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这就是我要在我这位已经作古的朋友的传记中对他那部令我万般厌恶、反感和回避，却又百般爱戴和仰慕的作品所说的全部吗？不，还不是。我的心里对它还有一些话要说，但我旋即又决定，那些性质和特征，它们令我——当然是以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方式——感到压抑和恐惧，更好的说法是：以一种令人害怕的方式激起人的兴趣。我说了，我旋即又决定，在对这一切进行刻画描述时结合那些抽象的苛求，这些苛求是我在西克斯图斯·克利德威斯先生家里所举行的那些讨论会上所遭遇到的，关于这些讨论会我在前面的章节里就已经有所提及。正是我在这些晚间聚会上的新奇经历，连同我同时对阿德里安那部孤独作品的参与一道，使得我的精神感到过度紧张，我那时就生活在这种过度紧张的气氛中，而这些新奇经历还真是让我的体重减轻了整整十四磅。
克利德威斯，版画家，书籍装帧艺术家，东亚彩色木刻和陶瓷收藏家，对于这个领域，他也应这个或那个文化团体之邀，在帝国的各个城市，甚至在国外，作些内行和聪明的报告，他是一位矮个的、不显老的男士，他的说话方式表现出强烈的莱茵黑森地区风格，他的思想异常活跃，他不受传统僵化的思想意识约束，而是以纯粹好奇的方式去窥探时代的种种运动，并声称其中一些传到他耳朵里的东西是“极其重要的”。在他的操劳之下，他那位于施瓦宾区马尔提乌斯大街的、其接待大厅挂有迷人的中国（出自宋代的）水墨彩画的居所，便成为举足轻重的或是消息灵通的以及参与精神生活的头头脑脑们的聚集之地，而这其中也囊括了全慕尼黑城所有的头面人物，而且，他另外还在那里安排富有哲理的绅士晚会，一种不超过八到九个知名人士的私密圆桌会议，这些会议在晚餐之后大约九点的时候开始，由于这些会议纯粹是以自愿聚集在一起交流思想为目的的，所以东道主亦无须另外再为招待来客而破费颇多。当然，话又说回来了，这种思想交流也不会将其富有才智的高度紧张保持到底；又鉴于克利德威斯的社会倾向和局限，故而参加者的思想水平仍然显得有些参差不齐，所以，仅仅出于这个原因，这种思想交流就常常会偏离正题，沦落为舒适惬意的日常闲聊。这不，参加这些会议的就有黑森拿骚大公世家的成员，是两个正在慕尼黑念大学的友善的年轻人，他们被主人不无羡慕地唤作“美王子”，由于有他们在场，即使只是因为他们的年龄比我们大家要小太多，交谈的时候肯定就会有所顾及。我不想说，他们干扰了我们。实际上我们常常会无忧无虑地进行一些内容较为高深的谈话，根本不问他们能否听懂，每当这个时候，他们都会做个谦虚的面带微笑的或是认真的挂满一脸惊异的听众。对我个人而言，更败兴的却是那个已经为诸位读者所熟悉的荒谬骑士的在场，这个叫做哈依姆·布赖萨赫尔博士的家伙，我早就承认我对他难以容忍，但他的敏锐和觉察能力在这样的场合似乎又是不可或缺的。而同样让我感到生气的是，工业家布林格尔也属被邀之列，受邀的唯一理由就是他的税率等级高，他跟着一起凑热闹，对最重大的文化问题大放厥词。
我只想继续往下说，当然我也承认，我其实对参加这个圆桌会议的每一个人都鼓不起勇气来，都不能报以不打折扣的信任——但在这里，我却要把也在这个圈子里旁听的赫尔穆特·英斯提托利斯作为一个例外，的确，友谊的纽带通过他的妻子把我和他联结起来——只是他个人现在又开始让人产生别样的忧心忡忡的联想了。此外还必须问及的是我对温鲁俄博士，埃贡·温鲁俄的反感，此人是个富有哲学思想的古动物学家，他在他的著述中很有见地地把深海地层及化石知识同那种对古老神话财富的辩护与科学实证结合起来，以至于在他的学说中，只要愿意，万事皆可成真，其实就是一种理想化的达尔文主义，而对于这样一种达尔文主义，先进发达的人类其实早就不再对其信以为真了。是啊，我对这个有学问、思想上又高度进取的男人的不信任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而我对格奥尔格·福格勒教授的那种不信任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个文学史家用宗族的视角写了一部备受关注的《德语文学文献史》，在这本书里，作家不是被直截了当地当作作家和受过全面教育的特殊人才来对待，而是被当作受到血缘和地域束缚的典型产物来对待，他被认为是源自真实的、具体的、特别的、为他作证的、也为他所证的一隅，他是这个角落的典型产物。这一切确实都非常诚实、勇敢、不掺杂质、具有批判性并值得感谢。艺术学者和丢勒研究专家吉尔根·霍尔茨舒赫尔也是一位让我同样莫名其妙地感到不舒服的受邀来宾；另外，完全适用于这一点的还有那个经常到场的诗人丹尼尔·楚赫，此人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瘦子，穿着高领的黑色制服，跟个教士似的，侧面看很像猛禽，说起话来犹如放连珠炮一般，让人听起来大致是这样的：“是呀，是呀，没那么糟，哦当然喽，可以这样说！”嘴里一边这样说，一边还不断神经质地、急切地动用大脚趾去敲击地面。他很爱把双臂交叉于胸前，或像拿破仑那样把一只手藏在怀里，而他的诗人梦想则是指向这样一个世界的，这个世界首先是由纯粹精神通过血腥战役来征服的，其次，这个世界永远是通过白色恐怖和高级的繁育品种来维持的，这就是他在他的，我想，也是唯一的一部作品，即战前就已经在手工纸上发表的那本《宣言书》里所描绘的蓝图，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一种纵情享乐的恐怖主义的抒情加雄辩的总爆发，其语言力量之强大，由不得你不承认。这些宣言的落款是一个名叫“救世主皇帝至高无上”的实体，这个实体干劲冲天地发号施令，它鼓噪军队去赴汤蹈火，去征服地球，它发布一天内有效的日令类公告，定下享受兼无情的条件，呼唤贫穷和贞洁，无休无止地连珠炮般挥拳提出绝对服从的要求。“战士们！”该诗作这样结尾道：“这个世界——我把它交与你们去抢劫！”
凡此种种，它们都是“美的”，它们也都强烈地自我感觉是“美的”；它们是“美的”，以一种残酷和绝对美丽的方式，本着那种无耻地东扯西拉、嘻嘻哈哈和不负责任的精神，只有诗人才会允许自己具有这样的精神——我觉得这是一种极其放肆的美学的胡闹。赫尔穆特·英斯提托利斯对此自然是偏爱有加，不过，除此之外，作者和作品所享有的声誉还真是卓著，而且，我对两者的厌恶本身也不是特别坚决，因为我的这种厌恶同时也是取决于克利德威斯圈子及其苛刻的文化批判性质的诊断结果给我带来的普遍刺激，而一种思想上的义务感却又督促着我去认识和了解这些诊断结果。
我现在要尝试着用尽可能短的篇幅来简要介绍一下这些诊断结果，我们的东道主认为这些结果是“极为重要的”，他的这种看法也是很有道理的，而丹尼尔·楚赫那公式化的“哦当然喽，没那么糟，是呀，是呀，可以这样说！”则和这些结果如影随形，即便它们的目的并不像高呼“救世主皇帝至高无上”口号的誓死效忠的士兵们去抢劫世界那样直接。这显然只是象征性的诗歌，而圆桌会议所涉及的则是对社会学意义上的现实的展望，是对现存的和未来的确定，这些倒是和丹尼尔想象的那些既禁欲又美的恐怖情形有几分关系。我本人在本书的很前面就已经主动点明：通过战争动摇和摧毁看似稳固的生命价值，这一点尤其是在那些因此而在精神上一定程度地领先于别的国家的战败国里能够十分活跃地被感受到。人们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也客观地认定：个体作为个体已经通过战争事件遭受了巨大的价值损失，今天生命正在漫不经心地跨过单个人的头顶，这种漫不经心其实过去就已经作为普遍的面对个体的痛苦和沉沦的麻木而积淀在人们的心灵深处。这种漫不经心，这种对个人命运的漠不关心，似乎可以视作是刚刚过去的为期四年的血腥教堂落成典礼纪念节日所培育的结果；但是，人们啊，可千万别被迷惑了双眼：在这里也正如在其他有些方面一样，这场战争也就只是完成了以前早就蠢蠢欲动着的、建立在一种新的生命感受基础之上的东西，它使这种东西变得清晰并使之成为一种戏剧性的体验，仅此而已。可是，既然这不是一件可以简单表扬或谴责的事情，而是一件实际感知和确定的事情；而且，既然在对真实的不带激情的认识之中，正是出于认识的乐趣，总是存在着某种赞同，那么，一个多方面的、甚至是全面的对资产阶级阶级传统，我这里指的是：对文化教育的价值、启蒙、博爱，对诸如通过科学教化提升民众之类的梦想所作的批评，怎么就不该和这样一些观点相结合呢？而居然就是一群搞文化、搞教育、搞科学的男人在进行这种批评——而且在进行这种批评的时候心情还愉快得很，不时发出自鸣得意和兴高采烈的哄堂大笑，从而还使得这件事情具有了一种特别的、让人痒得难受的、抑或也是略显反常的刺激；而在这种情况下说，这场失败分配给我们德国人的国体，这种投进我们的怀抱的自由，一句话：这个民主共和国，作为要认真对待的那个被瞄准的新事物的框架，一刻也没有得到过承认，反而是理所当然、齐心协力地被认为是转瞬即逝的和从一开始就于事无补的，是的，被当作一个拙劣的玩笑遭到轻蔑的抛弃，在这种情况下说这样的话恐怕也是多余的。
托克维尔（阿列克西·德）的话被引用，他说过，从革命中就如同从一个共同的源泉里产生两股潮流：一股对人们而言是流向自由的机构，另一股则是流向绝对的权力。对于“自由的机构”，在克利德威斯这里交谈的先生们当中是再也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它了，他们说，这尤其是因为自由，当它被迫为了自保而去限制自由，即它的对手们的自由，也就是说去取消它自己的时候，从内部而言就是自相矛盾的。这就是它的命运，如果不是从一开始人权的自由激情就被抛开的话，时代对此所显示出来的倾向性要比先去参与这个辨证过程的倾向性大得多，而正是这个过程把自由变成它那个党派的专政。反正所有的后果都是专政、暴力，因为随着法国大革命对传统的国家和社会形式的捣毁，一个时代开始了，这个时代，无论有意与否，承认与否，都是趋向于对平均化了的、原子化了的、彼此没有联系的且跟个体一样无助的群众实行强制性的独裁统治。
“就是的！就是的！哦当然喽，可以这样说！”楚赫一边信誓旦旦地附和，一边急切地用脚跺地。当然可以这样说，只是，由于这里最终所涉及的是对一种正在临近的野蛮的描述，所以在这样说的时候，我觉得真应该多一点害怕和恐惧才是，而不应该表现出那种兴高采烈的满足，可是，恰恰还可以寄希望于这种满足的是，这种满足所针对的是事物的认识而非事物本身。我现在打算来形象地描绘一下这种令我感到压抑的兴高采烈。谁也不会感到惊奇的是，在这支文化批判先锋队的各种谈论中，一本战争爆发前七年发表的书，索列尔的《暴力论》发挥了重要作用。索列尔无情地预言战争和混乱，他认为欧洲是战祸的策源地，他的学说，即这个大洲的各民族始终只能通过一个思想团结起来，这就是：进行战争——凡此种种，使得这本书有理由被称为欧洲之书。而使它更有理由得到这样的称号的则是他的下述认识和预告，即议会讨论在群众时代作为政治意志形成的手段必然会被证明是完全不合时宜的；它的位置在未来必须用向群众提供神秘的虚构来替代，这些神秘的虚构作为原始的战斗呐喊，其目的就是为了释放和激活政治能量。事实上，下面这段话似乎才是此书鲜明而激动人心的真正预言，即流行的或者说更适合群众的神话今后将成为政治运动的推进器：寓言、幻觉、幻象，它们不需要和真理、理性、科学有丝毫关系，尽管如此，它们却能创造性地决定生活和历史并以此证明自己是动力十足的现实。可见，此书的具有威胁性的书名也不是白起的，因为它的内容涉及的是作为得胜的真理的对立面的暴力。它让人明白，真理的命运同个体的命运是接近和相似的，甚至同后者是一致的，也就是那种被贬值的命运。它开启了真理和权力，真理和生活，真理和集体之间地狱般的鸿沟。它向人暗示，后者应该有权得到一个远超前者的位置，前者要以后者为目标，而且，谁想要享受集体，谁就必须作好愿意一笔勾销真理和科学，愿意牺牲自己的认识的准备。
现在我们就来想象一下（我刚才许诺要“形象地描绘一下”，我这就来），这些本人都是科学家、学者、高校教师的先生，福格勒、温鲁俄、霍尔茨舒赫尔、英斯提托利斯，另外还有布赖萨赫尔，都在为一种局面感到兴高采烈，而这种局面在我看来却是极为恐怖的，可他们却认为它要么就是已经形成了，要么就是必然要来临的。他们给自己找乐子，想象出一种法院审判的情形来，审判讨论的内容为那些服务于政治冲动的、蚕食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群众神话之中的一个，其主角们必须为自己辩护，反驳那种“谎言”和“伪造”的指责，但原告和被告双方没有说到一块，而是以最可笑的方式彼此错过，各说各话。十分荒唐的事情是，强大的科学作证的系统也被搬了出来，用以证明欺骗就是欺骗，就是对真理的骇人听闻的侮辱，然而，从这个方面下手却根本对付不了活力十足的和具有历史创造性的虚构，即所谓的伪造，也就是说：构筑集体的信仰，你越是勤快努力地要在完全陌生的和对它而言并不重要的层面上，也就是在科学的层面上，在诚实客观的真理的层面上去反驳它，那么，它的维护者们就越是会摆出一副更加优越傲慢的面孔来。我的天哪，科学，真理！这种叫喊的精神和声调充斥在这帮闲聊的人所作的戏剧性遐想当中。看到批评和真理绝望地向这个它们完全触及不到、根本伤害不了的信仰发起进攻，他们怎么乐也觉得乐不够，不仅如此，他们还懂得用联合起来的力量使科学陷入一种极为滑稽可笑的虚弱地步，甚至于连那两个“美王子”都忍不住以他们天真的方式笑开了花。这帮圆桌会议人士还毫不犹豫地把他们自身所从事的同样的自我否定添加到要最后作出决定、进行宣判的司法头上。这是一种渴望立足于民族情感，不希望孤立于集体之外的法学，它或许可以允许自己把那种理论的、反集体的所谓真理的观点变成它自己的；它必须证明自己是现代的，同时又是最现代意义上的爱国的，为此它敬重那种繁殖力强的伪造欺骗，宣布那些倡导传播这些伪造欺骗的使徒无罪，并让科学两手空空地扫兴而去。
哦当然，当然，肯定喽，可以这样说。嘭，嘭。
我虽然心里窝火，表面上却万万不可做那败兴之人，我不仅有办法不让人看出我内心怀有一丝反感，而且我还尽我所能地强迫自己和大家一起高兴，更何况这种赞同并不是毫无顾忌，而是暂时的，只是笑着表示对现存的和即将来临的事物的一种愉快的认识。我大概提过一次建议，“如果我们愿意严肃片刻，”我说道，“来思考一下，会不会有那么一个思想家，尽管他很关心集体的困境，但他却能够更好地把真理而非集体作为自己的目标，因为真理，甚至是严酷的真理，是间接和持续地服务于集体的，而且这种服务要胜过那种思想所提供给集体的服务，这种思想自以为应当以牺牲真理为代价，实际上却通过这样的否定以无比阴森恐怖的方式从内部瓦解着真正意义上的集体的基础。”可是，人家对我的这个建议却是置若罔闻，根本不予理睬，这可是我有生以来从未遇到过的事情。我现在也承认，这个提议是不得体的，因为它和当时的思想氛围格格不入，因为它里面注入了一种当然是为大家所熟悉的，简直是太熟悉的，熟悉得令人感到乏味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只会对新事物构成干扰。我当时做得比较好的是，我和被刺激起来的一桌人一起去考察和探究这个新事物，而不是以死气沉沉的、其实也是相当无聊的方式去反对它，我让我的想象紧贴讨论的进程，并在这个讨论的框架内去了解那个即将来临的、已经暗中形成着的世界——无论我此时此刻内心的情感如何。
那是一个既旧且新的，一个革命复发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与个性观念相连的价值，比如：真理、自由、权利、理性，要么完全被驳倒和抛掉，要么就具有了一种与上几个世纪完全不同的意义，为此所采用的办法是，它们被从苍白的理论中解放出来，被充满活力地相对化，和级别高得多的权力、权威、信仰专政的主管机关联系起来，绝不是以一种发动的、昨天或前天的方式，而是以等同于充满新意地让人类退回到中世纪神权政治状态和条件的方式。这样一来就显得不怎么反动了，就好比一个人行走在一个球面上，而他走的这条路就是一条天然的环行路，是一个圆圈，他自然而然地就会再回到原来的起点上去，因此你很难说他绕圈子是倒退一样。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倒退和进步，新和旧，过去和未来合二为一，政治上的右也越来越多地和政治上的左重合起来。这种缺失前提的研究，这种自由思想，它们远远不能代表进步，更多的只是属于一个落后的和无聊的世界。这种思想被赋予了使暴力变得合理的自由，就像七百年前理性曾经可以自由讨论信仰、证明教条一样：它就是为此而存在的，今天的这种思想也是为此而存在的或者将在明天为此而存在。然而，这种研究可是有前提的——不消说，它是有前提的！这些前提是权力、集体的权威，而且还是理所当然，理直气壮，以至于科学根本不会去想“自己难道不是自由的吗”这个问题。它在主观上完全是自由的——在一种客观约束的范围之内，这种约束是如此根深蒂固和自然而然，以至于绝对不会被当作枷锁来感觉。为了让自己搞清所要面临的东西，也为了消除自身对此所怀有的那种恐惧，人们必须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不要忘记，确定的前提和神圣的条件的绝对性从来就不曾阻碍过想象力和个体的勇敢之想法。相反：恰恰是由于教会从一开始就把精神的统一和封闭作为绝对理所当然的东西灌输给了中世纪的人，所以中世纪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充满想象力的人，这个程度要远远大于个人主义时代的市民，因此中世纪的人能够独自更有把握和更加轻松地让自己在个人的想象力的天地里驰骋。
哦是的，权力可以让我们的双脚走在一片坚实的土地上，它是反抽象的，而我做得很好的地方是，我和克利德威斯的朋友们精诚合作，我们一起去想象这既旧且新的事物将会如何在这个和那个领域里从理论上彻底改变生活。例如，教育学家都知道，在当今的小学教学中已经出现这样一种趋势，即放弃最先学会字母，放弃一个音一个音地去读，而是转而采用单词学习法，把书写和具体观察事物结合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抽象普遍的、语言上不受约束的拼音文字的偏离，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是对原始民族的音节文字的回归。我在心中暗自思忖：单词何用之有，书写何用之有，语言何用之有？极端的客观性必须以物为准绳，以后者为唯一准绳。这里我想起斯威夫特的一篇讽刺作品，说的是一帮喜欢改革的学者决定，为了爱护肺部，也为了摆脱空话，根本废除用语言说话，而只用出示物本身来交谈，不过，这些物，为了便于理解，人们必须尽可能悉数把它们背在身上，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这个地方非常滑稽，尤其是因为，奋起反对这一革新并坚持要用语言闲聊的不是别人，正是妇女、暴民和文盲。当然喽，我的这帮讨论者在亲自实施他们的建议上倒是远不及斯威夫特笔下的那些学者走得远。他们更多表现出一种保持距离的旁观者的表情，他们关注这种普遍且已清晰凸显的意愿，即：为了一种被认为是必要的和合乎时宜的简单化的缘故，断然抛开所谓的文化成就，而这种被他们认为是“极为重要的”意愿完全称得上是一种刻意的再野蛮化。我没听错吧？当这帮绅士在上述关联中突然把话题扯到牙医学，而且还是非常具体地指向阿德里安的和我的那个“死牙”的音乐象征时，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同时也着实被吓了一大跳。我现在真的认为，我当时跟着一起笑的时候是满脸通红的，当时，我们正在一片愉快的欢笑声中讨论牙医们日益增长的趋势，即把那些神经已经坏死的牙齿断然拔掉，因为医生们已经决定把它们视为感染的异物——在十九世纪的牙根治疗技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艰苦的并日臻完善的发展之后。说得好——而尖锐指出下面这一点并赢得大家一致赞同的正是布赖萨赫尔博士：这种卫生学观点多少应当被看成是前面那种首先存在着的抛开、放弃、偏离和简单化的趋势的一种合理化——在卫生学的理由陈述过程中任何意识形态怀疑都是适宜的。无疑，较大规模地不维持病人的生命，杀死没有生存能力的和弱智的人，如果有一天人们会转而去这样做的话，那么，恐无疑也是会从民族和种族卫生学的角度来陈述理由的，而实际上恐怕这里所涉及的——人们根本不打算否认这一点，相反，人们还强调这一点——则是远远要深刻得多的决定，是对所有的曾经是资产阶级时代杰作的人之娇弱化的拒绝：是人类本能地让自己进入状态，以应对艰难的和较为阴暗的、嘲笑人道的时势，以应对一个全面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将会远远地退回到中世纪基督教文明那里，而且，它更将会把中世纪基督教文明形成之前的、古希腊文化崩溃之后的那个黑暗时期带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