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在我原本已经复杂的生活里，同时发生了两件出人意料的事儿。尼诺主持的研究中心受邀去纽约参加一场非常重要的活动；另外，波士顿的一家小出版社决定出版我的那本小书。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让我们可以去美国旅行一趟。
经过再三犹豫、再三讨论和争吵之后，我们决定给自己放个假。但出去两个星期时间，谁照顾黛黛和艾尔莎呢？我自己都很难管好她们：我给几本杂志写东西，做翻译，还要在一些大大小小的活动中心参加辩论会，要为我的新书做笔记，我那么忙碌，加上两个孩子，的确是越来越难了。通常我都会找米雷拉——尼诺的一个学生，人很可靠，要的钱也不多。假如她没空的话，我就让安东内拉来照看她们，安东内拉是一个女邻居，有五十多岁，是一个很能干的母亲，孩子已经大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想让彼得罗照顾她们一段时间，但他说，那段时间照顾她们两个星期，对他来说不太可能。我分析了一下我的处境（我和阿黛尔已经没有联系了。马丽娅罗莎离开了米兰，不知道她去了哪儿。我母亲现在生病了，她很脆弱。埃莉莎对我充满敌意），我觉得，我实在找不出什么好办法。最后，彼得罗对我说：“你问问莉娜，过去，她让你帮她照顾儿子，照顾了好几个月时间，你让她帮你看一下孩子，也是应该的。”我很难做决定，我一方面想象着，尽管她有很多工作，她还是会表示愿意照顾她们，但她对待我的两个女儿的态度，就像她们是一身毛病，有各种要求的娇小姐，她会折磨她们，会让詹纳罗看着她们。但我心里最隐秘的地方认为——可能这个想法比第一个想法更让我厌烦——那就是，我认为她是我认识的人里唯一一个会精心照顾她们，让她们开心的人。我必须马上做出决定，这促使我给她打电话。我充满忧虑、绕来绕去说了很久之后，让我惊异的是，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你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你想什么时候把她们送过来都行，你忙你的事情吧，照顾多久都没事儿。”
尽管我跟她说，我要和尼诺一起出发，但我把孩子交给她，千叮咛万嘱咐时，我从来都没有提到过尼诺。就这样，一九八〇年五月，虽然我有很多顾虑，但我还是满怀热情地出发去美国了。对于我来说，这场旅行异乎寻常。我又一次感觉自己在打破界限，我在大洋上飞行，面对整个世界，感到一种激动人心的狂喜。当然，那两个星期非常辛苦，而且花费巨大。那两位出版了我的书的女士，虽然她们没有钱，但还是对我这趟旅行慷慨解囊。至于尼诺，他报销来回机票都很难。无论如何，我们都很幸福，至少是我，我从来都没有像那几日那样舒心过。
那趟旅行回来，我很确信自己怀孕了。出发去美国之前，我已经有些怀疑了，但我从来没有跟尼诺说过，整个旅行，我都在暗自品尝这一巨大的欣喜，这种可能性。当我去接两个女儿时，我已经很确信自己怀孕了，我感觉自己充满活力，几乎要对莉拉坦白这件事儿。但像往常一样，我放弃了。我想：对于她来说，这可能不是什么好事儿，因为我之前已经否认了我想再要一个孩子。但无论如何，我都兴高采烈的，好像我的幸福感染到了莉拉。她看到我也很高兴，感叹了一句：“你真美啊！”我把给她、恩佐还有詹纳罗的礼物拿给了她。我非常详细地跟她讲述了我看到的城市、见到的人。我说，在飞机上，我透过云层上的一个洞，看到了大西洋。美国人都很开放，他们不像德国人那么拘谨，也不像法国人那么傲慢。即使你英文说得不好，他们也会耐心地听你说。在餐馆里，大家都在大声嚷嚷，比那不勒斯还要吵，如果拿诺瓦拉大街上的摩天大楼和波士顿或者纽约的摩天大楼相比，你会发现，诺瓦拉街上那栋根本算不上什么。美国的街道都是编了号的，而不是用一些大家都不记得的人的名字来命名。我从来都没提到尼诺，从来都没说到任何和他相关的东西，还有他的工作，我讲到美国时，就好像是我一个人去的。她很专心地听我说，问了一些我没办法回答的问题，最后她很诚恳地赞美了我的两个女儿。她说，她们相处得很好。我感到很愉快，几乎要脱口而出说我又怀孕了，但莉拉没有给我机会。她很严肃地嘟哝了一句：“你现在回来真是太好了，莱农，我刚得到一个好消息，我想马上告诉你。”她也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