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变的旺代如果把男的、女的和儿童都算上的话，估计人数绝不少于五十万。杜芬·德·拉卢亚利宣布的数字就是五十万名战士。
联邦主义者帮助他们；吉隆特党也做他们的同谋。拉·罗热尔派遣三万人到林原地区去。八个省结成同盟，五个在布列塔尼，三个在诺曼底。和康城结成兄弟同盟的埃弗来城在叛军中有两个代表：一个是它的市长萧蒙，一个是乡绅加登巴。在康城有布索、哥沙和巴巴鲁，在慕林有布列索，在里昂有沙桑，在尼姆有拉波·圣埃丁，在布列塔尼有米扬和杜沙代，所有这些人都鼓着嘴来吹这只火炉。
有两个旺代：大的一个从事森林战，小的一个从事丛林战；这个细小的差别就把夏烈特和让·舒昂分别开来。小旺代是正直的，大旺代是腐化的；小的要好得多。夏烈特被封为侯爵，皇军中将，并且获得了圣路易大十字勋章；让·舒昂却始终是让·舒昂。夏烈特和土匪相差无几，让·舒昂却像一个游侠。
至于朋桑、莱斯居尔、拉罗什雅克兰这些伟大的领袖们，他们都弄错了。天主教大军的努力目标是一个愚蠢的妄想，失败是必然的。试想农民的队伍怎能进攻巴黎，乡村的联盟怎能围攻先烈祠，一些像狗叫似的颂歌和圣歌怎能压倒《马赛曲》，一队村夫怎能冲破一队智慧的大军？勒芒和沙文尼两次战役就粉碎了这个迷梦。旺代是不可能越过卢瓦尔河的。它能够做一切，只是不能跨过这一步。内战不能使人获得任何成就。越过莱茵河才显出凯撒的威名和拿破仑的伟大；越过卢瓦尔河只使拉罗什雅克兰葬送了性命。
旺代的真实力量只能表现在旺代的本土上；在这里这股力量是不能损伤的，不可捉摸的。旺代人在自己的家乡里是走私贩、庄稼人、兵士、牧人、违法猎户、游击队员、饲养牛羊的人、敲钟人、农民、侦探、杀人犯、圣器看守人、树林里的野兽。
拉罗什雅克兰不过是一个阿基利斯，让·舒昂却是一个普洛透斯。
旺代的叛变失败了。别的叛变却是成功的，例如瑞士的叛变。像瑞士那种山上的叛变和旺代这种森林的叛变有这样的分别：大约由于环境的影响，前者是为理想而战，后者只是为偏见而战；前者在天空飞翔，后者在地下爬行；前者是为人道而战，后者是为自绝于人而战；前者争取的是自由，后者争取的是割据；前者保卫州郡，后者保卫教区。“自治州！自治州！”摩拉的英雄们叫喊。前者要应付悬崖深谷，后者要应付沼泽泥潭；前者是在激流和飞溅的泡沫中生长的，后者是在藏着瘟疫的一潭潭潴水里生长的；前者的头顶上是蔚蓝的天空，后者的头顶上是树丛；前者在高峰顶上，后者在暗影中。
从高山所得到的教育和从低地所得到的教育是完全不同的。
一座山是一个城堡，森林却是一个埋伏所；前者教人勇敢，后者教人险诈。古人把诸神归于高山，把萨堤洛斯（生着羊角及羊蹄的半人半兽神）归于森林。萨堤洛斯是野蛮的，一半是人，一半是兽。自由的国家有亚平宁山、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和奥林波斯山。帕那斯也是一座高山。白山是威廉·退尔的巨大的助手；印度的诗篇里充满着神灵和黑夜作激烈战斗的故事，从其中和在其上可以窥见喜马拉雅山。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瑞士的象征是高山；西莫利、日耳曼或者布列塔尼的象征是森林。森林是野蛮的。
地形可以影响人们的许多行为。它是人类的同谋者，它所起的作用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大。当我们看到某些野景时，我们很想宽恕人类而归罪于宇宙；我们觉得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种无声的挑战。旷野有时对良心是有害的，尤其是对不十分能辨别是非的良心；良心可能是伟大的，这样就产生了苏格拉底和耶稣，也可能是狭小的，这样就造成了阿特柔斯和犹大。狭小的良心很快就成为爬虫；幽暗的森林，充满荆棘的树丛，树枝下的沼泽，就是它命定的经常出入的地方；它在那里无形中受到邪恶的浸染。视觉的幻象、不可解释的海市蜃楼、时间或者地点所产生的不安，把人们投入这种半宗教、半野蛮的恐怖中，这种恐怖在平时产生了迷信，在乱世就产生了残暴。这些幻觉持着火炬，照亮了杀人的道路。当强盗是头脑昏迷的。神秘的大自然有两种作用，它使智者目眩，使野蛮人目盲。当一个人无知，旷野里又充满了幻象时，一切都将成为不可思议；因此人们的内心便有了无数深渊。某些岩石、某些山涧、某些小树林、黄昏时枝叶间的某些可怕的空隙，迫使人们去做一些疯狂和残暴的举动。我们简直可以说有些处所本来就是邪恶的地方。
贝农和普来朗之间的那些阴暗小山，曾经目睹过多少悲惨的景象啊！
广阔的地平线引导心灵产生整体思想；受限制的地平线使人产生局部观念。这种观念有时会使伟大的心灵仅有渺小的气魄；让·舒昂就是一个例证。
整体思想被局部的观念所仇视，这就是进步的斗争。
乡土、国家，这两个词儿就包括了整个旺代战争；这是地方观念和整体观念的斗争，农民和爱国者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