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田原近郊山上到东京，路程相当长。错了几回路，耗掉了时间。我开的二手车当然没有导航系统。ETC仪器也没安装（保有放茶杯的地方恐怕都必须谢天谢地）。最初找到小田原厚木公路入口都费了一番周折。后来尽管从东名高速公路上了首都高速公路，但路上异常拥堵。于是决定在三号线涩谷出口下来，经青山大街开往四谷。一般道路同样混杂，致使从中选择合适的行车路线成了登天作业。找到停车场也不容易。世界似乎逐年沦为麻烦场所。
在四谷的画材店买完所需物品，装进后备厢，把车停在雨田公司所在的青山一丁目附近时，我已累得一塌糊涂。简直就像终于找到城里亲戚的乡下老鼠。时针已划过午后一时，比约定时间晚了三十分钟。
我走到他工作的公司的前台，请对方叫出雨田。雨田当即下来。我为自己的迟到致歉。
“不用介意。”他无所谓似的说，“餐馆也好这里的工作也好，这点儿时间还是能通融的。”
他把我领去附近意大利餐馆。位于一座小楼地下的餐馆。看情形他是常客，服务生见了，什么也没说就把我们领去里面一个小单间。没有音乐，不闻人声，安安静静。墙上挂着相当不赖的风景画：绿岬青空，白色灯塔。作为题材固然无足为奇，但能够让看的人产生“去那样的地方看看或许也不坏”的心情。
雨田要白葡萄酒，我点了巴黎水（Perrier）。
“往下要开车回小田原的，”我说，“路程相当了得。”
“的确。”雨田说，“不过么，和叶山啦逗子啦比起来要好得多！我在叶山住了一段时间，夏天开车在那里和东京之间往返，简直就是地狱。路给来海边玩的人的车堵得死死的。一去一回就是半天工作。在这点上，小田原方面路并没挤到那个程度，轻松快乐。”
食谱拿来，我们点了午间套餐。新鲜火腿前菜、芦笋色拉、海螯虾意面。
“你也终于有了想正经画画的心情。”雨田说。
“怕是因落得一人，没必要为了生计画画了吧！也就上来了想为自己画画的兴致。”
政彦点头说：“任何事物都有光明面。哪怕云层再黑再厚，背面也银光闪闪。”
“一一绕到云层背面去看也够麻烦的。”
“也罢，只是作为一种理论说说。”雨田说。
“另外，也许是住在山顶房子的关系。的确是适于集中精力画画的环境，无可挑剔。”
“啊，那里安静得不得了，基本无人来访，不分心。对于一般人是有些过于寂寞，但对于你辈，就没问题——我是这样看的。”
房间门开了，前菜端上桌来。摆盘子时间里，我们默不作声。
“而且，那间画室的存在可能也有很大作用。”服务生离开后我说，“那个房间，觉得好像有什么让人想画画。有时感到那里是房子的核心。”
“以人体来说就像是心脏？”
“或者像意识。”
“Heart and Mind。”政彦说，“不过么，说实话，对那个房间我是有点儿头痛的。那里实在浸染了太多的那个人的气味，甚至现在都满满充溢着那种气息。毕竟父亲住在那里时几乎整天闷在画室不动，一个人默默画画来着。而且对于孩子，那里是绝对靠近不得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场所。也许因为那种记忆还残留下来的关系，即使去那里，也至今都尽可能不靠近画室。你也当心才好！”
“当心？当心什么？”
“当心别让父亲的魂灵那样的东西附在身上。毕竟是魂灵强大的人。”
“魂灵？”
“说魂灵也好，或者说像气那样的东西。他是个气流很强的人。况且那东西说不定经年累月之间已经把特定场所熏染得透透的了，像气息粒子似的。”
“被附在身上？”
“附在身上这个说法或许不好，反正是受某种影响吧！被那个场的力那样的东西。”
“会不会呢？我不过是看房子的，何况又没见过你父亲。所以不至于感觉出什么负担也有可能。”
“是啊！”说着，雨田啜了口白葡萄酒。“说不定因为我是至亲才格外敏感的。再说，如果那种‘气息’对你的创作欲望产生促进作用，那就再好不过了。”
“那么，你父亲身体还好？”
“啊，没有什么特不好的地方。毕竟九十都过了，不能说身体有多好，脑袋正无可避免地走向混沌。但拄着手杖能好歹迈步，食欲有，眼睛牙齿也都正常得可以。一颗虫牙也没有，肯定比我牙齿还结实。”
“记忆消失得厉害？”
“噢，几乎什么都记不得了，连作为儿子的我的长相都差不多想不起来了。父子啦家人啦那样的观念已不复存在。自己和他者的区别恐怕都已模糊不清。换个想法，这样子说不定利索了，反而轻松也未可知……”
我边喝倒在细杯里的巴黎水边点头。雨田具彦如今甚至自己儿子的长相都想不起来。维也纳留学时代发生的事，更应忘去九霄云外。
“尽管这样，刚才说的气流那样的东西仍好像留在本人身上。”雨田深有感慨地说，“很有些不可思议啊！过去的记忆几乎荡然无存，而意志力那样的东西仍顽强存留下来。这点一看就知道。到底是气场强的人。儿子我没能继承那样的资质，多少有歉疚之感，可那是奈何不得的。人各有与生俱来的器，并非仅仅有血缘关系就能继承那样的资质。”
我扬起脸，再次正面看他的脸。雨田如此直抒胸臆是极少有的事。
“有了不起的父亲想必是很让人吃不消的事。”我说，“我全然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我的父亲是个不怎么起眼的中小企业经营者。”
“父亲有名，当然有占便宜的时候，但有时也没多大意思。从数量上说，没意思的可能稍多一点儿。你不懂这个是幸运的，可以自由自在自主地活着。”
“看起来你倒是自由自在自主活着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罢，雨田把葡萄酒杯在手里转来转去，“而在某种意义上不是那样。”
雨田具有相当敏锐的审美感觉。从大学出来后在一家中坚广告代理公司工作，现在拿相当高的薪水，看上去作为快乐的独身者自由享受都市生活。但实际如何，当然我也不知道。
“关于你父亲，有件事想问一下。”我提起正题。
“什么事呢？那么说，连我都对父亲所知无多。”
“听说你父亲有个叫继彦的弟弟。”
“啊，父亲的确有个弟弟——相当于我的叔叔。但这个人很早就去世了，那还是日美战争开始前……”
“听说是自杀……”
雨田脸上约略现出阴云。“哦，那大体算是家族内部秘密。不过一来是陈年旧事了，二来有一部分已经传了出去。所以说也怕没什么要紧。叔父是用剃刀割腕自杀的，才刚刚二十岁。”
“自杀的原因是什么呢？”
“何苦想了解那种事？”
“想了解你的父亲，就这个那个查阅了很多资料。结果走到了这一步。”
“想了解我的父亲？”
“看你父亲画的画，查阅履历过程中，渐渐来了兴致。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就想更详细地了解一些。”
雨田政彦隔桌注视我一会儿，然后说道：“好吧！你对我父亲的人生有了兴致，这也有可能是有意义的事。你住在那座房子里怕也是某种因缘。”
他喝了一口白葡萄酒，开始讲述。
“叔父雨田继彦当时是东京音乐学校的学生，据说是有天分的钢琴手。对肖邦和德彪西得心应手，将来被寄予厚望。从自己嘴里说出是不合适，但家庭血统似乎表现在艺术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才华。啊，尽管程度有别。不料大学在校期间，二十岁时被征兵了。为什么呢？原因是大学入学时提交的缓征兵役文件有疏漏。只要好好提交那份文件，就暂且可以免征，而且往下也好通融。毕竟祖父是地方上的大地主，在政界也有门路。然而事务性手续总好像出了差错。对于本人也是如水灌耳。问题是系统一旦启动，就轻易停不下来。总之被不由分说地抓进部队，作为步兵部队的士兵在内地接受基础训练后被送上运输船，在中国的杭州湾登陆。当时哥哥具彦——总之是我的父亲——在维也纳留学，师从当地有名的画家。”
我默默听着。
“叔父体格不壮实，神经细腻，一开始就明知忍受不了严厉的军队生活和血腥的战斗。况且从南九州征集兵员的第六师团以粗野闻名。所以得知弟弟被意外抓进部队送去战场，父亲很是痛心。我的父亲是次男，性格争强好胜刚愎自用。但弟弟是在被疼爱中长大的小儿子，性格老实懦弱。而且作为钢琴演奏者必须经常注意保护手指。因此，保护小三岁的弟弟免受种种外压是父亲从小以来的习惯。即承担监护人那样的职责。然而现在远在维也纳，再担心也无济于事。只能通过不时寄来的信了解弟弟的消息。”
战地寄出的信当然受到严格检查。但也是因为是要好兄弟，他能够从压抑的行文读取弟弟的心理活动——根据巧妙伪装的语境，得以大致推测和理解本意。其中也包括弟弟的部队从上海到南京一路历经激战，途中反复进行无数杀人行为、掠夺行为之事，以及神经细腻的弟弟通过那样的诸多血腥体验而遭受的深重的心灵创伤。
他所在的部队占领的南京市区一座基督教堂有一架极漂亮的管风琴，弟弟在信中写道。管风琴完好无损地剩留下来。但接下去关于管风琴的长长的描写被检查官之手用墨水整个涂黑（基督教堂管风琴描写何以成为军事机密呢？就这个部队而言，责任检查官的检查标准相当莫名其妙。理所当然应该被涂的危险部分往往视而不见，而无甚必要涂黑的地方每每被涂得漆黑一片）。因此，弟弟是否得以演奏教堂的管风琴也不了了之。
“继彦叔父一九三八年六月结束一年兵役，马上办了复学手续。但实际上没能复学，在老家房子阁楼里自杀而死。剃须刀磨得很锋利，用来割了手腕。钢琴演奏者自行切割手腕，必定需要非同一般的决心。因为即使得救，恐怕再也弹不成钢琴了。发现时阁楼成了血海。他自杀一事对外严密封锁，表面上被处理为死于心脏病或什么病。
“继彦叔父因战争体验而心灵深受伤害，神经分崩离析——在任何人眼里这都明明白白是自杀原因。毕竟，一个除了弹一手好钢琴别无他想的二十岁青年被投入死尸累累的南京战场。若是现在，会被认定为精神创伤，但当时是彻底的军国主义社会，根本没有那样的术语和概念。而仅仅以性格懦弱、没有意志力、缺乏爱国精神处理了事。在当时的日本，那种‘软弱’既不被理解，又不被接受，单单作为家族耻辱而埋葬在黑暗之中。如此而已。”
“没有遗书什么的？”
“遗书有。”雨田说，“相当长的遗书留在他自己房间的书桌抽屉里。较之遗书，似乎更接近手记。上面绵绵不断写了继彦叔父战争中的体验。看过遗书的只有叔父的父母（即我的祖父母）、长兄和我父亲这四人。从维也纳回来的父亲看完后，遗书在四人的注视下烧了。”
我什么也没说，等他继续下文。
“父亲绝口不提遗书内容。”政彦继续道，“一切都作为家庭黑暗的秘密封存起来——打个比方——好比拴上铅坠沉入深深的海底。不过只有一次，父亲喝醉的时候对我讲了大致内容。那时我还是小学生，第一次得知有个自杀的叔父。至于父亲对我讲那番话是由于确实喝醉了而松开嘴巴，还是因为早有打算迟早告诉我，这不清楚。”
色拉盘子被撤掉，海螯虾意面端了上来。
政彦拿着餐叉，以严肃的眼神注视片刻，像是在检验为特殊用途制作的工具。而后说道：“喂，坦率地说，不太想边吃饭边讲这个话题。”
“那，讲别的好了！”
“讲什么？”
“尽可能远离遗书的。”
我们边吃意面边讲高尔夫。我当然没打过高尔夫，身边打过高尔夫的人也一个都没有。规则都几乎概不知晓。但政彦有工作上的应酬，近来常打高尔夫。也有解决运动不足这个目的。花钱买齐了用具，每到周末就去高尔夫球场。
“你肯定不知道，高尔夫这玩艺儿是彻头彻尾奇妙的游戏。那么变态的体育运动基本没有。同其他任何运动都毫无相似之处。甚至称为体育运动都好像相当勉强，我以为。然而奇怪的是，一旦习惯了它的奇妙，回头路就看不见了。”
他滔滔不绝讲起高尔夫比赛的奇妙性，披露了五花八门的奇闻逸事。政彦原本就是个会讲话的家伙。我一边高兴地听他讲一边吃饭，两人久违地谈笑风生。
意面盘撤下，咖啡端来后（政彦谢绝咖啡，又点了白葡萄酒），政彦返回原来话题。
“是说到遗书吧，”政彦语气陡然郑重起来，“据我父亲说，遗书中记述了继彦叔父砍俘虏脑袋的情形，非常生动详细。当然，作为士兵不带什么军刀，日本刀什么的以前也从未拿过。毕竟是钢琴手。就算能读复杂的乐谱，砍人刀的用法也一无所知。但是上级军官递过一把日本刀，命令砍掉俘虏脑袋。虽说是俘虏，但一没穿军服二没带武器，年龄也相当不小了。本人也说自己不是当兵的。只不过是把那一带的男人们随便抓来绑上杀害罢了。查看手掌，有粗糙硬茧的，就是农夫，有时候放掉。但若有手柔软的，就视为脱掉军服企图混作市民逃跑的正规军，不容分说地杀掉。作为杀法，或者用刺刀刺，或者用军刀砍头，二者必居其一。如果附近有机关枪部队，就令其站成一排砰砰砰集体射杀。但普通步兵部队舍不得子弹（弹药补给往往不及时），所以一般使用刃器。尸体统统抛入扬子江。扬子江有很多鲇鱼，一具接一具把尸体吃掉。以致——真伪程度不清楚——据说当时扬子江里因此有肥得像小马驹般大的鲇鱼。”
“上级军官递军刀给叔父，要他砍俘虏脑袋。那是个刚从陆军士官学校出来的年轻少尉。叔父当然不愿意做那种事。但若违背上级军官的命令，事情可就非同小可，单单制裁是不能了事的。因为在帝国陆军里面，上级军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叔父以颤抖的手好歹挥起军刀，但一来不是有力气的人，二来那是批量生产的便宜军刀，人的脑袋不可能那么一下子轻易砍掉。没办法砍中要害，到处是血，俘虏痛苦地百般挣扎，场面实在惨不忍睹。”
政彦摇头。我默默喝咖啡。
“叔父事后吐了。能吐的东西胃里没有了，就吐胃液。胃液也没有了，就吐空气。因此受到周围士兵嘲笑，骂他是窝囊废，被上级军官用军靴狠狠踢在肚子上踢飞。谁也不同情。结果，他一共砍了三次俘虏脑袋。为了练习，要一直砍到习惯为止。那就像是作为士兵的通过仪式。说是通过体验这种残忍场面才能成为合格士兵。可是叔父一开始就不可能成为合格士兵，天生就不是那块料。他是为悠扬弹奏肖邦和德彪西而出生的，不是为砍人头而出生的人。”
“哪里会有为砍人头而出生的人？”
政彦再次摇头。“那种事我不知道。但是，能够习惯于砍人头的人应该不在少数。人是能习惯许多事物的。尤其被置于接近极限状态之下，说不定意外轻松地习以为常。”
“如果那种行为被赋予意义和正当性的话。”
“不错。”政彦说，“而且大部分行为都会被赋予相应的意义和正当性。老实说，我也没有自信。一旦被投入军队那样的暴力性系统之中，又被上级军官下达命令，哪怕再讲不通的命令、再无人性的命令，我恐怕都没坚强到明确说NO的程度。”
我反躬自省。假如处在同一状况，我会如何行动呢？继而，倏然想起在宫城县海滨小镇共度一夜的那个不可思议的女子——性行为当中递给我一条睡袍带，要我狠狠勒她脖子的年轻女子。想必我不会忘记抓在双手的那条毛巾质地带子的触感。
“继彦叔父没能违抗上级军官的命令。”政彦说，“叔父不具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但后来他能够磨快剃刀自行了断生命来给自己一个交待。在那个意义上，我认为叔父决不是懦弱的人。对于叔父，自绝性命是恢复人性的唯一方式。”
“继彦的死，给了正在维也纳留学的你的父亲一个巨大打击。”
“不言而喻。”政彦说。
“听说你父亲维也纳时代卷入政治事件而被遣返日本——这一事件同弟弟的自杀有什么关联吗？”
政彦抱起双臂，神情肃然。“究竟如何不清楚，毕竟父亲对维也纳事件只字未提。”
“听说和你父亲恋爱的姑娘是抵抗组织的成员，由于这层关系而参与暗杀未遂事件……”
“啊，我听得的情况是，父亲的恋爱对象是在维也纳一所大学上学的奥地利姑娘，两人甚至有了婚约。暗杀事件暴露后，她被捕关进毛特豪森集中营，估计在那里没了性命。我的父亲也被盖世太保逮住，一九三九年初作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强制遣返日本。当然这也不是从父亲口中直接听得的，而是从亲戚那里听到的，有相当大的可信性。”
“你父亲所以对事件绝口不提，是因为被哪里下了缄口令？”
“呃，这怕也是有的吧！父亲被驱逐出境时，应该被日德当局双方严厉警告一句也不可说出那一事件。想必那是保住一条性命的重要条件。而父亲本身也好像不愿意谈那一事件。正因如此，即使战争结束后没人封口了，也还是守口如瓶。”
政彦在此略一停顿，而后继续下去。
“不过，父亲所以参加维也纳反纳粹地下抵抗组织，继彦叔父的自杀很可能成为一个动机。慕尼黑会议使战争得以暂时避免，但柏林和东京的轴心由此强化，世界越来越驶往危险方向。必须让那种潮流在哪里刹住——父亲理应怀有这样的坚定信念。父亲是个把自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人，同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格格不入。弟弟的死对他毫无疑问具有重大意味，我想。”
“更多的不知道？”
“我父亲这个人不向他人谈自己的人生。不接受报刊采访，也没就自己写过只言片语。莫如说是一边用扫帚小心翼翼消除自己留在地面的足迹一边向后行走的人。”
我说：“你父亲从维也纳返回日本后没发表任何作品，彻底保持沉默，直到战争结束。”
“啊，父亲保持沉默八年之久，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七年。那期间好像尽可能远离画坛那样的地方。一来他本来就不喜欢那样的地方，二来很多画家兴高采烈画歌颂战争的‘国策画’也不合父亲心意。所幸家境富裕，没必要担忧生计。战争期间没被抓去当兵也值得庆幸。但不管怎样，战后混乱告一段落后再次现身画坛的时候，雨田具彦已经摇身一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日本画画家。以前的画风彻底抛弃一尽，掌握了全新的画法。”
“往下成了传说。”
“说的对，往下成了传说。”说着，政彦做了个用手轻轻拂去头上什么的动作。就好像传说如棉絮一样飘浮在那里干扰了正常呼吸。
我说：“不过听起来，觉得维也纳留学时代的经历对你父亲日后人生似乎投下很大的阴影，无论那是怎样性质的。”
政彦点头：“呃，我也的确有那样的感觉。维也纳留学期间发生的事大大改变了父亲的人生选择。暗杀计划的受挫肯定包括若干黯淡的事实——无法简单诉诸语言的惨烈。”
“但具体细节不知道。”
“不知道。过去就不知道，现今更不知道。眼下，估计连本人都稀里糊涂。”
难免是那样的，我倏然心想。人有时忘记本应记得的事，想起本应忘记的事，尤其在面对迫在眉睫的死亡之时。
政彦喝罢第二杯白葡萄酒，觑了眼手表，轻皱一下眉头。
“差不多得回公司了，看来。”
“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我蓦然想起问道。
他忽然记起似的嗵嗵轻叩桌面。“啊是的是的，本来是有件事要一定向你说的。可是全都说父亲的事了。下次有机会再说吧，反正又不是要争分夺秒的急事。”
我再次注视站起身来的他的脸庞，问道：“为什么向我坦率到这个地步？就连家族微妙的秘密都直言不讳？”
政彦把双手摊在桌面上，就此略一沉吟，而后搔了搔耳垂。
“是啊！首先一个，可能是我也对独自一人怀揣这种类似‘家族秘密’的东西多少有些疲惫了，想对谁一吐为快，向尽可能嘴巴牢靠的、没有现实利害关系的一个人。在这个意义上，你是理想的听者。而且说实话，我对你多多少少有个人负债感，很想以某种形式偿还了结。”
“个人负债感？”我吃了一惊，“什么负债感？”
政彦眯细眼睛。“其实是想说这个来着。但今天没时间了，下面已有安排等着了。再找机会在哪里慢慢聊吧！”
餐馆账单是政彦付的。“不必介意，这点钱是可以通融的。”他说。我有幸白吃了一顿。
之后我开卡罗拉返回小田原。把满是灰尘的车停在房前时，太阳已临近西山头了。许多乌鸦叫着向山谷对面的巢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