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帕克林第一个开口说,“我们已经到过十八世纪了,现在让我们直接跳进二十世纪去!戈卢什金是那么进步的人,我们不好把他算在十九世纪里面。”

“怎么,你认识他吗?”涅日丹诺夫问道。

“他是个名满全球的人;我说:‘让我们跳进’,我的意思是跟你们一块儿去。”

“这是什么意思?你不认识他吗?”

“是这样吗!你们难道认识我那对‘鹦鹉’吗?”

“可是你给我们介绍了的!”

“那么你给我介绍就成了。你们同我之间是不可能有什么秘密的——戈卢什金又是个爽快的人。你瞧着,他看见一个新面孔,一定很高兴。在我们这儿C省里,不大讲究礼节!”

“不错,”马尔克洛夫咕噜道,“你们这儿的人的确不客气。”

帕克林把脑袋摇晃了两下。

“您这大概是说我吧……没有办法!我是应当挨骂的。不过我说,我的新相识,请您把您那暴躁脾气引起的忧郁思想暂时抛开一下!最主要的……”

“我的新相识先生,”马尔克洛夫急躁地打岔道,“让我也给您……一个警告:我从来没有跟人开过任何玩笑,今天更受不了!您怎么会知道我的脾气呢?(他特别用力说出这个“气”字。)明明在不久以前我们才第一次见面。”

“好,等一等,等一等,不要动气,不要发誓。不用这样我也相信您,”帕克林说,他又向着索洛明:“喂,您,”他提高声音说,“您,连那位有洞察力的菲穆什卡也说您是个冷静的人,您的确有一些令人安心的作用,请问我是不是有一点儿叫人不愉快、或者乱开玩笑的心思?我只要求跟你们一块儿到戈卢什金那儿去,而且我对别人也不会有害的。马尔克洛夫先生脸色发黄,又不是我的错。”

索洛明起初耸了耸一只肩头,随后又耸另一只肩头,这是他的习惯,他不能够马上决定怎样回答别人问话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做的。

“不用怀疑,”他后来说,“您,帕克林先生,您不会对别人有害,您也没有那样的心思;您为什么不能到戈卢什金那儿去呢?我想,我们在那儿也会跟在您亲戚家里一样地过得很愉快,而且还是一样地有益处。”

帕克林伸着手指头指点他。

“啊!我看您也是不怀好意的!不过您也要到戈卢什金那儿去吧,是吗?”

“我当然去。反正今天这一天是完了。”

“好吧,那么,en avant,marchons!到二十世纪去!到二十世纪去!涅日丹诺夫,你是个进步的人,你带路!”

“很好,我们走吧;不过你不要老是讲同样的俏皮话,省得我们以为你的俏皮话快说光了。”

“不会光的,还有很多给你们留着呢!”帕克林高兴地答道,他急急地走到前面去了,据他自己说,他不是在跳跃,他是在“瘸着走”。

“这位先生倒很有意思,”索洛明说,他挽着涅日丹诺夫的胳膊走在帕克林的后面,“要是他们把我们全送到西伯利亚去——千万不要这样!——还有一个人来给我们开心的!”

马尔克洛夫默默地走在最后。

这个时候在戈卢什金的家里人们正在用尽方法安排一顿“阔气的”或者“考究的”午饭。做了一样很油腻的、味道很坏的鱼汤;还准备了种种的“热馅饼和酱汁肉”——(戈卢什金虽是“旧教派”,他却是一个站在欧洲文化顶点上的人,喜欢吃法国菜,还雇了一个俱乐部的厨师,这个厨师因为不爱干净被那儿开除了出来);最重要的是拿出了几瓶香槟酒用冰镇起来。

主人用他特有的那些笨拙的装腔作势、匆忙的样子和接连的傻笑来欢迎我们这几个年轻人。果然不出帕克林所料,他见到帕克林非常高兴;他问起:“他是我们的人吗?”可是他不等回答,自己又嚷起来,“啊,不用说!他一定是的!”随后他便告诉他们,他刚刚从那个“怪物”省长那儿回来,省长老是拿什么鬼知道的慈善机关的事情麻烦他……戈卢什金究竟是在夸耀他晋见了省长的光荣呢,还是高兴自己居然在进步的年轻人面前骂了省长,这个却是无法断定的。随后他又把他先前讲过的那个新同志介绍给他们。这个新同志究竟是谁呢?原来就是这天早晨报告什么事情的那个头发十分光滑、患肺结核病、下巴朝前撅的小个子,戈卢什金的管事,戈卢什金叫他做瓦夏。“他不善于讲话,”戈卢什金同时把五根指头伸出来指着他说,“可是对我们的事情是非常忠心的,”瓦夏只是鞠躬,红脸,眨眨眼睛,露出牙齿笑笑,他做得这么难看,又是叫人无法断定:他究竟是一个粗俗的傻瓜呢,还是——正相反——十足的骗子和滑头。

“好吧,请用饭吧,各位,请用饭吧。”戈卢什金口齿不清地说。他们先吃了不少的小吃,然后在席前坐下来。刚刚喝过了鱼汤,戈卢什金就吩咐开香槟。冻过的酒像薄冰一样地从瓶颈滴到举着的酒杯里。“为我们……我们的事业干杯!”戈卢什金大声说,他同时向着仆人眨眨眼,点点头,好像在告诫他们,在外人面前应当小心尽职!新同志瓦夏还是不讲话,他坐在他的椅子边上,始终做出卑躬屈节的样子,这同他的老板所说的他对他非常忠心的信仰完全不协调,不过他喝起酒来倒是拼命的!……别的人都在谈话,这其实是主人同帕克林两个人讲话;特别是帕克林。涅日丹诺夫心里很烦;马尔克洛夫带着恼怒和忿恨的表情,和他在苏博切夫家里的时候一样地厉害,不过是另一种样子;索洛明在旁边观察。

帕克林很开心!他那聪明的谈吐叫戈卢什金非常高兴,戈卢什金一点儿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小瘸子”不停地在他邻座的涅日丹诺夫的耳边讲着批评他戈卢什金的最恶毒的话!他还以为帕克林是一个老好人,可以让他随意“玩弄”……他喜欢他,一半是因为这个缘故。要是帕克林坐在他身边,他就会用手指头戳戳他的肋骨,拍拍他的肩头;现在他只好隔着桌面对他点点头,脑袋朝他的方向摇摇摆摆……可是在涅日丹诺夫和他的中间坐着的首先就是马尔克洛夫,“那片乌云”,其次还有索洛明。然而帕克林每讲一句话,戈卢什金总要大笑一次,他甚至没有听见话就先笑起来,并且拍自己的肚皮,露出他那发青色的牙床。帕克林不久就看出来他要听些什么话,于是开口骂起一切来(这是他最擅长的),——任何事同任何人他都骂到了:保守派、自由党、官吏、律师、行政长官、地主、地方自治会议员、国会议员、莫斯科、彼得堡!

“是,是,是,”戈卢什金附和道,“不错,不错,不错,不错!譬如我们这儿的市长,就是不折不扣的驴子!一个十足的笨蛋!我跟他讲了一两件事情,可是他什么也不懂;他跟我们那位省长一样糟!”

“您那位省长是个傻瓜吗?”帕克林问道。

“我对您说:他是驴子!”

“那么您注意到没有,他讲话用喉音,还是用鼻音?”

“您这是什么意思?”戈卢什金有点儿莫名其妙地问道。

“您难道不知道吗?在我们俄国高等文官全用喉音讲话;我们的高等武官全用鼻音讲话;只有最高级的官员才同时用喉音和鼻音讲话。”

戈卢什金哈哈大笑起来,连眼泪都掉下来了。

“是,是,”他口齿不清地说,“他用鼻音讲话……他是个武官。”

“哼,你这个笨蛋!”帕克林心里想道。

“在我们这儿什么都是腐败的,不管你到哪儿,都是一样,”戈卢什金停了片刻又嚷起来,“什么都是腐败的,什么都是!”

“最尊敬的卡皮通·安德列伊奇,”帕克林加重语气地说,——可是他刚才还对涅日丹诺夫小声说过:“他为什么老是动他的胳膊,好像他的上衣胳肢窝底下太紧了似的?”——“最尊敬的卡皮通·安德列伊奇,相信我的话,敷衍的办法现在是不中用了!”

“什么敷衍的办法!”戈卢什金突然止住笑,带了一种凶狠的表情大声叫起来,“现在只有一件事情:全都连根拔起!瓦西卡,喝呀,你……你!”

“我在喝呢,卡皮通·安德列伊奇。”管事答道,他把一杯酒倒下喉咙去了。

戈卢什金也“咕嘟一下子喝光了”。

“他怎么忍下去的?”帕克林低声对涅日丹诺夫说。

“习惯嘛!”涅日丹诺夫答道。

可是喝酒的不止是管事一个人。渐渐地众人都有了酒意。涅日丹诺夫、马尔克洛夫,甚至索洛明都渐渐地参加了谈话。

涅日丹诺夫起初怀着一种鄙视的心情,一种恼恨他自己的心情,因为他不能坚持到底,白白地浪费了时间,他又发起议论来,他说现在不再是讲空话的时候了,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他甚至说起已经找到的地盘!!他说到这里一点儿也不觉得自相矛盾,却要求他们给他指出来目前存在的可以信赖的现实的要素,——他说他看不见它们。“不管你怎样努力,社会没有同情,人民没有觉悟。”不用说,没有人回答他;并不是因为回答不出来,却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发表自己的意见。马尔克洛夫讲起话来就像在打鼓,离不掉他那低沉的、含怒的、又固执、又单调的声音(“完全像在砍卷心菜一样,”帕克林说)。他究竟在讲些什么,这是不大容易懂的;在他短短地停顿一下的时候,可以听见“炮兵”这个字眼从他的嘴里出来……他大概在说他所发现的炮兵组织的缺点。德国人和副官也得到了处罚。连索洛明也说等待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什么事也不做地空等,另一种是一边等、一边把事业向前推动。

“我们不需要渐进派。”马尔克洛夫不高兴地说。

“以前的渐进派都是从上面来的,”索洛明说,“我们要试试从下面做起。”

“不需要,见他的鬼!不需要,”戈卢什金起劲地附和道,“应当一口气干,一口气干!”

“就是说您想从窗里跳出去吗?”

“我要跳!”戈卢什金喊叫起来,“我要跳!瓦西卡也要跳!只要我发出命令,他就会跳出去!喂,瓦西卡?你要跳的,是不是?”

管事喝光了一杯香槟。

“卡皮通·安德列伊奇,您到哪儿,我也跟到哪儿。我怎敢有别的想法?”

“啊,这才好!不然我会叫你绝对服从的!”

不到一会儿工夫,醉汉们说的话就出现了一片混乱。“巨大的”叫嚣和呼喊响成了一片。各种各样的词句就像灿烂发光的初雪雪花在温暖的秋空中回旋飘舞一样,它们在戈卢什金家饭厅的燥热空气里旋转,起落,互相推挤,词句就是这些:进步、政府、文学;租税问题 、教会问题、妇女问题、法庭问题;古典主义、现实主义、虚无主义、共产主义;国际派、教权派、自由派;资本、行政、组织、团体、甚至结晶!这种叫嚣正是戈卢什金非常喜欢的;在他看来这就是本质的东西。他胜利了。他好像在说:“我们在这儿!让开路,不然我要杀掉你!……卡皮通·戈卢什金来了!”管事瓦夏后来喝得大醉,鼻子响个不停,并且对他面前的盘子讲话,突然像发狂似地大声叫起来:“初级中学校——是什么鬼东西呢??!”

戈卢什金突然站起来,发紫的脸往后仰,在他这张脸上,粗暴、专制和得意的表情中还奇怪地掺杂了一种类似暗中疑惧甚至恐怖的表情,他叫吼起来:“我再贡献一千吧!瓦西卡,去拿来!”瓦西卡小声答道:“太好了。”帕克林脸色苍白,满头是汗(他在这最后一刻钟里面,醉得和管事一样),他突然从座位上跳起来,把两只手举得高过了头,断断续续地说:“贡献!他说:贡献!啊!神圣的字眼给亵渎了!牺牲!没有一个人敢于升得像你这么高,没有一个人有力量执行你交给他的任务,至少我们这儿几个人是不成的,——这个任性胡闹的家伙,这个混蛋钱包,张开它的大肚皮,漏出一点点卢布来,便高声大叫:‘贡献!’他还想别人给他道谢;他还等着一顶桂冠——这个下贱东西!”戈卢什金或者是没有听见帕克林的话,或者是听见了却没有懂它的意义,再不然便是把这番话当作笑话看,因为他接着又嚷起来:“不错!一千卢布!卡皮通·安德列伊奇的话是——神圣的!”他突然把手伸进他的侧袋里去。“钱在这儿,这是现款!装到袋里去吧;要记住卡皮通!”他每逢兴奋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就会像小孩一样用第三人称称呼他自己。涅日丹诺夫把扔在满是酒迹的桌布上的钞票拾了起来。现在用不着等待什么了,并且时间也不早了,他们都站起来,拿起各人的帽子走了。

他们到了露天里,大家都觉得脑袋发晕,特别是帕克林。

“嗯,现在我们到哪儿去呢?”他吃力地说。

“我不知道你们要到哪儿去,”索洛明答道,“不过我要回家了。”

“到工厂吗?”

“到工厂。”

“现在,在晚上,还步行吗?”

“为什么不呢?这儿既没有狼,没有强盗,我的腿又没有毛病,可以走路。夜里走路倒凉快。”

“可是有四里路呢!”

“就是五里我也不在乎。朋友们,再见!”

索洛明扣好上衣,拉下便帽盖到前额,点燃一根雪茄,迈着大步顺着大街走了。

“你往哪儿去呢?”帕克林又问涅日丹诺夫。

“我到他那儿去。”涅日丹诺夫指着马尔克洛夫说,马尔克洛夫抄着双手,动也不动地站在一旁。“我们这儿有马和车子。”

“好吧,好极了……我呢,老弟,我到‘绿洲’去,到福穆什卡和菲穆什卡那儿去。老弟,你知道,我要对你讲什么话?这儿,那儿都是荒唐……只是十八世纪的荒唐比二十世纪的荒唐更接近俄罗斯的现实生活。各位,再见;我喝醉了……请不要见怪。让我再讲一件事!世上再找不出……一个比我妹子斯南杜里娅更好的女人;然而她是——一个驼背,并且叫斯南杜里娅。世界上的事都是这样!她应当起这样的一个名字。你们知道圣斯南杜里娅是谁吗?这是一位有美德的女人,她经常探监牢,给犯人医伤,给病人治病。好吧,再见!再见,涅日丹诺夫,——可怜的人!还有你,军官……哼!孤僻的人!再见!”

他摇摇晃晃地跛行着,朝着“绿洲”慢慢地走去。马尔克洛夫和涅日丹诺夫一块儿走到他们寄放马车的驿站那儿,吩咐把马套好,半个小时以后,他们便坐在车上沿着公路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