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清早起，整个天空布满了雨云。那天没风，不热，可是使人烦闷，遇到灰色的阴天日子，乌云挂在田野的上空，久久不散，看样子会下雨，却又不下，那就会碰到这样的天气。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已经走累了，依他们看来田野好像没有尽头似的。向前望去，远远的隐约可以看见米罗诺西茨戈耶村的风车，右边有一排高岗，伸展出去，越过村子，到远方才消失。他们俩都知道那是河岸，那儿有草场、绿油油的柳树、庄园，要是站在一个高岗的顶上望出去，就可以看见同样辽阔的田野，看见电报线，看见远处一列火车，像是毛毛虫在爬，遇到晴朗天气在那儿甚至看得见城市。如今，遇到这没风的天气，整个大自然显得那么温和，正在沉思。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对这片田野生出满腔热爱，两人都心想：这个地方多么辽阔、多么美丽啊。
“上回我们在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里，”布尔金说，“您打算讲一个故事来着。”
“对了，那时候我本来想讲一讲我弟弟的事。”
伊万·伊万内奇深深地叹一口气，点上烟斗，预备开口讲故事，可是正巧这当儿下雨了。过了大约五分钟，雨下大了，连绵不断，谁也说不清什么时候雨才会停。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站住，考虑起来。狗已经淋湿，站在那儿，用后腿夹着尾巴，带着温柔的神情瞧他们。
“我们得找个地方避一避雨才好，”布尔金说，“那就到阿廖欣家去吧。离这儿挺近。”
“那我们就去吧。”
他们往斜下里拐过去，穿过已经收割过的田地，时而照直走，时而往右走，后来走到大道上了。不久出现了白杨和花园，后来出现了谷仓的红房顶。有一条河，河水闪闪发光，于是眼界豁然开朗，前面是一大片水，有一个磨坊和一个白色的浴棚。这就是阿廖欣所住的索菲诺村。
磨坊在工作，声音盖过了雨声，水坝在颤抖。有几匹淋湿的马垂着头，站在大车旁边。人们披着麻袋走来走去。这儿潮湿、泥泞、不舒服，河水仿佛冰凉，不怀好意似的。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已经觉得周身潮湿、不干净、不舒服，脚沾着烂泥而变得挺重，他们穿过水坝，爬上坡，往地主的谷仓走去，都不说话，仿佛在互相生气似的。
有一个谷仓里筛谷机轰轰地响。门开着，滚滚的灰尘冒出来。阿廖欣本人就站在门口，这是一个四十岁光景的男子，又高又胖，头发挺长，与其说像地主，倒不如说像教授或者画家。他穿一件白的、可是好久没洗过的衬衫，拦腰系一根绳子，算是腰带，下身没穿长裤，只穿一条衬裤，靴子上也沾着烂泥和麦秸。他的眼睛和鼻子扑满灰尘，变得挺黑。他认出了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显然很高兴。
“请到正房里去吧，两位先生，”他说，微微笑着，“我马上就来，用不了一分钟。”
那所房子高大，有两层楼。阿廖欣住在楼下的两个房间里，那儿有拱顶和小窗子，原先是管家们居住的。屋里设备简单，有黑面包、便宜的白酒、马具的气味。楼上的正房他难得去，只有客人来了他才去一趟。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走进那所房子，遇到一个使女，是个年轻女人，长得很美，他俩一下子都站住，互相瞧了一眼。
“你们再也想不出来我看见你们有多么高兴，两位先生，”阿廖欣说，跟着他们一块儿走进前堂，“真是想不到！佩拉格娅，”他对那使女说，“给客人找几件衣服来换一换吧。顺便，我也要换一换。只是我先得去洗个澡，因为我大概打春天起就没洗过澡了。两位先生，你们愿意到浴棚里去吗？他们也好趁这功夫在这儿打点一下。”
美丽的佩拉格娅那么娇弱，看上去又那么温柔，她给他们送来毛巾和肥皂，阿廖欣就陪着客人到浴棚里去了。
“是啊，我很久没洗过澡了，”他一面脱衣服一面说，“你们看，我的浴棚挺好，这还是我父亲盖起来的，可是不知怎么，我总是没工夫洗澡。”
他在台阶上坐下，给他的长头发和脖子擦满肥皂，他四周的水就变成棕色了。
“对了，我看也是的……”伊万·伊万内奇瞧着他的头，意味深长地说。
“我很久没洗过澡了……”阿廖欣难为情地重说一遍，又用肥皂洗起来，他四周的水就变成深蓝色，跟墨水一样了。
伊万·伊万内奇走到外面去，扑通一声跳进水里，冒着雨游泳，抡开胳膊划水。他把水搅起波浪，弄得白色的百合在水浪上摇摇摆摆。他一直游到河当中水深处，扎一个猛子，过一分钟在另一个地方钻出来，接着再往远里游去，老是扎猛子，极力想够到河底。“哎呀，我的上帝啊！……”他反复说着，游得痛快极了。“哎呀，我的上帝啊！……”他游到磨坊那儿，跟农民们谈一阵，再游回来，平躺在水塘中央，仰起脸来承受雨水。布尔金和阿廖欣已经穿好衣服，准备走了，可是他仍旧在游泳，扎猛子。
“哎呀，我的上帝啊！……”他说，“哎呀，求主怜恤我！……”
“您也游得够了！”布尔金对他嚷道。
他们回到房子里。一直等到楼上的大客厅里点上灯，布尔金和伊万·伊万内奇穿好绸长袍和暖拖鞋，在圈椅上坐下，阿廖欣本人也洗好脸，梳好头，穿好新上衣，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显然很痛快地享受着干净、温暖、干衣服、轻便的鞋，一直等到俊俏的佩拉格娅没一点声音地在地毯上走着，温柔地微笑，用盘子端来加了果酱的茶，一直到了这时候，伊万·伊万内奇才开口讲他的故事，而且仿佛不光是布尔金和阿廖欣在听，就连藏在金边镜框里、严厉而沉静地瞧着他们的那些老老少少的太太以及军官也在听似的。
“我们一共弟兄两个，”他开口了，“我伊万·伊万内奇和我弟弟尼古拉·伊万内奇，他比我大约小两岁。我学技术行业，做了兽医。尼古拉从十九岁起就已经在税务局里工作。家父奇姆沙-吉马莱斯基本来是少年兵，可是后来他升上去，作了军官，给我们留下世袭的贵族身份和一份小小的田产。他死后，那份小田产抵了债，可是，不管怎样，我们的童年是在乡下自由自在地度过去的。我们完全跟农民的孩子一样，一天到晚在田野上，在树林里度过，看守马匹，剥树皮，钓鱼，等等……你们知道，只要人一辈子钓过一次鲈鱼，或者在秋天见过一次鶫鸟南飞，瞧着它们在晴朗而凉快的日子里怎样成群飞过村庄，那他就再也不能做一个城里人，他会一直到死都苦苦地盼望自由的生活。我弟弟在税务局里老是惦记乡下。一年年过去了，他却一直坐在他那老位子上，老是抄写那些文件，老是想着一件事：怎样才能回到乡下去。他这种怀念渐渐成为明确的渴望，化成梦想，只求找个靠河或者近湖的地方给自己买下一个小小的庄园才好。
“他是个温和善良的人，我喜欢他，可是这种把自己关在自家小庄园里过一辈子的愿望，我却素来不同情。人们通常说：一个人只需要三俄尺的土地。可是要知道，三俄尺的土地是死尸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活人需要的。现在还有人说，要是我们的知识分子贪恋土地，盼望有个庄园，那是好事。可是要知道，这种庄园也就是三俄尺土地。离开城市，离开斗争，离开生活的喧嚣，隐居起来，躲在自己的庄园里，这算不得生活，这是自私自利，偷懒，这是一种修道主义，可又是不见成绩的修道主义。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个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够尽情发挥他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我弟弟尼古拉坐在他那办公室里，梦想将来怎样喝他自己家里的白菜汤，那种汤怎样散发满院子的清香，他怎样在绿草地上吃饭，怎样在太阳底下睡觉，怎样一连好几个钟头坐在大门外的凳子上眺望田野和树林。农艺书和日历上所有那些农艺建议，成了他的欢乐，成了他心爱的精神食粮。他也喜欢看报，可是他光看报纸上的一种广告，说某地有若干亩田地、连同草场、庄园、小溪、花园、磨坊、和活水的池塘等一并出售。他脑子里就暗暗描出花园的幽径、花卉、水果、椋鸟巢、池塘里的鲫鱼，总之，你们知道，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想象的图画因他看到的广告不同而有所不同，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其中每一个画面都一定有醋栗。他不能想象一个庄园，一个饶有诗意的安乐窝里会没有醋栗。
“‘乡村生活自有它舒服的地方，’他常说，‘在阳台上一坐，喝一喝茶，自己的小鸭子在池塘里泅水，各处一片清香，而且……而且醋栗成熟了。’
“他常画他田庄的草图，而每一回他的草图上都离不了这几样东西：（甲）主人的正房，（乙）仆人的下房，（丙）菜园，（丁）醋栗。他生活节俭，省吃省喝，上帝才知道他穿的是什么衣服，活像叫花子，可是不断地攒钱，存在银行里。他变得贪财极了。我一瞧见他就痛心，常给他点钱，遇到过节也总要寄点钱给他，可是他连这点钱也收藏起来。一个人要是打定了主意，那你就拿他没法办了。
“许多年过去了，他调到别的省里去了。他年纪也已经过四十岁，却仍旧看报上的广告，存钱。后来我听说他结婚了。他仍旧存心要买一个有醋栗的庄园，就娶了一个又老又丑的寡妇，其实对她一点感情也谈不上，只因为她有几个臭钱罢了。跟她结婚以后，他生活仍旧吝啬，老是弄得她吃不饱，同时，他把她的钱存在银行里，却写上他自己的名字。早先她嫁给一个邮政局长，跟他一块儿过活的时候，吃惯馅饼，喝惯果子露酒，可是跟第二个丈夫一块儿过日子，却连黑面包也吃不够；过着这样的生活，她开始憔悴，而且不出三年就把灵魂交给上帝了。当然，我的弟弟一分钟也没想过她的死要由他负责。金钱跟白酒一样，会把人变成怪物。从前我们城里有个垂危的商人。他临死叫人给他端来一碟蜂蜜，把他所有的钱钞和彩票就着蜜一古脑儿吃到肚子里，让谁也得不着。有一回我正在一个火车站检查牲口，正巧有个马贩子摔到火车头底下，压断了一条腿。我们把他抬到候车室里，血哗哗地流，样子真是可怕，可是他老是求大家找回他的腿，老是放心不下：原来那条压断的腿所穿的靴子里有二十卢布，他深怕那点钱丢了。”
“您岔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布尔金说。
“我的弟媳死后，”伊万·伊万内奇沉吟了半分钟，接着说，“我弟弟就开始给他自己物色一份田产。当然，尽管物色了五年，到头来仍旧会出错，买下来的东西跟所想望的迥然不同。我弟弟尼古拉托中人买成一个抵押过的庄园，有一百十二俄亩土地，有主人的正房，有仆人的下房，有花园，可是单单没有果树园，没有醋栗，没有池塘和小鸭子。河倒是有，可是河水的颜色跟咖啡一样，因为田产的一边是造砖厂，另一边是烧兽骨的工场。可是我的尼古拉·伊万内奇倒也并不十分难过，他订购二十株醋栗树，栽好，照地主的排场过起来了。
“去年我去探望他。我心想我要去看看那儿的情况怎么样。我弟弟在来信上称它为‘楚木巴罗克洛夫芜园，又称吉马莱斯科耶’。我是在下午到达那个‘又称吉马莱斯科耶’的。天挺热。到处都是沟渠、围墙、篱笆、栽成一行行的杉树，弄得人不知道怎样才能走到院子里去，应该把马拴在哪儿。我向房子走去，迎面遇见一条红毛的肥狗，活像一头猪。它想叫一声，可又懒得叫。厨娘从厨房里走出来，是一个光脚的胖女人，看样子也像一头猪。她说主人吃过饭后正在休息。我走进去看我弟弟。他在床上坐着，膝上盖一条被子。他老了，胖了，皮肉发松，他的脸颊、鼻子、嘴唇，全都往前拱出去，眼看就要跟猪那样咕咕叫着钻进被子里去了。
“我们互相拥抱，哭了几声，一半因为高兴，一半也因为凄凉地想到我们原先都年轻，现在两人却白发苍苍，快要入土了。他穿好衣服，领我出去看他的田庄。
“‘怎么样，你在这儿过得好吗？’我问。
“‘哦，还不坏，谢谢上帝，我过得很好。’
“他不再是往日那个畏畏缩缩的、可怜的文官，而是真正的地主，老爷了。他已经在这儿住熟，习惯，而且觉得很有味道了。他吃得很多，常到浴棚去洗澡，长得胖起来，已经跟村社和两个工厂打过官司，农民若不称呼他‘老爷’，就老大地不高兴。他还带着老爷气派郑重其事地关心他的灵魂的得救，就做起好事来，然而并不是简简单单地做，却是摆足了架子做的。然而那是什么样的好事啊！他用苏打和蓖麻子油给农民治各种病，到了他的命名日就在村子中央作一回谢恩祈祷，然后摆出半桶白酒来请农民喝，自以为事情就该这么办。啊，那可怕的半桶白酒！今天，这位胖地主拉着农民们到地方行政长官那儿去控告他们放出牲畜来践踏他的庄稼，明天遇上隆重的节日，却请那些农民喝半桶白酒，他们喝酒，嚷着：‘乌拉！’喝醉了的人就给他叩头。生活只要变得好一点，吃得饱，喝得足，闲着不做事，就会在俄罗斯人身上培养出顶顶骄横的自大。尼古拉·伊万内奇当初在税务局里自己甚至不敢有自己的见解，现在说起话来却没有一句不是真理，而且总是用大臣的口气：‘教育是必要的，但是对老百姓来说，还未免言之过早。’‘体罚总的来说是有害的，可是遇到某些情形，这却是有益的，不可缺少的。’
“‘我了解老百姓，我会应付他们，’他说，‘老百姓都喜欢我。我只要动一动手指头，老百姓就会把我要办的事统统给我办好。’
“请注意，这些话都是带着贤明而慈悲的笑容说出来的。他把‘我们这些贵族’‘我以贵族的身分看来’反反复复说了二十遍。他分明已经不记得我们的祖父是农民、父亲是兵了。就连我们的姓，奇姆沙-吉马莱斯基，实际上是个不相称的姓，他现在也觉着响亮、高贵、十分中意了。
“可是问题不在他，而在我自己了。我要跟你们讲一讲我在他那庄园上盘桓了短短几个钟头，我自己起了什么变化。傍晚，我们正在喝茶，厨娘端来满满一盘醋栗放在桌子上。这不是买来的，而是他自己家里种的，自从那些灌木栽下以后，这还是头一回收果子。尼古拉·伊万内奇笑起来，对那些醋栗默默地瞧了一分钟，眼睛里含着一泡眼泪，他兴奋得说不出话来。然后他拿起一颗醋栗送进嘴里，瞧着我，现出小孩子终于得到心爱的玩具那种得意的神情，说：
“‘多好吃啊！’
“他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不住地反复说道：
“‘啊，真好吃！你尝一尝吧！’
“那些醋栗又硬又酸，可是普希金说得好：‘我们喜爱使人高兴的谎话，胜过喜爱许许多多的真理。’我看见了一个幸福的人，他的心心念念的梦想显然已经实现，他的生活目标已经达到，他所想望的东西已经到手，他对他的命运和他自己都满意了。不知什么缘故，往常我一想到人的幸福，就不免带一点哀伤的感觉，这一回亲眼看到幸福的人，我竟生出一种跟绝望相近的沉重感觉。夜里我心头特别沉重。他们在我弟弟的卧室的隔壁房间里为我搭好一张床，我听见他没有睡着，老是爬下床来，走到那盘醋栗跟前，拿一颗吃一吃。我心想：实际上有多少满足而幸福的人啊！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沮丧的势力！你们看一看这种生活吧：强者骄横而懒惰，弱者无知而且跟牲畜那样生活着，处处都是叫人没法相信的贫穷、拥挤、退化、酗酒、伪善、撒谎……可是偏偏所有的屋子里也好，街上也好，却一味的心平气和，安安静静。一个城市的五万居民当中竟没有一个人叫喊一声，大声发泄一下他的愤慨。我们看见人们到市场上去买食物，白天吃饭，晚上睡觉，他们说废话，结婚，衰老，心平气和地送死人到墓园去。可是那些受苦受难的人，那些在幕后什么地方正在进行着的人生惨事，我们却没看见，也没听见。处处都安静而太平，提抗议的只有那些没声音的统计表：若干人发了疯，若干桶白酒喝光了，若干儿童死于营养不良……这样的世道显然是必要的，幸福的人所以会感到逍遥自在，显然只是因为那些不幸的人沉默地背着他们的重担，缺了这种沉默想要幸福就办不到。这是普遍的麻木不仁。每一个幸福而满足的人的房门背后都应当站上一个人，拿一个小锤子经常敲着门，提醒他：天下还有不幸的人，不管他自己怎样幸福，可是生活早晚会向他露出爪子来，灾难早晚会降临：疾病啦，贫穷啦，损失啦，到那时候谁也不会看见谁，谁也不会听见他，就跟现在他看不见别人，听不见别人一样。可是拿小锤子的人却没有，幸福的人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日常的小烦恼微微地激动他，就跟微风吹动白杨一样，真是天下太平。
“那天晚上我才明白：我也幸福而满足，”伊万·伊万内奇接着说，站起来了，“我在吃饭和打猎的时候也教导过别人，说应该怎样生活，怎样信仰宗教，怎样驾御老百姓。我也常说学问是光明，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可是对普通人来说，目前只要认得字，能写字，也就够了。我常说：自由是好东西，我们生活中不能没有它，就跟不能没有空气一样，不过我们得等待。对了，我常说那样的话，现在我却要问：‘为什么要等？’”伊万·伊万内奇问，生气地瞧着布尔金。“我问你们：为什么要等？根据什么理由？人们就告诉我说：什么事都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的；各种思想都要渐渐地到一定的时期才能在生活里实现。可是这话是谁说的？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话对？你们引证事物的自然规律，引证社会现象的合法性，可是我，一个有思想的活人，站在一道壕沟面前，本来也许可以从上面跳过去，或者在上面搭座桥走过去，却偏要等它自动封口，或者等它让淤泥填满，难道这样的事还说得上什么规律和合法性？再说一遍，为什么要等？等到没有了生活的力量才算吗？可是人又非生活不可，而且也渴望生活！
“那一次一清早，我从弟弟家里出来，走了，从此我在城里住着就感到不能忍受。城里的那种和平安静压得我不好受。我不敢看人家的窗子，因为这时候再也没有比幸福的一家人团团围住桌子喝茶的光景更使我难受的了。我已经老了，不适宜作斗争了，我甚至不会憎恨人了。我只能满心地悲伤，生气，烦恼，一到夜里，我的脑子里种种思想纷至沓来，弄得我十分激动，睡不着觉……唉，要是我年轻点就好了！”
伊万·伊万内奇激动得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反复地说：
“要是我年轻点就好了！”
他忽然走到阿廖欣面前，先是握住他的一只手，后来又握住他的另一只手。
“帕维尔·康斯坦丁内奇！”他用恳求的声调说，“不要心平气和，不要容您自己昏睡！趁您还年轻力壮，血气方刚，要永不疲倦地做好事情！幸福是没有的，也不应当有。如果生活有意义，有目标，那意义和目标就绝不是我们自己的幸福，而是比这更伟大更合理的东西。做好事情吧！”
这些话，伊万·伊万内奇是带着可怜样的、恳求的笑脸说出来的，仿佛他本人为自己请求一桩什么事似的。
然后这三个人在客厅里挑了三张圈椅各据一方坐下来，沉默了。伊万·伊万内奇的故事既没满足布尔金，也没满足阿廖欣。金边镜框里的将军们和太太们在昏光中显得像是活人，低下眼睛来瞧他们，在这样的时候听那个可怜的、吃醋栗的文官的故事觉得乏味得很。不知什么缘故他们很想谈一谈或者听一听高雅的人和女人的事。他们所在的这个客厅里，样样东西，蒙着套子的枝形烛架啦，圈椅啦，脚底下的地毯啦，都在述说如今在镜框里低下眼睛瞧他们的那些人，从前就在这房间里走动过，坐过，喝过茶，现在俊俏的佩拉格娅正在这儿没一点声音地走来走去；这倒比一切故事都美妙得多呢。
阿廖欣困得要命，他一清早两点多钟就起床干农活儿，现在他的眼皮粘在一起了，可是他深怕客人等他走后也许会讲出什么有趣的故事，就留连着没走。他并没细想伊万·伊万内奇刚才所讲的是不是有道理，正确，反正他的客人没谈起麦粒，也没谈起干草，也没谈起煤焦油，所谈的都是跟他的生活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事，他不由得暗自高兴，盼望他们接着谈下去才好……
“不过，现在该睡了，”布尔金说，站起来，“请允许我跟你们道一声晚安吧。”
阿廖欣道了晚安，走下楼回到自己的住处去。客人们仍旧待在楼上。他俩被人领到一个大房间里过夜，房间里安着两张旧的雕花木床，墙角有一个象牙的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那两张凉快的大床由俊俏的佩拉格娅铺好了被褥，新洗过的床单冒出好闻的气味。
伊万·伊万内奇一声不响地脱掉衣服，躺下。
“主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他说，拉过被子来蒙上头。
他的烟斗放在桌子上，冒出一股浓烈的烟草的焦气。布尔金很久睡不着觉，不住地纳闷，想不出这股难闻的气味是打哪儿来的。
雨点通宵抽打着窗上的玻璃。
18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