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有一次偶然走进一个农妇的木屋，她刚失去她心肝宝贝般的独子，然而使我们大为惊讶的是，她居然非常平静，甚至还挺快活。“请别管她，”她的丈夫说，显然注意到我们的惊讶，“她现在已经麻木了。”李特维诺夫此刻也同样是“麻木”了。他登上旅程的最初几个小时，心里就是这样的平静。虽然他已经完全毁了，而且万分不幸，然而却得到了休息，经历了最近一周来的焦急与苦痛，经历了所有这一次又一次落在他头上的猛烈打击之后得到了休息。他本来就经不起这种风暴，风暴偏偏猛烈地打击他。他此刻什么也不再指望，也尽量不去回想——尤其是不愿去回想；他要回俄国去……总得有个栖身之处呀！但是再也不去做出什么计划，特别是牵涉到他本人的计划了。他已经不认识自己了，他不理解自己的行为，正像他失去了真正的“我”，而且一般说来，他很少参与这个“我”。有时他觉得他是在搬运自己的尸体，唯有当无法医治的心灵创伤的痛苦的痉挛偶尔掠过脑海，才使他想起，他仍然有着生命。有时他觉得简直不能理解，一个男子——男子汉！——怎么能让一个女人，让爱情……来左右自己。“可耻的软弱！”他低声说，抖抖大衣，坐得更舒适些，似乎表示：瞧，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让我们来开始新的……这时刻，他唯有苦笑着，自惊自讶而已。他向窗外看去。这是灰暗而潮湿的一天，没有雨，但浓雾未散，低云遮天。火车逆风疾驰，一团团白蒙蒙的水蒸气，有时混杂着另一种暗色的浓烟，有时完全纯是蒸汽，结成无穷无尽的一串串，在李特维诺夫的窗外翻滚急驰。他注视着这蒸汽，这烟。它无止无休旋转飞翔，时而飘起，时而下降，沾挂在草尖，盘旋在树丛，忽而曲绕成团，忽而又延伸着，融化着，一团团地飞驰而去……它们变幻万千，然而万变不离其宗……老是这单调、匆忙而又枯燥的游戏！有时道路转折，风向转变，于是蒸汽陡然间统统消失了，但是又立刻出现在对面窗外，接着又拖着巨大的尾巴跳到这边，再次遮住李特维诺夫的视线，使他看不见莱茵河流域这片广阔的平原。他凝视着，凝视着，忽然心里出现一个古怪的念头……他独自坐在车厢，没有任何人来打扰。“烟，烟。”他反复说着，忽然间他觉得一切都是烟，一切，无论是他个人的生活，还是俄国的生活——人世间的一切，特别是俄国的一切。他想：一切都是烟和蒸汽；一切似乎在不停地变幻，到处都有新人的形象，一些现象追赶着另一些现象，而实质上，始终还是老一套；一切都匆匆忙忙急着奔向什么地方——然而什么也达不到，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另一股风吹来——一切又奔向相反的方向，在那边，同样是一场孜孜不倦、激动兴奋，然而却是——毫无必要的游戏。他想起了近年来他耳闻目睹的轰动一时的事……烟，他悄声说，烟。他想起在古巴廖夫，在其他地位或高或低、思想或先进或落后、年纪或老或少的人们那里，一场场热烈的争论、清谈与叫嚣……烟，他一再说，烟和蒸汽。最后，他回忆起那次值得纪念的野餐，还回忆起另一些国家要人的议论与言谈——甚至连波图金的全部说教……统统是烟，烟，如此而已。那么自己的愿望、感情、尝试和梦想呢？他只能对之不抱任何希望了。
而在此刻，火车奔驰着，奔驰着，拉施达特、卡尔斯鲁厄、伯鲁撒冷早已统统留在后面。铁路右边的群山，起初推远了，退到远方，然后又移近了，只不过没有刚才那么高峻，覆盖的树木比较稀疏……火车来了个急转弯……海德堡到了。车辆驶进站台，响起报贩的叫卖声，他们出卖各种各样的甚至俄国报刊。乘客在座位上忙碌起来，然后走到站台上。但是李特维诺夫却没有离开自己的角落，继续坐着，低垂着头。突然有人叫他的名字，他抬起眼睛：是宾达索夫的那副嘴脸伸进了窗口，而身后——也许这不过是他的错觉吧？——不，这是真的，全是巴敦的熟面孔：这里有苏汉奇柯娃，有渥罗希洛夫，还有庞巴耶夫，他们全都朝他走来。宾达索夫高声喊叫：“毕沙尔金在哪儿？我们等着他呢，不过也没有关系。出来吧，小子，我们一块去找古巴廖夫。”
“是的，老弟，是的，古巴廖夫等着我们呢，”庞巴耶夫附和着，一直往前走，“出来吧。”
若不是心头那死沉的负担，李特维诺夫就要发脾气了。他瞟了宾达索夫一眼，默默地掉过脸去。
“对您说，古巴廖夫在此地呢。”苏汉奇柯娃尖声叫嚷，眼珠子快跳出来了。
李特维诺夫仍然纹丝不动。
“喂，听着，李特维诺夫，”庞巴耶夫终于说，“此地不光是古巴廖夫一个，有整整一批最最杰出、最最聪明的年轻人，俄国人——全都从事自然科学，全都有最高尚的信念！天哪，哪怕是为了他们，你也该留下来。此地还有，例如，那位……嗐！名字忘啦！不过，这位可简直是天才！”
“嗐，别理他，别理他，罗斯吉斯拉夫·阿尔达里奥内奇，”苏汉奇柯娃插嘴了，“别理他！他们瞧瞧，他是个什么人；他一家子都这样。他有一个姑姑，起初我以为她是个聪明人，前天我跟她一起到此地来的。她刚从此地到巴敦去的，瞧，已经又回来啦——我又跟她同路到这儿来，盘问了她半天……你们信不信，从这个骄傲的女人嘴里一句话也问不出来。讨厌的贵族！”
可怜的卡彼托琳娜·玛尔柯芙娜——竟然成了贵族！她能料到会有这样的羞辱吗？
但是李特维诺夫一直默默无言，转过头去，把帽子盖到眼睛上。火车终于开动了。
“总得说句告别的话吧，你这个石头人！”庞巴耶夫叫了起来，“这真不像话！”
“废物！傻瓜！”宾达索夫号叫起来，火车越开越快，所以他可以肆无忌惮地骂人，“守财奴！废物！穷得叮当两响的乡巴佬。”
最后一个名称，不知道是宾达索夫当场发明的呢，还是从别人那里转手而来的，总之它使得旁边那两个从事自然科学、最最高尚的年轻人大为欣赏，因为几天以后，这个名称就出现在当时在海德堡出版的，名叫《A tout venant je crache》！或是《上帝若不泄露，连猪都不会来吃》的俄文定期刊物上。
可是李特维诺夫仍旧一再念叨着原来那个字：烟、烟、烟！他想，现在海德堡有一百多个俄国留学生，他们学的是化学、物理、生理——别的方面听也不愿听……可是过上五六年，这批名教授的讲座上连十五个人也没有了……风向一转，烟就朝另一方一拥而去……烟……烟……烟！
将到夜半，他经过凯塞尔。难以忍受的愁闷和沉沉黑夜一起朝他猛烈袭来，他缩在车厢的一角哭起来。他久久地流着眼泪，这非但不能使心头轻松，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地撕裂着他的心。而就在此刻，在凯塞尔某旅舍里，发着高烧的达吉雅娜躺在床上，卡彼托琳娜·玛尔柯芙娜守在她身旁。
“达妮雅，”她说，“看在上帝面上，让我发个电报给格里戈利·米哈依洛维奇吧。让我去吧，达妮雅！”
“不，姑姑，”她回答，“不必了，别怕。给我点水，很快就会好的。”
果然，一周以后，她恢复了健康，于是两位女士又继续自己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