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勒虽然算不上大城市，但怎么说也是一座拥有20多万人口的大的城市，新时代人山人海的热闹景象随处可见，尽管如此，古老庄严的印记，至少是在我们居住的市中心，依然被忠实地保留下来。不管怎么说，这个当初的萨勒河畔的要塞连同其宝贵的盐矿被划归新建的马格德堡大教区也已经有了上千年的时间了，而且奥托二世还赋予它以城市的性质。而人们在这里同样还可以体验到的是，这样一种作为后盾的源远流长以幽灵般的轻声细语持续不断地渗透到现实中来，姑且不说是通过那些直接呈现于眼前的执着的标志性建筑，甚至于从衣着打扮上，以历史的假面舞会的面目，以旧式的制盐工装或哈勒城制盐工装的形式，它也要诗情画意般地突破一把这个时下的当代。我的“小窝”，这是大学生们自己的说法，位于汉莎街，莫里茨教堂后面的一个小不丁点的胡同里，这种胡同恐怕在凯泽斯阿舍恩也是很难再见到的了；而阿德里安则在市场广场附近的一栋有山墙的市民小楼里找了一个带有壁龛的房间，这是他从一个上了年纪的官员遗孀那里转租过来的，他在哈勒的那两年里就一直住在这里。从房间里可以直接看见广场、中世纪的市政厅、圣母教堂的哥特式和架在它那圆顶钟楼之间的一座叹息桥；此外还可以看见那座自由矗立的“红色钟楼”，也是一座哥特式风格的非常奇特的建筑物，以及罗兰德立式雕像和亨德尔青铜塑像。房间的布置十分得体。正方形的沙发桌上放着书，桌上铺着的红色丝绒桌布暗示着一丝市民的华丽，而他每天早上都会坐在这张桌子旁喝他的牛奶咖啡。他从别处借来一架小钢琴，上面摆放着乐谱，其中也有他自己写的，房间里的陈设因此而变得完整起来。钢琴上方的墙壁上用图钉固定着一幅算术图表，也不知道他是从哪一家旧货店里翻找出来的：一个所谓的幻方，它和计时沙漏、圆规、天平、多面体以及其他的符号一道，也同时出现在丢勒的《忧郁》里。同在那幅画里的情形一样，这个图形也被分在十六个标有阿拉伯数字的格子里，而且还是这样的：1在右下格里，16在左上格里；而机巧——或者说稀奇之处就在于，这些数字，不管你怎么相加，自上而下也好，横着也好，竖着也罢，和总是34。这个神奇得完全一致的得数是建立在何种原理之上，我一直都没有能够弄清楚。不过，小钢琴上方的这块著名的、被阿德里安挂上了该图的地方，却再三地吸引住我的眼球，我想，只要我到他的这间宿舍造访，眼睛恐怕每次都会横向、斜向上或者直接向下地快速扫描一番，以检验那令人不悦的一致性。
穿行在我和他的住所之间，就跟从前穿行在“极乐使者”和他伯父的小楼之间一样：晚上，看完戏、听完音乐会或者参加完“温福理德”协会的活动归来，早上，一个来约另一个一起去学校，而在上路之前，我们会先核对一下我们的课堂笔记。哲学是第一次神学考试的常规考项，也是我们两人的学习计划自动发生联系的地方，而且我们两人都选了科罗纳特·诺能马赫的课，此人当时是哈勒大学的名人之一，上起课来既有活力，又有思想，他讲授前苏格拉底学派、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讲授阿那克西曼德，而讲得最多最长的则是毕达哥拉斯，其间还掺进许多亚里士多德的东西，因为，要想了解毕达哥拉斯对于世界的解释，几乎只能通过这位斯塔吉亚人了。我们一边竖着耳朵听，一边不停地记笔记，偶尔也会抬起头来，看看胡子花白的教授，把目光投向他那温和的笑脸。我们竖起耳朵倾听一个严谨而虔诚的英才关于宇宙的构想，他把自己酷爱的数学、抽象比例、数字提升为世界形成和世界存在的原则，反对把大自然作为一个知情者和知内情者，而是率先以伟大的气魄把它称作“宇宙”，称作秩序与和谐，称作发出先验之声的天体的音程体系。数字和数字关系作为存在和伦理尊严的发挥建构性作用的典范——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美、精确、伦理在这里是如何庄严地交融为权威的观念的，而正是这种观念激励了毕达哥拉斯同盟，这个学派就是以虔诚的革新生活、沉默的驯服和严格的服从“Autos epha”为其主旨的。我必须为自己不得体的行为感到自责，因为我听到这里时便情不自禁地朝阿德里安望去，想从他的表情里读出点什么来。但我的目光令他感到不悦，他红着脸恼怒地转过头去，他的这种反应因而使我的行为变得不大得体。他不喜欢具有暗示意味的目光，全然拒绝与之相遇，与之对视，而几乎难以理解的是，我，明明知道他有这个特点，却还是不能总是控制住自己的这种察看欲。我因此而失去了事后和他一起客观地、无拘无束地讨论问题的可能性，我无言的目光促使他去和这些问题建立一种个人的联系。
较好的情况是，我不为诱惑所动，做到他所要求的保守秘密。上完诺能马赫的课之后，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一起谈论那位不朽的、流芳百世的思想家，正是他所传递的历史知识让人们认识了毕达哥拉斯的世界构想，我们谈得非常投机！亚里士多德关于物质与形式的学说令我们陶醉：物质作为潜在的、可能的东西，迫切地渴望成为形式，以实现自我；形式作为具有推动作用的静止不动的东西，是精神和灵魂，是存在的灵魂，这个灵魂推动存在走向现象中的自我实现、自我完善；圆极使肉体充满活力，它渗透一段永恒，在有机中显形并操纵肉体的运转，认识肉体的目标，监督肉体的命运。诺能马赫对这些直觉的讲解非常优美，极具表现力，而阿德里安也对此流露出格外的激动。“如果，”他说道，“神学宣布，上帝的灵魂存在着，那么，这在哲学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作为塑造个别现象的原则，它就是一切存在的纯粹形式的一个部分，来自那个被我们称为‘上帝’的永远都在自我思想的思想……我想我知道亚里士多德的圆极是什么意思。它是个体的天使，是生命的守护神，个体乐意信赖它那知情的引导。人们所说的祷告其实就是提醒或者唤起对这种信任的通告。但它有权叫做祈祷，因为它实际上就是我们用以呼唤的上帝。”
我对此能说什么呢，我只能在心里说：但愿你的天使被证明是聪明和忠诚的！
我是多么喜欢和阿德里安一起倾听这门课程啊。我——不定期地——因为他的缘故而去听的这些神学讲座，对我而言是一种比较值得怀疑的享受，而我之所以旁听这些讲座，也仅仅只是为了不让自己和他所研究的东西隔离。在一个神学大学生的学习计划里，最初几年的重点是放在诠注和历史科目上，也就是放在《圣经》学、教会和教义教派学上的；中期则属于系统学，我要说的是：宗教哲学、教义学、伦理学和辩护学，最后则是实践科目，也就是：礼拜仪式学、布道学、基督教教义的讲授、灵魂拯救和包括教会法规在内的教会管理科学。不过，学术的自由也为个人的爱好留下了很多发挥的余地。由于学校允许学生可以不必拘泥于这样的顺序，阿德里安于是对此加以利用，从一开始就径直奔着系统学而去了——这个专业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他的一般意义上的思想趣味，这一点是肯定的，但除此之外却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教授系统学的艾伦弗利德·库姆甫教授是全校最有名的铁嘴铜牙，各个年级、甚至神学系以外的学生都对他的课趋之若鹜。虽然我也确实说过，我们在克格尔那里听教会史，可是，相比较而言，这门课就显得单调乏味，枯燥的克格尔根本不能和库姆甫相提并论。
此人就是学生们所说的那种“巨擘”，他的气势和气质让我也不能不敬佩三分。然而，我还是打心眼里不喜欢他，而且，另外叫我永远都难以相信的是，甚至于连阿德里安也常常会为他的热情感到尴尬，尽管他并不会在公开场合奚落和嘲讽他。他光从体格上看就已经是“巨大”的了：好一个高大的、粗壮的、微微发福的男子，一双手肥嘟嘟的，说起话来声音响亮，下嘴唇因为说话多而微微前凸，常常是说得唾沫横飞。真的，除了参考一本印刷的教科书外，他的讲义一般都是出自他自己的手；不过，他的声誉在于所谓的“扯野棉花”，他在讲课的过程中插入那些“野棉花”，而适逢他穿着往回撩起的小礼服时，他还会把两只拳头揣在他那垂直的裤袋里，一双脚则在宽阔的讲台上沉重地踱来踱去，这些“野棉花”的插入凭借其自发性、粗俗性和明朗性，也因为它们的富有诗情画意的古文风格而深受学生们欢迎。他的做法，援引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德语”，或者是“用美好的古德语，不掺杂什么掩饰和伪善地”，即清晰地、直截了当地把一件事情说出来，并且还是“高雅地、德意志式地脱口而出”。他不说“一点一点地”，而说“以渐次的方式”，不说“希望”，而说“但愿”，而且，他只用“神圣的经书”来表示《圣经》。如果他说：“结果是杂草丛生”，那么，他实际指的却是“漏洞百出”。如果他认为某人犯的是学术错误的话，那么他就会说：“他住错了山坡”；对于品行不端的人，他会说：“他的日子过得比皇帝老儿还要纸醉金迷”，此外，他也很喜欢用诸如“要玩保龄球，就得先把柱子立好”或“该烫手的东西，到时候就会烫手”之类的成语俗语。诸如“老天爷啊！”、“我的天哪！”、“我的妈呀！”或“惊煞我也！”之类的惊叹也会不时地从他嘴里迸出来，尤其是这最后一个甚至经常会害得学生们忍不住跺脚喝彩。
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库姆甫是那种我所说过的带有自由批判特点的调停保守主义的代表。他在即兴插讲亚里士多德学派时告诉我们，他年轻时上大学那会儿，曾经特别热爱我们的古典文学和哲学，崇拜之情可谓溢于言表，并且还为能够熟记歌德和席勒的所有“较为重要”的作品而倍感自豪。但是，他后来出了点事，这件事和发生在上个世纪中叶的信仰复兴运动有关，保罗教义关于罪恶和辩解的福音促使他开始疏远审美的人道主义。一个人只有必备了当神学家的天分，才能真正懂得尊重这样的精神命运和大马色经历。库姆甫坚信，就连我们的思维也是断裂的，需要辩护，而这里也正是他的自由主义之所在，这使得他把教条主义视作假仁假义的理性形式。原来，他恰恰通过相反的途径走向对教条的批判，就像当年的笛卡儿，在后者眼中，意识的自我确定性，即cogitare的自我确定性，反而要比苏格拉底的全部权威合法得多。这就是神学的解放与哲学的解放之间的区别。怀着明快真挚的对上帝的信任，库姆甫完成了他的解放，并在我们这些听众面前“用德语”复制这种解放。他不仅反对伪善，反对教条，还反对形而上学，他的目标是彻头彻尾的伦理和认识论，他强调以伦理为基础的个性理想，极端厌恶虔信主义对世俗和虔诚的分离，他更倾向于世俗的虔诚，健康的享受，他，一个文化的赞同者，尤其认同德意志文化，因为他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来表明自己是一个打上了路德教烙印的坚定不移的民族主义者，而他对别人最严厉的谴责莫过于说人家“像一只轻浮的鲸”，也就是像一个法国人那样思想和教书。每当这个时候，因愤怒而满面通红的他随后还会再加上一句：“让他见鬼去吧，阿门！”于是又一次赢得台下爆发一阵热烈的跺脚声。
他的自由主义不是基于人道主义的对教条的怀疑，而是基于宗教的对我们思想的可信仰性的怀疑。这种自由主义不仅没有妨碍他去坚定地信仰上帝的启示，而且也没有妨碍他同魔鬼保持虽然不免紧张、但却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不能、也不想去调查，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这个对手的个体存在，但我告诉我自己，哪里有神学——尤其是当它和艾伦弗利德·库姆甫这样的精力旺盛的天性相结合的时候——魔鬼就会在哪里出没，以捍卫其对上帝的现实性起补充作用的现实性。一个现代的神学家会“象征性地”对待魔鬼，这话说得倒是轻巧。我认为，神学家根本就不可能是现代的，这或许可以算作他的一大优势；至于象征性，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更加象征性地对待地狱而不是天堂。反正民间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做法的。百姓比高高在上的达官贵人们更接近于赤裸裸的、因伤风败俗而显得滑稽可笑的魔鬼形象；而就其做派而言，库姆甫应该算是布衣一个。他常常喜欢提到“阴曹地府及其洞穴”，通过这样一种远古化的形式，尽管不大幽默，却比他使用新的德语白话文去说“地狱”要令人信服得多。每当这时，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就是，他哪里是在象征性地谈论它，他的本意根本就是在指它，用“美妙的古德语不加掩饰和伪善地”指向它。而那个对手本身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也说过，库姆甫作为学者，作为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承认理性对《圣经》信仰的批判，他至少是会在不能自已的情况下用忠于知识的口吻“出卖”一些东西的。实际上，他认为，骗子和恶毒的敌人恰恰是在理性中表现得特别活跃，所以，如果不补充上一句：“Si Diabolus non esset mendax et homicida！”那他几乎是不会给理性以任何开口说话的机会的。对于这只害虫，他不喜欢直呼其名，而是对它进行改造后再用“妖怪”、“妖精”或“妖魔”这样的民间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践踏它。然而，正是这种半是胆怯、半是玩笑的回避和改变，才意味着某种尖酸恶毒的对现实性的承认。此外，他还给它弄来一大堆粗俗而奇怪的称谓，如“圣·危尔滕”、“克勒佩尔林师傅”、“只闻其声不见其动先生”以及“黑乎乎的科斯佩尔林”，也同样以戏谑的方式表达出他对那位上帝的对手所怀有的极具个人色彩的敌意。
由于我和阿德里安礼节性地拜访过库姆甫，所以他偶尔也会邀请我们上他家去玩，和他、他的夫人及他的两个女儿一道共进晚餐。他的女儿们的脸颊红得扎眼，她们的辫子是先用水打湿之后再编的，因为编得太紧而斜斜地翘了起来。见我们小心翼翼地把身子凑向摆在我们面前的盘子，她们之中的一个于是就开口说了一句祝福的话。随后，这家的男主人便开始大吃大喝，用实际行动向我们证明，他一点也不反对世俗的快乐和健康的文化享受，同时他还不忘一吐为快，他的肺腑之言包罗万象，涉及上帝和世界、教会、政治、大学、乃至艺术和戏剧，显然是在模仿路德的祝酒词；他还一再敦促我们和他步调一致，别拒绝上帝的恩惠、羊腿、摩泽尔小花酒，而更令我们感到瞠目结舌的则是，吃完甜点之后，他居然一把取下挂在墙上的吉他，离开餐桌，翘起二郎腿，拨起琴弦，为我们唱起《米勒爱漫游》、《吕措的疯狂追逐》、《罗累莱》、《让我们高兴吧》等歌曲。——“谁不爱美酒、美人和唱歌，谁这辈子就白活，就是傻瓜一个”——他憋不住了，他说出来了。他大声地喊了出来，还当着我们的面拦腰抱住他那浑圆的夫人。接着，他把肥嘟嘟的食指指向餐厅里一个阴暗的角落，悬在餐桌上方的罩灯的灯光几乎完全照不到那里，“你们瞧！”他喊道，“它就在那个角落里，那个大嘴巴子，那个败兴的东西，那个伤心的、恼火的妖精，它不能忍受我们心情愉快地偎依在上帝的怀抱，又吃又喝！这个头号恶棍，它的阴谋诡计，它的火红利箭，全都拿我们没办法！阿帕吉！”他的声音隆隆作响，他抓起一个小面包，把面包扔到那个阴森的角落里。之后，战斗结束，他重新拨动琴弦，高唱《谁不想乐翻天》。
说实话，这一切更多让人感到的是恐怖，而我不得不确信的是，阿德里安的感觉也是如此，尽管他的骄傲不允许他出卖他的老师。不管怎样，那次斗鬼之后，从老师家里出来的他一到街上就开始长时间地放声狂笑，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幸亏有我在一旁用谈话分散他的注意力，他方才又开始慢慢地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