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的生活一直都没有安定过。我们想出面参与、观察、研究、理解、分析、作证，尤其是相爱。警察无情的鸣笛、检查站、直升机螺旋桨的声音、被杀死的人，都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线上的一些标志。几个星期，几个月，第一年，然后是一年半，总是从佛罗伦萨的那个夜里，我进到尼诺的房间开始算起。我们说，从那时候起，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们称之为“真正的生活”，即使每天面对可怕的场景，那种神奇的感觉也没有散去。
阿尔多·莫罗被绑架之后的那几天，我们在罗马。尼诺在罗马推广他在那不勒斯的一位同事写的一本关于南方政治地理的书，我去和他团聚。关于那本书，大家都没说什么，但在场的人一直在讨论天主教民主党主席被绑架的事情。有一部分听众开始骚动，我非常害怕，这时候尼诺说，正是莫罗政府给国家抹黑，暴露出了国家最糟糕的一面，给“红色旅”恐怖集团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当时他掩盖对他的政党不利的一些事实，放过了那些腐败分子，而是把天主教民主党等同于国家，让自己的政党免于所有惩罚和起诉。他最后总结说，要捍卫国家机构，并不需要暗箱操作，而是要使一切变得透明，不回避任何事情，也需要提高效率，使正义能够得到伸张，人们的良心是无愧的。我看到，尼诺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一有机会，我就把他拉开了。我们藏身于爱情，就像那是一道刀枪不入的盔甲。
那段时间，我们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后来又有一次，我也遇到了麻烦，有一天晚上在费拉拉，当时阿尔多·莫罗的尸体已经被找到了一个月了。我不小心说漏嘴，我说，那些绑架他的人都是凶手。我的那些听众希望我斟酌用词，按照极左派的措辞来讲话，我一直都很小心，但通常我都会变得很激动，我会说出一些不经过大脑过滤的话。“凶手”这个词，对于在场的听众来说很刺耳。“法西斯才是凶手！”他们是这样批评、攻击和嘲笑我的。我不说话了，忽然间失去人们的支持和认同，我是多么难受啊！我失去了信心，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出发点，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小女人，在政治上我很无能，对于这类事情最好不要开口。有一段时间，我尽量避免在公众场合出现。假如杀死了一个人，那杀人的人不是凶手吗？那天晚上不欢而散，尼诺几乎要和一个坐在大厅后面的人打起来了。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我们俩是一心的。事情就是这样：假如我们俩在一起，没有任何批评能伤害到我们，我们反倒会变得很骄傲，我们的观点是最重要的，其他事情都没有意义。我们一起去吃饭，享受美食、红酒和性爱，我们只想紧紧拥抱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