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有幸在古巴廖夫先生处见到您，”他说，“他没有给我们介绍，所以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就自我介绍一下：波图金，曾在圣彼得堡财政部任职的退职七等文官。希望您不会见怪……我，一般地说，没有这种贸然和别人攀谈的习惯……不过跟您嘛……”
说到这里波图金有些踌躇，叫侍者给他拿一小杯樱桃酒来。“壮壮胆。”他笑着添了一句。
李特维诺夫特别注意地看了看这张新面孔，这是今天碰到的所有那些新面孔里最后的一个。他立刻心里想：“这一个跟那些不一样。”
确实不一样。他面前坐着一个宽肩膀的人，两条短腿，上身宽阔，长满鬈发的头无精打采地低垂着，两道浓眉下是一双绝顶聪明而又非常忧郁的眼睛，线条分明的大嘴，不甚整齐的牙齿，还有一个被人称作“土豆”的纯粹俄国式的鼻子。他那两只纤瘦的手正依次抚摸着桌沿。这个人，外表看来有点笨拙，甚至粗野，但肯定不是一个平常的人。他衣着随便：老式的礼服穿在他身上像条麻袋，领带也歪在一边。李特维诺夫对他那种突如其来的信任不仅没有感到冒昧，反而暗自得意：不能不觉察到，这个人并没有跟生人纠缠的习惯。他给李特维诺夫的印象很奇特：在他心里激起了尊敬、同情，还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惋惜之情。
“这么说，我并没有打扰您？”他又说了一遍，声音柔和低沉，略带几分嘶哑，和他整个体形非常相称。
“哪儿的话，”李特维诺夫说，“相反，我很高兴。”
“真的吗？噢，那么我也很高兴。我听到不少您的情况，我知道您在研究什么，知道您的志愿。不错啊，怪不得您今天没有说话。”
“您好像也说得不多。”李特维诺夫指出。
波图金叹了一口气。
“人家已经说得够多了。我听着。那么，”他沉默片刻，然后有趣地扬起双眉，说道，“您喜欢我们这种乱哄哄的嘈杂吗？”
“真是乱哄哄的。您说得真妙。我始终想请教请教这些先生，他们这样忙忙碌碌，究竟为了什么？”
波图金又叹息一声。
“问题正在于此，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明白。若在过去的时代，就会这样说他们：‘他们哪，是崇高目的的盲目工具。’而现在，我们采用的形容词就更不客气。请注意，我一点也没有责怪他们之意，我只是想说，他们全都……就是说，几乎、几乎全都是些好人。就说苏汉奇柯娃太太吧，我知道她有许多优点：她把自己最后的钱财统统给了两个贫苦的侄女儿。即使她是出于好虚荣、爱出风头的动机吧，可您也得承认，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种惊人的自我牺牲，因为她自己并不富有啊！至于毕沙尔金先生那更是没得话说：他那区里的农民们一定会送给他一个西瓜般大的银杯，也许还有一张把他画成天使的圣像。虽然，他会在答谢词里说，他不配享有这种荣誉，但他说的不是真话：他完全应当享有这种荣誉。至于您的朋友庞巴耶夫先生，他的心非常好，他就跟诗人亚兹珂夫一样——据说，这位诗人捧着书本喝着白水，一边却在歌颂豪饮——虽然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事，但他仍是兴高采烈。渥罗希洛夫先生也是最善良的，跟他学校里所有的人，所有荣誉榜上有名的人一样，他确实是科学的传令官，文明的传令官，甚至连沉默的时候都有一种要辩论的神情，可他还那么年轻！是的，是的，这些人都非常优秀，可是毫无出息。原料都是第一流的，可是做出菜来不中吃。”
李特维诺夫越来越惊讶地听着波图金，他讲起话来不慌不忙，很有自信，无论从问题的提法，口气的转换，等等，都说明他不仅善于说话，而且愿意说话。
真的，波图金是既爱说又会说，不过，他像是一个已经被人生磨尽自尊的人，以哲学家的豁达在静静等候投合心意的机遇。
“是啊，是啊，”他带着他特有的，虽然沮丧但并不过分痛苦的幽默，又开口说起来了，“这一切都很奇怪。我还要提请您注意一点。譬如，若有十个英国人聚在一起，他们立刻谈起海底电报、纸张税、灰鼠皮的鞣制法，也就是说，谈论一些有益而明确的题目；若是十个德国人——唔，那么出现的当然是石勒斯物霍斯丁和日耳曼的统一；十个法国人聚在一起——那么不论怎样闪烁其词，谈话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风流韵事’；至于十个俄国人聚集一起嘛，立刻就出现这个问题——您今天有幸亲自证实了这一点——关于俄国的作用及前途的问题，而且非常泛泛，从丽达的蛋讲起，既无论据又无结论。他们把这个不幸的问题嚼来嚼去，像是小孩子嚼一块橡皮似的：既无滋味，又无好处。哦，当然啰，逢到这种场合总要谈到腐朽的西欧。想想看，竟有这等怪事！西欧，它在各方面都把我们打垮了——可还说是腐朽！如果我们真的是在藐视它也好，”波图金继续说，“否则这一切统统是空话和谎言。我们对它骂归骂，可是偏偏只尊重它的意见，也就是说，实际上是那些巴黎浪荡公子的意见。我有一个熟人，我看是一个好人，一家之主，已经不算年轻了。他有好几天情绪低落，因为他在巴黎的一家饭店里点了une portion de biftek aux pommes de terre，当时有一个真正的法国人喊道：‘Garon biftek pommes！’我的朋友羞得满脸通红！后来他到处叫：‘Biftek pommes！’而且还教别人也这么叫。咱们从草原来的年轻人走进巴黎妓院的不名誉的客厅时那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连娼妇看了都为之吃惊……我的老天！他们心想，我这是在什么地方？真是在安娜·黛丝里昂家里呀！”
“请您告诉我，”李特维诺夫问，“古巴廖夫对他周围的人们有着不可置疑的影响，您认为原因何在？是因为他的才华，他的能力？”
“不是，不是，先生。他压根儿没有这些东西……”
“那么是因为他的性格了，是吗？”
“他连这也没有，先生，可是他有坚强的意志力，先生。人所共知，我们斯拉夫人，这种东西并不富裕，因而只得在他面前低头。古巴廖夫先生想当首领，于是大家也就承认他是首领。这有什么法子呢？！政府把我们从农奴的依从地位上解放出来，谢谢他。但是奴性的习惯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我们不能迅速地摆脱它。我们处处事事需要主子。这个主子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某个活人，有时可能是一种统治我们的所谓思潮……譬如说，现在，我们大家都成为自然科学的奴隶了……我们为什么，凭什么理由，甘心做奴隶呢，简直使人猜不透。可见我们是天性如此。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得要有个主子。好，我们有了主子啦，这就是说，是我们的，于是我们就可以唾弃其余的一切了！纯粹是奴才！我们的骄傲是奴性的，谦卑也是奴性的。新的主子出现了——旧的就滚开！过去崇拜亚可夫，现在膜拜西道尔；打亚可夫的耳光，拜倒在西道尔脚下！您回想一下，这类勾当在我们这儿搞过多少次了！我们经常谈论否定，似乎否定是我们的优良特性。但即使我们在否定什么，也并不像一个挥舞宝剑的自由人，只是像一个拳打脚踢的奴才，而且还是奉了主子之命去打人的。是的，先生，我们也是柔顺的民族，想把我们攥在手心里并不难。古巴廖夫先生就是用这种办法成为我们的主人。他老在一点上凿了又凿，最后也就凿穿了。人们一瞧：这个人非常自负，他有自信，他能发号施令——最关键的是他能发号施令，于是他就是正确的，应该听从他。我们所有各种教派，无论是我们的昂努弗利耶夫教派还是阿库琳娜教派都是这样形成的。谁手里有棍子，谁就是首长。”
波图金两颊通红，眼睛却暗淡无神，真是怪事！他的话，虽然是辛酸的，甚而还有些狠毒，然而并不使人恼怒，更多的是引起哀伤，一种真挚而诚恳的哀伤。
“您是怎么认识古巴廖夫的呢？”李特维诺夫问。
“我早就知道他了，先生。您瞧，我们这儿还有一种怪事：例如，有那么一个文人，他整整一辈子写诗著文谴责酗酒，抨击专卖制度……可突然之间他自己买下两座酿酒厂，承包了上百家小酒馆——居然没事！换了别人，人们早把此人彻底消灭了，可对他，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就拿古巴廖夫先生来说吧，他又是斯拉夫主义者，又是民主主义者，又还是社会主义者，想是什么就是什么，可是他的产业，至今还是由他哥哥经管，这是一个老式地主，正是那种出名的爱动手的主人。再说那位苏汉奇柯娃太太吧，她硬让斯托夫人打坚捷列耶夫一记耳光，然而简直是跪倒在古巴廖夫面前。其实他又有些什么？无非是阅读了不少智慧的书本，而且钻得很深。至于他的口才，您今天可以自己判断。谢天谢地，他今天总算说得不多，还有点踌躇。因为若是他兴致好，高谈阔论，即使我这样有耐性的人，也会无法忍受的。他总是先开几句玩笑，然后大讲其不堪入耳的故事——是的，是的，我们伟大的古巴廖夫先生大讲其不堪入耳的故事，一边讲一边还猥亵地笑着……”
“您很有耐性吗？”李特维诺夫说，“相反地，我还以为……可以请教您的名字和父名吗？”
波图金呷了一小口樱桃酒。
“我叫索松特……索松特·伊凡诺维奇。为了纪念一个亲戚，一位大司祭，给我取了这么个绝妙的名字，我要感谢他的也就仅此而已。我，如果胆敢这样说的话，我家世代都是牧师。至于您怀疑我的耐性，其实大可不必：我很有耐性。我曾在亲叔叔，四品文官伊里纳尔赫·波图金手下干了二十二年。您知道他吗？”
“不知道。”
那可要祝贺您。不，我很有耐性。不过，‘让我们回到原来的题目上去吧’，像我那位可尊敬的教友，被判了火刑的大主教阿瓦昆所说的那样。我的同胞们使我惊讶，亲爱的先生。他们都灰心丧气，无精打采，可同时他们又满怀希望，稍微有点什么，就激动得要命。就拿这些斯拉夫主义者来说吧——古巴廖夫先生把自己也算在内——他们都是绝顶的好人，同时又是绝望与狂喜的混合物，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未来。一直在说：将来一切都会有的，会有的。可是现在什么也没有，在罗斯，整整十个世纪毫无创造，无论是在经营管理，在法庭，还是在科学、艺术，甚至手艺……可是别着急，耐心一点，一切都会有的。可为什么会有呢，请问？那是因为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虽然糟透了；可是人民……啊，这伟大的人民！您看见过农民的粗呢上衣吗？一切都出自于它。其他一切偶像都打倒，可是让我们坚信这件粗呢上衣吧。噢，万一这件粗呢上衣失败了呢？不，他决不会失败的，请您读读柯汉诺芙斯卡娅的小说吧，那真是令人大开眼界！真的，我要是个画家，我就要画这样一幅画：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站在一个农民面前，对他深深鞠躬：救救我吧，农民老哥，我已经病得快要死了；而农民呢，也对受过教育的人深深施礼：教教我吧，他说，绅士老爷子，我愚昧得快要死了。但是他们，当然啰，双方都在原地不动。其实只要真正的——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谦虚一些，从老大哥们那里少许借一些他们想出来的比我们早、比我们好的东西，而且向他们借用一点就成啦！仆役，noch ein Glschen Kirsch！您别以为我是酒徒，不过酒精能使我开怀畅谈。”
“您刚才讲了那一番话以后，”李特维诺夫微笑着低声说，“我就无须再问您属于哪一派，以及您对西欧的看法了。但是请允许我对您提一点意见。您刚才说，我们应当借鉴、效法我们老大哥们的经验。但是怎么能不考虑到气候、土壤、地区和民族特点等条件而去仿效呢？我还记得，我的父亲向布津诺普订购了一座功效优良的生铁簸谷机，这座簸谷机确实十分好——可是结果如何呢？整整五年搁置在棚子里，一点用处也没有，直到美国木制的簸谷机代替了它——这种木制的簸谷机跟所有的美国机器一样，更适合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习惯。索松特·伊凡诺维奇，不能瞎仿效啊。”
波图金抬起了头。
“我真没料到您会有这种反对意见，最尊敬的格里戈利·米哈依洛维奇，”他稍稍停顿一下，又说了起来，“谁在逼迫您瞎仿效呢？您采用别人的东西，并不是因为它是别人的，而是因为它适用于我们，所以您一定会考虑，一定会选择。至于说到结果嘛——那么您大可不必担心：它们的特点就在于能适应您刚才提到的地域、气候等条件。您只需提供良好的食品，人民的胃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消化它，当机体日趋健壮，它就会长出自己的果实。就以我们的语言为例吧。彼得大帝引进了成千上万的外来语：荷兰的、法国的、德国的，等等。俄国人民必须去熟悉这些词句所表达的概念，彼得毫不客气，老老实实地把这些词句大盆装，大桶盛，一股脑儿倒进我们的肚子。一开头，当然啰，简直像个怪物，可是后来——出现了我刚才对您说的那种消化过程。新的概念嫁接成活了，被吸收了。外来的形式逐渐消失，语言在自己本身之内找到了代替外来形式的东西，现在即使是您的恭顺的仆人——我这个极为平庸的作者，无论翻开黑格尔著作的任何一页，都能翻译出来——是的。先生，是的，先生，黑格尔的著作——而且不用一个非斯拉夫的词。应当希望在别的领域也能发生类似语言所经历的变化。全部问题在于——本性是否健壮？而我们的本性——没什么，承受得住：没有什么可伤脑筋的。唯有神经不健全的、病弱的民族，才会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独立而担忧。正如唯有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才会一讲到什么我们是俄国人呀就兴奋若狂。我非常关心自己的健康，但绝不因它而狂喜，因为不好意思，先生。”
“说得都对，索松特·伊凡诺维奇，”这回该李特维诺夫说话了，“可是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经受这种考验呢？这可是您自己说的，一开始简直像个怪物！哦——万一这种怪物一直保留下去呢？您自己也清楚，它是保留下来了。”
“不仅在语言方面——这可意义深长！这是我们的人民做的，不是我做的；他们注定要通过这种考验，这也不是我的过错。斯拉夫主义者大叫大嚷：‘德国人的发展是正常的，让我们也能正常的发展吧！’可是这种发展从何而来呢，因为我们民族最初第一个历史行动——从海外召来一位大公——就是不正确，不正常的，至今我们每一个人还在重复这种错误。我们每一个人还在重复这种错误，我们每一个人，哪怕一生中只有一次，肯定会对某些外来的、非俄罗斯的事物说：‘来呀，来管理我，统治我吧。’我可以同意这种说法：当我们把外来事物的本质装进自己的躯体时，绝不可能预先知道，我们装进去的是一块面包还是毒药？但是众所周知：从‘坏’进展到‘好’，向来不是通过‘较好’，而永远是通过‘较坏’的过程——毒药在医药上往往是有益的。唯有蠢汉和滑头才会扬扬得意然而彬彬有礼地指出，农奴解放以后农民更加贫困，取消专卖之后他们更加酗酒……只有经过‘较坏’才能走向‘好’！”
波图金伸手摸摸脸。
“您问过我对西欧的看法，”他又说了起来，“它使我吃惊，我对它的原则崇拜得五体投地，而且我毫不认为应该掩盖这一点。我早已……不，不久以前……从某个时候开始，我就不再害怕说出自己的信念了……是啊，您刚才也毫不犹豫地对古巴廖夫先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谢天谢地，我早就不去顾虑谈话对方的观点、见解和习惯了。从实质上来说，我觉得再也没有不必要的怯懦和可耻的阿谀奉承更坏的事了。您瞧我们有些达官贵人讨好一个在他眼里一钱不值的大学生，简直是逗弄他，像兔子似的向他奔跑过去。嗐，就算这位达官贵人如此举动是为了沽名钓誉吧，那么咱们这位老弟，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又为什么要虚与委蛇呢？是的，先生，是的，先生，我是西欧派，我崇拜西欧。说得准确点，这就是说，我崇拜高度的文化，正是我们这儿现在如此亲昵地拿来取笑的高度的文化——文明——对，对，这个词更好些，我全心全意地热爱文明，对它满怀信心，我没有，也不会有其他信仰。这个词：文——明（波图金一字一顿地说得清清楚楚）——又明确，又清楚，又神圣，其他所有的词，民族性啦，还有什么光荣啦，一股血腥气……上帝保佑！”
“哦，那么俄罗斯呢，索松特·伊凡诺维奇，您爱自己的祖国吗？”
波图金抬起手来抹了抹脸。
“我极端爱它，也极端恨它。”
李特维诺夫耸耸肩膀。
“这是老调，索松特·伊凡诺维奇，这是老生常谈。”
“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了不起？这有什么可怕的！老生常谈！我可知道许多好的老生常谈。比如说吧，自由和秩序——这是众所周知的老生常谈。照您看来，我们的什么官位等级、紊乱无章啦等更好？此外，难道那些使得许多年轻脑袋迷醉的句子——可鄙的资产阶级，souveraineté du peuple，工作权，等等，难道这些不是老生常谈？至于说到爱，跟恨是分不开的……”
“拜伦主义，”李特维诺夫打断他的话，“三十年代的浪漫主义。”
“您错了，对不起，先生。第一个指出这两种感情的混合的人是卡图尔，两千年之前的罗马诗人卡图卢斯。我是从他的作品里读到的，因为我稍懂一些拉丁语，这是由于，如果我胆敢这么表达的话，由于我家世代都是牧师的缘故。是的，先生；我对自己的俄罗斯，这个奇怪、可爱又可憎的亲爱的祖国，是又爱又恨。我现在离开了它，因为我在政府机关里坐了二十年的冷板凳，需要出来散散心。我离开了俄国，在此地感到非常愉快和快乐，但是我已经预感到，不久即将回去。俗话说，花园的土地虽然肥沃……但是野莓果在这里长不好！”
“在此地您觉得高兴，您觉得愉快，我也感觉不错，”李特维诺夫说，“虽然我是来学习的，但是并不妨碍我看到这一类玩意儿……”他指指两个过路的娼妇，身旁有几个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说起话来口齿不清的跑马俱乐部的成员；他还指指赌厅，尽管天色已经很晚了，依旧是水泄不通。
“有谁告诉您，我对这些熟视无睹呢？”波图金接着说，“不过请原谅我，您的意见使我回忆起克里米亚战争中我们那些倒霉的新闻记者，他们扬扬得意地指责英军指挥失策，其实这是《泰晤士报》自己揭露过的。我本人并不是乐观主义者，我绝不至于用玫瑰色来看待全人类，看待我们整个人生，这出以悲剧告终的喜剧。但是为什么要把那些也许是生根于我们人的本性之中的东西偏偏去硬加给西欧呢？这赌场确实不像话，呣，可我们土生土长的赌博的骗局莫非更好看些？不，敬爱的格里戈利·米哈依洛维奇，咱们还是更谦虚一点，平静一点吧：一个好学生能够发现自己老师的错误，但是恭恭敬敬地保持沉默，因为正是这些错误对他有所裨益，使他走上大道。如果您一定想用腐朽的西欧作为消遣的话题，那么您瞧，正好珂珂公爵骑着马小步跑过来了。他一定在那张绿呢桌上，一刻钟之内输掉了从一百五十个家庭压榨出来的代役金，他很爱激动，此外，我今天看见他在玛尔克斯的书店里翻阅一本维里奥的小册子……您可以找他谈谈，他挺合适……”
“别忙，别忙，”李特维诺夫看见波图金要从座位上抬起身来，急忙说道，“我跟珂珂公爵一点不熟，再说，我当然宁愿跟您谈谈……”
“非常感谢您，”波图金打断了他的话，站起身来，微微一鞠躬，“不过，我已经跟您谈了不少了，也就是说，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在谈。而您，显然，您自己也能发现，一个人老在独自夸夸其谈，总觉得有点难为情，不大自在。特别是初次见面：瞧，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下次再见吧……我，再重复一句，能够认识您，我感到非常高兴。”
“等等，索松特·伊凡诺维奇，至少也请告诉我，您住在哪儿，您是否打算在这儿长住？”
波图金似乎有点厌烦了。
“我在巴敦还要耽搁一个星期，其实，我们可以在这儿会面，在韦伯，或是在玛尔克斯。或者还是我去看您吧。”
“总之我应该知道您的住址。”
“好的。不过，我并非独自一人。”
“您结婚了？”李特维诺夫突然问道。
“不，哪儿的话……为什么这样说呢？……不过有个姑娘跟我在一起。”
“啊！”李特维诺夫摆出一副客气的样子，道歉似的在嘴里哼了一声，垂下了眼睛。
“她才六岁，”波图金接着说，“她是孤儿……一位夫人……我的一位好朋友的女儿。我们还是在这儿碰头的好。再见，先生。”
他把帽子低低地压在长满鬈发的头上，疾步走去，在通往李赫顿泰勒林荫道的煤气灯光暗淡的小路上，他的身影闪现了一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