置其他儿女于不顾；在于它迫使父亲为了巩固一个孩子的财产，不容其他子女成家立业；最后，在于它破坏了公民平等，而平等使公民富裕。
一七一八年，莱麦丹月四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