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星期以前还鲜有人知道我的存在，但是现在，我开始接到了数以千计的信件，很大一部分还是求爱信。我敢打赌这些信十有八九是这样开头的：“可能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你会瞧不起我这样的女人，等等——”我不会瞧不起女人，如果她能离我远远的话。
也许，要不是因为卡泽娅告诉我实话，我不会在这种感情涌注的时候这样地耸耸肩膀。
一个从未谋面过的男人将要回复一个无形女人的邀请，这种“未知”的希望是怎样一种感觉？这种感觉让我十分的愤慨。哦，美妙的未知啊！当我注视着你，我会对你说——哦！可于卡泽娅，我什么都不会说。
我也收到了一封匿名的信件，是从某些老人家那儿寄来的，在信中我被称作艺术家，而卡泽娅被叫作蠢鹅。
“哦，艺术家，她是你的妻子吗？”我的老人家朋友问道，“这是一个值得让他把整个世界的目光都颠覆的选择吗？你是一个阴谋的牺牲者，等等。”
奇妙的推测，还有更奇特的要求，我应该为了取悦大众才结婚，而不是为了我自己！可怜的卡泽娅已经妨碍到他们了！
肯定还有比匿名信更夸张的破事，但是没有更夸张的了——我怎么才能恰当地表达自己呢？但是，别放在心上！
我的结婚日期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但是也不远了。这时候，我应该告诉卡泽娅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一点，我要陪她一起去参加展览。就让全世界都看到我们在一起吧。
安塔克的两幅关于尸体的画作也从巴黎运过来参加展览。画的名字叫作“最后一次见面”，展现的是一对年轻的男女躺在解剖台上。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觉得作者的意图被诠释得非常清楚。很明显这对男女在生前都爱着对方，经过痛苦的分离之后，是死亡又让他们结合在了一起。
画面中向尸体弯着腰的学生们显得有些呆板，解剖室的角度有部分失误，但是这两具“尸体”画得太好了。似乎都能体会到它们所散发出的冰冷气息！这幅画没有受到关注，也许是因为它的主题太令人不愉快了，但是评论家们对它表达了赞誉。
在我们这些“画家”中，不乏天才。比如，在安塔克的画作旁边就是弗兰尼克·塔斯科维斯基的《科瑞特斯基之死》。画面中充满了巨大的能量，还有独特的个性。
安塔克管弗兰尼克叫傻瓜：第一，弗兰尼克留着头发帘，还留着楔形的胡子；第二，他的穿戴十分入时；第三，他接受过非常好的教育，非常注重礼仪，而且会频繁地提到他那出身高贵的亲戚们。但是安塔克弄错了。天才就像是一只鸟，会在他喜欢待的地方筑巢，有时候会在森林里，又有时候会在花园中。
在慕尼黑和巴黎，我已经见到过那看起来像啤酒工的画家，还有一些长得像理发师或者是花花公子，你不必给他们三枚铜板，他们中也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衣冠禽兽发自内心地得意，“这种对形式和色彩不同一般的感觉，这种有指向的力量跳脱自我跃然在画布之上！”对一切事物都有千篇一律的表扬词的奥斯崔尼斯基已经在他的《风筝》上提及这些了，“画作的精神跃然纸上”。
按照安塔克的观点，史学绘画是一种“晦涩原始的东西”。我不绘画史学主题，而且就自己而言，这个问题对我来说都一样，但是这个观点就像是个激进分子一样让我听到了无数次。人们已经对其有了看法，这让我有点感到厌烦了。
我们的波兰画家有一个弱点：大家总是变得同艺术的某种教条结合在一起，在这些教条的影响下生活，看待一切都带着教条的眼光，迫使艺术也融入其中，与其说是画家，还不如说是教徒。与上面提到的画家（与慕尼黑和巴黎有关）相反，我知道还有一些画家，他们已经磨破了嘴皮告诉大家什么是艺术，艺术应该是怎么样的，但是真要动手作画的时候，他们就傻了。
我不止一次认为，艺术理论应该是由哲学家塑造的，如果他们的塑造狗屁不通——那就让他们来解释。但是画家应该画出直达人心的东西，并且，知道如何绘画是很重要的一点。在我看来，最卑劣的天才也比最冠冕堂皇的教条有价值，这些教条根本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