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们走到最高峰。
这里就是国民公会。
在这座高峰面前，我们的视线被吸引住了。
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更崇高的东西。
世界上有喜马拉雅山，也有国民公会。
国民公会也许是历史的绝顶。
在国民公会还活着的时候——作为一个会议它是有生命的，人们不了解它是什么。被同时代人所忽视，这正是它的伟大之处；人们过分害怕，来不及感到惊奇。一切伟大的东西都有一种神圣的威力。欣赏平凡的东西和小山是容易的；可是那些过于崇高的东西，不管是一个天才或者一座高山，不管是一个议会或者一件杰作，在离得太近去看的时候，是会使人惊骇的。一切高峰仿佛都是过分夸张的东西。爬上去是使人疲乏的。人们在爬上断崖绝壁的时候会喘不过气来，在下斜坡的时候会滑跌，在走崎岖不平的、幽美的山地时会受伤，喷着浪花的山洪表示那里有悬崖深谷，浓密的云层表示里面有高的山峰；向高处爬和跌下来同样是使人心惊胆战的。因此惊骇的感觉超过了钦佩的心情。人们产生了这种古怪的感觉：厌恶伟大的事物。人们看见深渊，却看不见崇高的境界；人们看见鬼怪，却看不见非凡的人物。最初人们就是这样去评价国民公会的。国民公会本来是给巨鹰欣赏的，却被人用近视的眼光来衡量了。
到了今天，国民公会已经有相当的距离了，因此法国大革命的庞大的侧影，像一幅高高悬在天空中的画一样，轮廓是格外鲜明了。
2
七月十四日法国解放了。
八月十日粉碎了王朝。
九月二十一日建立了共和国。
九月二十一日是秋分，是平衡。天上有Libra。地上有天秤。照罗姆的说法，共和国是在平等和正义的旗帜下宣布成立的，并且是有一个星座出现来预示过的。
国民公会是人民权力的化身。国民公会翻开了伟大的新的一页，展开了一个像今天这样的将来。
一切思想必须有具体的外形，任何原则都该有固定的地位；一座教堂就是四壁之中装着一个上帝，每一种教义都得有一间庙宇。国民公会成立以后，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国民公会安置在什么地方。
起初是在马奈热大厅，后来在蒂伊勒里宫。人们在宫里竖立了一个框架，加上布景，那是大卫画的一大幅灰色画，对称地排列了长椅子，有一个方形的主席台，有平行的柱子，有像三角砧一样的座子，有直线形的长栏，有蜂窝似的长方形的厢座（就是经常挤满了群众的所谓公众旁听席），有罗马式的戏幕，有希腊式的帷幔，国民公会就被安置在这些直角和直线的当中；风暴便是从这个几何图形中爆发出来的。主席台上画的红帽徽却是灰色而不是红色。保王党们在开始的时候总是嘲笑这顶灰色的红帽子，嘲笑这所人工装饰的大厅，这所用厚纸板砌成的大建筑物，这所纸糊的圣殿，这所用烂泥和唾沫筑成的万神庙。这一切一定很快就消失掉！柱子是用木桶的板搭成的，穹隆是用薄板做的，浮雕是油灰糊的，雕像的座子是枞木造的，雕像是石膏的，大理石是画成的，墙壁是帆布的；可是就在这个临时的场所里，法兰西做出了不朽的事业。
国民公会搬进马奈热大厅里开会的时候，马奈热大厅的墙壁上贴满了标语，在国王被人民从瓦连纳押解回来的时候，这种标语布满了巴黎全城。其中一条这样写着：“国王回来了。向他欢呼的要受棒打，侮辱他的要受绞刑。”另一条写着：“安静。不要脱帽。他就要从他的审判者的面前经过。”又一条写着：“国王曾经在长时期内对准我们人民开火。现在该轮到人民向他开火了。”又一条写着：“法律！法律！”国民公会就是在这几垛墙壁里面审判路易十六。
国民公会是在一七九三年五月十日搬到蒂伊勒里宫去的，这个宫当时被称为国民宫，里面的会议大厅占据了钟楼（当时被称为统一楼）和马尔桑楼（当时被称为自由楼）之间的全部地方。花神楼当时被称为平等楼。会议大厅是由一座让·比朗式的大楼梯走上去的。会议大厅的楼下是一种长形大厅的警卫室，里面堆满了长枪和行军床，那是属于在国民公会周围守卫的军队的，这些军队使用各种武器的都有。公会还有一个仪仗队，被称为“国民公会近卫军”。
一条三色彩带把国民公会所在的那座宫殿和人民来来往往的那所公园隔开。
3
会议大厅的样子到底怎样，让我们继续说完吧。这个可怕的地方一切都是饶有兴趣的。
一走进去，第一件触目的东西是坐落在两个宽大窗户之间的一个高大的自由神像。
四十二米长，十米宽，十一米高，就是这屋子的大小，这里曾经是国王的舞台，现在变成了革命的舞台。威加兰尼为侍臣们建造的那所富丽堂皇的大厅，由于新添了一个粗糙的平台，已经变得不能辨认了。这个平台在九三年要用来支持人民的重压，因为那些公众旁听席就是设在这个平台上面的。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就是这个平台只有一根柱子支持着。这柱子是一个巨大的整体，有十米高直贯屋顶。即使那些雕像石柱，也很难像这根柱子一样支持这么大的重量的。多少年以来它一直支持着革命的巨大的压力。它支持过喝彩、狂热、咒骂、吵闹、骚动、愤怒的无比混乱、暴动，等等。它并没有倒塌下来。国民公会以后，它又为元老院服务过。雾月十八日以后才把它掉换了。
后来佩尔西叶用许多大理石柱子代替了这根木支柱，可是大理石柱子还不及它经久。
建筑师的设计观念有时是很古怪的。建筑李伏里街的建筑师采用的是弹道式；建筑卡尔斯卢的建筑师采用的是扇子式；国民公会在一七九三年五月十日开始用来做会场的那座大厅的建筑师却仿佛是根据一只庞大无比的抽屉来设计的，这座大厅又长、又高、又平。长方形的一条长边上筑有一个半圆形的看台，那就是代表们的坐席，那里并没有桌子和写字台，开会时写过许多记录的加朗-古隆是在膝头上写的；代表座位的对面是主席台；主席台的前端放着勒倍勒蒂叶-圣法若的半身像；主席台的后面是主席的交椅。
半身像的头比主席台的边缘稍微高出一点；因此后来这像就被人移开了。
半圆形的看台一共有十九排半圆地排列着的座位，后面的一排总比前面的一排高。座位的尾端一直伸展到会议大厅的两边壁角。
下面，在主席台脚下的半圆形里，是传达员的位子。
在主席台的一边，在一只黑色的木框里，贴了一张九尺高的公告，公告分为上下两页，中缝绘的是一条类似王杖的东西，上面写着的就是《人权宣言》；主席台的另一边是空着的，后来也用同样的黑木框装着共和国二年的宪法，宪法也分为上下两页，两页中间，则绘的是一柄利剑。主席台的上面，在演讲者的头上有三面微微地颤动着的巨大三色旗，这三面大旗是从一个分成两间、经常挤满了群众的深大厢座里伸出来的，三面旗子几乎平放着，搁在一个台座上面，台座上写着两个大字：法律。台座后面矗立着一枝高大的罗马仪仗钺，仿佛是言论自由的守卫者。靠墙竖立着许多庞大的雕像，面向着议员们。主席的右边是利库尔戈斯，左边是梭伦；山岳党座位的上面是柏拉图。
这些雕像的座子是些朴素的方形木块，搁在一条巨大的长栏上，这条长栏围绕着整个大厅，把群众和会场隔开。群众就把肘肱靠在这条长栏上。
装着《人权宣言》的那个黑木框，一直抵到长栏上，损害了雕像的排列，这就是破坏了那条直线，因此使得夏波咕噜着对瓦狄叶说：“真难看。”
雕像的头上交错戴着橡叶冠和桂冠。一块绿色的帷幔，上面用更深的绿色绘着许多同样的桂冠，从围绕着会场的长栏上垂下来，完全遮掩住会场所占据的底层的墙壁，帷幔上有许多笔直的大褶纹。这块帷幔上面的墙壁是白色的、冰冷冷的。墙壁上开辟出两层公众旁听席，既没有曲线，也没有雕饰；仿佛一刀削成似的。这两层旁听席下面一层是方形的，上面一层是圆形的。因为维特鲁夫的影响还存在，依照规律，曲额缘是应该放在角额缘上面的。大厅的两条长边上各有十个旁听席，两端各有两个庞大的包厢；一共是二十四个旁听席，里面挤满了群众。
下面一层的旁听者们常常越过界线，挤拥在这建筑物的一切突出的地方。上面一层的旁听席里很牢固地装着一条铁条，高度和普通栏杆相同，用来做栏杆，保护上面一层的旁听者，使他们不至于被那些从楼梯上上来的群众挤跌下去。可是有一次终于有一个人被挤跌到会场里去了，他偏斜地跌落在波维主教马西尔身上，因而没有跌死，他说：“嘿！原来主教也还有点用处哩！”
国民公会的大厅可以容纳二千人，在动乱的日子里，可以容纳三千人。
国民公会有两种会议，一种在白天，一种在晚上。
主席坐椅的靠背是半圆形的，有镀金的钉子。他的桌子是被四个有翅膀的怪物承托着的，这四个怪物一共只有一只脚，简直可以说它们是从《启示录》里走出来参加革命的。它们仿佛是从以西结的车子上解下来给桑松拉囚车的。
议长的桌子上有一只巨大的手铃，几乎大得像一口钟一样，还有一只很大的铜墨水瓶，和一本用羊皮纸包装的对开簿子，那就是会议记录簿。
常常有新斩下来的人头挂在长矛的尖端上，把血滴到这张桌子上。
主席台是由一个九级的阶梯上下的。每一级都很高、很陡、很难上去。有一天冉桑尼上去的时候几乎跌了一跤。“这是断头台的梯子！”他说。“你得学会走上去呀！”加利叶向他喊道。
在大厅的角落里，或者墙壁上显得太空虚的地方，建筑师安置了一些罗马仪仗钺作为装饰品，斧头露在外面。
主席台的左右两边，有些台座载着两副十二尺高的灯柱，柱的顶端有四对灯。每一个旁听厢都有这样的一副灯柱。这些灯柱的座子上雕刻着被人民称为“断头台的项圈”的环。
会场的座位几乎高到旁听席的围栏上；议员们可以跟旁听席里的群众谈话。
旁听席的出入口通向错综复杂的走廊，有时这里充满了粗野的闹声。
这所宫殿往往容纳不下国民公会的人群，他们涌到邻近的龙格威大楼和康尼大楼里去。如果白拉福爵士在一封信里所说的话可靠的话，那么八月十日以后皇室的家具就是搬到康尼大楼里来了。当时竟要两个月时间才能搬空蒂伊勒里宫。
各种委员会都在会议厅附近：平等楼里有立法委员会、农业委员会、商业委员会；自由楼里有航海、殖民、财政、纸币、救国等委员会；统一楼里有军事委员会。
公安委员会和救国委员会之间有一条昏暗的走廊直接相通，走廊里在白天和晚上都要开着一盏路灯来照明，各党各派的密探都在这里进进出出。人们在这里说话声音很低。
国民公会的法庭换过好几次地方。通常总是在主席的右边。
在大厅的两端，在封闭住半圆形剧场的左右两边的垂直板壁和墙壁之间，剩下两条又深又窄的甬道，甬道上开了两扇昏暗的方形的门。人们就从这里进出。
议员们直接从一扇门进入大厅，这扇门面对着斐扬修道院的露台。
这所大厅白天只有暗淡的光线从灰白的窗户里射进来，黄昏时候惨淡的灯光一点也不明亮，使得大厅里经常带着一种夜色。这种半明半暗增加了晚上的昏暗；因此灯光下的会议非常阴森。大家互相看不见；从大厅的这一端到另一端，从右边到左边，一堆堆辨认不清的面孔在互相辱骂。人们遇见的时候也认不出对方的面孔。有一天，来纳罗向主席台奔过去的时候，在下台的通路里撞在一个人身上。“对不起，罗伯斯比尔。”他说。“你当我是谁？”一个粗暴的声音问。“对不起，马拉。”来纳罗回答。
在下面，主席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保留的厢座；说来也怪，在国民公会里也有享受特权的旁听者。这两个厢座是惟一的有帷幔的厢座。在轩缘的中央有两股金流苏吊起帷幔。公众旁听席上是没有装饰的。
整个会场的布置是威严的、朴素的、整齐的。在粗犷中包含正确；也可以说这是整个革命的缩影。后来艺术家们称为“收获月式建筑物”，国民公会的大厅就是一个最完善的标本。这种建筑是庞大的，也是脆弱的。当时的建筑师以为对称就是美。文艺复兴时代的风格到了路易十五朝代已经登峰造极，过此以后，便逐渐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人们往往使高贵沦为平庸，使纯洁变成讨厌。矫揉造作的作风在建筑学中也存在着。在十八世纪初年，艺术曾经采用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和颜色，但这时期又转入谨严的境界，只限于采用直线。这一类的进步结果使艺术丑化了。艺术成为一副骷髅，就是这种现象所造成的。这就是理智和约束产生出来的缺点；建筑的风格受到过分的拘束而变得瘦削了。
即使撇开一切政治情绪，只看这里的建筑，这所大厅就能使人发抖。人们依稀地想起旧时的剧院，想起那些有花环装饰的厢座、天蓝色和红色的天花板、有许多小片玻璃的烛灯、发着钻石光彩的大烛台、五色缤纷的彩布、戏幕和帷幔上无数的爱神和仙女，整整一首画出来的、雕刻出来的、镀金的、帝王式的、优雅的恋歌，这首恋歌用它的微笑来照耀着这个严肃的地方，可是现在人们在这个大厅里到处只看见生硬的直线角度，像钢铁一样冷酷和锋利；这真有点像是布歇被大卫送上断头台处死了。
4
谁看见开会的情形就不再想到会场本身了。人们看戏的时候是不会再想到戏院的。再也没有更畸形和更崇高的景象了。这里有一群群的英雄，也有一队队的懦夫。有荒山上的野兽，也有沼泽里的爬虫。他们麇集在这里，互相撞碰、互相挑衅、互相恐吓，他们在这里斗争着和生活着，到了今天，这些战斗者们已经成为鬼魂了。
把这些巨人一一列举出来。
右边有吉隆特党，是一队思想家；左边有山岳党，是一群体育家。这一边，有接收了巴士底狱的钥匙的布列索；有马赛人最服从的巴巴鲁；有克威利干，他的手下有驻扎在圣马索郊区里的布雷斯特兵团；有冉桑尼，他曾经确立了议员高于将军的原则；有不幸的葛德，一天晚上皇后在蒂伊勒里宫里曾经把睡着的皇太子指给他看，葛德吻了这孩子的前额，却使孩子的父亲的头落下来；有沙勒，他毫无根据地检举山岳党和奥地利人有密切的关系；有西勒里，他是右派的跛子，正如库东是左派的跛子一样；有劳斯·迪佩雷，一个新闻记者称他为“罪人”，他请那个新闻记者吃饭，对他说：“我知道所谓‘罪人’不过是指想法和我们不同的人。”有拉波·圣艾蒂安，他在他的一七九○年的历书的第一页上写着：“革命已经结束了。”有纪纳德，他是推翻路易十六的人之一；有冉森教派的信徒加缪，他起草过一七九○年七月十二日的命令，他相信巴里斯祭司的奇迹，他每天晚上匍匐在一个七尺高的基督像前面，这个基督像是钉在他的房间的墙上的；有教士福歇，他和加米尔·德慕林发动了七月十四的事变；有依斯纳，他由于说“巴黎将被毁灭”而犯了罪，因为那时候布仑斯威克正在说：“巴黎要被烧掉。”有雅各·杜邦，他是第一个叫喊“我是无神论者”的人，罗伯斯比尔回答他说：“无神论是贵族的。”有朗伊奈，他是一个严酷、敏锐和豪勇的布列塔尼人；有德古，他是波耶-风弗烈德的同生共死的朋友；有来贝奎，他是巴巴鲁的刽子手；来贝奎提出了辞职，因为罗伯斯比尔还没有被人送上断头台；有李肃，他极力反对区公所的永久存在；有拉苏西，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充满杀机的名言：“感恩的民族是不幸的！”可是他在断头台脚下的时候，他不得不自相矛盾了，因为那时候他向山岳党们说出过这样一句傲慢的话：“我们死，因为人民睡着了，你们将要死，因为人民就要醒过来。”有毕洛多，他使国民公会代表的不可侵犯的特权取消了，这样一来，他就在不自觉间成为断头台那把刀的冶炼者，而且为他自己竖立了断头台；有查理·维列特，他拿这样一句抗议的话来庇护自己的良心：“我不愿意在刀锋的胁迫下投票。”有路委，他是《浮布拉骑士的恋爱史》一书的作者，他后来的归宿是在皇宫大厦里开书店，叫罗多伊斯加给他坐柜台；有麦西叶，《巴黎风光》的作者，他曾经叫道：“所有的国王的脖子上都感觉到有正月二十一日那天。”有马力克，他所忧虑的是“那个拥护旧国界的党派”；有新闻记者卡拉，他在断头台的脚下对刽子手说：“我很讨厌死。我很想看看以后的结局。”有维野，他自称为梅因-罗埃尔第二兵团的近卫兵，当他受到公众旁听席的威胁的时候，他叫道：“我要求，只要公众旁听席咕噜一声，我们全体马上退席，而且要拿着军刀向凡尔赛进发！”有布索，他后来的命运是死于饥荒；有瓦拉舍，他注定要死于自己的匕首之下；有龚度舍，他后来死在皇后堡（后改称“平等堡”），是被他自己口袋里的荷拉斯所出卖的；有佩蒂翁，他的命运是在一七九二年受群众崇拜，在一七九四年却为群狼所噬。另外还有许多别的人，像庞狄古朗、马波兹、李顿、圣马丁，《尤维那诗集》的译者、曾经参加过汉奴威战役的杜索；还有布瓦洛、拔特朗、李斯特-波威、勒萨日、戈麦尔、加颠、门威埃尔、杜白朗地埃、拉加士、安弟甫，他们的首领是另一个巴拿夫，名字叫做韦尼奥。
另一边，有路易·德·圣茹斯特，他脸色苍白，前额低沉，体态端整，有神秘的眼睛，深沉的忧郁的表情，年纪是二十三岁；有德国人称他作“火鬼”的狄昂威勒的米林；有杜埃的米林，他是《嫌疑犯法令》的罪恶滔天的作者；有苏白兰尼，在牧月一日，巴黎的人民要推举他做将军；有当过教士的勒彭，他的洒过圣水的手上拿着一柄军刀；有毕育-瓦伦纳，他预见了将来的官制：没有法官，只有仲裁员；有法布-德格朗丁，共和国历法是他的可贵的发明，正如《马赛曲》是鲁热·德·利尔的崇高的灵感的产物一样，可是他们两个都没有过第二次的作品；有玛纽埃尔，他是巴黎公社的检察官，他说：“死掉一个国王并不能算少掉一个人。”有古荣，他曾经进入过特利斯城、新城和斯比勒，看见过普鲁士军队窜逃；有由律师而变为将军的拉克劳瓦，他在八月十日的前六天获得圣路易骑士称号；有费理隆-泰西特，他是费理隆-左伊勒的儿子；有鲁尔，他是秘密橱的铁面无私的搜索者，他的命中注定要参加伟大的共和国的自杀，而他自己也注定要在共和国灭亡那天自杀；有富歇，他有魔鬼的灵魂和死尸的面貌；有广布拉，他是杜歇纳老爹的朋友，曾经对纪育丁说：“你是属于斐扬俱乐部的，可是你的女儿是属于雅各宾俱乐部的。”有雅各，他对那些抱怨囚犯没有衣服穿的人说：“监狱就是一件石头衣服。”有亚伏格，他是发掘过圣丹尼的坟墓的可怕人物；有奥斯林，他是专门放逐人的，家里却藏着一个被放逐的人——夏里夫人；有邦塔波勒，他当主席的时候，总向旁听席做暗号，叫他们喝彩或者叫骂；有新闻记者罗贝尔，他是凯拉里奥小姐的丈夫，这位小姐曾经这样写过：“罗伯斯比尔和马拉都不到我家里；罗伯斯比尔如果愿意的话，随时可以来，马拉永远不来。”有加朗-库隆，当西班牙干预路易十六的审讯的时候，他曾经自负地要求议会不要贬低身价去诵读一个国王为另一个国王请命而写的信；有格雷古瓦，他起先是配得上当原始礼拜堂的主教的，可是后来在拿破仑称帝期间，他却由共和党的格雷古瓦变成格雷古瓦伯爵了；有阿马，他说：“整个地球都判决路易十六有罪。那么向谁去上诉呢？向行星们。”有卢耶，他在正月二十一日那天反对在新桥鸣炮，他说：“一个国王的头落下来的时候不应该比一个平常人的头落下来时弄出更多的声音。”有谢尼叶，他是安德烈的兄弟；有瓦狄叶，他是把手枪放在演讲台上的人之一；有塔尼，他曾经对莫摩罗说：“我希望马拉和罗伯斯比尔在我家里吃饭的时候互相拥抱。”“你住在什么地方？”“在查朗东”。“如果是在别的地方，我倒要奇怪了。”莫摩罗这样回答他；有勒让德尔，他是法国革命的屠夫，就像普赖德是英国革命的屠夫一样，他对朗伊奈叫喊：“过来，让我把你干掉！”朗伊奈回答：“首先，得下命令断定我是一头牛。”有高乐·德布瓦，他是一个阴惨的丑角，脸上戴着古代的那种有两只嘴巴的假面具，同时能说是和否，一只嘴赞扬另一只嘴斥责的东西，在南特攻击加利叶，在里昂把夏里叶捧为天神，把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把马拉送入万神庙；有任尼西尔，他主张把所有佩着“殉难者路易十六”纪念章的人都判处死刑；有里昂纳·布东，他是小学教师，他曾经把自己的房子送给尤拉山的老人。有水手陶普生，有律师顾比育，有商人罗朗·勒康特尔，有医生杜咸，有雕刻师施让，有画家大卫，有王公若瑟夫·平等。还有别的许多人：像勒康特-毕拉伏，他曾经建议下令宣布马拉在“神经错乱状态”中；像罗拔·林德，他是那只令人害怕的大章鱼——公安委员会的创造者，它有两万一千只被称为革命委员会的手臂布满法兰西全境；还有勒波夫，在《伪爱国者的圣诞节》一书中吉里-杜普来曾经写了这样一句诗来嘲笑他：
勒波夫看见勒让德尔就发出哞声。
有汤马斯·潘恩，他是一个软心肠的美国人；有安那卡西斯·克路次，他是一个德国男爵、百万富翁、无神论者，属埃贝尔派，为人很天真；有廉洁的勒巴，他是杜泼来的朋友；有罗维尔，他是那些罕有的为凶恶而凶恶的人之一，因为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比一般人所相信的更广泛地存在着；有夏理叶，他要人家对贵族也用“您”字称呼；有泰里昂，他是一个多愁善感而凶恶的人，他是为了爱的缘故才发动热月九日的事变；有刚巴塞来，他是律师，后来做了王公；有加利叶，他是律师，后来变成老虎；有拉普朗西，他有一天叫道：“我要求给警炮以优先权。”有杜里奥，他主张革命法庭的陪审员要高声投票；有布尔东·德·勒瓦斯，他激起双朋和他决斗，他检举过潘恩，他自己被埃贝尔检举；有法岳，他建议“派一支放火军队”到旺代去；有塔伏，他在四月十三日几乎做了吉隆特党和山岳党的调停人；有魏尼叶，他建议吉隆特党和山岳党的领袖都要去当小兵；有卢贝，他把自己关在梅因斯里；有布包特，他在占领索慕的时候，骑着的马被打死了；有甘拔多，他率领瑟堡海岸的军队；有雅尔-潘委利叶，他率领洛西尔海岸的军队；有勒加邦狄叶，他指挥康加勒的舰队；有罗拔约，拉斯城的埋伏正在等着他；有马恩的普利尔，他在军营中还佩着他从前的骑兵队长的肩章；有勒瓦素·德·拉萨特，他用一句话就使圣亚芒联队的指挥官塞朗决心战死。还有拉委松、摩尔、伯纳·德·圣特、查理·李察、勒基尼奥，这一群人的首领是人家叫做丹东的另一个米拉波。
有一个人矗立在这两派之外，而且使这两派的人都敬畏他，这个人就是罗伯斯比尔。
5
恐怖和畏惧蜷伏在下面，恐怖可能是崇高的，畏惧是卑鄙的。在热情的下面，英雄主义的下面，忘我精神的下面，愤怒的下面，还有隐姓埋名的阴暗的一群。坐在议会的低下的地方称为平原派。一切能浮在表面的东西都在这里；那些怀疑的人、踌躇的人、退缩的人、延迟的人、窥探的人，等等，每个人都害怕某一个人。山岳党人是经过挑选的，吉隆特党人也是经过挑选的，只有平原派是普通群众。西埃耶斯就是整个平原派的典型和缩影。
西埃耶斯是一个由深思熟虑而变为头脑空虚的人。他在第三等级上停下来，没有上升到人民的地步。有些心灵是天生要停在中途的。西埃耶斯叫罗伯斯比尔做老虎，罗伯斯比尔却叫他做老鼠。这位形而上学者所达到的不是智慧，而是谨慎。他是革命的侍臣，而不是革命的仆人。他拿起一柄铁铲，和人民一起到校场干活，跟亚历山大·德·布哈奈坐在同一辆车子上。他劝人使用精力，可是他自己从来不使用精力。他对吉隆特党说：“拿出你们党的大炮来。”有些思想家是斗士，例如龚度舍和韦尼奥斗争，或者像加米尔·德穆兰和丹东斗争。也有一些思想家只想能够活着，这些思想家和西埃耶斯是同一类的。
最上等的酒在酿酒桶里也不免有酒糟。所以平原派的下面，不免有沼泽派。他们是一潭透露出利己主义来的令人厌恶的潴水。胆怯的人们在这里发抖，无言地等待命运的支配，真是再没有比他们更卑贱的人了。他们做了一切卑鄙的事，但没有一个人感到羞耻；他们把愤怒隐藏着，表面服从而骨子里实行反叛。他们的恐惧是虚伪的；他们勇于表现自己的怯懦；他们赞成吉隆特党却拥护山岳党；关键在他们身上；他们总是倒向胜利的一边：他们把路易十六出卖给韦尼奥，把韦尼奥出卖给丹东，把丹东出卖给罗伯斯比尔，把罗伯斯比尔出卖给泰里昂。马拉活着的时候他们诋毁他，马拉死后他们把他当作天神。他们什么都拥护，直到他们把原来拥护的推翻为止。他们赋有一种本能，就是对一切动摇的东西来一个决定性的推倒。从他们看来，动摇就是背叛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是专门为地位坚固的人服务的。他们人数众多，他们有力量，他们就是恐怖。卑鄙无耻的勇敢就是从这里来的。
五月三十一日、芽月十一日、热月九日的事变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些悲剧由巨人开始，被侏儒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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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充满了热情的人群中，也混杂着充满了梦幻的人物。这里有一切类型的乌托邦，有容许断头台存在的好战类型，有主张废除死刑的和平类型；他们在王座前面是一个鬼，在人民面前是一个天神。一方面有好战的心灵，另一方面有深思熟虑的心灵。前者的脑子里想着战争，后者想着和平；卡诺想建立十四支大军，让·戴勃里却想建立一个全世界的民主联邦。在这些激烈的雄辩中，在这些叫喊和咒骂的声音中，也有一些富有意义的沉默。拉卡那保持着沉默，在他的脑子里却孕育着国民的公共教育；朗特那保持沉默，但初级小学是他想出来的；勒波保持沉默，但他却在梦想把哲学提高到宗教的地位。还有别的一些人在想着一些枝节问题，问题比较小却更实用。纪东-摩伏在研究改良医院的卫生条件，麦尔在研究废除劳役地租，让-朋-圣安德烈在研究废除民事监禁和人身拘留，罗姆在研究夏甫的建议，杜波哀在计划整理档案，哥朗-费斯迭在研究创办解剖学会和自然博物馆的问题，纪若玛在研究内河航运和埃斯各河的堤坝问题；正月二十一日，正当国王的头在革命广场落下来的时候，代表瓦兹地方的议员贝查跑去参观在圣拉扎路的一间破房子里找到的一幅鲁宾的画。艺术家、演说家、预言家、像丹东一样的巨人、像克路次一样的孩子般的人、角力家、哲学家，所有这些人都向着同一个目标走去，这个目标就是进步。没有什么能够打乱他们的一致的步伐。国民公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要找出一般人称为不可能的事物中有多少真实性。在它的两个极端中，一端有罗伯斯比尔，眼睛盯着法律；另一端有龚度舍，眼睛盯着责任。
龚度舍是一个富有理想和明智的人；罗伯斯比尔是一个实际行动的人。有时，在那些已经腐朽的社会的最后危机中，行动就意味着歼灭。一切革命都有两面斜坡，上升的一面和下降的一面，这两面斜坡上又可以一级一级地分成季节，包括从结冰的季节到开花的季节。这些斜坡上的每一块地段都会产生出一些适合它的气候的人物，从生活在阳光底下的人物，到生活在雷电下面的人物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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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互相指点着左边走廊上的最隐秘的地方，罗伯斯比尔曾经在这里对克拉维哀的朋友格拉低声耳语过这样一句可怕的话：“克拉维哀在他呼吸过的地方都要策动一下阴谋。”同时也是在这个既便于密谈又便于半高声地发怒的角落里，法布·德格朗丁曾经和罗姆吵嘴，责备罗姆不该把他的日历改得走了样，把热月改为暑月。人们也互相指点着代表上加龙省的七个议员挤在一起坐过的那个角落，这七个议员是第一批被召唤来宣布他们对处置路易十六的意见的，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回答。米耶回答：“死刑。”台尔马：“死刑。”普洛让：“死刑。”加来：“死刑。”埃拉：“死刑。”尤利昂：“死刑。”代沙西：“死刑。”这永远是充满人类全部历史的循环现象，自从人类有了法律，这种现象就一直使法庭的墙壁发出了坟墓的回音。人们用手指指点着那些乱哄哄地混杂在一起的人们，这个悲剧性的投票就是从这些人们的嘈杂的声音里发出来的。巴格尼说：“死刑。一个国王的惟一用处就是死。”米育说：“今天，如果世间还没有死刑，就要把它创造出来。”年老的拉弗龙·杜·特卢叶说：“快点处死！”顾比育叫道：“立刻送上断头台。迟了就要加重死罪。”西埃耶斯简单地说了这两个阴森森的字：“死刑。”杜利奥反对布索的由人民作最后审判的建议：“什么！基层议会吗！这样，全国就会有四万四千个法庭！这案子还有个完吗？路易十六的头发白了脑袋还落不下来。”奥古斯丁-朋·罗伯斯比尔跟着他的哥哥叫道：“我不懂得那种扼杀人民而宽恕暴君的所谓人道。死刑！主张缓刑就是把最后审判权交给暴君而不是交给人民。”补足贝纳丁·德·圣比埃尔的空缺的福西德瓦说：“我素来憎恨叫人流血，但是一个国王的血并不是人血。死刑。”让-朋-圣安德烈说：“暴君不死，人民永远没有自由。”拉维恭德里提出这样一个公式：“只要暴君还能够呼吸，自由就要窒息。死刑。”夏多纳夫-蓝敦叫道：“把最后一个路易处死！”纪亚丹表示他的愿望：“把他带到被推翻的栅栏去处死！”所谓“被推翻的栅栏”就是保护王座的栅栏。代里叶说：“让我们铸一尊大炮去攻打敌人，大炮的口径要照路易十六的头颅的大小。”另外有一些宽容的人：让第说：“我赞成终身禁闭。制造一个查理第一，就是制造一个克伦威尔。”邦加说：“流放。我想看见世间第一个被迫自己去干活谋生的皇帝。”亚尔布说：“充军。叫这个活鬼到各国去过流浪生活。”桑家果米说：“监禁。让卡佩像一个稻草人似的活着。”夏容说：“让他活着。我不愿意制造一个死人来让罗马奉为圣人。”这些说话从那些严厉的嘴唇里落下来，而且相继飘散在历史中的时候，公众旁听席上有些露出肩膀和戴着首饰的妇女们在计算票数，她们手里拿着一张名单，每投一票就用别针刺一下。
凡是发生过悲剧的地方，恐怖和怜悯就留在那里。
只要在国民公会存在的时期，无论什么时候去看国民公会，就是重新看见最后一个卡佩的审判；正月二十一日的传奇性事件似乎和国民公会的一切行动混合起来了。这个可怕的议会充满了致命的气息，这些气息吹过那燃烧了十八个世纪的古老的专制火炬，把这火炬吹熄了；议会对这个国王的审判，就是对过去所有的国王作决定性的审判，这次审判仿佛是议会向过去的时代发动伟大的战争的起点。无论参加国民公会的哪一次会议，都可以看见路易十六的断头台的影子在晃动。参观的人互相述说凯圣的辞职、罗兰的辞职，雨色弗尔地方的议员杜夏兑卧病在床，快要死了，却叫人抬他到议会里来，投票赞成让国王活着，他的举动使马拉大笑起来；参观者也用眼睛找寻一个今天已经为历史所遗忘了的代表，这位代表经过这次连续三十七小时的会议以后，过分疲倦，靠着椅背睡着了，轮到他投票的时候传达员唤醒了他，他半睁开眼睛说了一句：“死刑！”又睡着了。
他们判决路易十六死刑的时候，罗伯斯比尔还有十八个月可活，丹东十五个月，韦尼奥九个月，马拉五个月和三星期，勒倍勒蒂叶-圣法若只有一天。人类嘴里的气息多么短促和可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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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公会里有一个向人民敞开的窗户，这就是那些公众旁听席，等到这只窗户不够用的时候，人民就打开大门，街上的人就涌进议会里来了。这种群众走进议会的景象是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景象之一。通常，这种侵入是友爱的。这是街头巷尾的人群和居高位者的亲昵。但是这种群众的友爱是可怕的，因为这些群众曾经有一天在三小时内就夺取了残废军人院的许多大炮和四万支步枪。每一分钟总有一些游行的队伍打断了会议的进行；他们是些准许进入法庭的代表，请愿的人、致敬的人、献礼的人。圣安东尼区的荣誉长矛进来了，捧这支长矛的是一些妇女。有些英国人捐献了二万双鞋子给我们的赤脚的兵士穿。“阿尔奴公民，”《公报》上写着，“是奥宾南地方的本堂神父，特隆姆联队的指挥官，他要求到前线去，并且要求保留他的教士职位。”各区的代表来了，扛着担架，上面载着盆子、祭碟、圣餐杯、圣体盒、大堆的金银和镀金的银等等，这些衣衫褴褛的群众却把这样贵重的东西献给祖国，他们所要求的报酬只是准许他们在国民公会里跳一次加马诺勒舞。夏纳、纳尔朋和瓦里哀到这里来唱一些诗歌向山岳党致敬。白山区公所送来一座勒倍勒蒂叶的半身像，一个女人给议长戴上了一顶红帽子，议长拥抱了她。“迈耶区公所的女公民们”把鲜花向“立法者们”投掷；“祖国的学生们”由乐队带头来了，他们感谢国民公会“给这世纪带来了繁荣”；法兰西近卫军区公所的妇女们来献玫瑰花；桑埃里舍区公所的妇女们来献一顶橡叶冠；塔堡区公所的妇女们到主席台前发誓“只和真正的共和党人结合”；莫里哀区公所献上一枚富兰克林纪念章，后来议会下令把这枚纪念章挂在自由神像的冠上；育婴堂里的弃儿被宣称为共和国的子女，他们穿着国家制服列队游行；九二年区公所的姑娘们穿着白色的长袍来了，第二天《公报》上记载着：“议长从青春美丽而天真无邪的人手里接受了献花。”演讲的议员都向群众致敬，有时他们还夸奖群众，他们对群众说：“你是不会错的，你是无可指责的，你是崇高的。”人民也有些孩子气，他们喜欢这些夸奖。有时也有闹事的人群进入议会，可是他们进来的时候是愤怒的，出去的时候却很安静，有如罗纳河流过日内瓦湖，注入的时候是泥浊的，流出来的时候却是澄清碧绿的。
有时群众也不十分安静，于是亨利奥就叫人把铸造炮弹的铁架栏也拿到蒂伊勒里宫的门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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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从革命产生出来的议会，自身也在那里创造文明。它是一个大熔炉，同时也是一个小铁炉。在这只酿酒桶里虽然沸腾着恐怖，也酝酿着进步。从这些混乱的暗影中，从这些骚动而奔腾着的云层中，射出符合神的意旨的灿烂的光芒。这些光芒留在地平线上，在人民的天空上永远可以看得见，这些光芒就是正义、信仰自由、仁慈、理性、真理和爱。国民公会宣布了这个伟大的真理：“一个公民的自由是以另一个公民的自由为界限的。”这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社会性的原理。它宣布贫穷应受尊敬；它宣布残疾应受尊敬，从而使盲人和聋哑人成为受国家监护的人；母性应受尊敬，从而使未婚的母亲得到安慰而且地位得到提高；儿童应受尊敬，从而使孤儿被国家收养为子女；无罪的人应受尊敬，从而使被释放的嫌疑犯得到国家的赔偿。它谴责贩卖黑奴的行为；它废除了奴隶制度。它宣布公民间有互相扶助的责任。它颁行了义务教育制。它建立了国家的教育系统，巴黎有师范学校，各省府里有中心学校，区里有初级小学。它创立了工艺陈列馆和博物院。它统一了法典，统一了度量衡，用十进位制统一了计算单位。它建立了法兰西的财政制度，把群众的信用代替了专制政府长期的破产。它在交通方面创办了电报，给老年人创办了国家补助的救济院，给病人创办了清洁卫生的医院，给教育创办了高等理工学校，给科学创办了气象局，给人类智慧创办了研究院。它是属于一个国家的，同时也是属于全世界的。国民公会所颁布的一万一千二百一十条法令中，三分之一是有关政治的，三分之二是有关全人类的。它宣布普遍的道德是社会的基础，普遍的良心是法律的基础。所有这一切：奴隶制度的废除，博爱精神的提倡，人道的保障，人类良心的矫正，劳动法规修改为劳动权利使劳动成为人的帮助而不是人的负担，国家财富的集中，儿童的教育和扶助，文学和科学的提倡，使这一切的高峰都放射出光明；还有对一切苦难的补助、一切原则的公布，等等，都是国民公会完成的。可是国民公会在进行这一切的时候，肚子里却藏着一条毒蛇——旺代，肩头上还有一大群老虎——各国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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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无限广大的地方。一切类型的人，非人道的、超人的都在这里。这是一个互相敌对的史诗式的集团。纪育丁避开大卫，巴兹尔侮辱夏波，葛德嘲笑圣茹斯特，韦尼奥轻视丹东，路委攻击罗伯斯比尔，布索检举平等，双朋诋毁巴祁，所有的人都憎恶马拉。而且还有多少名字要记载下来啊！阿芒威勒的诨名叫“红帽子”，因为他出席议会时总戴上一顶腓力基小帽，他是罗伯斯比尔的朋友，他想“在路易十六之后把罗伯斯比尔也送上断头台”，因为他爱好均衡；马西尔是好主教拉慕列特的同僚，相貌和拉慕列特长得一模一样，这位主教由于造成了一个接吻而名留后世；勒哈代·杜·莫比昂侮辱布列塔尼的教士们；巴莱尔是掌握多数的人，路易十六受审时是他担任主席，他对巴麦拉的关系，正如路委对罗多伊斯加的关系一样；奥拉多瓦会的会员多奴说：“让我们争取时间。”杜博-克朗舍是马拉弯下身来凑在他的耳朵上说话的人；还有夏多奈夫侯爵、拉克罗，和听见亨利奥叫喊“炮手们，准备开炮！”就向后退的哀洛·德·舍歇勒；尤里昂把山岳党比为德摩比勒；格蒙希望专为妇女们保留一个公众旁听席；拉洛瓦把会议的敬礼给予到国民公会里来脱下僧帽戴上红帽子的戈倍尔主教；勒公特叫道：“敬礼是给愿意还俗的人的吗？”费劳在历史上留下这样一个问题：“勃斯-当格拉是向头颅致敬，就是说向牺牲者致敬呢，还是向长矛，就是说向那些杀人者致敬呢？”后来勃斯-当格拉果然向费劳的头颅致敬；杜泼拉两兄弟一个是山岳党，一个是吉隆特党，两人互相仇恨，就像谢尼叶两兄弟一样。
这些令人晕眩的话就是在这个讲坛上说的，有时连说的人也不知道，它竟然具有革命的预言的力量，由于这些话的缘故，客观事实好像一个人一样突然不高兴和激动起来，仿佛它们误会了刚才听来的那些话似的；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好像对这些说出来的话感到愤怒，祸事突然来了，来势非常猛烈，仿佛它是被人类的说话激怒了似的。就像在山里发出一下声音就能惹起雪崩一样。一句多余的话可能引起崩溃。假使没有说过话，事变可能不发生。有时简直可以说事件是一个易怒的人。
就这样子，演说者的一句话偶然被人误解，就使伊丽莎白夫人的头颅落下来。
在国民公会里说话，随便放纵也是合法的。
在争论中威吓的说话满场乱飞，你来我往，就像火灾中的火星一样。白狄翁说：“罗伯斯比尔，回到事实上来。”罗伯斯比尔说：“事实，就是你，白狄翁。我会回到事实上来的，你等着瞧吧。”一个声音说：“处死马拉！”马拉说：“马拉一死，巴黎就不再存在，巴黎消灭，共和国也就灭亡了。”毕育-瓦连纳站起来说：“我们希望……”巴莱尔打断了他：“你像一个国王那样说话。”有一天，菲力波说：“有一个议员拔出刀来对付我。”奥杜恩说：“议长，请你叫刺客遵守秩序。”议长说：“等一等。”巴尼说：“议长，我请你维持秩序，我。”有时人们也猛烈地哄笑起来。勒康特尔说：“相德布的教士控诉他的主教福歇禁止他结婚。”一个声音说：“我不懂有几个情妇的福歇为什么要阻止别的人娶妻。”另外一个声音说：“教士，娶个老婆吧！”旁听的群众也参加谈话，他们对议员们很亲昵地你我称呼。有一天议员路昂浦走上讲坛。他的一边屁股比另一边大得多。一个旁听的人对他嚷道：“把那一边向右边转过来呀，你不是有一边‘脸颊’是大卫式的吗！”这就是人民在国民公会里随随便便的样子。可是有一次，在一七九三年四月十一日的骚乱中，议长也下令逮捕过旁听席上一个扰乱秩序的人。
有一天，布那洛蒂老头在会议里作证，罗伯斯比尔发言，说了两个钟头的话，眼睛一直望着丹东，有时盯住他，这是很严重的，有时斜视着他，这情形更坏。罗伯斯比尔瞄准对象发动闪电似的攻击。到结束的时候，他很愤慨地爆发出一大堆充满不祥字眼的话：“我们认识那些阴谋家，我们认识那些行贿的人和受贿的人，我们认识那些卖国贼；他们就在这个议会里。他们在听我们说话，我们看见他们而且我们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他们。让他们望着头顶上吧，他们会看见头顶上有法律之剑。让他们望着自己的良心吧，他们会看见良心里有自己的丑行。希望他们当心点。”罗伯斯比尔说完以后，丹东把脸向着天花板，眼睛半闭着，一条臂膀垂在椅背上，身子向后一躺，只听见他低声吟道：
卡代·罗素的演说词，
最短的一次才不算长。
大家互相咒骂：“阴谋家！”“杀人犯！”“阴险小人！”“叛徒！”“温和派！”他们在布鲁图的半身像前面互相检举。他们互相殴打、咒骂、挑战；彼此怒目而视；挥舞着拳头，微露出手枪，半抽出匕首。讲坛上冒着无边怒火。有几个人说起话来仿佛他们已经靠在断头台上。无数受了惊吓的或者令人害怕的人头像潮水似的一起一落。有山岳党、吉隆特党、斐扬党、温和派、恐怖派、雅各宾党、鞋匠党；还有十八个“弑君”教士。
所有这些人们啊！像烟似的向四面八方吹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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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些被风支配的心灵。
可是这种风是不可思议的风。
当上国民公会的议员，就等于是海洋里的一片波浪。即使他们中间最伟大的人物也是如此。动力是从天上来的。国民公会里有一个意志，这个意志是全体共有的，不是任何个人所独有的，这个意志就是一种思想，一种无法抑制和无法衡量的思想，它在天空上面的暗影中呼吸。我们叫它做革命。这个思想像潮似的掀起来的时候，有的被打倒，有的站立起来；它把这一个带到浪花的顶上，把另一个撞击到礁石的上头。这个思想知道自己要走到哪儿去，前面的一切漩涡都要受它的推动。说革命是人类造成的，就等于说潮汐是波浪造成的一样错误。
革命是“不可知神”的行动。渴想将来的人称革命为好事，留恋过去的人称革命为坏事，可是不管怎样总得承认那造成它的力量。它仿佛是各种巨大的事件和伟大人物的共同的作品，其实它只是各种事件演变的结果。事件在消费，人们在替它偿付费用。事件在发命令，人们只签个名字。七月十四日是加米尔·德慕林签的名，八月十日是丹东签的名，九月二日是马拉签的名，九月二十一日是格雷古瓦签的名，正月二十一日是罗伯斯比尔签的名；可是德慕林、丹东、马拉、格雷古瓦和罗伯斯比尔只不过是些书记而已。这些伟大文件的巨大而可怕的编辑有一个名字，叫做上帝，也有一个面具，叫做命运。罗伯斯比尔相信上帝。这是确实的！
革命是社会固有现象的一种形式上的表现，这种表现从各方面压迫我们，使我们不得不把它叫做“需要”。
在这个幸福和痛苦神秘地交错着的事物前面，站着历史的“为什么？”的疑问。
回答“因为”，这是一点什么也不知道的人的回答，也是什么都知道的人的回答。
在这些摧残文明又使文明复兴的巨变前面，人们是否可以判断某一细节的是与非，那是很难一定的。由一件事的结果去谴责或者赞美人们，差不多等于根据总数去谴责或者赞美细数。要发生的事情总要发生的，要爆发的风暴总要爆发的。永远晴朗的天空是不会受这些北风的影响的。在革命之上存在着真理和正义，正如暴风雨之上仍然有布满繁星的天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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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无法衡量的国民公会就是这样子的；它是同时被各种黑暗势力攻击的人类的堡垒，是被包围的观念的营火，是心灵在悬崖的山坡上所作的巨大的露营。历史上没有什么比得上这一个团体，他们同时是议会也是群众，是秘密会议室也是十字街头，是庄严的处所也是公共广场，是法庭也是被告。
国民公会始终被风吹得屈折；可是这风是从人民的嘴里吹出来的，同时也是上帝的气息。
到了今天，八十个年头过去了，任何一个人，不论他是历史家也好，哲学家也好，每次国民公会在他的脑子里出现的时候，这个人就要停下来默想。对这一连串阴影的伟大行列是不可能不予以深切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