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威尼斯）
前些天，我走进一座有名的教堂，大家称它为圣母院。我在赞赏那高尚美丽的建筑的时候，机缘巧合，和一个教士攀谈起来，他也和我一样，是被好奇心吸引而来的。我们随便谈到教士职业的清静。
他对我说：“大半的人都羡慕我们这一行的幸福，他们是对的。然而我们这一行也有令人不快的地方。我们和社交场合并不十分隔绝，我们有成千的机会，被召唤到社交场合去。在那里，我们得扮演一个极困难的角色。
“社交场合中的人物使人诧异：他们不能承当我们的赞许，也不能忍受我们的检察。如果我们想纠正他们，他们觉得我们可笑；如果我们赞许他们，他们以为我们降低身份。一想起连那些无信仰的俗人都以为我们荒唐，我觉得没有一件事比这更使人受辱了。因此我不得不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不用果断的性格引起放浪之士对我们的尊敬，而用听他们发议论时我们所采取的态度，使他们猜不透究竟。这样做需要很多的机智，这种不置可否的情况是很艰难的。社交场合的人们，不怕冒险莽撞，尽情发表尖锐突出的意见，并且看风转舵，顺则愈说愈远，逆则偃旗息鼓，因此他们收效之大，远甚于我们。
“这还不是一切。我们的这一种大家称赞的幸福与安静的情况，在社交场合是保留不住的。我们一出现于社交场合，人们就挑逗我们，引起争辩。比如要我们设法证明，对于一个不信上帝的人，祈祷是有用的；或证明对于另一个终身否认灵魂不死的人，斋戒是必要的。这种工作是十分艰苦的，而且那些哈哈大笑的人，显然并不是在拥护我们。更有甚者：我们有一种愿望，想吸引别人来附和我们的意见，这种愿望使我们经常不得安宁，而且可以说这种愿望是和我们的职业分不开的。假如我们看见有这样的欧洲人，他们为了照顾人类的本性，设法使非洲人的面孔变白，那么他们的可笑亦不下于我们。我们搅乱国家，我们自寻烦恼，为了使人接受某些毫无基本意义的宗教观点，于是我们就和某一个征服中国的霸主一样，为了强迫人民剃发或削指甲，引起了大规模的反抗。
“我们责任所在，要使别人克尽我们圣教的义务，这种热心往往也是危险的，应当和多多益善的谨慎结合而行。从前有一位皇帝，名叫德奥道斯，把某城居民全部杀戮，甚至妇女儿童也不例外。后来这皇帝到教堂门口，要想进去，有一主教名叫昂勃罗阿斯，叫人关上大门，不许皇帝进去，如同对待杀人凶手或冒犯神祇者一样。在这件事上，主教表现了英勇的举动。那皇帝，后来按照罪行的深重，做了必要苦修忏悔之后，被允许进入教堂，他走去和教士们站在一起，上述主教把他赶了出去。在这件事上，他表现了狂信者的举动。由此证明，我们必须提防，勿使热心过度。那位君主能否在教士之间获一位置，对于宗教、对于国家，有什么要紧呢？”
一七一四年，莱比尔·安外鲁月一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