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你们去而不是我去，”这是阿德里安说过的话。但我们却没有能够过得去！难道非要我现在承认，我个人那时完全是默默地和超越于历史视角之外、为此而从心底感到深深的羞愧吗？开始的几个星期，我们用毫不客气、轻描淡写、装腔作势的语言简明扼要地向家里发回胜利的消息。列日早已落入我手，我们打赢了洛林战役，按照酝酿已久的大师计划，我们调头用五个军的力量越过马斯河，拿下了布鲁塞尔、那慕尔，取得了对沙勒罗瓦和隆维的胜利，赢得了在色当、雷特尔、圣康坦一带展开的第二系列战役胜利，并一举占领了兰斯。我们欢欣鼓舞，加速挺进，正如我们所梦想的那样，我们好像是插上了翅膀，得到了战神的眷顾，受到了命运的青睐。杀人放火在所难免，而能够坚定地承受这一点，则是我们作为男子汉应尽的责任，也是对我们的英雄气概所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当时有一幕情景，我至今仍记忆犹新，那就是：一个干瘦的高卢妇人站在一座小山丘上，绕过我们的炮火，而她的脚下已是一座被击毁的、冒着残烟的村庄。“我是最后一个！”她冲着我们叫喊，那种悲痛欲绝的神情，恐怕是一个德意志妇人所不曾有过的。“我是最后一个！”她举起拳头，在我们的头顶上一连三遍地用法语发出“十恶不赦！十恶不赦！十恶不赦！”的诅咒。
我们把视线移开，看向别处；我们必须胜利，这就是取得胜利的强硬手段。而能够给我带来一丝安慰的则是，骑着栗色马的我感觉非常糟糕，由于是在湿漉漉的帆布帐篷下面过夜，我不停地剧烈咳嗽，关节酸痛之极，难以形容。
我们还在继续捣毁众多村庄，就像插上了翅膀似的。这之后便是那个不可思议的、似乎是荒唐的命令的下达：撤退。我们又该怎样来理解它呢？我们属于豪森的军团，正在马恩河畔的沙隆以南全速向巴黎挺进，情况大致和别处的冯·克鲁克军团一样。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经过五天的会战之后，法国人在什么地方破坏了冯·比洛的右翼。这样，某个谨小慎微、仰仗他叔才被提拔到现在这个位置上来的总司令，就有充分理由让全体撤回。我们又一次经过那些曾经是浓烟滚滚的被我们抛在了身后的村庄，还有那个悲伤的妇人曾经站立过的小山包。但她已经不在那里了。
插上了翅膀是假象。命中注定不该如此。这场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能够通过速战速决的方式夺得——我们和呆在家里的那些人一样并不明白这将意味着什么。我们不明白世界为什么对马恩河战役的结果发出那样疯狂的欢呼，也不明白，和我们的幸福休戚相关的这场短期战争从此便转化为一场我们承受不起的长期战争。我们的失败对别人而言不过是一个时间和费用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过来的话，那么，我们是可以放下武器并强迫我们的首领马上媾和的；然而，即便是他们当中恐怕最多也只有那么一两个人会偷偷地去这么想。他们几乎没有在自己身上碰到过这样的事实，即局部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而我们被迫参加的每一次作战必然成为世界大战。现在，在这样一场世界大战中，我们这边不仅有国内正规军、尚武精神和高度的戒备状态，而且我们的国家根基稳固、威望高，我方在这些方面所拥有的优势使得我们有机会通过闪电战迅速克敌制胜。如果这个机会被错过——而这个机会肯定被错过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那么，不论我们在剩下的几年时间里还能够做成什么，我们的事业原则上就已经是提前完蛋的了——这一次是，下一次是，永远都是。
但我们当时是不知道这些的。那所谓的真理被一点一点、慢慢地强行灌入我们的脑海，而这场战争，它却是一场腐化堕落、衰败解体、走向贫困化的战争，虽然时不时也会闪烁出那么一点糊弄人、勉强给人希望的不充分的胜利光芒——这场我也曾经说过只可以速战速决的战争，它打了四年。沉沦，失败，我们的人力和物力的损耗，变得破破烂烂、千疮百孔的生活，营养不良，因为物资匮乏而道德堕落，盗窃成风；暴发户的穷奢极欲，等等，难道还要我在这里一一提醒吗？人们可以指责我，因为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有可能已经大大超出了我的原本只为亲密朋友写传记的任务。上述提到的那些东西，从其开始到其苦涩的结束，我都是在后方，起初是以一个休假者的身份，最后则是以一个由于不合格而被部队剔除并重返弗莱辛担任教职的复员军人的身份体验到的。因为在攻克阿拉斯之前，在争夺这个要塞的第二阶段战斗中，除虱工作显然做得不够：如此一来，我便不幸感染了伤寒，这害得我被送进隔离营房，数周之后又被送到位于陶努斯山区的伤病员疗养院，在那里又继续呆了一个月后，我最终接受下述建议打道回府：我已经履行了我对祖国的义务，还是应返回原籍从事维护和促进教育事业的工作为宜。
我于是返回原籍重操旧业，我又被允许当起丈夫和父亲来了，我那平凡的小家，家中的墙壁和再熟悉不过的物品有些可能遭到了炸弹的肆意摧毁，尽管如此，这个小家至今仍旧是构成我隐逸和虚空的存在的框架。当然，我还要再强调一遍，我这可绝对不是想要自吹自擂，我纯粹只是想作一个简单而明确的说明，即我自己的生活，我虽然没有径直去忽略它，但我始终也只是顺便地，心不在焉地，似乎是附带着地，总之是得过且过地去过着它的，相反，我自己真正用心在做的事情，我的紧张，我的忧虑，其实都是围绕着我的这个童年时代的朋友的存在而打转的，我为自己又能够回到他的身边而感到万分高兴——如果就我心里因他愈演愈烈的创作孤独而感到的一丝压抑，而感到的那种得不到回应的痛苦和阵阵寒意而言，“高兴”这个词是合适的话。“用一只眼睛去盯住他”，监视他那不同寻常的、迷雾一般的生活，这似乎一直以来就是要由我来完成的真正而迫切的任务；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的真实内容，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说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很虚空。
他的家——当然是与他真正的家有着奇特的重合之处，再怎么说也不能完全得到认可意义上的一个“家”——他对他的这个家所作的选择是比较幸运的——谢天谢地！在那没落解体、物资匮乏越来越严重的几年间，他在他那作为农村居民的房东，即施魏格施迪尔家里受到了可以说是蛮过得去的款待，只要是他想要的，人家都能替他弄来，但由于他对具体情况并不是特别了解，所以也就谈不上特别珍惜，整个国家虽然遭到封锁和包围，军事上却依然还在坚持多面作战，不过，这些耗尽人力物力的变化并未对他有所触动。他对此只字不提，权当作理所当然一般来加以接受，就好像那是他身上和天性里所固有的东西似的，这种天性的毅力和命中注定的我行我素从个性上战胜了外部状况。另外，他的饮食习惯简单，施魏格施迪尔家的安排打理什么时候都能够满足他的要求。不过我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那还是在我刚从前线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两个女性在同时照料他，她们先是想办法接近他，然后便以关心他生活的女朋友自居，而她们彼此之间却又老死不相往来。她们就是梅塔·纳可黛和库尼恭德·罗森施蒂尔两位女士，——一个是钢琴教师，一个是一家香肠店的，也就是说：一家生产肠衣的企业执行合伙人。事情说起来确实也奇怪得很：莱韦屈恩这个名字最早给人的就是一种深奥莫测的印象，其地位和价值大众可谓一无所知，只有懂行的圈内人士，顶尖的专家才会对此有所认识，那封来自巴黎的邀请函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当然，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名字同时却也是有可能在朴素的比较底层的地方，在贫苦的人们的迫切需要的心灵里得到反映的，这些人凭借着某种以“较为高尚的追求”的面目出现的对于孤独和苦难的敏感，从芸芸众生之中脱颖而出，并通过一种此外还具珍稀价值的尊崇去争取自我的幸福。因此，这样去做的正好是妇女，而且还是犹太妇女，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人类的匮乏显然是一种先知先觉的源泉，而这种先知先觉的珍贵性也绝对不会因为其源头的如此困苦而有丝毫降低。这里，直接的个人因素，无疑发挥出了巨大作用，也就是说精神的因素发挥出了主导作用，不过，这一点在这两个个案里也都只能是模糊地，完全以情感，以预感的方式去理解和评价。当然，在此，包括我自己恐怕都可以算得上是这个行列中的一员，因为我也是很早就在某种程度上开始醉心于阿德里安那冷漠的谜一般的自我封闭式的存在了。那么，对于他的孤独，他的离经叛道的生活对这些妇女所产生的魅力，我又有什么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权利去行嘲笑之事呢？
纳可黛是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姑娘，她胆怯腼腆，她的脸永远都是红着的，好像每时每刻都在感到羞愧万分似的，不管是自己说话也好，还是听人说话也好，戴着单片眼镜的她总会拼命友好地眨动一双眼睛，同时还要一边点头，一边皱鼻子。这个女人其实是在乘电车时和阿德里安相识的，他那天正好进城，他们都站在电车前面的平台上，她就站在他旁边，当发现这个情况后，她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她飞也似地穿过拥挤的车厢，逃向后面的平台，在那里稍事冷静之后，又赶紧跑回前面去主动与他搭话，叫出他的名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向他表忠心，顺带也介绍一点她自己的情况，并且还告诉他说，她认为他的音乐很神圣，他于是对自己所得知的这一切表示感谢。这便是他们结交的起点，不过，梅塔并未就此打住，偃旗息鼓：没过几天，她就捧着鲜花，满怀敬意地造访普菲弗尔林，让他们彼此又重新结识一次，并在以后的时间里持续不断地维持着这种交往——她同罗森施蒂尔展开自由竞争，双方都表现出争风吃醋的势头，不过，同她相比，后者和阿德里安开始交往的方式则有所不同。
她是一个瘦骨嶙峋的犹太女人，年龄大概和纳可黛相仿，长着一头乱蓬蓬的难以收拾的头发，褐色的眼睛里写满那种古老的源于锡安之女被拖走及其民族宛如流浪畜群的悲哀。然而，作为一个精力充沛的活跃在粗壮行当（因为一个生产肠衣的工厂绝不缺乏粗壮之物）里的女商人，她却有着一个哀婉忧戚的习惯，即只要她开口说话，每句话必以“啊”字打头。“啊，是”，“啊，不”，“啊，请您相信我”，“啊，为什么不呢”，“啊，我明天要去纽伦堡”，她用深沉沙哑和带着抱怨的口吻说话，甚至于当人家问她：“您好吗？”她的回答都是这样的：“啊，一直都很好。”但是，她写起信来——她格外喜欢写信——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因为，库尼恭德同几乎所有犹太人一样，不仅有着极高的音乐造诣，而且也，甚至是在没有读过很多书的情况下，同德语也保持着一种比一般的国人，甚至是比大多数学者，还要纯洁和无忧无虑得多的关系，而她的一直被她自己称之为“友谊”的和阿德里安的熟识（难道事实并非永远如此吗？）就是通过一封绝佳的书信来打的头阵，那是一封很长的、优美得体的效忠信，内容上可谓波澜不惊，文体上却透出一股子较为古老的、人文主义德国的典范性，不用说，收信人是带着几分惊讶读完这封信的，而鉴于该信所具有的文学价值，要想一声不吭地将其忽略掉，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她接下来就常常会把信给他写到普菲弗尔林去，她本人同时还会不厌其烦地多次登门造访：她的这些信，详尽而不琐碎，内容本身虽然平淡无奇，所用的语言却是认真、干净并有较强的可读性的——不过，这些信不是用手写成，而是用她的那台商用打字机，用商人的“和”字记号打出——以表达一种她或者是因为太谦虚而不能，或者根本就是不能作出进一步解释和证明的尊敬，反正就是尊敬，一种由直觉所决定的、经过多年忠诚考验的尊敬和仰慕，而仅仅因为这种尊敬和仰慕的缘故，你就不得不对这个杰出的女人感到肃然起敬，姑且不说她在其他方面的干练之才了。至少我是这样做的，我同样也打心眼里赞许羞怯腼腆的纳可黛，尽管阿德里安对这两个完全无视他的天性的女性追随者的前呼后拥始终只是容忍而已。那么，说到底，我的命运和她们的又有什么很大的不同呢？而让我引以为荣的是，我确实打心眼里唯愿她们好（相反，她们之间倒是十分露骨地彼此不能容忍，她们碰面之后都会斜着眼睛打量对方）；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的处境也和她们是一样的，因此，对于这种低层次的和老处女化的重复我自己和阿德里安的关系，我更应该有理由感到恼怒才是。
总之，在那些饥饿的年月里，这两位从没空手来过，她们每次都是大包小包地给这个就基本营养而言原本已经受到很好照料的人送来通过非法途径弄到的各种东西：糖、茶、咖啡、巧克力、各式各样焙制的糕点饼干、果酱蜜饯和卷香烟用的烟丝，只要是想得到的，应有尽有，他甚至还能够把其中的一些拿出来送给我、席尔德克纳普以及从未放弃和他套近乎的鲁迪·施维尔特费格分享，所以，我们这些人常常会又是夸赞，又是祝福地提起这两位忠心耿耿的妇女的名字。而就拿与香烟有关的烟草来说吧，阿德里安只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会放弃，也就是说，在他偏头痛发作，出现严重晕船症状，并不得不呆在昏暗的房间里卧床静养的那些天里，才会放弃不抽，这种情况一个月有两到三次，除此之外，他恐怕离不开这种愉快的刺激，他是很晚才，直到在莱比锡时才养成的这个习惯，至少是在他工作的过程中，在他确信无疑之后，假如没有这种卷和吸的中途休息，他怕也是坚持不了很久的。当然，在我复员前后的这段时间，他可已是非常迫切地投入到了那项创作之中——按照我的印象，倒并不是怎么因为其当前对象之故，即谱写那几个《功绩》剧的缘故，或者不单是因为它们的缘故，而是因为他也很希望赶快把它们结束，以便能够开始着手他的才思对他提出的新要求。这场战争，就他那样的预见能力而言，将意味着一次深重的断裂，意味着一个新的、骚动不安、天翻地覆、充满疯狂冒险和苦难的历史时期的开启，我肯定，那时，很可能自战争爆发之日起，地平线上就已经出现了——他的创作生命的地平线上就已经出现了《形象启示录》这部作品，这部作品将会给这个人的生命带来巨大鼓舞，而要等到这一天的到来——至少我现在是这样来看待这个过程的——尚需时日，在此之前，他还得通过创作一些有创造性的木偶滑稽剧来打发这段光阴。
这本古书应该可以被视为中世纪绝大部分浪漫神话的源头，这是一本从拉丁文翻译过来的最古老的基督教童话和神话集，阿德里安是通过席尔德克纳普而认识它的——我很乐意证明这个功劳是那个有着两只颜色相同的眼睛的宠儿的。他们有时会在晚上一起来读它，而在这个阅读过程中，首先得到满足的就是阿德里安对滑稽的趣味，他的那种大笑的欲望——是的，甚至能够笑出眼泪，而我难免枯燥的天性却不仅从不懂得给予这种欲望以合适的营养，而且还因为受到某种不得体的阻挠而做不到这一点，对于我这个胆怯的人而言，这种不得体就在于他那为我所紧张而不安地热爱着的天性全都化作了欢娱。吕迪格尔这个眼睛颜色相同的家伙一点不能分担我的这种究其实也只是保留在我心底的焦虑，当然，对于如此的纵情狂欢，要是果真如此的话，我也是不会允许这种焦虑影响我真诚地参与其中的。不过，倒是那个西里西亚人，当他能够成功地让阿德里安笑出眼泪来时，倒是明显地把得意写在了脸上，看那架势，好像他完成了一桩使命、一项任务似的，当然，就这本笑话和神话故事书而言，他无疑是做到了这一点的，而且还是以一种最值得感激和硕果累累的方式。
我想要说的是，《功绩》一书通篇充斥着历史的不可救药、基督徒的虔诚说教和道德的天真，它对弑父弑母、通奸和复杂的乱伦所进行的奇特的诡辩，书里的那些查无实据的罗马皇帝及其严加看管的、出嫁条件苛刻的女儿——总之，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所有这些寓言在翻译的时候都使用了一种拉丁化十足而又朴素得无以复加的译文风格，内容涉及各色人等，从到天堂去朝圣的骑士，到淫荡的有夫之妇，到狡诈的老鸨和沉迷妖法巫术的教士，不一而足，的的确确是能够格外地让人感到开心逗乐。用它们来激发阿德里安对滑稽模仿的趣味，简直是再合适不过的办法了，而他呢，自从认识它们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在琢磨着要把这里面的好几个故事精简改编到那部木偶音乐剧当中去。比如，那里面就有一则完全有伤风化的寓言《老妇人的邪恶诡计》，其内容和后来的《十日谈》有类比之处，说的是一个假装圣洁的罪恶情欲的女帮凶如何设计，使得一个忠诚的，甚至是特别值得尊敬的妻子，在对她充满信任的丈夫出远门的时候，犯下罪孽，委身于一个对她朝思暮想的小青年。原来，那巫婆先是接连两天不让她的小母狗吃任何东西，待那狗饿得头晕眼花之后却又给它喂食芥末面包，害得那狗直流眼泪。于是巫婆便带着小母狗去找那个恪守妇道的妇人，由于人人都把她当神仙待，所以，她也毫不例外地把她当神仙待，恭敬有加。妇人见那只小母狗在不停地流眼泪，就吃惊地向她打听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老婆子先是摆出不大愿意作答的样子，引得对方不断催问，如此三番之后，这才假惺惺地承认说，这个小母狗原本是她女儿，由于过分贞洁，矢口否认她对一个疯狂爱慕她的青年有好感，致使那青年寻了短见，作为惩罚，她就被变成眼前这个样子，过起了做狗的生活，她现在非常后悔，整日以泪洗面。老鸨一边撒着弥天大谎，一边还挤出几滴眼泪；那位妇人听罢，心中甚是惊恐，她想起自己和这个受惩罚的女孩的情况十分相像，就把那个为她受苦的小青年的事告诉给了这个老婆子，巫婆于是一本正经地提醒她，如果她也被变成了一只母狗，那可就是怎么也无法弥补的损失了，于是那妇人便真的委托她去把那个受苦的男人找来，好以上帝的名义平息他的欲火，所以呢，两个人就在那邪恶的玩笑的安排下玩起那天底下最甜蜜的通奸把戏，好不快活。
时至今日，我仍然还在嫉妒吕迪格尔，因为我的朋友首先允许他在那间修道院院长工作室里给他朗读这个故事，虽然我不得不告诉自己，这事就算是由我来做，也不会是同样的情形。此外，他对未来那部作品的帮助也仅限于这样一个最初的激发而已。当需要为那出木偶戏改编这些寓言，需要把它们改写为对话时，他就会以没有时间为由或者出于众所周知的难以驾御的自由意识而拒绝这种过分的要求，阿德里安这边倒也并不怪他，而是，只要我不在，就靠自己先草拟出松散的演出提纲和大致的交谈的办法来应付，然后再就是由我来利用空闲时间把它们飞速地转换为它们最终的、混杂着不押韵的散文和押韵的小诗歌的形式。这里，按照阿德里安的设想，为在台上表演的木偶配音的歌唱演员，他们的位置将被安排在乐器当中，安排在乐队里，一个阵容非常简单的乐队里，由小提琴和低音提琴、单簧管、巴松管、小号和长号，外加一个人的打击乐器组以及与之配套的一组钟琴装置组成，同时和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个朗诵演员，他就像清唱剧中的证人，用宣叙调和叙述把情节联系起来。
这种形式的突破在这个组曲的真正核心部分，也就是第五个曲目，即标题为《极乐教皇格列高利之诞生》的那个故事里，被证明是最为成功的，主人公所有那些触目惊心的遭遇不仅没能阻挡他最后荣升基督的总督，反而恰恰让他按照上帝的神奇的恩惠得到特别任命，给人一种他就是前世注定的印象。这个故事错综复杂，头绪繁多，内容讲的是王室的一对兄妹相恋，这对兄妹父母双亡，哥哥超越常规爱上妹妹，由于难以自持而最终让她陷入一点也不有趣的境地，把她变成一个绝顶漂亮的小男孩的母亲，就我而言，再在这里重复这个故事可能有些多余。而一切的中心正好就是这个男孩，一个名副其实的最坏意义上的乱伦兄妹之子。他的父亲企图通过出征希望之乡来赎罪，而且也死在了那里，与此同时，小男孩则经历了多舛的命运。因为那位女王，她决定，不给自己用这样的方式生下的孩子行洗礼，而是把他和载着他的豪华的摇篮一起放在一个空桶里，连同一封说明身世的信，外加用于抚养他长大成人的金银财宝，一起托付给波涛汹涌的大海，海浪在“第六个节日”把他驮到一座修道院附近，虔诚的修道院院长发现了他，用自己的名字格列高利给他起名施洗礼，让这个心智出类拔萃的人儿接受一种最合适于他的教育。而与此同时，他那罪孽深重的母亲也发下了一个让她的国人好不惋惜的誓言：永世不再结婚——当然肯定不仅仅只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不配享有一个基督徒才配享有的婚姻，而且也是因为她要向她那失踪的哥哥保持一份不大可靠的忠诚；就连外国一个很有势力的公爵向她求婚，也被她一口回绝，那位公爵因此气急败坏地决定向她开战，并且很快占领她的帝国，只留下唯一一座坚固的城池供她在里面离群索居；后来，长大成人的小伙子格列高利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他原本准备去圣墓朝觐，却不想鬼使神差地就来到他母亲所在的城池，他在那里听说了这位帝国女王的不幸，于是就让人带他去拜见她，向她当面表示愿意为她效劳，她呢，虽然对来人，如书上所说，“好一番仔细打量”，却没有能够认出是谁来；最后，他杀死了那个气急败坏的公爵，解放了这个国家，获救女王的亲信们于是提议选他为夫；女王尽管也有些不好意思，并且还要求给她一天——只一天——时间考虑，但终究还是违背自己以前的誓言应允下来，他们在全体国民的欢呼雀跃声中完婚，浑然不知，兄妹乱伦产下的孽种最后竟和生母携手登上婚床，这该是多么错上加错，祸上加祸，大祸临头的事情——凡此种种，我都不想一一在此赘述了。我这里只想提请读者注意故事情节中那些激情四溢的高潮，这部木偶歌剧以无比美妙神奇的方式给予这些高潮以应有的重视：如，刚一开头哥哥就问妹妹，问她为什么脸色惨白、“双眼已经没有了原先的乌黑”时，妹妹回答他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怀孕了，所以我很后悔。”又如，当她听到造孽的那个人的死讯时突然奇怪地呼嚎：“我的希望啊，它去了，我的力量啊，它去了，我唯一的哥哥啊，我的第二个我呀！”嚎完之后，又开始不停地亲吻尸体，从脚底一直吻到头顶，害得她的面对如此夸张的痛苦而感到不大自在的骑士们不得不强行把他们的女王从死人的身上拉开。再如，当她觉察到，和她共度这世上最美满婚姻生活的人竟然就是自己的儿子，从而对他说出下面这段话的时候：“哦，我可爱的儿子啊，你是我唯一的孩子，你是我的夫君，也是我的主人，你是我和我哥哥的儿子，哦，我可爱的儿子啊，上帝啊，你为什么要让我被生下来哟！”事情的经过原来是这样的：她在她夫君的一间密室里发现了她当年亲笔写下的那封信，由此得知自己是在和谁人同床共枕，谢天谢地，总算还没有给他生下一个弟弟，给她的哥哥生下一个孙子；于是，这下该轮到后者寻思去忏悔了，他倒也真够利索的，光着脚，连鞋也没穿就动身走人了。他跑到一个渔夫那里，人家见他“细皮嫩肉”，断定决非等闲之辈，他们推心置腹，最后一致认为，唯有极端的孤独才合适于他。他于是带他出海，把他送到距离海岸十六里远的一座四周恶浪汹涌的礁石上，他在那里给自己戴上脚镣，然后把开脚镣的钥匙扔进大海。格列高利就这样度过了十七年忏悔时光，而就在这十七年结束之际，老天爷猛然开始大发慈悲，不过，他本人对此似乎并不怎么感到吃惊。原来，罗马的教皇行将就木，他就要咽下最后一口气，而就在此刻，一个声音从天上传了下来：“你们去把教士格列高利乌斯找来，让他做我的代表！”信使们于是赶紧到四面八方去寻找，他们也找到了那个渔夫，他的记性很好。于是他捕起一条鱼，当年那把被沉进大海的钥匙恰好就在这条鱼的肚子里。于是，他用船把使者们带到那个忏悔者所在的礁石，他们冲着上面喊：“哦，格列高利乌斯，喂，你这个教士，快从岩石上下到我们这里来吧，因为这是上帝的意志，你被选作他在尘世的代表！”那他又是如何回答他们的呢？“如果这样做让上帝高兴，”他镇定地说道，“那就让他的意志得到实现吧。”然而，待他们来到罗马，那些个原本应该是由人来敲的钟却不等人来敲就自动地响了起来，所有的钟全都自发地响了起来，向世人宣告，一个如此虔诚和富于教育意义的教皇怕是从来还不曾有过呢。这位有福之人的美名也传到他母亲那里，她有理由让自己相信，把她的一生托付给谁都不如托付给这个由上帝挑选出来的人好，于是就跑到罗马来向这位圣父忏悔，他倾听她的忏悔，他认出她来，他于是对她说：“哦，我亲爱的母亲、姐妹和妻子。哦，我的爱人。魔鬼曾经妄图把我们领进地狱，但上帝的万能威力阻止了他。”他给她建起一座修道院，让她在里面当院长，只是好景不长。因为，他们两人不久就获准把灵魂还给上帝。
总之，阿德里安把所有的诙谐和恐怖，生动形象的音乐描绘能够达到的所有单纯的透彻、幻象和庄严肃穆，全都集中在了这个充满罪恶的、朴素而又慈悲的故事里，而卢卑克那位老教授所用的那个神奇的形容词，即“上帝精神的”一词，大概也可以被用来形容这个剧本，或者说首先可以被用来形容这个剧本。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这《功绩》还真的有点像是对《爱的徒劳》的音乐风格的一种回归，因为《宇宙的奇迹》的音乐语言已经更多地指向了《启示录》中的那种，甚至已经指向了《浮士德》里将采用的那一种。这样的预示和叠加确实常常出现在创造性的生命中；不过，这些素材对我的朋友所散发出来的艺术诱惑，我或许可以这样来解释：那是一种精神的魅力，带有一丝恶意，也带有一丝瓦解力量的滑稽模仿，因为它是源自对一个行将结束的艺术时代的膨胀的矫情的批判性回击。这部音乐戏剧取材于浪漫主义的传说，中世纪的神话世界，试图以此表明，只有诸如此类的对象才是配得上音乐的，才是和音乐的本质相契合的。这一条似乎在这里得到了遵守，但却是以一种相当破坏性的方式，通过用稀奇古怪的，尤其是也在性爱方面滑稽可笑的东西来取代道德的庄重，一切华而不实的手段被抛弃，而这一措施也被转化到自身已经是滑稽诙谐的四肢可动的玩偶舞台上。对这个木偶舞台所具有的特殊可能性进行研究，是莱韦屈恩在着手琢磨这些《功绩》作品过程中甚为关切的大事，而他隐身其中的民间对于基督教和巴洛克风格兼具的戏剧的喜爱，也给他提供了一些这样的机会。在瓦尔茨胡特一带有一个既会刻木偶，又会制作木偶服装的卫生用品商店店主，阿德里安不断跑去请教人家。他也坐车去米腾瓦尔德，这是一个位于伊萨尔河上游河谷的小提琴村，村里有个有着同样爱好的药剂师，带着老婆和几个聪明灵巧的儿子，模仿珀西和克里斯蒂安·温特尔的样儿，在当地演出木偶戏，吸引了大批本地和外地的观众前来观看。阿德里安看到了他们的表演，此外，对于艺术性极高的爪哇人的布袋木偶戏和皮影人物戏，他也，如我所发现的那样，研读了相关的文献。
那真是一些个令人愉快和激动的晚上。在那间窗户开得很深的尼基客厅里，在那架桌式的旧钢琴上，他把新近写的东西从他那些神奇的总谱中挑出来弹给我们听，也就是说，弹给我、席尔德克纳普，当然也包括有时一定要自己亲自出马的鲁迪·施维尔特费格听，在这些总谱里，最最专横霸道的和声、最最迷宫般的节奏被运用在了最最单纯的质朴之上——而一种儿童小号风格的音乐则又被运用在了最最罕见的素材之上。女王和现在的教皇，这个她为她哥哥生下的孩子，这个她作为妻子拥抱过的男人，她和他的重逢，虽然也引诱我们流出眼泪，但却从未能够让我们流到泪眼婆娑的程度，反而是非常独一无二地混杂了哄笑和想象出来的感动；而亲昵劲儿被激发起来的施维尔特费格则会乘机抓住那个特许的瞬间，用一句“你真是太伟大了！”去拥抱阿德里安，还把他的头按到自己的头上。我看见吕迪格尔本来就已经有点苦涩的嘴巴这下子可好，因为厌恶甚至开始变得歪斜起来，而我自己呢，也忍不住发出一声“够了！”的嘀咕，同时，我还会伸出一只手去，好像是要把这个无所顾忌的人，忘记了距离的人拉回来似的。
这番过分亲密的表演之后，我们来到修道院院长工作室聊天。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我们说到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结合，说到取消艺术和可接受性、高贵和低贱之间的鸿沟，说到浪漫主义的文学和音乐，指出它们曾一度在某种意义上做到过这一点——然而，在此之后，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还要深邃的善和轻松之间的、威严和娱乐之间的、进步性和雅俗共赏之间的分离和生疏，却又成了艺术的命运。音乐——它就代表一切——越来越渴望走出它那令人敬而远之的孤独，找到集体，而同时又不至于沦为平庸，并且还会说出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即便不懂音乐的人也能够懂得，就像他能够懂得狼谷、处女头上的花环、瓦格纳那样，这是感伤吗？不管怎样，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不是感伤，相反，倒更应该是讽刺，是嘲笑，这种嘲笑，它净化空气，反对浪漫主义，反对激情和预言、音乐迷醉和文学，它同客观性与自然力，也就是说：同重新发现作为时代的组织结构的音乐自身联合起来，成为一种投石党运动。这是一个最为棘手的开始！因为，虚假的原始，即浪漫主义的东西，不就又近在咫尺了嘛。永远停留在精神的巅峰；让欧洲音乐发展的精髓化为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东西，让人人领悟新事物；让自己成为欧洲音乐发展的主人，办法就是：无拘无束地把这种音乐发展当作自由的建筑材料来进行运用，同时也让人感受到传统，来一个彻底改变，走向没有创造性的模仿的反面；让这门已经被推高至此的手艺变得毫不起眼，让所有对位和配器的技法消失并融合为一种简朴的效果，远离单纯，远离一种具有知性弹性的朴素——这似乎就是艺术的任务、渴望。
其实完全就是阿德里安一个人主讲，我们其余的人只是稍微附和一下而已。受到前面的表演的激励，他说话的时候双颊通红，两眼发烧，显得有点狂热，但也算不上滔滔不绝，酣畅淋漓，更多的反倒是信口雌黄，不过情绪很激动，手舞足蹈地，我甚至觉得，我好像从未见他，既没有当着我的面，也没有在吕迪格尔面前，有过如此善于辞令地被逐出自我的表现。席尔德克纳普表示不相信音乐的非浪漫主义化。他说，音乐和浪漫主义有着根深蒂固的、本质的联系，所以，前者是不可能不遭受重大自然损失就否定掉后者的。阿德里安接着他的话说道：
“如果您所说的浪漫主义指的是一种情感的热量，而这种热度又是音乐今天在服务于技术智慧的过程中所要否定的，那么，我很愿意赞同您的看法。那或许就是自我否定。不过，我们所说的从复杂到简单的提炼，本质上其实同重新赢得活力和情感的力量是一回事。假如——谁——有可能——那种——的话，你会怎样说呢？”他冲着我自问自答道：你会说那种突破。也就是说，假如谁能够成功地完成那种从精神的冷漠到一个新情感的冒险世界的突破，那他就将会被人们称作艺术的拯救者。拯救，他神经质地耸着肩膀继续说道，一个浪漫主义的字眼；也是一个和声技法家爱用的字眼，是表示和声音乐华彩乐段之极乐的行动口号。曾几何时，音乐把自己视为艺术的拯救者，而它自己实际却像所有艺术一样需要被拯救，需要从一种由文化的解放，由文化被抬高到宗教替代品的位置而导致的那种庄严神圣的孤立之中被拯救出来，从只和一帮叫做“观众”的文化精英为伍的状态之中被拯救出来，这样的文化精英马上就不会再有了，现在就已经不再有了，因此，艺术马上就会陷入彻底的孤独，它将会孤独地死去，除非它真的能够找到走向“大众”的那条途径，这也就意味着，很不浪漫地说就是：走向平头百姓，这难道不滑稽可笑么？
他是连说带问地一口气下来的，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好像是在和人交谈，然而，他的语气里却隐藏着一种颤抖，只有听他把话讲完，才能真正明白这种颤抖的含义：“艺术的整个生活氛围，你们相信我好了，将会改变，而且会变得愉悦谦和，这是不可避免的，也算是一件幸事吧。很多感伤的野心将会离艺术而去，而一种新的天真无邪，是的，和善，将成为艺术的一部分。未来将视艺术为，艺术自己也又将视自己为服务于一个集体的仆人，这个集体囊括的范围将要比‘教养’宽泛得多，这个集体将没有文化，不过，这个集体自身也许就将是一种文化。我们现在就来对此作出想象是很困难的，但是，这种局面将会出现，而且还将会是自然而然地出现：一种没有痛苦的艺术，灵魂健康，没有庄严神圣，没有悲伤，待人亲切，一种人与人亲密无间的艺术……”
他戛然而止，我们三个人全都震惊得无言以对。听一个孤独的人谈论集体，听一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谈论信任，这既是一件令人痛苦，同时却又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我尽管深受触动，可打心眼里不满意他的这番言论，尤其是不满意他这个人。他刚才所说的和他本人，和他的骄傲，他的高傲，不相配，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就是热爱这种高傲，艺术也有权利要求这种高傲。艺术就是精神，而精神是根本用不着对社会、集体怀有责任感的。我以为，精神，为着它的自由的缘故，为着它的高贵的缘故，不可以这样。一种“走进大众”的艺术，一种把人群的、小人物的、不懂艺术的庸人的需求当作其自身需求的艺术，比如为了国家之故而把其变为自身义务，这样的一种艺术将会陷入可怜的境地；只允许一种小人物懂得的艺术存在，这是最可怕的不懂艺术，也是对精神的谋杀。而精神，我坚信，无论它的进攻、研究、尝试会是多么的冒险、多么的不受约束、同人群是多么的格格不入，它都肯定是能够以某种高度间接的方式为人——甚至是永远地为人们服务的。
这无疑也是阿德里安本人真实的思想。然而，他却喜欢否定自己的这个思想，而我如果以为这就是对他的高傲的否定的话，那我就是大错特错了。这更多的或许只是——由于无以复加的高傲的缘故——而进行的一次平易近人的尝试。在他谈及艺术的拯救需要，谈及人和人的亲密无间时，他的声音在颤抖，他要是不这样该有多好啊。尽管如此，他的这种激动仍然会诱惑我，让我恨不得偷偷向他伸出一只手去。然而，我终究还是没有把手伸出去，反倒是把担心的目光投到了鲁迪·施维尔特费格身上，我想看看这个人是不是末了又会设法去拥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