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打电话时，我们经常会谈到那些死去的人，也会提到还活着的人。
她的父亲费尔南多去世了，过了没几个月，农齐亚也死了。这时候莉拉和里诺搬到她以前出生的那套房子里去了，那房子是之前她掏钱买的，但现在她的弟弟妹妹认为那是父母的财产，他们也想分一部分，这让她不胜其烦。
斯特凡诺又一次心脏病发作，也死了。他们甚至都没来得及叫救护车，他就面朝下倒下去了。玛丽莎和几个孩子离开了城区，尼诺终于出手帮助了她，他不仅在克里斯皮街上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给她找了一个秘书的职位，还给她钱让她供几个孩子念大学。
还有一个我从来都没机会认识的人也死了，那是我妹妹埃莉莎的情人。她离开了城区，但她、我父亲还有我的两个弟弟都没有告诉我。我从莉拉那里得知她去了卡塞尔塔，她认识了一个律师，是一个市政府顾问，她又一次结婚了，但她没邀请我参加婚礼。
我们会聊到这些事情，她会跟我说城区所有的新闻。我跟她谈论我女儿、彼得罗的事，彼得罗现在和一个比他大五岁的同事结婚了。我会跟她说我正在写的东西，还有我在出版社的经历。只有一两次，我会问我最关心的问题：
“假如有一天，你写点什么东西——这只是一种假设啊，你会不会给我看？”
“类似于什么样的东西？”
“任何东西，里诺说你一直待在电脑前。”
“里诺是在胡说。我在上网，我想看看电子产品的新动向，这就是我做的事情，在电脑前，我不写东西。”
“你确信吗？”
“当然了，我有没有回过你的电子邮件？”
“没有，你真让我生气。我一直给你写邮件，你从来都不给我回。”
“你看到了吗？我从来都不给任何人写邮件，包括你。”
“好吧。假如你写了什么东西，你会让我看吗，你会让我出版吗？”
“你才是作家啊！”
“但你没回答我。”
“我回答你了，但你假装不明白，要写东西，需要渴望留给后世一些什么东西，我连活下去的欲望都没有了，我从来都没有像你那么强的生活欲望。就在我们说话的当口，假如我能把自己删除了，我会更高兴的，我怎么可能会写作呢。”
她经常说想把自己删除掉，但从九十年代末开始，尤其是二〇〇〇年之后，这成了她的一个开玩笑的口头禅。那当然是一个比喻，她喜欢这个比喻，在不同的情况下她都使用过这个比喻。在我们这么多年的友谊里，我从来都没听她说过她想自杀，即使是蒂娜失踪后那些可怕的日子里。“自我删除是一种听起来很美的计划，”她说，“我再也受不了了，电脑看起来是那么干净，但实际上很脏，非常脏，你不得不到处留下痕迹，就像你不停在身上拉屎撒尿一样，但我不想留下任何东西，我最喜欢的键是删除键。”
这种狂热的想法在有些阶段非常真实，在其他时候没那么较真。我记得关于我的知名度，她说了一些很阴险的话。她有一次说：“唉，为了一个名字，生出多少事儿啊！出不出名，那只是用一根小绳子绑着装着血肉、语言、屎和小心事的袋子。”这时候，她一直在开我的玩笑：“解开绳子，埃莱娜·格雷科的那个袋子还在，同样管用，当然有些马马虎虎，没有成就，也没有过错，直到袋子破裂。”心情最糟糕时，她会苦笑着说：“我想把自己的名字解开，拆散，丢掉，忘记。”但其他时候，她会放松一些。比如说，我给她打电话，就是想让她跟我说说她写的东西，尽管她矢口否认她在写东西，竭力回避这个话题，但我觉得我给她打电话时，可能是她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发现她有点忘乎所以，她又说了她的虚无主义思想——那些伟大的人做了这样那样的事情，但是他们是生来就有那些品质，那有什么可说的，那就像在抽签时抽到好签，那有什么可欣赏的，但她表达地绘声绘色，充满想象力。啊，假如她想的话，她对语言的运用太自如了。她好像有一种秘密意图，想抹掉所有事情的意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她开始让我很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