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士麦那）
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当数帝国，以及法兰西、西班牙和英吉利等王国。意大利以及德意志的一大部分，被分为数不清的小国，这些小国的国君，真正说无非王权的殉道者。他们中有些人治下的子民，还不及我们光荣的苏丹们的后宫妇女多。意大利各小国的国君，彼此不甚团结，尤其可怜的是他们的国家门户敞开，犹如给骆驼队歇脚的旅店，他们在那里不得不来者不拒，一律接待。所以他们必须依附大国君主，向他们表示诚惶诚恐，而不是友谊和好。
欧洲大半政府均为君主专制，或不如说，号称君主专制。因为我不知道，是否曾经有过真正的君主专制政府，至少要求它们支持相当长的期间而保持纯洁是困难的。这是横暴的政制，它势必蜕化为专制暴政，或转变为共和国，因为政治权力不可能在君主与人民之间平均分配，非常难于保持平衡。权力势必在一方面逐渐削弱，同时在另一方面逐渐增加，但是优势通常总在君主方面，因为他率领军队。
所以欧洲各国国王的权力很大，并且可以说，他们要何种权力，就能办到。可是他们施行权力的范围，不如我们苏丹之广：首先，因为他们不愿意刺激别国人民的风俗习惯与宗教；其次，将权力伸张得这样广，对他们并不利。
使我们的君主接近子民的处境的，无过于他们行使在人民头上的无限权力；最使他们祸福不常、胜败难久的，亦无过于这权力。
谁要是不得他们欢心，他们略一示意，就可以将谁处死。这种风俗推翻了过错与惩罚间的比重。这比重是各政府的灵魂，各帝国的和谐。而各基督教国王小心着意，保持这比重，使他们比我们的苏丹，不知优越多少。
一个波斯人由于失慎或由于倒运，得罪了君主，必死无疑。微不足道的错失，微不足道的放肆，已足令他置身于此绝境。但是，如果图谋刺杀国君，或将国中要塞出卖给敌人，他也不过一死而已。因而他在后一情况下所冒的险，比前一情况并不更为严重。
所以，略一失宠，自分必死，并且一死而外，不能有更劣的遭遇。自然而然，那人一定倾向于扰乱国家，密谋叛主：这是他剩下的惟一出路。
对于欧洲的权贵，情形就不一样，他们若是失宠，至多君王取消对于他们的仁慈与恩惠。他们退出朝廷，一意去享受闲静的生活以及他们身世所给予的特权。除了犯大逆不道罪以外，他们很少被处极刑，因此他们考虑得失，权衡轻重，很怕犯大逆不道之罪。结果人们很少看见叛变，很少见死于非命的君王。
如果我们的君主，不在他们的无限威权之中，如此小心谨慎，顾及生命安全，则他们连一天也难活；如果他们不雇用数不清的军队，借以虐待其余的老百姓，他们的江山连一个月也难保。
法国某王违反当时风俗习惯，设置卫兵，以防亚洲某小国国君派来谋害他的刺客，这不过是四五个世纪以前的事。在那以前，国王们在臣民中间，度平静无事的生活，犹如父亲生活在子女之间。
法国历代国王，远不能自作主张，把一个老百姓逼上死路。相反，他们和我国的苏丹一般，永远将赦罪的恩泽带在身边。一个人只要有幸而看见国王的尊严面目，他就可免于一死。这些君王正像太阳一般，到处带来了热，带来了生命。
一七一七年，莱比尔·阿赫鲁月八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