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紧接着有人谈到布洛克之后，我问是小布洛克还是他父亲（我不知道他父亲已在战时过世了，据说是因为看到法国遭到入侵忧愤而死的）。亲王说：“我不知道他还有孩子，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不过，很明显，我们说的当然是老布洛克。”他笑着补充说，“因为他一点儿都不像个年轻人。他可能有几个儿子，他的儿子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了吧。”而我明白他指的是我的同学，再者，没过一会儿布洛克便走进来了。确实我已在他脸上看到重叠着那张既无能又固执的面容，那很快便找到制动卡槽的轻微的摇头动作，如果说在另一面我没能认出站在自己面前的朋友，如果说我的回忆没有能够用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赋予似乎已被剥夺了活力的他的生命的话，那我也该从中辨认出慈爱的老人们的那种博学的疲乏。我在刚步入生活的时候就认识了他，一直不断地看到他。对我来说，他是我的同窗，一个少年人，我是用无意识地给予自己的青春——从那时起便以为自己还不曾过完的青春去测定他的青春的。我听说他挺显老，我惊讶地注意到他脸上那种不如说是衰老的人们才有的迹象，我明白了，那是因为他实际上已经衰老，而老翁正是生活用持续多年的青少年制成的。
就像有人听说我身体不舒服，便问我是不是担心得了现时正流行的感冒，另一位好心人则安慰我说：“不会的，容易得感冒的大多数是年纪还轻的人。您这种年龄的人不会再有多大的危险。”他们还肯定说全体医务人员都把我认出来了，他们低声传说我的名字，甚至，一个妇人胡言道是“用他们自己的用语说的”，她听到他们说：“这就是父亲。”（这个词后面接着我的姓）；然而，由于我没有孩子，她便只好求助于年龄来解释了。
“怎么，问我认不认识元帅？”公爵夫人对我说，“我认识的人体面得多呢，加利拉公爵夫人呀，波莉娜·德·贝里戈尔呀，迪邦卢大人呀。”听她这么一说，我幼稚地抱憾没有结识被她称作老军团的残部。我本应想到她也只知道那个被称作老军团的结局。就这样，我们在地平线上隐隐瞥见的那点残余变得神秘而伟大，并且仿佛已关上大门，封闭了那个我们再也见不到的世界。然而我们也在前进，并且很快，我们自己也走到了对下面几代来说是地平线的地方。地平线在后移，那个似是结束的世界周而复始。“在我当小姑娘的时候，”德·盖尔芒特夫人补充说，“我甚至还见到了狄努公爵夫人。老天爷！您知道我已经不是二十五岁了。”最后那句话让我听了恼火：“她不该说这话，这种话让个老太婆去说才是。”然而，我立刻想到她本来就已经是个老太婆了。“至于您，”她又说，“您总还是那个样子。是的，”她对我说，“您让人惊讶，您总是显得那么年轻。”多么令人伤感的话呀，因为它只是在我们实际上，而不是表面上衰老的时候才有意义。她给我最后一击，补充说：“我一直在惋惜您为什么不结婚。话说回来，谁又知道，也许这样更幸福。本来，在您这个年龄战时就能有几个儿子了，如果他们被杀死，像那可怜的罗贝（我还常常念叨着他呢），那么，像您这么多愁善感，您是不会在他们之后再活下来的。”我还能够在那些同我一样、自以为还年轻的老人眼里看到我自己，那就像我有生以来未遇上的第一面真实的镜子，当我把自己作为衰老的例子举出来，希望听到他们说一声“否”的时候，在他们望着我的目光里并没有显示出他们对待自己的态度，只有我看待他们的那种神色，单一的肯定。因为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外貌、年龄，然而我们却又像一面背对着自己的镜子，照着别人，看到别人的外貌。发现自己老了，对不少人来讲也许不会像我这么伤心。然而，首先，对待衰老犹如对待死亡，有的人对这种事淡然处之，那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勇敢，而是因为他们的想象力较差。其次，一个从童年时代起便盯住同一理想不变的人，他的怠惰本身，甚至他的健康状况在使他不断推迟理想的实现的同时，也使他每晚都要意识到自己白白地丢了一天，这种意识那么清楚，致使疾病在加速他肉体的衰老的同时，却延缓了他心灵的衰萎，这个人，当他发现自己一直生活在时间之中，发现自身生活很少的人也是按照日历调节的，他不可能一下子觉察到日逐一日点滴积累的全部年岁的时候，他会感到更加诧异，更加震惊。然而，造成我苦恼还有一条更为严重的原由，那便是即在我打算把我艺术作品中超时间的现实写清楚，使它们理智化的时候，我发现了时间的这种破坏作用。
我不在的时候，在某些人身上连续不断地完成的每个细胞的更替已导致那么完整的变化和那么彻底的变态，使我可以在一个餐馆里坐在他们对面用餐一百次，却想不到我还曾认识过他们，就像揣测不出一位微行君主的权势或者一个陌生人的罪行。在我们听到他们的名字的情况下，这个比喻甚至有不足之处，因为，你可以相信坐在你对面的陌生人是罪犯或者国王，而他们，我认识他们，或不如说我认识叫那个名字的人，他们前后区别那么大，使我无法相信这竟是同一些人。然而，就像我想到权势或者罪恶的时候会作出的反应那样，这种想法很快便会给你的陌生人一副新的面貌，对这个人，当我们还不知其底细的时候，我们往往愚蠢地显现出倨傲简慢或殷勤奉承的态度，而同是在这副嘴脸上，我们现在却识别出了似是高贵或可疑的神色；就是这样，在这个女人，这个完全陌生的女人脸上，我力图寻找出什么能使我相信她是萨士拉夫人的迹象，最后我确认从前见到过这张脸，然而，这种认识对于我来说，已千真万确地异化了，那完全是对另一个人的认识，失去了我所认识的人的一切属性，就像一个人重又变成了猿猴那样，若不是名字和身份把我送上求解的道路，解了这个实属难解的问题的话。不过，有的时候，过去的形象也相当清晰地重新出现，使我得以努力作一番对照，然后像一个与被告当堂对质的证人，我虽然见过他，却不得不说：“不……我认不出来了。”差别是那么巨大。
希尔贝特·德·圣卢对我说：“我俩单独去餐馆吃晚饭好吗？”由于我回答说：“只要您不觉得同一个年轻人一起单独用餐对您的名声有什么妨碍的话。”我听到周围那些人全都笑了，我急忙补上一句：“或者不如说跟一个老年人一起吧。”我感到，刚才引得大家发笑的那种话只有我的母亲在提到我的时候才能这么说，因为只有在我母亲那里我才永远是个孩子。而我却是站在她的角度上来判断自己的。如果我最终能够像她那样，录下我从牙牙学语以来完成的某些变化，那么这些变化现在也都已十分陈旧。因此我依然待在那个人的地位上，他曾有一时使旁人超乎事实之前说：“他现在差不多是个大小伙子了。”我仍然这么以为，但是这一次却大大地落后于事实，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大的变化。可是事实上，刚才他们哈哈大笑，他们又发现什么变化了？我没一根银丝，我的唇髭是黑色的。我真希望能够问问他们那件可怕的东西明显表现在什么地方。
无疑，我刚才发现的那个残酷无情的东西只能在关于我作品的素材本身方面给予我帮助，既然我已决定素材不能单由真正充实的印象、与时间无关的印象构成，在我打算用来镶嵌那些印象的真实中，与时间有关的，与人们、社会、民族在其中浸沉，在其中变易的时间有关的真实将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不会只注意给人们外表上的那些变异一个位置，我每时每刻都能举出新例的变异，因为，即在考虑我的作品的同时，虽说一开始撰写便已相当明确它中途不会因短暂的分心而辍笔，我却继续在向熟人问好，同他们交谈。况且，衰老的表现并非人人都一样。我碰到过有人问我姓什么，人家对我说那是康布尔梅先生。这时，他为了表示已经把我认出来了，问我说：“您还总感到气闷吗？”当我作出肯定的回答时，他又对我说：“您瞧，这并不影响长寿。”就好像我已经是百岁老人了。我同他说着话，两眼紧盯着他脸上，望着那两三处特征，希望通过思维把它们归入被我称作他本人的那个记忆合成中去，这个合成其实与之迥然不同。然而有一阵子他把脸侧过去，此时我看到他脸上多了个硕大无朋的红色囊肿，这个囊肿使他的脸变得认不出来了，它使他的嘴巴、眼睛都无法完全睁开，样子那么怪，令我目瞪口呆，不敢看那痈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让他自己先提起这个痈更为合适。然而他就像一位勇敢的患者，笑呵呵的，对此矢口不提，反使我不知所措，不问问他似乎缺乏感情，问他是怎么回事则有失分寸。他却继续大谈气闷，他问我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气闷的时候是不是少了一些？”我对他说依然如故。他又对我说：“啊！不对头，我妹妹气闷的时候比过去明显减少了。”那辩驳的口吻就像我的病情还非得同他妹妹的一样不可，仿佛年龄也是那种药物之一，那类药物既然对戈古夫人曾有裨益，就应有助于我的健康，否则他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随着康布尔梅勒格朗丹夫人越来越近地朝我走来，我越来越担心因为没有对我已经注意到她丈夫脸上的那玩意儿表示怜恤而显得缺乏感情，可我不敢首先提到它。她对我说：“您很高兴见到他，是吗？”我用不肯定的口吻回答说：“他身体还可以吗？”“老天爷，就像您看到的这个样，不算太坏吧。”她没有发现那揽住我视线的痈疾，它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时间的标志之一，是时间打在侯爵脸上的印记，它是渐渐长大的，是那么渐次累进长大的，竟使侯爵夫人丝毫没觉察到。直至康布尔梅问完我有关气闷的问题之后，才轮到我低声向旁人打听侯爵的母亲是否还健在。实际上，在对似水年华的衡定中，也就是第一步难以迈出。首先我们会感到很难想象已经过去了那么多时间，然后又很难相信时间没有过去得更多一些。我们从不曾想来到十三世纪已是那么遥远，后来又很难相信十三世纪的教堂居然保存下来，这种教堂在法国却是数不胜数。这种在别人身上进行得比较缓慢的工程，在我身上不一会儿就完成了，他们很难理解自己认识的年轻人怎么变成了花甲老人，十五年后，当他们得知这个人还活着，而且还只有七十五岁，他们更不能理解了。我向康布尔梅先生问起他母亲近来可好。他对我说：“她还是那么硬朗。”这个形容词的使用说明他与那帮子对待自己年迈的双亲冷酷无情的家伙有天壤之分，它符合这么一类家庭的情况，在这类家庭中，老人最具体的官能的使用，如听觉良好、能步行去望弥撒、能泰然承受服丧的哀恸，在儿女们看来，全都带有不同寻常的心灵美的印记。
另有一些人，他们的面容完好如旧，仿佛只是走路困难。开始我们还以为他们的双脚患有痼疾，只是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高龄给它们系上了铅铸的鞋子。高龄还使有些人变美，例如阿格里让特亲王。在这位目光呆滞、头发似乎永远都得是那种暗红色的细高个儿身上发生了与昆虫一般的变态，变成了一位白发老翁，那一头让人久看生厌的红发像用的次数太多的桌毯被换掉了。他的胸膛长得前所未有的饱满、强壮，像个武士，我所知的那个脆弱的蛹壳肯定需要经历过一次真正的爆裂。他的两眼流露出富有自我意识的庄重的神色，略带前所未有的慈和，俯视每一个人。而由于在眼前的这个身体强健的亲王和保留在我记忆中的形象之间，不管怎样总存在着一定的相似之处，我赞叹时间别出心裁地更新万物的力量，它竟能在完全尊重此人前后的一致性和生命法则的同时，像这样改变装饰和把大胆的对比引入同一个人的前后两个外表。因为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立即就能被辨认出来，可他们却像集中挂在陈列室里的一些画得相当蹩脚的肖像，他们自己的肖像，一位手笔不准又心怀叵测的艺术家在绘制肖像的时候，把这个人的轮廓线条画僵直了，去掉了那个女子肤色上的红润或体态上的轻盈，还把目光画得阴郁黯淡，在这些形象与我记忆中历历在目的形象相比之下，我不喜欢的还是最近看到的。就像我们拒绝一位朋友让我们在许多照片中挑选的那张，往往觉得那张照得差一些，对每一个人，在他把自己的形象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真想对他说：“不，不要这个形象，这上面的您差一些，这不是您。”但我不会冒昧地补充说：“您的鼻子笔挺，很漂亮，可它被弄成像您父亲那样的鹰钩鼻，我可从来没见到过您是这模样的。”实际上，这个新鼻子是他家祖传的。简而言之，时间这位艺术家“描绘出”所有这些模式，以便使它们全都变得能够辨认。然而这些模式不尽相同这并非因为它把它们画美了，而是因为它使它们衰老了。再者，这位艺术家的工作速度极慢。那张酷似奥黛特的脸就是这样形成的，我第一次见到贝戈特那天曾在希尔贝特脸上隐隐瞥见它刚刚起笔勾勒轮廓，时间像那些久久保留着某件作品，年复一年予以补全的画家，终于把它推进到完美无瑕的相似。
在好些人身上，我最终认出来的不只是他们本身，而且还有他们从前的样子，例如茨基，其变化并不比枯萎的一朵花或干瘪的一只果更大些。他是一次未完成的试验，证明了我关于艺术的理论（他挽住我的手臂说：“这我已听过八次了。”等等）。另有一些人压根儿就不是这方面的爱好者，他们是社交界人士。但高龄也没有使他们成熟，而且，即使额头长出了第一圈皱纹，两鬓开始花白，他们的脸还是那副娃娃相，保持着十八岁时的活泼样子。他们不是老头儿，而是憔悴至极的十八岁的小伙子。稍微一点小事便足以抹去这种生活摧残的烙印，而死亡不用费大的劲就能使那张脸恢复青春，就像洗清仅有些许积垢使之失去往日芳菲的肖像。从而，我又想到当我们听人谈起一位有名望的老人便预先信赖他的仁慈、公正和生性宽厚的时候，那种使我们上当受骗的幻象；因为我感觉到，早四十年他们曾是令人头痛的年轻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现在他们已经抛开虚荣、伪善、傲慢和狡诈。
然而，我还同另一些与他们截然不同的男人和女人交谈过，我很惊讶，这些人过去叫人难以容忍，现在，也许是生活辜负或者满足了他们的欲望，从而去除了他们的自负或辛辣，已经改掉了差不多所有的缺点。与有钱人联姻使你再也没有必要去争斗或卖弄，妻子本身的影响，以及渐渐获得的不是浅薄青年专一信奉的那种价值意识，使他们得以舒展个性和显示优点。这些人随着衰老的到来仿佛拥有迥异的人格，就像那些树木，秋天改变它们的颜色，仿佛也改变了它们的本质。衰老的本质在他们身上真正地表现出来了，然而是作为精神上的事物表现出来的，在另一些人身上它更多地表现在物质方面，它使他们完全变了样（如阿巴雄夫人），使我仿佛感到又生疏又熟识。之所以生疏，是因为对于那就是她我不可能怀疑，可我又不由自主地，在答礼的时候流露出心里在活动，这种活动使我在三四个人（阿巴雄夫人不在其中）之间犹豫不决，要知道我该向哪一位答礼，再者，我表现出十分热情，这大概也会使对方感到惊讶，因为我心中怀疑，所以害怕如果对方曾是一位知己女友，我的态度会显得过分冷淡，我用热情的握手和微笑来补偿目光中的踌躇。可是，在另一方面，她的新外表又并不使我感到陌生。在我这一生中，我常常在一些上了年纪的胖妇人身上见识过这个外表，只是当时我没有想到她们在许多年以前曾经像阿巴雄夫人这样。这个外表和我以前认识她的那个形象之间存在着那么大的区别，竟可以说她像童话国中的人物，早已被判定首先以少女的形象出现，接着是婚后发福的胖女人，很快还无疑将变成颤颤巍巍的驼背老太婆重新显身。她仿佛就像一名笨拙的游泳者，远远地已经看到陆地，艰难地划动着正把她淹没的时间的波涛。然而，渐渐地，我仗着凝望她那神色犹豫的面容、像记不住往昔形象的不忠实的记忆那样变幻不定的面容，使出一些诸如去掉岁月加在她脸上的四方形、六角形之类的小手段，终于在这张脸上重又找到某种东西。况且混合在女人脸上的并非只有几何图形。在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虽说依然那么相像，却已如牛轧糖那样拼凑而成的脸上，我认出的却是一片铜锈痕迹、一小块玫瑰色的碎贝壳，一个难以说清楚的肿块，比一只槲寄生球小，没有一颗玻璃珠子透明。
有些男人走路一瘸一拐，我们很清楚那不是由一场车祸造成的，是他们遭到衰老的初次打击，就像俗话说的，他们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坟墓。有些女人已处于半瘫痪状态，仿佛她们的裙裾已挂住在墓穴石上，再也不可能从坟墓半开半合的缝隙中完全抽出来了，她们低垂着脑袋，佝偻着身子，已经挺不起来，那弯成弓形的身子在最后倒下之前仿佛还占据着介于生死之间的位置。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抵御住这条带着她们离去的抛物线的运动，而一旦她们想站起身来，她们便颤抖，她们那双手什么都抓不住。
有些人的脸在他们风帽型的白发底下已经僵硬，眼皮像快死的人那样胶合在一起，他们的嘴皮还不住地哆哆嗦嗦，仿佛临终者在喃喃地作着祈祷。一张线条没什么变化的脸，只要白发取代了黑发、金发，便足以使它变成了另一张脸。剧团服装师们就知道，只要有一顶扑上粉的假发便能绰绰有余地伪装一个人，使他变得认不出来。德·盖尔芒特夫人在她表姊妹的楼下包厢里的那天，我曾在康布尔梅夫人的包厢里见到过当时还是中尉的青年侯爵博泽让。这位爵爷的五官始终还是端正得无懈可击，比端正还端正，动脉硬化症的生理僵直更夸大了这位花花公子脸相上毫无表情的直线感，并且赋予这脸部轮廓以纹丝不动导致的几近怪诞的极大的明晰度，在曼坦那或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习作中才有的那种明晰度。他的脸色，过去是轻佻的红润，现在是威严的苍白。银白色的须发，微微丰腴的身躯，督治的庄重丰采，直至昏昏欲睡的倦容，这一切通力协作，给人以预示着将位极人臣的新的印象。原来呈矩形的金黄色胡子被同样大小的矩形白胡子所取代，使他产生了如此完美的变化，以致我在看到这位我认识的过去的少尉已经有五条杠杠的时候，首先想到要向他祝贺的不是他已晋升为上校，而是他确实有上校风度，仿佛他为了化妆成上校，从他当过高级军官的老父那里借来了军服和严肃、忧郁的神色。在另一个人身上，虽说金黄色的胡子也被白胡子所取代，由于面容依然红润、年轻、挂着可掬的微笑，这只能使他显得更加红光满面，更加积极活泼，使两眼增添光彩，给这位童颜鹤发的社交界绅士以才高八斗的神态。白发和其他一些因素所完成的改造，尤其是在女性身上完成的改造，如果只是颜色的变化，对我的吸引力绝不会有那么大，那无非是看上去悦目罢了，令我心灵上不安的是人的变化。实际上，“认出”某人，甚至就是在没能把他认出来后对他的鉴别，这是对同一个名称下的两件矛盾的东西进行思索，这是要我们承认曾经在这里的、我们记起来的那个人已不复存在，而现在在这里的是一个我们并不认识的人；这是需要我们去思索一个与死亡之谜几乎同样地令人心神不安的奥秘，而且它还仿佛是死亡的序曲和通报人。因为这些变化，我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它们是什么的前奏。所以，在妇女身上，这种头发的白色和其他那么多的变化联结在一起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有人对我提到一个名字，我愣住了，因为我想到这个名字既指我以前认识的那位跳华尔兹舞的金发女郎，又指步履沉沓地从我身边走过的这位臃肿的白发妇人。除了她脸上那点儿玫瑰红色，这个名字恐怕是在这两个女人之间仅剩的共同之处了，她们（我记忆中的她和在这次盖尔芒特府的下午聚会上的她）之间的差别比一出戏中的天真少女和老太太之间的差别还要大。生活要做到给华尔兹女郎这具粗劣的躯体，要做到像调节节拍器一样减缓她多有不便的行动，就做到靠那么一小块也许是唯一的共有领地。就靠这张肯定变得更宽大，但从年轻时代起就已长着点点红斑的脸颊，要做到用那大腹便便的老元帅取代体态轻盈的金发女郎，生活必须完成的破坏和重建更多于用一个圆拱顶代替箭顶，因为诸如此类的工程不是实施在没有生命的物质上，而是在只能难以觉察地变化着的肌肤肉体上，存在于现时呈现在我眼前的这个形象和我记忆中的那个人之间的惊人对比把记忆中的那个人推向比遥远还遥远的过去，使他几乎成了假的一般上面。我们难以把这两个外形合而为一，也难以想象用同一个名字命名两个不同的人；就像难以想象一个死人曾经活过，或者一个曾活龙活现的人今天死了一样，这同想象一个曾年轻的女人成了老太婆几乎一样地困难，属同一类型的困难（因为青春的毁灭、一个充满活力和体态轻盈的人的摧残已经是第一次死亡）。因为这个与少女的形象既相并列，又似拼命排斥的老太婆的形象甚至会使你觉得那就像一场梦，老太婆，少女，接着又是老太婆轮番出现在梦中，我们难以相信这一个竟曾经是那一个，而构成那一个的物质还是她自己，她没有躲避到别的地方去，全亏时间灵巧的操作，那一个变成了这一个，这是同一种物质，没有离开同一具躯体。如不是有这同一个名字的标志，如非朋友们作出肯定的证明的话（而为这个证明依据的唯有一个似确有之的外表，过去狭窄地挤在金色发绺之间，现在展示在白雪覆盖下的艳如桃花的双颊），我们是不会相信的。
再者，也就像白雪之对于山峰那样，头发的灰白深浅基本上就是已经历岁月的一个深度信号，那些山峰，看上去虽说似在同一条线上，却在峰巅积雪的白色深浅上反映出它们的海拔高度。不过这也并非对谁都百试百验的，尤其对妇女。例如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发绺，当它们是灰色的时候，它们闪烁着丝绸般的光泽，像银子箍着她凸出的前额，随着它们变成白色，它们变得像羊毛和麻脚那样地暗浊，仿佛由于这个缘故，它们成了灰色的被弄脏的雪，失去了它的光泽。
至于脸部轮廓已经变了的老头，他们则竭力保留被视作瞬息姿态的短暂易逝的表情，让它常驻在自己脸上，他们凭借这类表情，或者尽量利用外表上的优势，或者竭力掩饰某个缺陷，他们看上去就像最终地变成了暂时不变的自身。
所有这些人全都用了那么多时间来完成他们的乔装改扮，致使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往往看不出他们的变化。甚至他们往往还能获得一个特许的期限，在这相当长的期限里能依然故我不变。但期限一过，被推迟的变化会进行得比较快。总之，这种乔装打扮不可避免。我以前一直没有发现过在X夫人和她母亲之间有丝毫相像之处，我认识她母亲时老人家已属高龄，弯腰驼背看上去像个小个子土耳其人。而X夫人我早就认识了，她长得妩媚迷人，亭亭玉立，而且她一直是这么姣好，很久很久，太久太久了，因为，她好像是个不应该在夜幕降临前忘了穿上土耳其妇女服饰的人，她行动得太迟了，于是她急急忙忙，几乎是在转瞬之间变得弯腰驼背，忠实地复制出从前由她母亲拥有的土耳其婆婆的形象。
我在那里碰上的一位老同学，从前，曾有十年时间我俩几乎天天见面。有人愿意给我们重新作一番介绍。于是我朝他走去，他对我说：“那么多年过去了，我真感到高兴。”我却感到十分惊讶！我十分清楚地听出了他的嗓音，可这个声音却像是从一架改装的留声机里发出来的，因为，如果说那确是我朋友的声音，它却出自一个花白头发的胖子之口，我不认识他。因此从这时起，我便觉得那肯定是人为地通过机械手段把我老同学的声音装到了这个貌不惊人的胖老头儿身上。然而，我很清楚他就是我那老同学：给久违的我俩引见的那个人一点也不像个爱开玩笑的骗子。老同学说我老样子没怎么变，我明白他言下之意是他也没变。这时，我更细细地端详他。总而言之，除了他长胖了许多，在不少地方他还是那副模样。然而我不能理解，那怎么会是他。于是我竭力回忆。他年轻的时候有一双湛蓝湛蓝的眼睛，眼神总带着笑意。永远变幻不定，仿佛是在寻找某样我不曾想到的东西，肯定是十分客观的东西，也许就是真实，还带点儿嬉闹，带着对他家的朋友们游移不定的尊敬，在永恒的不肯定中追求的真实。而在成为有影响、有能力、专横独断的政治家后，这双其实并没有找到它们寻觅的东西的蓝眼睛固定不动了，这便赋予它们一种尖锐的目光，眉头总是紧锁着。从而，欢快、随和、天真无邪的表情变成了一副奸诈圆滑的神态。我觉得，这肯定是另一个人了，恰在此时，我突然听到他因为我说到某一事物而发出一阵大笑，他从前的那种狂笑，与永远快乐的变幻不定的目光同时出现的那种笑。音乐迷们觉得，Z的乐曲经X改编成管弦乐后，味儿截然不同了。这是一般人体察不出的细微区别，然而，在虽说有些歪斜、却削得尖尖的蓝铅笔似的天穹下，孩子克制着的狂笑比改编管弦乐的不同的含义更多。笑声戛然而止。我真想辨认出我的朋友，然而，像在《奥德赛》里扑向他死去的母亲的尤利西斯，像力求获得能证明幽灵存在的答复而徒劳无功的招魂巫师，像电气展览会上的参观者，难以相信留声机里放出来的没有变质的声音还是由某个人自发地发出来的，我不再费劲去辨认我的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