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欧人民服从本国君王的程度各有不同：例如英国人，脾气急躁，不让英王有足够的时间加重他的权威；屈服与顺从，是英国人最不自鸣得意的品德。
在这方面，他们说过异乎寻常的话。按照他们的意见，只有一条纽带可以维系人心，那就是感激。夫、妻、父、子，或互相亲爱，或互相帮助，才彼此结合在一起。感恩知情，动机不一，但所有国家与社会都从这种关系起源。
但是，假如有一个君主，不但毫不使人民生活幸福，反而加以蹂躏和摧残，于是人民服从国君的基础立即丧失；君民之间毫无维系，毫无牵绊，于是人民恢复本来的自由状态。他们认为，任何无限制的权力不可能是合法的，因这权力绝不能有合法的根源。他们说，因为我们不能将我们自己没有的权力给予别人，让别人再拿这权力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对于自己也没有无限的权力：例如我们不能结果自己的生命。他们的结论是，在地球上谁也无此权力。
按照他们的说法，大逆不道并非别的，不过是最弱的人在不服从最强的人时所犯的罪，无论他在什么方式之下表示不服从。所以英国人民在反对他们某君主时占了上风，说那君主犯“大逆不道”之罪，因他向人民发起战争。他们极有理由这样说，他们的《古兰经》教训他们服从强权，这条教规是不难遵循的，因为不遵循反正是不可能的；况且并不是勉强他们服从最有德行的人，而是服从最强的人。
英国人说，他们的某君王战胜了一个想和他争位的亲王，并加以俘虏，责备他不忠不信。那倒霉的亲王说：“咱们两人到底谁是贼，谁是王，只不过是刚刚决定的哩。”
窃国大盗将所有不像他一样压迫祖国的人，均宣布为叛逆，并且认为只要他看不见法官的地方就毫无法律，他使人们尊敬命运与偶然的际遇，有如天上的律令。
一七一七年，莱比尔·阿赫鲁月二十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