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晚上和第二天上午，我是在一种苦闷的麻木中度过的。我记得，我试图用功学习，拿起凯达诺夫的书，但这著名教科书排得稀疏的字行和篇页徒劳无益地从我眼前闪过。“尤利乌斯·恺撒以作战英勇著称”，这句话我一连读了十遍，但一点也不明白，最后把书扔下。午饭前，我又往头发上擦了油，又穿上了常礼服，系上了领带。
“干吗要这样？”母亲问，“你还不是大学生，天知道你能不能考取。而且，你的短上衣穿得很久了吗？总不能把它扔了！”
“有客人要来。”我几乎绝望地小声说。
“真是胡说！这算什么客人！”
只得服从。我脱去常礼服，换上了短上衣，但没有摘下领带。午饭前半小时，公爵夫人和她女儿就到了；老太太在我已经熟悉的那件绿色连衣裙外面又加上一条黄色的披肩，头上戴了一顶有火红色带子的旧式包发帽。她马上谈起她的期票，不停地叹息，埋怨自己穷，抱怨不休，但一点也不拘礼：仍然那样大声地嗅鼻烟，仍然那样随便在椅子上转来转去坐不安稳。她好像根本没想过她是公爵夫人。但是，琦娜伊达态度十分严肃庄重，甚至近乎傲慢，像一位真正的公爵小姐。她脸上露出了冷峻、庄重的神情——我简直认不出她了，认不出她的目光、她的微笑，但即使在这种新的面貌中，我也觉得她非常美。她身上穿着一件淡蓝色花纹的薄薄的巴勒吉纱罗连衣裙，她梳着英国发式——一缕缕长长的发卷沿着两腮垂下；这一发型同她脸上冷冰冰的表情恰好相配。吃午饭的时候，我父亲坐在她身旁，以他特有的优雅而稳重的礼貌态度关照他的女邻。他不时看看她——她也不时看看他，但目光是那么古怪，那么充满敌意。他们的谈话是用法语进行的；我记得，琦娜伊达发音的纯正使我感到惊奇。餐桌上，公爵夫人依然毫不拘礼，吃得很多，夸奖菜做得好吃。母亲显然被她折磨苦了，用一种忧郁的轻慢态度回报她；父亲不时微微皱起眉头。母亲也不喜欢琦娜伊达。
“这是个骄傲的女孩子，”第二天她说，“她像真了不起似的有什么好骄傲的——avec sa mine de grisette！”
“你大概没见过轻佻的姑娘。”父亲对她说。
“真得感谢上帝！”
“当然得感谢上帝……不过你怎么能对她们做出判断呢？”
琦娜伊达根本不理睬我。吃过午饭不久，公爵夫人便起身告辞。
“我就指望你们的保护了，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和彼得·瓦西利奇。”她拖着长腔对父亲和母亲说，“有什么办法！有过好时光，但已经过去了。瞧，我虽是个公爵夫人，”她令人讨厌地笑着补充说，“要是没有吃的，还要什么面子。”
父亲恭恭敬敬地向她鞠了个躬，送她到前厅门口。我穿着太短的上衣站在那里，低头看着地板，像个被判了死刑的罪犯。琦娜伊达对我的态度彻底把我摧垮了。而我又感到多么惊奇：她经过我身边的时候，眼里含着先前那种亲切的神情，很快地小声对我说：
“晚上八点钟到我们家来，听见了吧，一定要来……”
我只是摊开了双手——但她已经把白头巾戴到头上走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