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爆发初期，1915年春，当举国上下还是信心百倍，斗志昂扬，而我本人也还在前线浴血奋战之时，伊涅丝·罗德和教授博士赫尔穆特·英斯提托利斯结婚了，这对新人恪守市民阶级的一切繁文缛节，在户籍登记处登记，在教堂举行仪式，在四季饭店大摆宴席，之后又去德累斯顿和萨克森小瑞士度蜜月——至此，一场旷日持久的相互考验告一段落，这场考验显然得出了一个他们彼此还算般配的结论。读者可能会觉得我用这个“显然”不免含讥带讽，但我真的是没有恶意；因为，这样的一个结果要么就是没有，要么就是一开始就有，而自打赫尔穆特开始主动接近市政议员的女儿以来，两个人的关系绝对不是如前世注定那般的缘分。无论是当时，还是订婚和结婚的那一刻，双方同意结合的理由都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什么新意可言的。不过，“事先考验好，才能白头到老”这句老话倒是从形式上得到遵守，长期考验本身似乎终究也该有个积极的结果——而战争又另外造就了某种结合的需要：这场战争的确是从一开始就加速了好些个这样悬而未决的男女关系的成熟。就伊涅丝而言，出于精神的原因——或者我不得不说：物质的原因，总之是出于理性的原因，也许可以这样说——她确实是从一开始就或多或少地准备答应这门婚事了，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情况对她作出这个决定起到了极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那就是克拉丽莎去年年底接受她平生第一次聘用，离开慕尼黑到阿勒尔河畔的策勒当演员去了，撇下她姐姐（如果她不出嫁的话）一个人孤零零地面对她们母亲那虽则相当温和，但却依然十分招她厌恶的对放荡不羁的艺术家情调的偏爱。
再说市政议员夫人，她很高兴，也很满意自己的孩子嫁进体面人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的确也是和她这个做母亲的在家里积极开展沙龙娱乐、举办社交聚会的努力分不开的。当然，这些活动也让她自己从中受益，她那希望有所弥补的、“南德式”松弛闲散的生活情趣因此而得到体恤顾及，她那每况愈下的美貌也因此而受到她邀请来的男人们，克虐特里希、克拉尼希、齐恩克、施彭格勒以及那些年轻的戏剧演员等等的恭维。是的，如果我说，她和鲁迪·施维尔特费格也保持着一种十分诙谐、令人觉得好笑、滑稽模仿母子关系的关系，而且，她还就是在和他交往的时候特别经常地发出那种为人所熟悉的妩媚动人的娇滴滴的大笑声的话，那么，我不仅说得一点也不过分，究其实反而只能说是将将恰如其分。由于我在很前面就已经暗示过，甚至是已经点破过伊涅丝的种种内心活动，所以，目睹母亲的这种打情骂俏会让她感到怎样的难以言表的不情愿，怎样的耻辱，我现在完全可以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了。有一次我还亲眼看见，她在这样的情形发生时红着脸离开她母亲的沙龙，躲进自己的房间，一刻钟后，或许如她所希望和期待的那样，鲁道夫跑来敲门，询问她消失的原因，这原因他当然知道，只不过是没法说出口罢了，他跟她说，那边大家伙是多么多么想念她，他用各种各样的语气，也用大哥哥对小妹妹那样的温柔语气，喋喋不休地劝她重新回去参加聚会——他一刻不停地劝说，直到她答应为止，虽然她没有答应和他一起回去，那可不行，但却答应等他回去一段时间之后她再回去。
请读者原谅我事后才插入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永远地铭刻在了我的心底，不过，市政议员夫人罗德太太倒是不计前嫌，很快就感情丰富地把此事抛到了脑后，何必呢，既然伊涅丝的订婚和结婚现在已经成为了事实。这不仅是因为她把婚礼办得隆重，尽管没能拿得出一笔可观的金钱作嫁妆，但陪嫁的内衣和银器却显得很有派头；她另外还赠送了几件古旧家具，几只雕花箱子，一两把镀金的网格椅子，好为这对新人租住在摄政王大街的两层楼高——前间朝向英国花园——的华丽新居增添几件摆设。是的，为了向自己和别人证明，她之所以爱好社交，喜欢在她的客厅里举办欢乐晚会，仅仅只是为了她的两个女儿能够有个幸福的未来，能够有个好的归宿，她现在向外界昭示，她已决意引退，她有兴趣去过隐居的生活，她不再招待客人，而大约在伊涅丝结婚刚过一年的时候，她也确实是解散了她在拉姆贝格大街的那个家，开始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以农村为据点的寡居生活：她把家搬到普菲弗尔林，在阿德里安几乎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在施魏格施迪尔农庄对面空场地旁的一个前面有栗子树的矮房子里，租了一个套间住下，正好就是那位把瓦尔茨胡特的沼泽风景画得很是感伤的画家先前住过的那一个套间。
这个简朴而又充满格调的角落对任何非凡的断念和受伤的人性所具有的吸引力是奇特的：这恐怕只能用农庄所有人的性格，特别是硬朗、矍铄的女主人艾尔泽·施魏格施迪尔的性格，以及她那“善解人意”的才能来解释了，而她偶尔也会在和阿德里安说话的时候，也就是在告诉他说，市政议员夫人准备搬进对面去住的时候，以她令人叫绝的洞察力来证明自己的这种才能。“事情就是这么埃姆法赫”，她说道（按照巴伐利亚的习惯，她总是把字母f前面的n同化成m），“就是这么埃姆法赫，也很好理解，莱韦屈恩先生，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城市、人群，还有社交，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让她受不了，因为她老了，这让她感到难为情。人跟人对衰老的态度就是很不一样，有的人觉得无所谓，能够坦然面对，所以也就老得得体。这样的人，只会越老越神清气爽，越老越顽皮，鬓角斑白，可不是吗，诸如此类，等等，等等，看到他们如今这庄严的仪表，人们就会忍不住去猜想揣摩他们从前都干了些啥——而叫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往往更能吸引男人。不过，有的人就不行了，受不了，一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脸干巴了，脖子变得跟石头一样僵硬了，笑起来也没了牙齿，他们就会感到无地自容，就会生气上火，就会害怕见人，就会跟害了病似地拼命想要把自己给藏起来。而带来痛苦和耻辱的，不是脖子和牙齿，就是头发。这不，从这位夫人来看，祸根就是头发，这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除了它，其他啥子基本上都还是蛮好的，就是她的这头头发呀，您要知道，她的头发是从额头上方开始秃掉的，根坏了，用烫发钳，不管费多大劲儿，那前面就是梳不拢去了，所以她绝望了，那种痛苦滋味是非常难受的，您只管相信好了！所以就放弃外面的世界，搬到施魏格施迪尔家来了，事情就是这么埃姆法赫。”
这就是老妈妈的原话，而老妈妈自己的一头微微泛白的头发就是平平整整、密密实实地梳成左右两半，一长条由白色头皮构成的中分线清晰可见。前面已经说过，对于对面新搬来的女房客，阿德里安并未怎么在意，她那方面呢，则是在参观完农庄之后，由房东太太引领着率先去他那里小坐了片刻，但之后为了不打扰他安心工作，便也投桃报李，以冷淡对冷淡，只在刚搬来的时候，在自己的住处——在她那两三间位于栗子树后的、粉刷简单且低矮的，倒也是被她以前家里残留下来的属于市民阶层的高雅物件：几只枝形烛台，几把用双线连锁缝合而成的靠背椅，那幅镶在厚重的画框内的“金角湾”，那架上面罩有锦缎的三角钢琴，塞得满满当当的平房里，招待他喝过唯一的一次茶。打这以后，倘若他们在村子里或是田间小路上遇见，每每也就是互相友好地问候一声或站着聊上几分钟而已，谈话的内容不外乎国家局势如何恶劣，城里的食品短缺如何日趋严重，呆在这里又不知要少受多少罪，等等，由此看来，市政议员夫人这次搬家甚至不失为务实之举，很有那么一点未雨绸缪的意思，因为她擅自把普菲弗尔林的食品，鸡蛋、黄油、香肠和面粉，拿来供给她的两个女儿，还有她家以前的朋友，如克虐特里希夫妇。而在最困乏的那几年里，大包小包地往城里寄送这些东西，干脆就被她当作一份职业来做了。
见伊涅丝·罗德现在有钱、有地位，生活也有保障了，克虐特里希夫人便把她，连同从她母亲先前的一小撮沙龙客人里挑选出来的几个，如钱币学家克拉尼希博士、席尔德克纳普、鲁迪·施维尔特费格和我本人——但不包括齐恩克和施彭格勒，外加那帮搞戏剧艺术的小青年，克拉丽莎的同学们——一并接收到她和她丈夫各自举办的、有大学元素，即两所高等学校老少教师及其夫人参加的社交晚会中来。不仅如此，伊涅丝还同外表透着西班牙异域风情的克虐特里希夫人娜塔莉娅保持一种友好，甚至是亲密关系，全然不顾这个丰姿妩媚的女人有着相当不容置疑的吗啡成瘾的声名——这种传言绝非空穴来风，因为我发现，她在一场聚会开始时总是风情万种，高谈阔论，顾盼有神，她的这种活力随着时间逐渐衰退，为了使自己重新兴奋起来她有时会悄悄溜走。而如此看重保守的权威和城市贵族的尊严的，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些向往才结婚的伊涅丝，她居然喜欢同娜塔莉娅交往胜过同她丈夫同事们的那些成熟稳重的太太们，也就是同德国教授夫人这个类型交往，居然私下里去拜访她，单独在自己家里招待她，这使得我极为清楚地看到了她天性中的矛盾，而她对市民阶级所怀有的那种乡愁的个性依据和合理性从根本上讲又是多么的不牢靠。
我坚信，她不爱她的丈夫，那个天生矮小，却爱一味卖弄美学的力量和野心的研究美的学者。她奉献给他的是一种矫揉造作的体面之爱，不过，至少真实的是，她以完美无缺的高雅来代表他的地位，而这种高雅也因为她的那种既温柔又复杂的狡黠的表达而显得更加精致巧妙。她为他主持家政，为他准备招待会，那份精细考究呀，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吹毛求疵了——更何况还是在市民阶级的标准一年比一年更难以维持的经济条件下。为了照管好她那几间在锃亮的镶木地板上又加铺了波斯地毯的租金昂贵的漂亮居室，她请来两个训练有素且着装合乎礼俗的女佣帮忙，她们头戴小帽，身穿围裙，而且她们的围裙带还特地加固过，其中有一个还是专门为她提供贴身服务的女侍。她特别喜欢摇铃使唤这个叫索菲的女佣。她不停地支使她，一来为了享受到佣人的服务，二来也是为了确信自己得到了她通过婚姻为自己所购得的那份保护，那份照料。而同样也是这个索菲必须为她整理行装，准备好大大小小无数只箱子，每当她和英斯提托利斯去乡下，去特格尔恩湖或贝希特斯加登旅行，哪怕只有三两天，她都要随身带上它们。不管出行的时间是多么的短暂，只要离开她那细致入微的安乐窝一步，她就会用这些堆积如山的行李难为自己，在我看来，这些行李山同样也是她对保护的需要和对生活感到恐惧的一个标志。
我还得再说说位于摄政王大街的那套保持得纤尘不染的八居室。它，连同它的两个客厅，其中布置得更加舒适的那一个用作日常起居，连同它那宽敞明亮的装饰着橡木雕花的餐厅，以及那有着舒适的真皮家具的男主人用书房和吸烟室，还有那间夫妻卧室，卧室里面放着一对黄色抛光梨木床，床的上方悬浮着若隐若现的幔帐，外加一个女用梳妆台，上面摆着一只只闪闪发光的香水瓶子，这些银质的器具全都精确地按照大小来排列——这个八居室，它是，这么说吧，它是一直苟延残喘到解体时代的德国文化市民家居的一个典型写照；这里当然还要算上那些“好书”的贡献，它们随处可见，陈列在起居室、接待室和男主人的书房里，而在购置的时候，一方面出于对外展示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如此这般的精神顾虑，而刻意回避了那些具有刺激和瓦解作用的内容：它们全都是些与文化教养相宜的东西，列奥波尔德·冯·兰克的历史学，格雷戈洛菲乌斯的论述，艺术史的著作，德国和法国的经典大家，一句话，稳定的和具有维护作用的内容是其主体构成。随着时光的流逝，这套居室还会变得更加美丽，或者说还会变得更加充实、更加色彩斑斓；因为，英斯提托利斯博士和慕尼黑水晶宫派（虽然他在理论上是绝对赞同暴力的，但他的艺术趣味却依然是非常克制的）的某些个艺术家交好，尤其是和一个叫做诺特波姆的汉堡人交好，此人面颊深陷，留着山羊胡子，一副让人一看就想笑的样子，天生擅长滑稽模仿各种演员、动物、乐器和教授，好一个当今狂欢节濒临灭绝之时的中流砥柱，他对肖像画的社会捕捉技巧能够运用自如，但作为艺术家，我也许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也就是一个平庸的末流画家而已。英斯提托利斯虽然能够驾轻就熟地品评大师们的作品，却不知何故，分辨不出后者和一个平庸的中不溜之间的差别，要不就是他认为应该把自己的订单给好朋友做吧，事实上，他也只希望在自家墙上挂些优美而不失体统、高贵而令人感到宁静的东西，而不是别的什么，他在这一点上无疑也得到了来自他妻子那方面的即便不是建立在趣味相投、却也是建立在志同道合基础之上的坚决支持。两人因此出了一大笔钱请诺特波姆用极其相似而又空洞的手法给他们画像：既有两人分开的，也有两人在一起的，而等后来有了孩子之后，这个很会搞笑的家伙甚至获准给英斯提托利斯一家人画了一幅跟真人一样大小的全家福，这幅因其巨大的画面而耗费了大量油彩的画被装裱在富贵的、配有专门的自上而下的灯光照明的画框里，成为这家人会客室里的点缀。
我刚才说过，等有了孩子之后。因为待孩子们一个一个来到这世上之后，她又是怎样极尽整洁雅致之能事地，怎样极尽顽强，我几乎想要说：极尽英勇之能事地无视贵族市民越来越失宠的事实，去精心呵护和培养她们的哟——可她这样栽培她们，目的似乎是在为一个曾经存在过的世界，而不是在为一个即将到来的世界。1915年底，伊涅丝就送给她丈夫一个女孩，取名卢克蕾齐娅，此女孕育于那张支着帐幔的黄色抛光婚床上，婚床旁边是一件件银器，这些银器对称地排放在梳妆台的玻璃板上，而且，伊涅丝当时就发表声明，说她有决心把她培养成为一个窈窕淑女，用她的卡厄斯鲁尔法语说就是：一个完美的小姑娘。两年后，她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也是以同样标准的家庭仪式，用巧克力、波尔图葡萄酒和高级糖果，用装饰有花环的银碗，为叫做小安娜和小比肯的她俩行了洗礼。三个孩子全都是皮肤白白的、声音柔柔的，她们时刻担心她们的蝴蝶结裙子会被弄脏弄坏，她们的母亲过分追求完美的癖好显然压得她们有些喘不过气来，悲哀得很，她们全都是自视甚高的耐阴植物和奢侈产物，她们的婴儿时期是在配有真丝窗帘的精美小摇篮里度过，由一个奶妈（因为伊涅丝自己不给孩子喂奶；是家庭医生建议她不要给孩子喂奶的），一个普通妇女，却还要穿得花花绿绿的，推着她们在摄政王大街的菩提树下散步。后来照看她们的则是一位小姐，是个受过专门训练的幼儿教师。她们在一间明亮的房间里长大，这里立着她们的小床，伊涅丝，只要是家务需要，再就是她对自己制定的讲究有理由感到不放心的时候，只要是这样的时候，那她就会过这里来看望她们，这间房子，它的四面墙壁上端有以童话为内容的带状缘饰环绕，屋子里放置着富于童话色彩的矮脚家具，地上铺着五彩斑斓的亚麻油地毡，屋里另外还开辟了一个井然有序的玩具天地，什么玩具熊、滚动小羊、拉线玩偶、凯特·克鲁泽洋娃娃，以及放在墙托架上的火车，应有尽有，好一个照本宣科的模范家庭儿童乐园。
所有的这些体面其实已经完全丧失了体面，这种体面是建立在一厢情愿和随心所欲之上，说得难听点，就是建立在谎言之上，这种体面不仅从外面看是越来越要受到质疑，就是对于目光比较敏锐的，就是对于通过参与其中而目光变得锐利的人来讲，即使从里面看也可以说是千疮百孔的了，这种体面既不能带来幸福感，又不能被真心相信，甚至哪怕只是真心地被渴望都没有，难道我现在非得说，或者是反复说这些话不可吗？我那时觉得，这整个的幸福标准其实始终就是一种对现存问题的有意识的否定和掩饰；这个幸福标准和伊涅丝的受难崇拜是特别相左的，在我看来，这个女人太聪明了，以至于无法自欺欺人，她过分敏感地把她的孩子们的生活环境美化为理想的市民安乐窝，而这个安乐窝所表达和过度修正的那个事实却是，她不爱她们，而是把她们视为一种结合的成果，作为女人，她是问心有愧地参与这种结合的，她的肉体是反抗这种结合的。
我的老天爷呀，如果一个女人和赫尔穆特·英斯提托利斯睡觉能够感到消魂，那才叫怪呢！我对女人的梦想和要求应该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我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去想象，想象伊涅丝纯粹是尽义务那样地容忍她的孩子们，也就是说她是以背过脸去不看他的方式来受孕的。因为她们是他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三个孩子全都长得更像他，远远胜过像她们的母亲，这或许也是由于她在孕育她们的时候心灵的参与成分太少了的缘故吧。不管怎样，我这样说，可并不是想要去大肆诋毁她的那位小丈夫的自然名誉，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他虽然长着一副小矮人的身材，但肯定是个完整的男人，通过他，伊涅丝知道了什么是情欲，一种没有幸福感的情欲，而正是在这块贫瘠的情欲的土壤里，她的激情之火得以撩拨，并且开始燃烧起来。
我前面已经说过，英斯提托利斯，早在他开始向黄花闺女伊涅丝求婚的时候，实际上就已是在为另外一个人做嫁衣裳了。即使他现在作为丈夫，他所能唤醒的也只是些歪门邪道的向往，是一种很不完全的、究其实甚至是令人感到屈辱的情欲体验，这种体验使得她强烈地渴望得到补充、证实和满足，使得她为鲁迪·施维尔特费格所承受的那种痛苦，那种在和她谈话的过程中奇怪地呈现在我面前的痛苦，爆发为激情的烈焰。事情非常清楚：早在她作为被人追求的对象的时候，她就已经开始充满痛苦地想他了，而在她成为女人，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之后，那就更是一门心思地，倾其所有地，拿出她全部感情和欲望地，不管不顾地爱上了他。当然，同样也毫无疑问的是，那个年轻人根本就没有办法不去听从这种带着痛苦、带着精神的优越感向他迎面扑来的感情的召唤——我都差点想说：假如他没有听从这种感情的召唤的话，事情没准“还会更好”，而她妹妹的那句“快，喂，您想什么呢，还不赶紧的！”也同时在我耳边响起。再说一遍，我不是在写小说，所以我不会去虚构一个全知全能的作者对一个私密的、避开世人视线的发展过程的戏剧性阶段的认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陷入困境的鲁道夫完全是不由自主地，同时还说了一句“我又有什么办法？”地服从了那道傲慢的命令——在这一点上，我完全能够想象得出，他对调情的那种热爱，他从一种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激烈的局面中所获得的那种起初并不打紧的乐趣，是如何诱惑他去冒险的，而他假使没有这种玩火的爱好的话，也是能够避免这场冒险的。
换言之：在市民阶级的完美的掩盖之下，一度曾对它的庇护朝思暮想得茶饭不思的伊涅丝·英斯提托利斯开始和一个无论心理构造还是行为举止均稚气十足的调情高手通奸，这位高手就像一个给真心爱她的男人带来怀疑和痛苦的轻浮女人一样，给她带来怀疑和痛苦，然而，她那由不和谐的婚姻生活所唤起的感官欲求却在他的怀抱里找到满足。她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地得过且过着，这种生活发端于某个时刻，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发端于她结婚仅一两个月之后，而截止于1919年年底前后，因为她使出浑身解数竭力试图紧抓不放的那个他，就是在这个时候挣脱她的束缚，离她而去，从而使她的这种生活难以为继。她同时扮演模范主妇和母亲的角色，以此来指挥、操纵和掩饰这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种天天上演的变戏法，这种双面人的生活，当然会令她神经高度紧张，并且也对她那本来就不算十分娇好的面容构成威胁，而这也是最叫她感到害怕的一点——例如，她的鼻根处的，她的金色的眉毛之间的两道皱纹因此而疯也似的加深。尽管为了不在人前暴露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双方都动用了全部的小心谨慎、全部的聪明才智和所有高超的保密手段，然而，双方掩人耳目的意愿却又不总是特别明确和坚定不移：男的一方是这样，因为只要人家哪怕就只是猜测一下他的好运气，他也肯定会毫无疑问地感到是受到了恭维，甚至女的一方也是如此，她在性的方面的骄傲驱使她暗自定下的目标恰恰就是要让人家知道，她用不着通过她丈夫那不被任何人看好的爱抚来使自己得到满足。因此，如果我猜测，慕尼黑认识伊涅丝的人基本上都应该知道她的出轨之举，尽管我在这件事情上除了对阿德里安·莱韦屈恩以外，从未有对任何人透露过一个字，那么，如果我这样猜测，我大致是不会有错的。是的，我甚至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赫尔穆特本人也是知道事情的真相的，可他却以一种混合了富有涵养的和善、摇头表示遗憾的容忍和——息事宁人的姿态，他以这种姿态示人，这恰好也表明了我的这种假设是正确的。事实上，一点也不稀罕的是，外人都认为这位丈夫是唯一被蒙在鼓里的人，而他自己还以为，除了他便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这就是一个有生活阅历的老人的看法。
我觉得，伊涅丝其实并不是特别在意有没有什么人知道她的秘密。不过，为了掩人耳目她倒也是想尽了办法，但她这样做的目的更多却是为了面子上好看——谁要是真的想知道，那就让他知道好了，只要他别烦她就行。这种激情太专注于自我、对自己太有信心了，所以它想象不出还会有什么人敢跟它叫板。至少在爱情上是这样的，在这里，感情为自己争取世间所有的权利，即便这种感情是被严格禁止的和有伤风化的，它也会完全是不由自主地指望外人的理解。不然的话，如果伊涅丝真的认为自己天衣无缝，那她又怎么可能不假思索地假设我是知情的呢？而她又几乎是毫无保留地这样去做了——只是没有点出具体的名字而已——在我们彼此——大概是在1916年秋——所进行的一次晚间谈心时，而这显然也是她和我进行这次谈话的目的。我那时和阿德里安不同的是，我在施瓦宾，凯旋门后不远处，霍亨索伦大街，给自己租了一间斗室，一来是为了不受约束，二来也是为了能在这座首府里有个落脚之地以备不时之需，而他呢，每次到慕尼黑参加完晚会之后，总是要坚持乘坐那趟十一点的火车返回普菲弗尔林。这样一来，我就能够被英斯提托利斯一家当作好朋友邀请去共进晚餐，也就能够慷慨应允伊涅丝在席间就向我提出的，等赫尔穆特走后，因为他要去“阿罗特利亚”俱乐部打牌，再陪她一起坐坐的请求了，而她的这个请求也得到了她的丈夫的连声附和。九点刚过他就出门了，临走还祝愿我们聊得愉快。随后主妇和客人便单独坐在了那间日常起居室里，这个房间摆放着配有靠垫的藤制家具，柱形支架上还放有一尊伊涅丝的半身塑像，是由一个雕刻家朋友用雪花石膏塑成的——塑得非常像，非常迷人，比真人小很多，但却把她那浓密的头发，蒙眬的眼睛，歪向前方的温柔的小脖颈，令人费解而又狡黠地撅起的嘴巴，刻画得格外生动、准确。
我于是再度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密友，一个不会唤醒任何情思的“好”人，那个诱人的世界的反面，而伊涅丝大概觉得那个男孩就是这个诱人的世界的化身，所以她特别渴望和我说他。她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正在发生的事情，已经有过体验的事情，幸福，爱情和痛苦，这些东西，如果总是不说出来，而只是憋在自己心里去回味和忍受，那么，它们就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它们不满足于只呆在暗处和保持缄默。它们越是隐秘，就越需要一个你可以就此和他进行探讨的第三者，一个密友，一个好人，而这个人就是我；我也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就把我要承担的角色承担了下来。
赫尔穆特刚走不久，我们所谈的还是些无关痛痒的话题，好像是怕他听见了似的。不过，谈着谈着，见时间过得差不多了，她就会突然地，出其不意地把话锋一转：“塞雷奴斯，您会责骂我、鄙视我、拒斥我吗？”
假装不解似乎意义不大。
“绝对没有的事，伊涅丝，”我答道，“绝对不会！上帝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他的那句‘复仇是我的，我要报复’，他的这句话我可一直牢记在心间。我知道，他已经让惩罚降临到违法身上，并且让违法浑身沾满惩罚，以至于两者的面目不再能够完全被分辨出来，而幸福和惩罚就是同一个。您肯定非常痛苦。如果我要是想做道德法官的话，我还会坐在这里吗？我确实在为您担心，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是，如果不是您问我会不会责骂您的话，我也只会把这话藏在心里，而不会说出口来。”
“受苦算什么，恐惧和令人感到屈辱的威胁算什么，”她说道，“如果把它们拿来同那种甜蜜的、不可或缺的凯旋相比的话，要知道，没有这种凯旋，人都不想活了：那种稍不留意就会从你手中滑落的东西是轻浮的，那种用不可靠的温情折磨心灵的东西是世俗的，尽管如此，这东西却还是自有其真正的人性的价值的，紧紧抓住它的这种严肃的价值不放，强迫它变得严肃起来，主宰命运，最终，最终，通过不止一次，而是通过不厌其烦地永远去证明和保证，最终会，在它的价值所应有的那种状态之中，在那种沉醉的、长叹一声的激情的状态之中，看到这一天的实现！”
我这并不是说，这些话，一字一句都是这个女人当时的原话，但她所表达的意思是和这些话非常接近的。她书确实看得多，她不习惯静默无声地进行内心体验，而是喜欢敞开心扉，她做姑娘的时候甚至尝试着写过诗歌。她的语言既有读书人的精确，又有点大胆放肆。
而一旦这种语言真的意欲要同感情和生活保持步调一致，意欲让感情和生活化为语言本身，让感情和生活只有以语言的形式才能真正地存活下去，一旦她的语言所追求的是这样的目标，那么，这种大胆和放肆就会出现。这并不是什么日常的愿望，而是一种情绪的产物，而情绪和精神的近似程度有多大，精神的感动人的程度也就有多大。她只顾着自己不停地往下说，极少去听我中途所插的话，即便是听的话，也是心不在焉地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因此，她的话里话外，如我经常所说的那样，充溢着肉欲的狂喜，正是这种狂喜让我推迟在此用直接引语把它再现出来。同情、保密、人性的敬畏阻止着我去这样做，当然，还有，可能吧，那种害怕让读者感到难堪的小市民的怯懦，也阻止着我去这样做。她翻来倒去地重复——就是一门心思地要让那些在她看来还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已经说过了的东西得到更为合适和恰当的表达。而所有这些话讲的都是价值和性的激情的一种奇怪的等同，以及那种毫不动摇的和特别狂热的观念，即情欲显然是某种就严肃性而言和“价值”相同的东西，内在价值只能在情欲中得到自我满足，自我实现，而最高的和最不可或缺的幸福就在于促使价值走上这条自我满足和实现之路。在她的嘴里，价值和情欲这两个概念的混合得到了怎样热烈而感伤的，此外也是没有保障的满足的强调，真的是用文字难以描述；而同样难以用文字描述的是，情欲作为最为庄重严肃的要素，和那可恨的“社会”的要素是如何的势不两立，而价值可好，居然媚态十足地把自己出卖给了这个“社会”要素，这就是它的外壳之要素，亦即那个亲切和蔼之精灵般的、变节的要素，非要把它身上的这种东西去掉、弄走不可，只有这样才能独自，最大限度地独自，最终意义上地独自拥有它。把那个亲切和蔼驯化为爱情，这才是事情的关键所在；但同时关键的还有某种抽象性，或者说是某种所思所想的东西和感性的东西高度地融为一体：也就是那种观念，即社交聚会的轻浮和生活的令人悲哀的不可靠性之间的矛盾在它的拥抱中被取消了，通过这种拥抱，为此而忍受的痛苦也以最甜蜜的方式遭到了报复。
我自己在这中间大概都插了些什么话，我现在基本上都想不起来了，唯一记得的就是提过一个问题，提问的目的大概是想指出她对于这个对象在性爱方面的高估，并想了解一下这种高估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我现在想起来了，我当时曾经体谅地对她暗示说，激情在这里紧抓不放的可并不恰恰就是那最富有活力和最好的、最完美的、最值得向往的东西；在决定是否服兵役的体格检查证明上说有个生理功能缺损，有个器官被切除。她所作的回答的意思是，这种局限反而可以使那个亲切和蔼更能了解精神的痛苦；倘若没有这种局限的话，精神恐怕是毫无希望可言，而正是这种局限才真正使得轻浮得以听见了痛苦的呼唤；还有，而且足以说明问题的是：对于占有的渴望而言，由此而导致的生命的缩短，与其说是意味着一种沮丧，倒不如说是意味着一种安慰、一种镇定和保障……另外，这次谈话中所有令人憋闷的细节全都再一次冒了出来，而她也是在这次谈话中第一次把她的堕落透露给了我，只不过她现在的表现松弛得很，带着一种几乎是恶意的满足：他会安慰你说，他还必须再到朗格维舍家或是罗尔瓦根家，尽是些你不熟悉的人那里去露上一面，而你一听他说这些，你自然就会知道，他在那里同样也会说，他还必须再到她那里去露上一面——你完全可以想象一下他的那副洋洋得意的样子。罗尔瓦根家女儿们的“热情奔放”不再叫人感到害怕和难堪了，和他嘴贴着嘴，那些对无关紧要的人所发出的“别走，再玩会儿”的请求也不再有什么毒了。那句丑陋不堪的“不幸的女人多了去了！”——她发出一声叹息，通过这声叹息，这句话的痛苦之刺被折断了。这个女人显然满脑子想的都是，她虽然属于知识和受苦的世界，但同时却又是女人，而她也把她是女人视为她所拥有的为自己争夺生活和幸福、战胜她内心的傲慢的手段。以前不管怎么说还可以通过一个眼神，一句严肃话让这个胡闹的人沉思片刻，暂时还能把他争取过来；还能够敦促他再一次返回，用一个轻声的和严肃的再见来纠正他先前对她所说的一无是处的再见。这些短暂的胜利都通过占有，通过结合巩固下来——只要占有和结合在两个人身上是可能的，只要一种蒙上了阴影的女人味还有能力保护她。而伊涅丝通过昭示她对自己这位情人的忠诚的不信任而表明，她最不放心的就是她自己的这种女人味。“塞雷奴斯，”她说道，“总会有那一天的，我知道，他会离开我的。”我看见她眉头紧锁，表情显得十分固执。“那样的话，他会很不幸的！我也会很不幸的！”她低声补充道，我于是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我最初告诉阿德里安他俩关系时他所说的那句话：“那他可该想办法金蝉脱壳才是！”
对我而言，这次谈话是一次真正的牺牲。它长达两小时之久，如果没有足够多的自我克制，足够多的善解人意的同情，足够多的朋友般的良好意愿，那其实可是很难坚持下来的啊。伊涅丝似乎也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但奇怪得很，我不得不说的是：我看得很真切，她对于别人为她付出的耐心、时间和精力所表示的感谢，却会由于她在偶尔的神秘微笑中所流露出来的某种因此而感到的恶意的满足感，某种类似于幸灾乐祸的态度，而变得复杂起来，实际上，直到今天，只要我还能够回想起她的这种感谢来，我就会吃惊于自己当初居然坚持了那么长的时间。而当时的事实也是，我们俩一直坐到英斯提托利斯从“阿罗特利亚”回来，他是去那里和协会的先生们玩杜洛克牌的。见我们还在一起，他的脸上不免掠过一丝尴尬，那表情好像是在说：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他感谢我的友好代理，而在他再次表示欢迎之后，我没有再坐下来。我亲吻女主人的手，精疲力竭地，半是气恼、半是充满同情与震惊地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徒步走回我的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