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辆旧的客货两用车，挂着明尼苏达州的车牌子，开进了窗前的停车场。一男一女坐在前座上，两个男孩坐在后面。七月，气温有一百度以上。这几个人的样子就像是刚打了败仗，挨了一顿鞭子似的。车里面挂着衣服，各种各样的手提箱和盒子堆在后面。后来，我和哈利算了算，自从明尼苏达州的那家银行没收了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小卡车、拖拉机，还有那些农具和几头母牛后，车里的这些东西就是他们剩下的全部家当了。
这几个人在车里坐了一会儿，像是正在镇静下来，重新鼓起勇气。我们公寓里，空调开到了最大的风量。哈利在后面除草。车里面，坐在前座上的女人和男人谈了几句什么，一起下了车，向公寓的前门走过来。我轻抚自己的头发，确定它不是乱糟糟的后，一直等到他们按了两次门铃，才开开门，让他们进来。
“你们是想找公寓吧？”我说，“进来吧，里面凉快。”
我带他们走进客厅。客厅是我工作的地方，我就在这儿收房租、写收据，和当事人交谈。我也给别人剪头发。我管自己叫发型设计师。我的名片上就是这么写的。我不喜欢美容师这个词，太老派。我在客厅的一角放了椅子，烘干机可以从椅背后面拉出来。几年前，哈利还装了个洗头池。椅子旁边，我摆了张桌子，放上些杂志。杂志是旧的，有的连封面都没影儿了。但人们的脑袋套上烘干机后，什么东西都看得下去。
那个男的说出了他的名字。
“我叫霍利斯。”
他告诉我她是他妻子，但她只是看着自己的指甲，没有看我。她和霍利斯也不坐下。他说，他们对带家具的套房感兴趣。
“你们几个人？”我只是习惯性地顺嘴问了句。我知道他们有几个人。我看见后座上坐着两个男孩。二加二得四。
“我，她，还有两个男孩，一个十三岁，一个十四岁。他们住一个房间，他们一直那样。”
她的手臂抱在一起，拉着上衣的袖口，盯着椅子和水池看，就好像以前从没见过一样。可能，她真的没见过。
“我也给人剪头发。”我说了句。
她点点头，然后看了一眼我的“祈祷树”。那上面就剩下五片叶子了。
“它是需要浇水了。”我走过去，摸着一片叶子说，“这周围的所有东西都缺水。这儿的空气里也缺水分。赶上好时候，一年才能下三次雨。但你们会习惯的。我们已经被逼得习惯了。不过，我们的房间都是带空调的。”
“这儿要多少钱？”霍利斯想知道。
我告诉了他。他转过身，看她怎么想。但也有可能他只不过是看着墙壁。她没有看他一眼。“我想，我们得麻烦您带我们去看看房间。”他说。我便拿了17号房的钥匙，和他们一起走了出来。
我先是听见了哈利的声音。
然后才看见他出现在楼之间，跟在电动割草机后面，穿着百慕大短裤和T恤衫，戴着他在诺伽勒斯买的草帽。他的时间花在除草和一些小小不言的维修工作上。我们为同一家公司工作，富尔顿·特拉斯有限公司。这地方归他们所有。要是有什么大件坏了，比如空调出了问题，或是水暖设备发生了故障，我们有一张单子，列满了可以求助的电话。
我挥了挥手。我不得不这样。哈利一只手松开割草机的扶手，向我打了招呼。然后，他把前额上的帽檐向下一拉，重新聚精会神地干他的活儿。这边割到了头，他就转个方向，向着街道那边割回去。
“那是哈利。”我得喊出来，他们才能听得见。
我们从楼的侧门走进公寓，爬了几级楼梯后，我问：“霍利斯先生，您是做哪一行工作的？”
“他是种地的。”她回答。
“不再是了。”
“这边的农场可不多呀。”我随意说了句。
“我们以前在明尼苏达有个农场，种小麦，也养点儿牲口。霍利斯还懂马。只要是关于马的事儿，他都门儿清！”
“那是没错，贝蒂。”
这下，我明白了个大概：霍利斯失业了。虽然这不关我的事，而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后来发现，的确是这样——我也只能替他们难过。但当我们在一套公寓门前停下时，我还是不得不说：“如果你们决定好了，得先交第一个月和最后一个月的房租，再加上一百五十块钱押金。”说这些的时候，我看着楼下的游泳池，有人正坐在折叠躺椅上，也有人泡在水里。
霍利斯用手背擦了擦脸。哈利的割草机噼里啪啦地开走了。更远的地方，有辆车在佛得街上飞驶而过。两个男孩已经下了车，其中一个立正站着，腿并在一起，手放在两旁。但就在我看他的时候，他开始上下扑腾自己的胳膊，跳着，像是要腾空飞走一样。另一个男孩蹲在车左边，练着正压腿。
我扭过身看着霍利斯。
“咱们进去看看吧。”他说。
我转动钥匙，开了门。就是一个带家具的小两居室，最常见的那种。霍利斯在厕所里待了一会儿，试了试抽水马桶。他看着，直到水槽里重新灌满水为止。过了一会儿，他对那个女人说：“咱们可以睡这间。”他是在说那间能看见外面泳池的卧室。在厨房里，那个女人扶着水槽旁边的台子，盯着窗外看。
“那就是游泳池。”我说。
她点点头。“我们以前也住过一些带泳池的汽车旅店。但有一个游泳池，他们在里面放的氯气实在是太多了。”
我等着她往下说。她却打住了。我也想不出有什么可说的。
“我想，我们别再浪费时间找别的地方了。就要这个吧。”霍利斯一边说，一边看着她。这次，她看了看他，点点头。他从牙齿缝里喘出口气。她也没闲着，打起了榧子。她一只手还扶着水池旁边的台子，另一只手已经不住地打起榧子来。吧嗒，吧嗒，吧嗒，就像在叫她的狗，或是想引起谁的注意。然后，她停了下来，用指尖划着台面。
我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霍利斯也是一样。他的脚动了动。
“我们回办公室吧，把事情敲定下来。”我说，“我很高兴啊。”
我是真的高兴。每年这个时候，我们总有很多空房，这几个人看上去还靠得住、信得过，只不过是运气不好罢了，这可没什么丢人现眼的。
霍利斯付的是现金：头一个月的，最后一个月的，还有一百五十块押金。我看着他点着五十美金面额的钞票。虽然他肯定没见过很多这样的钞票，但还是像老朋友似的管它们叫“美国格兰特”。我出了收据，交给他两把钥匙，说：“您都齐了。”
他看了看钥匙，递给她一把。
“好了，我们到亚利桑那了。你从没想过还会来亚利桑那看看吧，是不是？”
她摇摇头，摸着一片“祈祷树”的叶子。
“缺水了。”我说。
她松开叶子，转向窗那边。我走到她身旁。哈利还在割草，只不过现在割到楼前面来了。因为刚才提到过种地的事儿，我突然想象着哈利身前的机器是一架耕犁，而不是他那台“布莱克和戴克”牌的电动割草机。
我看着他们从车上卸下盒子，箱子，还有衣服。霍利斯抱着什么东西，有皮带从上边耷拉下来。我愣了一会儿，才看出来那是个勒马的笼头。
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做点什么。我什么都不想干，便把那些“格兰特”从钱匣子里掏出来，其实我是刚把它们放进去的，但就又拿了出来。这些从明尼苏达来的钞票，谁知道下周它们会跑到哪里去呢？可能会去拉斯维加斯。我对拉斯维加斯的了解，不过是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点东西，加一块儿也就芝麻粒那么点儿吧。我可以想象得出，这些“格兰特”中有一张会摸着路跑到怀基基海滩去，或是别的地方，迈阿密，纽约，或是新奥尔良。我想着其中的某一张钞票在狂欢节中转手。这些纸币啊，它们可能会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们，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我用钢笔在老格兰特的宽脑门上，用印刷体工工整整地写上了我的名字：玛吉。我在每一张上面都写了。就在他的厚眉毛上面。人们会在消费的时候，停下来，琢磨琢磨：这个玛吉是谁？对，他们会问自己：谁是玛吉呢？
哈利从外面走进来，在我的水池里洗了手。他知道我不喜欢他这么做，但他不管，照洗不误。
“那几个从明尼苏达来的人，”他说，“那些瑞典人，他们离家可真够远的。”他用纸巾擦干了手。他希望我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他。但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长得不像瑞典人，说话也不像。
“人家不是瑞典人。”我告诉他。但他表现的就像没听见我说的话一样。
“那他是干什么的？”
“农民。”
“你怎么知道？”
哈利摘下帽子，放在我的椅子上，手挠着头发。他看了看草帽，又戴上了。他最好用胶水把它粘在头上算了。“这地方可没多少农场。你告诉他这个了吗？”他从冰箱里拿出一听汽水，坐在躺椅上，拿起遥控器，按了什么东西，电视咝咝叫着打开了。他又按了几下上面的按钮，才找到他想看的，是个医院的节目。“除了种地，瑞典人还干什么？”
我不知道，所以我什么都没说。哈利已经开始看电视节目，他可能都忘了刚才问我的问题。警报响起来。我听见轮胎的尖叫。屏幕上，一辆救护车在急救室的入口前停了下来，红色的顶灯闪烁着。一个男人跳出来，跑过来拉开了后面的门。
第二天，男孩们借了浇水用的软管，从里到外地洗那辆客货两用车。不一会儿，我就看见那个女人开车出去了。她穿了高跟鞋和一套很好的衣服。我猜她是去找工作了。过了一阵，我看见男孩们穿着游泳衣，在泳池那儿折腾起来。其中一个从池沿上跃进水里，潜泳一直游到了对面，喷着水柱从里面跳起来，甩着脑袋。另一个男孩，就是前一天练压腿的那个，在泳池的另一边，趴在一块浴巾上。那男孩一直游着，从泳池的这头游到那头，再从那头游回这头，摸一下墙壁，轻轻踹一下，掉转头。
还有两个人也在外面，坐在休闲椅上，在泳池的两边遥遥相对。其中一个叫欧文·科布，在“丹尼斯”里当厨子。不过他管自己叫斯帕兹，人们也习惯叫他斯帕兹了，而不叫他欧文或是别的什么绰号。斯帕兹五十五岁，秃顶。他看上去已经像块牛肉干了，但还总想多晒点儿太阳。现在，他的新老婆，琳达·科布，在K超市里上班。斯帕兹上晚班。他和琳达·科布总是能安排好他们的工作时间，凑到周末一起休息。
康尼·诺娃坐在另一张椅子上，正抬起上身，往她的腿上抹防晒膏。她几乎是光着的，只有袖珍的两件套泳装盖在身上。康尼·诺娃是个送鸡尾酒的女招待，六个月前和她那所谓的未婚夫——一个酒鬼律师——一起搬进这儿的。不过，她已经把那个人甩了。现在她和一个长头发的大学生住一块儿。我碰巧知道那个名叫里克的大学生现在不在这儿，去看他父母去了。斯帕兹和康尼都戴着墨镜。康尼的便携收音机正开着。
斯帕兹一年前左右搬进来的时候，刚刚离了婚。不过，当单身汉还没几个月，他就娶了琳达，一个红头发，三十多岁的女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碰到一块儿的。
两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斯帕兹和他的新太太请我和哈利一起去他家做客，斯帕兹做了一顿很不错的晚餐。饭后，我们坐在他们的客厅里，拿着大玻璃杯喝甜甜的饮料。斯帕兹问我们想不想看家庭录像。我们说，当然了。斯帕兹就支起了屏幕和放映机。琳达·科布又给我们倒了些那种甜饮料。我跟自己说，看看也无妨吧？斯帕兹开始给我们放那段录像，是拍他和他死去的老婆去阿拉斯加旅行的事，刚开头是那个女人在西雅图上飞机。斯帕兹一边控制放映机，一边给我们讲解。死者那时有五十多岁，虽然有点儿胖，但仍很漂亮。她的头发很好。
“那是斯帕兹的前妻，”琳达·科布说，“就是第一任科布夫人。”
“她叫伊夫琳。”斯帕兹说。
第一任夫人在屏幕上待了很久。这样一边看着她，一边听他们谈论这个人，很有意思。哈利冲我使了个眼神，我知道他也有些想法。琳达·科布问我们还想不想再喝一杯，或是再吃点儿杏仁饼干。我们都说够了。斯帕兹又谈起他的第一任科布夫人。她还站在飞机的入口处，乘客们不得不绕过她才能登机。她微笑着，嘴一动一动地说着什么，但你能听见的只是胶片穿过放映机的声音。她一直冲着摄像机挥手，一直冲着坐在斯帕兹客厅里的我们挥手。她挥了又挥。每次第一任科布夫人出现在屏幕上，新任科布夫人都会说：“伊夫琳又来了。”
斯帕兹的录像本来可以放一整晚，但我们说我们得走了。哈利编了个借口。
我想不起来当时他是怎么说的了。
康尼·诺娃仰面躺在椅子上，墨镜盖住了半张脸，腿和肚皮都油光锃亮的。搬进来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她办了一次聚会，不过她管那叫为新房“暖暖房”。那时，她还没有把那个律师轰走，还没有和那个长头发的好上。她请了哈利、我，还有一大帮人。我们去了，但不在乎还有谁会去。我们在门边上找了个地儿坐下，一直坐到走也没动窝。不过，我们总共也没待多久。康尼的男朋友搞了一个幸运抽奖，奖品是为办理离婚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谁离都不要钱。他递给大家一个盆，谁要是想的话，就从里面抽一张卡片出来。盆传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大家都笑起来，我和哈利交换了一个眼神。我没拿。哈利也没拿。但我看见他往盆里瞟了一眼那堆卡片，然后摇了摇头，把盆传给旁边的人。
连斯帕兹和新任科布夫人都各抽了一张卡片。获奖的卡片在背面写着“持此票据者可免费办理一次‘非争议性离婚’”，后面是律师的签名和日期。那个律师是个醉鬼，但我还得说，日子也不能是这个过法啊。除了我们，所有人都把手伸进了那个盆里，好像那真的很好玩似的。抓到获奖卡片的女人还拍起手来，就像这是个什么游戏节目。“天哪，这可是我第一次赢点儿东西呀！”她居然这样叫了起来。有人告诉我，她的丈夫是个当兵的。不知道她现在还和那个当兵的在一起，还是已经离了婚，因为康尼和那个律师分道扬镳后，康尼·诺娃的朋友也变成了新的一拨人。
抽奖刚完，我们就出来了。我们给大家留下不太说话的印象，两个人中只有一个人很蹩脚地说了句：“我不敢相信我看见了我以为我看见的东西。”
可能是我说的吧。
过了一个星期，哈利问我，瑞典人——他是说霍利斯——找没找到工作。我们刚吃完午饭，哈利拿着一听汽水，坐在椅子上，还没来得及把电视打开。我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等着看他还有什么要说的。不过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摇了摇头，像是在想什么事儿。之后，他按下了按钮，电视就变活了。
那个女人倒是找到了工作，在一家意大利餐馆里当招待员，跟这儿隔着几条街。她不坐班，干完中班就回家，晚餐的时候再去做晚班，成天进进出出的。男孩们整天游泳，霍利斯一个人待在公寓里面不出来，不知道都在屋里做些什么。有一次，给那女人理发的时候，我和她聊了聊。她告诉我，她高中刚毕业，就做了招待员。她就是在餐馆里遇见霍利斯的。那还是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地方，她给他送上了几块薄煎饼。
那天早上，她从楼上走下来，问我能不能帮她个忙。她想叫我帮她在中班后整理整理头发，赶在晚班前弄好。我能干吗？我跟她说，我得查查我的时间表。我请她进屋来，外面肯定已经是一百度以上了。
“我知道这是个临时通知，”她说，“我昨天晚上下班回来，一照镜子，看见我的发根都露出来了，我就跟自己说：‘我需要做做头发了。’除了你这儿，我不知道还能去哪儿做。”
我找到了星期五，八月十四号，那一页上什么都没写。
我说：“我两点半能做，要不三点也行。”
“三点吧。”她说，“那我现在得赶紧走了，否则就迟到了。我的老板可是大浑蛋。待会儿见啊。”
两点半的时候，我跟哈利说，我有个顾客要来，他得到卧室里去玩他的棒球游戏。他抱怨了几句，但还是卷起电线，把一整套东西推到后面，关上了门。我确定一切准备就绪了。我把杂志放到好拿的地方，坐到烘干机旁边，打磨起自己的指甲来。我穿着玫瑰色的制服，就是我剪头发时总穿的那件。我一边不时地抬起头看看窗口，一边继续锉指甲。
她从窗口旁经过，按响了门铃。
“进来吧，”我喊，“门没锁。”
她上班穿的黑白相间的制服还没脱。我发现我们都穿着制服。“请坐，亲爱的，咱们开始吧。”她看了看那个指甲锉，我解释说，“我也给人修指甲。”
她坐下来，深吸了一口气。
我说：“头向后靠，对，就这样。现在，闭上眼吧，好吗？放松点儿。我先给你洗洗头，然后从发根染起。你能待多久？”
“五点半以前我就得回去。”
“没问题，我们做得完。”
“我可以在班上吃饭。但我不知道霍利斯和孩子们的晚饭怎么办。”
“你不在，他们也能过。”
我打开热水时，发现哈利把一些土和草蹭在水池里。我把它们擦干净后重新开始。
我接着说：“要是他们想的话，可以走到街那头，去那家汉堡包店吃饭，那也不坏呀。”
“他们才不会去呢。再说，我也不希望他们非得去那儿才行。”
我没再多说话，这又不关我的事。我准备好洗发液，弄出了一团不错的泡沫，开始工作。洗完了头，冲洗干净，又做好发型后，我给她罩上了烘干机。她闭着眼，我想她可能是睡着了，便拿起她的手。
“不用修指甲。”她睁开眼，手抽了回去。
“没事儿，亲爱的。修指甲，第一次都免费。”
她把手递给我，拿了一本杂志，放在大腿上。“他们都是他的孩子，”她说，“他前妻生的。我碰到他的时候，他已经离了婚。不过我爱他们就像爱我自己的孩子。我太爱他们了，爱得不能再爱了，就算是他们的亲妈妈，也不会比我爱得再多一点了。”
我把烘干机调低了一挡，好让它只发出很低很轻的声音。我继续修剪她的指甲。她的手放松下来。
“十年前的新年那天，那个女人甩下霍利斯和男孩们，跑了。他们再也没听过她的消息。”我看得出来，她想跟我聊这些事。我不介意。来做头发的人只要坐在椅子上，都喜欢聊天。我接着用着那个指甲锉。
“霍利斯离了婚。那之后，我们开始一起出去玩，后来就结了婚。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有自己的生活，虽然起起落落，有好有坏吧，但我们觉得还是朝着什么目标努力干着。”她摇摇头，接着说，“但后来出事了。我是说，霍利斯出事了。主要是他喜欢上了马。特别是有一匹马，他买了下来，你知道，先交点儿首付，然后每个月再付贷款。他把它带到了赛马场。他还是每天天没亮就起床，跟往常一样，干点儿杂务之类的活儿。我以为什么事都挺好的。但我其实什么都不知道。说真的，招待员的工作，我做不好。我想只要我给那些意大利人一点儿借口，或是根本什么理由都不用，他们就随时都可以炒掉我。要是我给解雇了怎么办？以后怎么办？”
我说：“别担心，亲爱的。他们不会解雇你的。”
没多久，她就拿起了另一本杂志，但没有翻开，只是拿着它，继续对我说：“先不管那些，接着说他那匹马，‘胖贝蒂’。叫它贝蒂只是为了好玩。但他说，只要叫了我的名字，那匹马就肯定能赢。好，大赢家。但其实呢，每赛必输。每一次比赛！‘贝蒂没戏’，当初它应该叫这个才对。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去看过几次比赛。那匹马的赔率总是九十九比一。几率就是这样。但霍利斯除了顽固，没别的本事。他就是不认输，在那匹马身上赌了又赌。二十块赌它赢。五十块赌它赢。再加上养它花的钱。我知道听起来好像没多少，但积少成多呀。而且当赔率是那样的时候——你知道，九十九比一——有时他会买张联合券，他常问我知不知道要是那匹马赢了的话，我们能赚多少钱。但它赢不了，我也就不再去看了。”
我接着干我的，精神集中在她的指甲上。“你的指甲很好，”我说，“看你的指甲盖，看见这些小月牙形的东西了吗？那表明你的血液很好。”
她把手抬起来，离得很近地看。“你怎么知道的？”她耸了耸肩膀，又把手伸给我。她还没说完呢。“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辅导员把我叫进了办公室。所有女生她都叫，每次一个。那个女人问我：‘你有什么梦想？十年以后，你希望会做什么？二十年以后呢？’那时我十六七岁，还是个孩子呢，我想不出来该怎么回答。我就像个傻子一样坐在那儿。那个辅导员有我现在这么大岁数。我觉得她老了。我跟自己说，她老了。我知道她这辈子已经过了一半了。我那时觉得自己知道一些这个老女人不知道的事，一些她永远也不会明白的事。一个秘密，谁也不应该知道，不应该说的事。所以我只是摇摇头，安静地坐着。她肯定把我当成一个笨蛋了。但我什么都不能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觉得我知道一些她猜都猜不着的事儿。要是现在有人再问我那个问题，关于我的梦想之类的，我会回答他们的。”
“你会怎么说，亲爱的？”我拿起了她的另一只手，但没有修剪指甲，只是拿着，等着听她说。
她在椅子上向前蹭了蹭，想把手抽回来。
“你会怎么跟他们说呢？”
她叹了口气，向后靠过来，任凭我拿着她的手。“我会说：‘梦啊，你知道，不过是你从中惊醒的东西。’这就是我要说的。”她抚平了大腿上的裙子，接着说，“要是有人问的话，我就会这样说。不过，没人会问的。”
她出了口气，问我：“还要多久？”
“快了。”我说。
“你不会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
“我知道。”我说。我把凳子拉到她腿跟前，开始告诉她，我们搬到这儿以前是什么样子，而现在仍然是什么样子。偏偏地，哈利挑了这个时候，从卧室里走出来。他没看我们。我听见卧室里电视正叽叽喳喳地叫着。他走到水池那儿，打了杯水，头向后仰着喝了一口，喉结上下移动着。
我挪开了烘干机，摸了摸她两侧的头发。我稍稍拉起一缕鬈发。
我说：“亲爱的，你看起来像个全新的人了。”
“我不就希望这样吗？”
每天，男孩们还是整天地游泳，一直游到了开学。贝蒂继续她的工作，但再也没回来做头发。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可能是她不喜欢我的手艺。有时，我躺着睡不着，身旁的哈利倒死死地睡得像块磨盘，我试着把自己想象成贝蒂。真不知道，如果处于她的境地，我会怎么办呢？
九月和十月的第一天，霍利斯都派一个男孩来付房租。他还是付现金。我从男孩手里接过钱，当着他的面数清楚，开出收据。霍利斯也找到了一个什么工作。反正，我猜他是找到了。每天他都开着那辆客货两用车出去。我看见他一大早就走，傍晚才回来。而贝蒂总是十点半经过我的窗前，下午三点回来。如果看见我，她会冲我轻轻地挥手，但她不笑。五点的时候，我又会看见她走回餐厅。过一会儿，霍利斯就开着车回来。他们就这样，一直到了十月中旬。
这期间，霍利斯夫妇认识了康尼·诺娃和她的长发朋友里克。他们也遇到过斯帕兹和新任的科布夫人。有时，周日下午，我能看见他们几家都坐在泳池周围，手里拿着饮料，听着康尼的便携收音机。哈利说，有一次，他在楼后面的烤肉区看见过他们，也都穿着泳装。哈利说，那个瑞典人的胸脯像头牛一样。哈利说，他们吃热狗，喝威士忌。他说他们都醉了。
那天是个周六，晚上十一点多。哈利躺在椅子上睡着了。过一会儿，我就得起来，把电视关了。我知道，等我关的时候，他准会醒过来。“你干吗把电视关了？我正看着呢。”他就会这样说。他总是这样说。反正，现在电视还开着呢。我头顶着卷发夹子，腿上放着杂志。偶尔，我会抬起头看看，但哪个节目都看不下去。
他们全在外面，围在泳池周围，斯帕兹，琳达·科布，康尼·诺娃，那个长发男人，还有霍利斯和贝蒂。我们有规定，晚十点以后就不能进泳池区了。但今晚，他们可不管什么规定不规定的。哈利要是醒过来，会出去说几句。我倒觉得他们乐一乐也没什么关系，只是现在到了该打住的时候。我不时地站起来，走到窗户边上。除了贝蒂，所有人都穿着游泳衣。贝蒂还穿着制服，但鞋已经脱了。她手里拿着玻璃杯，和剩下的人喝在一起。我一直拖着没关电视。
后来，有人喊了起来，另外一个也边起哄，边笑起来。我看见霍利斯喝光了酒，把玻璃杯放在泳池边。他走到那个顶上有凉亭的小屋前面，拉过一张桌子，爬了上去。不费吹灰之力，他就撑到了房顶上。我想，他还真是够壮的。那个长发男人鼓起掌来，好像要为霍利斯欢呼叫好。剩下的人也都嗷嗷地叫着。我知道我必须出去制止他们了。
哈利歪倒在椅子上，电视还开着。我轻轻推开门，走出来，在身后带上了门。霍利斯还站在房顶上。他们正撺掇他。他们说“跳啊，你能行”、“别肚皮先砸在水上”、“我谅你也不敢”之类的话。
我听见了贝蒂的声音：“霍利斯，想清楚你在干什么呢！”霍利斯只是站在那儿，站在房檐上。他看着下面的水，像是正在计算他需要多长的助跑才能跳进去。他向后一直退到房檐边上，往手上吐了口唾沫，擦了擦手。斯帕兹叫着：“行了，哥们儿！现在就跳吧。”
我看见他砸在了泳池的边沿。我也听见他砸在地上的声音。
“霍利斯！”贝蒂尖叫着。
他们都跑到他身边。等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坐了起来。里克正扶着他的肩膀，冲着他大喊：“霍利斯！哎，伙计！”
霍利斯额头上裂了个口子，目光呆滞。斯帕兹和里克把他扶到了椅子上。有人递给他毛巾。霍利斯拿着毛巾，就像不知道该拿它做什么一样。又有人递给他饮料。但霍利斯也不知道该拿饮料怎么办。人们一直跟他说着话。霍利斯用毛巾擦了脸，然后把毛巾拿开，看着上面的血。他只是看着，就像什么都不明白一样。
“让我看看。”我绕到他跟前。情况不妙。“霍利斯，你怎么样？”霍利斯只是看了看我，眼神消散了。“我觉得他最好赶快去急诊。”我说这话时，贝蒂看着我，摇着头。她又看了看霍利斯，又给他一块毛巾。我想，她还清醒。剩下的人都喝醉了。说他们喝醉了，都是夸他们呢。
斯帕兹接着我的话说：“咱们送他去急诊室吧。”
里克说：“我也去。”
“咱们都去。”康尼·诺娃说。
“咱们最好一起去。”琳达·科布说。
我又喊了一次他的名字。“霍利斯。”
“我不能去。”霍利斯说。
“他说什么？”康尼·诺娃问我。
“他说，他不能去。”我告诉她。
“去哪儿？他说什么呢？”里克也想知道。
“再说一遍？”斯帕兹说，“我没听见。”
“他说他不能去。我猜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呢。你们最好送他去医院。”我冲他们说完，想起了哈利和那条规定。“你们不应该待在这儿的。任何人都不许。我们有规定的。现在，快走吧，送他去医院。”
“咱们送他去医院吧。”斯帕兹说，就像这是他刚刚想出来的主意。他可能是醉得最厉害的一个。首先，他站都站不直了，摇摇晃晃的。而且他一再抬起脚，又放下去。泳池旁，灯光从上面照下来，他的胸毛一片雪白。
“我去开车，”那个长发男人这么说，“康尼，给我车钥匙。”
“我不能去。”霍利斯说。毛巾已经挪到了他的腮帮子那儿，但裂口在他的额头上。
“把那块带毛圈的浴巾给他。他不能就这样去医院呀。”琳达·科布说，“霍利斯！霍利斯，是我们呀。”她等了等，从霍利斯的手里拿过那杯威士忌，喝了一口。
我能看见有人站在自家窗口前，看着下面的骚乱。灯亮起来。“睡觉去！”有人喊。
最后，那个长发男人把康尼的Datsun从楼后面开到了泳池跟前。大灯亮着，发动机轰鸣。
“天哪，都回去睡觉去！”同样的人又喊了一遍。更多的人走到窗台前。我以为哈利随时都会从里面生气地走出来，戴着草帽。但后来我想，不会的，他会一直睡下去的。就把哈利忘了吧。
斯帕兹和康尼·诺娃从两边架着霍利斯。霍利斯走不直了，七扭八歪的。一部分原因是他醉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刚才的那一下子把他给摔坏了。他们先把他放进车里，然后都挤了进去。贝蒂是最后一个上车的。她不得不坐在别人腿上。车开走了。刚才喊着让大家睡觉的那个人，重重地关上了窗户。
接下来的一整个星期，霍利斯都没出门。我想贝蒂肯定是辞了工作，因为我再没看见她从窗前经过。有次看见男孩们从门前路过，我就走出来，直截了当地问他们：“你们父亲怎么样了？”
“他把脑袋摔伤了。”其中一个回答说。
我等着，希望他们能说得详细点儿。但他们没有。他们耸耸肩，带着他们的午餐饭袋和文件夹，上学去了。后来，我有点儿后悔没有问问他们继母的情况还好不好。
我在外面看见霍利斯的时候，他缠着绷带，站在他家阳台上。他连头都没有点一下，就像我是个陌生人，就像他不认识我，或是不想认识我一样。哈利说，霍利斯对他也是这样。他不太高兴。“他是怎么回事？”哈利想知道。“可恶的瑞典人。他的脑袋怎么了？有人用皮带抽他了，还是怎么的？”哈利说这些的时候，我什么都没说。我根本不搭理他。
后来那个星期天，我看见一个男孩抱着个盒子走出来，放进那辆客货两用车。他走回来，上了楼。不一会儿，就又抱着一个盒子走下来，也放进了车里。那时，我明白他们准备搬家了。我没跟哈利说。反正，很快他就会知道的。
第二天早晨，贝蒂派一个男孩带下来一张便条，说她很抱歉，但他们不得不离开了。她给了我她妹妹在印第欧的地址，说我们可以把押金寄还到那里。她指出，他们租期截止前八天就会搬走，但房租已经付了。虽然他们没有按规定提前三十天通知我们，但她还是希望会有退款之类的补偿。她说：“万分感谢。也谢谢你那次替我做头发。”她在最后签上了“诚挚的，贝蒂·霍利斯”。
我问男孩：“你叫什么名字？”
“比利。”
“比利，请告诉她，我真是很难过。”
哈利看了她写的便条，说要是他们能看见富尔顿·特拉斯还给他们钱，那才是见了鬼呢。他说，他不理解这些人。“这些人活着，就像是这世界欠着他们一样。”他问我他们要去哪儿？我真是一点都不知道。可能回明尼苏达吧。我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哪里？但我又想他们不会回明尼苏达了。我想他们会去别的地方，碰碰运气。
康尼·诺娃和斯帕兹坐在椅子上，还是老地方，游泳池的两侧。他们不时会看看霍利斯家的男孩们搬东西出来，抱到车上。然后霍利斯自己胳膊上挂着一些衣服，走出来。康尼·诺娃和斯帕兹大声叫着，冲他挥手。霍利斯看着他们，就像不认识他们一样。接着，他举起了没拿东西的那只手。只是举起了手，仅此而已。他们又挥了挥手。霍利斯也挥了起来。他一直挥着手，等到他们停下来后还挥着。贝蒂下了楼，捅了捅他的胳膊。她没有挥手。她连看都没看那些人。她跟霍利斯说了点什么，接着走到车那边。康尼·诺娃重新躺在椅子上，够着便携收音机，调高了音量。斯帕兹拿着太阳镜，看着霍利斯和贝蒂，端详了好一会儿，然后把镜腿别在耳后，坐在休息椅上，继续努力把自己老皮革一样的身体晒成褐色。
最后，他们把东西全装好，可以上路了。男孩们坐在后面，霍利斯坐在方向盘后，贝蒂紧挨着坐在他的右边。一切就像他们第一次开进来的时候一样。
“你看什么呢？”哈利问。
他正歇着。坐在椅子上，看电视。他站起来，走到窗户边。
“噢，是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去哪儿，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些瑞典人都疯了。”
我看着他们开出停车场，拐弯上了一条会把他们带上高速路的公路。我又看了看哈利。他在椅子上坐下，拿着一听汽水，戴着他的草帽，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或是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一样。
“哈利？”
但是，当然，他没听见我叫他。我走过去，站在他的椅子前面。他吃了一惊，不知道那是怎么了。他向后靠着，就坐在那儿，看着我。
电话响了起来。
“接电话，去呀。”
我没搭理他。我干吗搭理他呢？
“那就让它响着吧。”他说。
我去找了个拖把，几块抹布，S.O.S牌的肥皂，还有一个水桶。电话不响了。他还坐在他的椅子上，但把电视关了。我拿着万能钥匙，走出来，上楼来到了17号房。我开开门，穿过客厅，走进了他们的厨房——曾经是他们的厨房。
灶台已经擦过了，水池和壁橱也是干净的。我把清洁用品放在炉灶上，去看了一眼厕所。情况不坏。没什么东西百洁丝对付不了的。然后我推开了那间能看见泳池的卧室的门。百叶窗已经拉了起来，床上的被褥已经撤了下来，地板亮得发光。我大声说了句：“谢谢了！”不管她去哪儿，我都祝她好运。“祝你好运，贝蒂。”办公桌的一只抽屉开着，我走过去把它关上。在抽屉里面的角落里，我发现了那个勒马的笼头，就是霍利斯刚来的时候，拿进来的那个马笼头。可能是他们匆忙之中把它忘了。但也可能不是。也可能是他们故意留在这儿的。
“马笼头。”我跟自己说。我把它拿到窗边，借着亮光看它。没什么特别的，只不过是个老旧的深色皮革做的马笼头。我不太懂这种东西。但我知道其中一部分是要放在马嘴里的。那部分叫马嚼子，金属做的。缰绳从马头上过来，一直到马脖子那里，用手勒着。骑马的人向这边或是那边拉拉缰绳，马就扭过头，调转方向。容易得很。马嚼子又重又凉。要是你不得不把这东西咬在牙齿之间，我猜你就会马上明白了。当你感觉到它拉动你的时候，你会知道，时候到了，你会知道，你要去某个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