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进行着内战的几个星期过去以后，富耶尔地区里的人们不谈别的，只谈到两个人，这两个人的性格完全相反，但是却在做着同一件工作，就是肩并肩地为伟大的革命战争而作战。
野蛮的旺代战争还在继续进行，可是旺代在败退。尤其是在依勒-哀-维连那那一面；由于这位年轻的指挥官在道尔很及时地用一千五百个勇敢的爱国志士击败了六千个勇敢的保王军，那里的叛变虽然不能说是已经完全扑灭，至少应该说是势力已经非常削弱而且非常有限了。那次胜仗以后接着又打了几次胜仗，从这一连串的胜利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形势。
局面有了转变，但是突然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复杂情况。
在整个旺代地区，共和政府占了上风，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到底是哪一个共和政府呢？在逐渐形成的胜利形势中，出现了两个不同形式的共和政府，一个是恐怖的共和政府，另一个是宽大的共和政府，一个想用严厉来取胜，另一个却想用温和来取胜，哪一个会占优势呢？这两个不同形式的共和政府，一个采取妥协态度，另一个采取绝不妥协态度，是由两个人分别代表着，这两个人各有各的威望和权力，一个是军事指挥官，另一个是政治委员，这两个人谁会占优势呢？这两个人中，政治委员有强有力的后盾，他来的时候就带着巴黎公社给桑泰尔联队的森严的口令：“不要宽大，不要饶恕！”他还有使一切都服从他的国民公会的指令，里面记载着：“任何人如将俘获之叛军领袖释放或使其脱逃者均处死刑。”公安委员会授他以全权，并且命令官兵都服从他，命令上的签名是：“罗伯斯比尔、丹东、马拉。”另一个是个军人，他只有一种力量——怜悯。
他只有臂膀才是打击敌人使用的，他的心就使用来宽恕敌人了。他是胜利者，他相信胜利者是有权利饶恕战败者的。
这样一来，他们两人中间就产生了潜伏着的，可是很深的矛盾。他们两人各自驾着不同的云层，两个都在镇压叛变，但是各自掌握着不同的雷电，一个手里是胜利，另一个手里是恐怖。
整个林原区里人们只谈着他们两个；尤其使那些注视着他们的人担心的是：这两个人虽然绝对相反，却同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这两个对头是一对朋友。从来没有别的情感比联系着这两颗心的同情更高尚和更深厚的了；这个凶猛的人救了那个柔弱的人的性命，并且因此而在脸上挂着刀痕。这两个人一个是死亡的化身，一个是生命的化身；一个是恐怖的本体，一个是和平的本体。可是他们互相爱着。这是很奇怪的一个问题。我们试设想一下俄瑞斯忒斯是仁慈的，皮拉德斯是残酷的；又设想一下阿里曼会成为阿胡拉的兄弟，就能了解这是怎样的一个奇怪问题了。
再要说明的是：这两个人中被称为“凶猛”的那个同时也是一个最富有博爱精神的人；他为伤兵包扎，他照料病人，他日日夜夜都在野战医院和普通医院里服务，他同情那些赤足的孩子们，他自己什么都不要，把一切都施舍给穷人。打仗的时候，他也参加；他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而且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他是有武装的，因为他的腰带上有一把军刀和两支手枪，他也是没有武装的，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他拔出军刀或者摸一下他的手枪。他冒着枪林弹雨，可是并不还击。人们说他以前是个教士。
这两个人一个是郭文，一个是西穆尔登。
这两个人中间存在着友情，可是这两个不同的原则中间却存在着仇恨；这种情形仿佛是一颗心切成两半，各人分了一半。事实上郭文的确接受了西穆尔登的半颗心，不过那是温柔的半颗。郭文仿佛得到了白色的半颗心，西穆尔登留下来的是可以称为黑色的半颗心。这样一来他们在亲密中间就有了不和。这场暗中进行的战争是不会不爆发的。一天早上这场斗争开始了。
西穆尔登对郭文说：
“我们目前的情况怎样？”
郭文回答：
“你知道得和我一样清楚。我把朗特纳克匪帮打得七零八落。他只剩下几个人跟着他。现在他退到富耶尔森林里去了。在八天之内，我就要把他包围。”
“再过十五天呢？”
“他就要成为我的俘虏。”
“以后呢？”
“你看见过我的告示吗？”
“看过的。怎样？”
“我要把他枪毙。”
“又发慈悲心了。应该送他上断头台。”
“我这方面，”郭文说，“是赞成军法枪毙的。”
“至于我，”西穆尔登回驳，“我是赞成革命办法送上断头台的。”
他盯着郭文的脸继续说：
“你为什么要释放圣马克-勒-勃朗修道院的修女们？”
“我不跟女人打仗。”郭文回答。
“这些女人是仇恨人民的。只要有了仇恨，一个女人就抵得上十个男人。你为什么不肯把在卢维尼俘获的一整队狂热的老教士送到革命法庭去？”
“我不跟老头儿打仗。”
“一个老教士比一个年轻的教士更坏。白发苍苍的人来宣传叛变就更加危险。人们是相信鸡皮鹤发的人的。不要有不正确的慈悲心，郭文。弑君的人才是解放者。请你注意塔堡的碉楼。”
“塔堡的碉楼。如果可能的话，我要把王太子从那里释放出来。我不跟小孩子打仗。”
西穆尔登的眼光变得很严厉。
“郭文，你要知道你必须跟女人打仗，如果这个女人的名字叫玛丽-安东纳特；也必须跟老头儿打仗，如果这个老头儿的名字叫做教皇庇护六世；也必须跟小孩子打仗，如果这个小孩的名字叫路易·卡佩。”
“我的老师，我不是一个政治家。”
“当心不要做一个危险的人物。攻打哥舍兵站时，叛徒让·特利东一败涂地，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拿着军刀向你的整个队伍冲过来，你叫喊：‘队伍向两旁分开，让他过去！’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应该用一千五百人去杀一个人。”
“在盖野特利·大斯蒂野，你看见你的兵士要杀死那个受了伤在地上爬着的旺代党人若瑟夫·贝吉叶的时候，你叫喊：‘向前冲！这是我的事！’结果你朝天放枪，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应该杀死一个趴在地上的人。”
“你错了。这两个人今天都是敌军的领袖；若瑟夫·贝吉叶就是大胡子，让·特利东就是银腿。你救了这两个人，就给共和国增加了两个敌人。”
“我当然希望给共和国增加些朋友，而不是敌人。”
“你在朗代安打胜仗以后，为什么不下令枪毙那三百个农民俘虏？”
“因为朋桑赦免过共和军俘虏，我希望人家说共和政府也赦免保王军俘虏。”
“那么你如果俘获了朗特纳克，你也会赦免他吗？”
“不。”
“为什么？你不是已经赦免过三百个农民吗？”
“这些农民是无知的；朗特纳克却很清楚他做的是什么事。”
“可是朗特纳克是你的亲戚呀。”
“法兰西才是我的尊长。”
“朗特纳克是一个老头儿。”
“朗特纳克是外人。朗特纳克没有年龄。朗特纳克召唤英国人进来。朗特纳克就是侵略。朗特纳克是祖国的叛徒。我和他两人的决斗最后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郭文，记住你这句话。”
“当然。”
两个人互相注视着，沉默了一阵。
郭文继续说：
“我们现在过着的九三年，将来在历史上是一个流血的年头。”
“当心点！”西穆尔登叫道，“我们担负着可怕的责任。不要谴责不应该谴责的。从什么时候起疾病变成了医生的错处呢？对的，这个伟大年头的特征就是不能仁慈。为什么？因为这是伟大的革命的年头。我们现在过着的这个年头就是革命的化身。革命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旧社会，革命对这个敌人是毫不仁慈的；同样地外科医生的敌人是毒疮，他对于毒疮也是毫不仁慈的。革命要从国王身上来根绝帝制，要从贵族身上来消灭贵族政治，要从军人身上来铲除暴政，要从教士身上来破除迷信，要从法官身上来消灭野蛮，总之，要从一切暴君的身上来消灭一切暴政。这个手术是可怕的，革命的手很有把握地进行这个手术。至于有多少健康的肉要牺牲掉，你可以去问问布尔哈夫，看他的意见怎样。割治哪一种毒瘤不要流一点血呢？扑灭哪一种火灾不要拆毁附近的建筑来阻止火势蔓延呢？这些可怕的必要牺牲就是成功本身的条件。一个外科医生就像一个屠夫；一个医病的人从外表看来很像一个刽子手。革命就献身于这种无可避免的工作。革命要肢解身体，可是挽救了性命。怎么！你竟然为毒菌求赦吗！你希望革命对有毒的东西仁慈吗！革命不会听你的。革命抓住过去，要把过去歼灭。革命在文明身上割开一道很深的伤口，人类的健康就要从这个伤口里生长出来。你痛苦吗？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痛苦要延长多久呢？要有施行手术所需要的时间那么久。以后你就能活下去。革命在为世界开刀。因此才有这次流血——九三年。”
“外科医生是冷静的，”郭文说，“而我所看见的人却是激烈的。”
“革命，”西穆尔登回驳，“需要一些凶猛的工作者做帮手。革命拒绝一切发抖的手。革命只信任铁石心肠的人。丹东是可怕的，罗伯斯比尔是坚决不屈的，圣茹斯特是绝不屈服的，马拉是怀恨的。请注意，郭文。这几个名字是必需的。对于我们，他们和军队一样重要。他们能够使欧洲陷于恐怖。”
“也许使将来也陷于恐怖。”郭文说。
他停了下来，很快地又接着说：
“而且，我的老师，你错了，我并没有谴责任何人。在我看来，革命的真正观点就是毫无责任。没有人是无辜的，也没有人是有罪的。路易十六是一只被投到狮子堆里的羊。他想逃走，他想逃命，他设法防卫自己；假使他能够的话，他一定会咬人。可是一个人不是愿意变成狮子就能成为狮子的。他的软弱的意志被视为犯罪。这只愤怒的羊露出了牙齿。‘奸贼！’狮子们叫喊。于是它们就把它吃掉。吃完以后，它们又自相残杀起来。”
“羊是一头兽。”
“狮子们呢？它们又是什么呢？”
这个反问使西穆尔登沉思起来。然后他抬起头来回答：
“这些狮子就是良心。这些狮子就是观念。这些狮子就是主义。”
“它们造成恐怖政治。”
“终有一天，革命会证明这种恐怖政治是正确的。”
“只怕这种恐怖政治会损害革命的名誉。”
郭文继续说：
“自由，平等，博爱，这就是和平和协调的信条。为什么要给它们一个怕人的外表？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包括各个民族在内的世界共和国。那么，我们就不要使他们害怕。恐吓有什么用呢？恐吓不能吸引各个民族，正如稻草人不能引诱鸟雀一样。做好事不能使用坏的手段。我们推翻帝制不是要用断头台来代替它。杀掉国王，但是让人民活着。打掉一切王冠，但是要保护人头。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仁慈观念被残暴的人们使用错了。‘恕’字在我看来是人类语言中最美的一个字。我只在自己冒着流血危险的时候才使别人流血。此外，我只知道怎样打仗，我不过是一介武夫。但是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宽恕，那么胜利也就不值得争取了。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必须做我们敌人的敌人，胜利以后，我们就要做他们的兄弟。”
“当心点！”西穆尔登第三次重复说，“郭文，你对于我比一个儿子更重要，当心点！”
他又带着沉思的样子继续说：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仁慈可能成为卖国的一种形式。”
听见这两个人谈话，简直好像是听见剑和斧在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