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墓园门口进来的时候，有人正在这块墓地的一角挖土坑。这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差不多后边的一切事情都是从这个场景开始的。
教堂最西侧，五六只白嘴鸦像黑色的破口袋一样在山毛榉树枝上扑腾，对着彼此愤怒嘶吼。我立起风衣领子，不让劲雨侵入，绕过碑石，径直过去，走向墓地。
不知道那人是谁，也听不明白他在低声自言自语些什么。一锹泥扬出来，我闪过它，站在刚刚挖出来的土堆旁边，探头道：“这天气可真不适合干这个。”
他闻言抬头，倚着锹把。这老头子好大一把年纪，戴一顶布帽，外套满是泥巴，身上披一个装粮食用的麻袋。他双颊深陷，胡茬灰白，潮乎乎的眼睛里一片呆滞。
我又试着说了一句：“下雨了。”
他似乎恍然，瞥一眼灰蒙蒙的天，挠挠下巴道：“要我说啊，这天还得继续坏上一阵，然后才会好。”
“肯定是够让你费劲的。”我说。墓坑底部起码积了六英寸深的水。
他一锹戳在墓穴的另一头上，一下子戳开一个大口子，就好像什么腐烂透了的东西炸开了一样。泥土扑啦啦地掉下来。“这还不止。这些年呐，他们往这个小破地方里搁的死人太多太多。这哪里是把死人往土里埋啊，根本就是往死人骨头里埋嘛。”
他露出光秃秃的牙床哈哈大笑，然后弯下腰在脚边的泥土里翻翻捡捡，捡起了一截指骨。“明白我讲什么了吧？”
生命成了这种样子，哪怕是对职业作家，此时的吸引力也绝对是有限的。我决定把话引回正题：“这是个天主教堂，没错吧？”
“这儿全是罗马公教教徒，”他说道，“一直以来都是。”
“这样的话也许你能帮我个忙。我在找一个墓穴，也可能是教堂里的一座碑。这人叫加斯科因——查尔斯·加斯科因。是位海军上校。”
“没听过，”他说，“我在这儿当教堂司事都四十一年了，没听过这个人。什么时候下葬的？”
“大概一六八五年。”
他无动于衷道：“啊，这样啊。那时候还没有我呢。去问维里克神父吧，他大概能了解点儿情况。”
“他在里面吗？”
“不在这儿就在内室。内室在墙后，树的另一边儿。”
这时候，山毛榉上的乌鸦不知道为了什么突然骚动起来了，几十只乌鸦在雨里一边盘旋着飞，一边喇喇地乱叫一气。老人抬眼瞧了瞧，随手把指骨往树丛一丢，突然嚷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闹心的杂种！”他叫道，“滚回列宁格勒去！”
我本来转身刚要走，闻言站住脚好奇道：“列宁格勒·怎么提起这么个地方来？”
“它们就是打那儿来的，还有八哥也是。它们本来都在列宁格勒，十月份就会跑到这儿来。那边儿的冬天太冷，它们哪里受得了。”
“这样啊？”我说。
他的表情这时已经生动起来了。他从耳后取出半截烟卷儿，塞进嘴里。“那边的冬天冷得能冻掉屁股。打仗那时候，多少德国人都死在列宁格勒了，既不是被打死的，也不是因为别的——纯粹就是冻死的。”
我被这番话深深吸引住了，问道：“这都是谁给你讲的？”
“关于鸟的事儿？”他问。突然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脸上满是捉摸不透的狡黠，“干吗，这都是魏尔纳给我讲的。关于鸟的事儿他全懂。”
“魏尔纳是谁？”
“魏尔纳？”他的眼睛眨了又眨，脸上又挂出那副呆滞的表情，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装出来的。“魏尔纳是个好家伙，好小伙子。他们不该那么对他。”
他弯下腰去继续挖土，对我完全置之不理了。我又多待了一会儿，然而显然他再没什么话可跟我讲了。因而，很遗憾——本来似乎会有个好故事的。我转身上路，沿着碑石朝大门走去。
我在门廊站住了脚。墙上有块漆黑的木牌子，上面的金色油漆字迹已然褪了色。顶上写着：
斯塔德利村-圣母玛利亚及众圣徒教堂
下边是望弥撒和忏悔的时间，落款上写着“菲利普·维里克神父”。
门是橡木做的，用铁条和螺栓箍在一起，年头很久了。青铜狮子造型的把手，狮嘴里衔着一只大铜环。这铜环要先扳到一侧才能开门，带起一阵吱吱呀呀的刺耳响声。
我以为里边会昏暗不堪、漆黑一片，然而映入眼帘的却好似一座缩小版的中世纪大教堂，四处泛着光明，不可思议的开阔。中庭的拱顶美轮美奂，巨大的诺曼式柱子直插木制穹顶，雕饰着各式各样的花纹——人物、走兽，精妙绝伦。穹顶两侧圆形的气窗投射进明亮的光，这光明让我无比惊讶。
精美的石质圣水盆旁边，墙上有块漆牌，曾在此侍奉天主的所有神父的名字都列在上面，开头是一一三二年的拉斐·德·柯西，一直到维里克的名字再一次出现为止。维里克神父一九四三年接管了这座教堂。
后边有座狭小阴暗的祈祷室。烛火在童贞玛利亚的画像前摇曳不定，好似圣母的光辉凌于这片昏暗之中。绕过这间屋子，沿着长凳之间的过道走过，寂然无声，只有圣灯隐隐透出红宝石色的光。祭坛旁边高悬着一座十五世纪的耶稣受难像。雨水敲打高高的窗子，如同闷闷的鼓声。
我身后传来了一阵脚在石头地面上拖蹭的声音。一个干涩、生硬的嗓音说道：“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转身过来，看到圣母祷告堂的入口站着一位神父。他个子很高，面容憔悴，缩在褪了色的黑修士服里。他头发花白，发茬短到刚刚露出头皮；眼窝深陷，好似刚刚患了病，而腮边紧绷的皮肤更加强了这种印象。他有一张漠然的面孔。要么是军人，要么是学者，但想到告示牌上写着他是天主教耶稣会信徒，那么无论哪种都不会使我感到惊讶。然而照我的判断，这张面孔还说明病痛时刻不离他的左右；他朝前迈步的时候，我看见他吃力地拄着一根黑刺木拐杖，拖着他的左腿。
“维里克神父？”
“是我。”
“刚才我跟外面那位老人家说话来着，那位教堂主事。”
“啊，你说的是雷科尔·阿姆斯比吧。”
“原来他叫这个名字啊。他觉得也许你可以帮上我的一个忙，”我伸出手，“我叫希金斯，杰克·希金斯。我是个作家。”
他迟滞了一下才跟我握手。虽然这是由于他需要把拐杖从右手换到左手，但在我看来，他绝对还是有所保留。“我能帮你什么呢，希金斯先生？”
“我在为一本美国杂志写专题系列，”我说，“历史方面的题材。昨天我拜访了克雷的圣玛格丽特教堂。”
“那教堂很漂亮。”他拣了最近的一排长凳坐下道，“不好意思，如今我特别容易乏。”
“那儿的教堂院子里有个墓龛，”我继续说道，“您大概知道那个墓龛吧？‘谨此缅怀詹姆斯·格里夫……’”
他立即把我的话头接了过去：“一六七六年一月十四日，他在北非巴巴里地区的黎波里港协助克劳迪斯里爵士将敌船付之一炬。”他强作了个笑容，“在这一带，这段墓志铭相当有名啊。”
“根据我的调查，格里夫担任‘橘树号’的船长时，有个搭档叫查尔斯·加斯科因。此人后来成为了一位海军上校。他因旧伤复发，死于一六八三年，好像是格里夫把他的遗体送回克雷安葬的。”
“我知道了。”他礼貌地回应道，然而并不曾显露出对此事有任何的兴趣。实际上，他的话语声几乎是在暗示他已经不大耐烦了。
“克雷教堂的墓园中并没有他的遗迹，”我说，“当地教区档案里也没有记录。我还去找过胡埃弗顿、格兰德福德和布雷肯尼的教堂，都是一样的结果。”
“所以你认为这个人有可能在这里？”
“我又重新理了一遍我的笔记，发现他从小就受洗成了天主教徒。于是我突然想到，他会不会是被安葬在了自己信仰所在的地方。我在布雷肯尼宾馆住的时候跟一个酒保谈过，他说斯塔德利村这里有一座天主教堂。显然这个地方太不起眼了，我花了好一阵子才找到。”
“恐怕你白费力气了，”他站起身，“我在这座圣母玛利亚教堂已经二十八年了。可以跟你保证，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么一位查尔斯·加斯科因。再说，你提到的那个时间里，圣母玛利亚教堂并不属于罗马公教。”
“是啊，我还在想亨利八世和宗教改革运动在这一带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呢。”
“跟当时大多数英国教堂一样，圣母玛利亚教堂也成为了英国新教的教堂，”他说，“但是上个世纪末，这幢建筑又重新皈依了罗马公教。”
“不会感觉太奇怪了吗？”我问道。
“不。”他没有进一步加以解释。不耐烦已经很明显了。
显然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我感觉自己的失望之情已经溢于言表，但是我仍然追问道：“关于加斯科因，您绝对肯定吗？当时的教堂档案呢？没准儿下葬登记表中会有突破呢。”
“我的个人爱好，恰好就是研究本地的地方史，”他略带尖酸地回应，“跟教堂有关的档案没有我不熟悉的。我可以担保，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过一位叫查尔斯·加斯科因的人。不好意思，我要用午餐了，失陪。”
移步过去的时候他的拐杖打了滑，他趔趄了一下，几乎跌倒。我一把挽住他的胳膊肘，恰好踩在他的左脚上，他却几乎动都没动一下。
我说：“真抱歉，我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他再次笑了一下。“没事，踩了就踩了吧。”他用拐杖指指自己的脚，“活遭这么一茬烂罪。但是怎么说呢，反正我如今是适应了。”
这种话让人没法接，显然他也没等着别人去附和。我们一道顺着窄道走着。由于他的腿脚问题，我们走得很慢。我说：“这教堂真实在是太美了。”
“没错。我们都感到很骄傲。”他为我拉开门，“没帮上什么忙，不好意思。”
“没关系的，”我说，“您介意我离开之前在教堂的院子里转转吗？”
“我明白了，谁也说服不了你。”然而，他的口气里并无恶意，“请随便，这里有很多石碑都相当有意思呢。我尤其建议你去最西边的石碑群去看看。那是十八世纪初的东西，而且手艺明显跟克雷的石碑差不多，出自同一个人。”
这次他主动伸出了手。我和他握手的时候他又道：“那个，我感觉你的名字耳熟。去年写乌尔斯特冲突的是不是你？”
“是我，”我说，“恶心事儿。”
“是战争就恶心，希金斯先生。”他面沉如水，“那种情况下人心全都硬透了。再会吧。”
他关了门，我来到长廊上。真是古怪的会面。我点了根烟走到雨中。教堂司事接着挖别的坑去了，此时整个院子就剩下我一个人——当然，那些乌鸦除外。“列宁格勒的白嘴鸦”。我再次琢磨了一下，然后坚决把这个想法从脑中摒去。还有事儿要做呢。跟维里克神父这么一谈，我哪里还能对找到这个查尔斯·加斯科因的墓地抱多大希望，实际上根本就无法可想了。
我一步步往最西边踱的时候，注意到了他所提到的那些墓石。确实有点儿意思。用生动又朴素的雕工刻画出骷髅、骨架、带翅膀的沙漏，还有大天使。有意思，只不过完全不是加斯科因的年代。
我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遍历了整个地方，最后我终于意识到，自己被打败了。原因之一是，这个院子跟最近看到的绝大多数乡下教堂院落都不一样，一切都保持得井井有条。草坪修了，灌木剪了，几乎没有什么长势过剩或者遮挡视线之类的现象存在。
这样看来，确实没有查尔斯·加斯科因了。我终于承认自己失败的时候，正站在刚挖好的坑旁边。教堂的老司事找来张油布铺在上面挡雨，油布的一端掉在了坑里。我蹲下去把布拽起来，正要起身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一两码远之外，靠近教堂墙角的塔楼脚下有撮杂草，里面有块扁平的墓石。这是十八世纪早期的手艺，当地石匠的典型作品。墓石上刻着精美的骷髅，骷髅上方交叉了两根骨头。这是一个棉毛商人杰里米亚·弗勒尔、他的妻子，还有他两个孩子的墓地。而我正蹲着，因此注意到这墓碑下头还有块石板。
骨子里的凯尔特人情怀迅速泛滥，一股激情瞬间澎湃，我仿佛意识到，距离某种事情只有一线之隔。我跪在墓石旁边，试探着用手去推它。很困难。但突然一下子，它动了。
“来吧来吧，加斯科因，”我轻声说，“我可找到你啦。”
石板移到了一侧，斜倚在草堆上，露出表面来。我估计，这是我这辈子最瞠目结舌的一刻。石碑很朴素，顶端有个德国十字——大多数人都把这个叫做铁十字。下边的墓志铭是用德文写成的，“Hier ruhen Oberstleutnant Kurt Steiner und13Deutsche Fallschirmj·ger gefallen am 6 November 1943”。
我的德文绝大多数时候都属于不好不坏那种，主要是没有使用环境。但是对于看懂这段文字足够了。“库特·施泰因纳中校，以及十三位同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六日陨殁的德意志空降猎兵，长眠于此。”
我就那么在雨里蹲着，仔仔细细地检查我是不是翻译错了——没错，真的没错，可这完全让人一头雾水嘛。有一次我碰巧写到这个方面的文章，所以最起码我知道德军公墓一九六七年设在了斯坦福郡的坎诺克·彻斯，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于英国阵亡的四千九百二十五名德国军人都被移葬到了那儿。
“陨殁”，碑文上是这么措词的。不可能，太荒唐了这个。这是精心布下的一个恶作剧吧。一定是的。
任何更进一步的想法都被一声突如其来的咆哮给打断了：“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维里克神父撑着一把大黑伞，一跛一跛地穿过碑石冲我而来。
我兴奋地嚷道：“神父，你一定会对这个有兴趣的。我有个令人震惊的发现。”
等他走到近前我才发现有点儿不对劲儿。事实上是非常的不对劲儿，他的脸由于激动而显得惨白，他整个人都因为愤怒而在发抖，“你胆子怎么这么大，竟敢动这块石头·你这是亵渎，除了亵渎没别的了！”
“好吧好吧，”我说，“我道歉，但是你看看我在它下边发现的东西。”
“我才不管你在底下发现了什么狗屁东西，赶紧恢复原状！”
我开始有点儿忍不住了。“别傻了，你没看到上面说什么了吗？你要是不认得德语，我教给你。‘库特·施泰因纳中校，以及十三位同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六日陨殁的德意志空降猎兵，长眠于此。’你不觉得这事儿简直新鲜透了吗？”
“完全不新鲜。”
“看来你一定是以前见过这块石头。”
“没见过，当然没见过。”此刻他显得因为什么事情而忐忑不安，说话的时候更平添了一丝绝望的味道，“现在麻烦你把石头恢复原状，好吗？”
我不相信他，我从来就没相信过他。我说道，“这个施泰因纳是谁？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我跟你说过了，我一无所知。”他说话的时候越发魂不守舍了。
而就在此时我突然想到了一些问题。“自一九四三年开始您就在这儿了，对吧？您就是在那个时候接管教区的。教堂里那块牌子上写得清楚。”
他终于崩溃地爆发了：“我最后再说一遍，麻烦你把这块石头放回原位行不行？”
“不行。”我说道，“恐怕恕难从命。”
奇怪的是，此刻他反而好像控制住了自己。“很好，”他冷淡道，“那就请你赶紧离开这儿。”
鉴于他的这种精神状态，争执估计是毫无意义的。我简短地回答道：“好吧，神父，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我走上小路的时候他又喊了一句：“别再回来了，否则的话我肯定把这儿的警察找过来，决不含糊。”
我走出墓园的大门，坐进“标致”汽车离开了。他的威胁吓不着我，因为我实在是太激动了，兴奋得气血翻涌。斯塔德利村的一切事情都吸引着我。大概只有北诺福克才会有这种地方的存在。某一天你突然间发现了这么个村子，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了，于是你开始疑惑，因为你想不起是不是从一开始这个村庄就根本不曾存在过。
这种事儿可绝不多见。看那教堂，那围墙下的花园、花园里的古老长老室；看那溪流，那随意散落在小溪沿岸的屋舍、十五六座样式各异的屋舍；看那带着大水车的老磨坊，那一片绿荫、绿荫对面的乡村酒馆——斯塔德利河沿酒馆。
我把车停在溪边的路上，点燃一根烟，静静地回想着整件事情。维里克神父撒谎了。他早就见过那石碑，他认得上面的识记，我坚信这一点。想起来还真荒唐，我本是为了搜寻查尔斯·加斯科因的线索才偶然造访斯塔德利村的，结果却发现了更有意思的事情，一个真正的秘闻。问题是，我该怎么做呢？难不成就此收手了？
那个教堂司事，雷科尔·阿姆斯比的身影自两幢农房之间的狭窄巷道里出现时，问题似乎顿时迎刃而解了。他的身上仍然溅得到处都是泥巴，肩膀上照旧披着旧麻袋。他穿过小路走进斯塔德利河沿酒馆。我立刻跳下车跟上了他。
按照门口铭牌上写的，店老板叫乔治·亨利·王尔德。我开了门，里面是铺着石板路的通道，墙上贴着装饰面板。左边的门开了一条缝，传出嗡嗡的低语，间或爆发一阵大笑。
里面并没有吧台，只有一间舒舒服服的大房子、一个点着火的石头壁炉、几把高背椅子、几张木头桌子，如此而已。六七位客人，没一个年轻人。要我说啊，他们的平均年龄能有六十岁——可惜时下的穷乡僻壤里，这般光景是越发常见了。
一群农民，骨子里就是农民。都是饱经风霜的脸，都是花呢帽子，都是胶皮靴子。三个人在玩骰子，两个人看着。炉火边，一个老头儿轻轻地吹着口琴。他们全都满脸新奇地看着我——带着那种熟人小团体来了陌生人时常有的新鲜感。
“下午好啊。”我开口道。
两三个人点头致意，很客气，然而有个大块头，一脸黑里掺灰的络腮胡子，瞧着不怎么友好。雷科尔·阿姆斯比自己占了一张桌子，正用手指卖力捻着一根烟卷儿，面前摆着一杯淡啤酒。他把烟塞进嘴里，我走过去递上了火儿。“嗨，朋友。”
他茫然抬眼，突然反应过来了。“噢，又是你啊。你找到维里克神父了吗？”
我点头：“再来一杯？”
“那哪能不来呢，”他把杯里的酒牛饮而尽，“一品脱黑啤酒下肚，再痛快不过了！来呀乔治！”
我扭头看过去，身后站着一个戴套袖的矮胖子，这肯定是店主乔治·王尔德了。他跟周遭人的年纪差不多，样子还不错，只是有个地方破了相。过去什么时候他一定是被子弹近距离打到了脸。我看过太多枪伤，所以确定得很。弹痕在他的左脸上犁出了一道沟，肯定还伤到了骨头。他这运气算是很不错了。
他殷勤笑道：“您来点什么，先生？”
我跟他说，我要一大杯伏特加汤尼，而这些农民和乡巴佬们竟被此逗得大乐。我倒是无所谓，因为这是唯一一种我高兴怎么喝就怎么喝的酒。雷科尔·阿姆斯比的手卷烟没坚持多一会儿，所以我分了一根自己的给他，他乐得接受。酒送上来，我把他的那杯淡啤酒推给了他。
“你说你在圣母玛利亚教堂干多少年司事了？”
“四十一年啦。”
他把酒一饮而尽。我说：“来，再来一杯吧，给我讲讲那个施泰因纳的事儿。”
口琴声戛然而止，谈话声也顷刻消失了。老雷科尔·阿姆斯比越过杯沿盯着我，脸上又泛出那种狡黠无比的神色来。“施泰因纳？”他说，“怎么想起问这个·施泰因纳他……”
乔治·王尔德插到我们中间，伸手拿走杯子，边抹桌子边说：“对不住先生，打烊啦。”
我看看表，两点半而已，开口道：“搞错了吧？还有半个小时呢。”
他把装伏特加的杯子递了过来说：“先生，我们这是自家开的小生意，再说这么个荒郊野外的，我们爱怎么干也不会有人管。要是我说两点半关门，那就是两点半关门啦。”他和颜悦色地笑道，“我要是你，我就喝光走人。”
气氛紧张得很，简直一绷即断。他们都坐在那儿，看着我这儿，面孔生硬，眼神冷酷。那个黑胡子大块头，踱到桌子一端，倚在桌板上，盯着我。
“听到他说什么了吧，”他沉着嗓子阴声道，“现在，听话，喝酒，回家。不管你家在哪儿，总之回家。”
我什么都没分辩，因为此刻的情势更紧张了。也不知道是想证明给他们看还是什么，总之我花了好一会儿才喝光伏特加汤尼。然后我走了。
诡异，但我并不恼火，只是完全被这不可思议的一出儿给吸引住了而已。而且现在让我抽身，怎么可能呢。我必得把答案搞出来，而且我突然发现，有个方法简单易行。
我钻进“标致”汽车，驶过桥，出了村，经过教堂和长老室，往布雷肯尼的方向走。走过教堂几百码之后，我把汽车扔进一个马车棚里，徒步往回走，只从汽车手套箱里拎出来一架小型的宾得相机。
我并不害怕。有那么惊心动魄的一次，我在贝尔法斯特的欧罗巴酒店，被人一路挟持到了机场。他们把枪藏在衣服口袋里逼着我，建议我为了自己好，搭下一班飞机离开别再回来。但是这类事情我都经过若干回了，甚至以此为题出过书。
回到墓园的时候，那块祭奠施泰因纳和同伴的石碑还跟离开时一样。我再次检查了一遍铭文，以确认不是自己看走眼，还从不同的角度拍了好些照片，然后疾步走进了教堂。
塔楼底部有块布帘，我走到了帘子后边。唱诗班的红罩衣和白色法衣整齐地挂在排架上。这儿摆着一个铁皮箱子，若干敲钟绳从阴暗的高处悬垂而下。墙上的一块牌子向全世界宣告，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在这座教堂奏出了五千零五十八响的巴布小调式。我还注意到，雷科尔·阿姆斯比也是参与其中的六名敲钟人之一。
更有意思的是，这块牌子上有一排小洞，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涂料和锈迹堵死了。虽然匪夷所思，但是这些痕迹真像是机枪扫射出的枪眼。
我正对的是殡葬登记处。但是此处并没有任何的书册簿记之类。我走出布帘，几乎马上就注意到了圣水盆后面墙上的一堵小门。我试探着拉动把手，轻轻松松就把门打开了。里面的屋子很小，贴着橡木墙板，显然是圣物组。一个架子放着几件教士服、法袍和斗篷，一个橡木碗柜，还有一张老式书桌。
我先试着翻了翻碗柜，立刻就有了收获。各种各样的记录簿都整整齐齐地码在里面的一个架子上。一共三本殡葬登记簿，其中第二本就是一九四三年的。我迅速地翻了一遍这本册子，无奈满怀希望之后立刻就是巨大的失望。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登记了两个去世的人，都是女性。我又赶紧一路翻阅到了年初，这并没花太长时间，然后合上登记簿，放回碗柜。问题现在比较明朗了。不管这个施泰因纳是谁，只要葬在这儿，都应该登记在案。根本没有可能绕过英国这条法律。这样的话，归根结底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打开圣物组的门走出去，回身把门带上。两个酒吧里的人拦住了我，一个是乔治·王尔德，另一个就是那个黑胡子大个儿。我不禁注意到这大块头手里拎着一把双管霰弹枪。
王尔德客气道：“我劝过你，让你自走自路，先生，这你得承认吧。为什么您就这么不听劝呢？”
黑胡子说：“还他妈等什么啊，动手得了。”
这样的块头动起来竟然能有这样的速度，真令我震惊。他一把抓住我大衣上的翻领，这时圣物组的门也开了，维里克走了出来。上帝啊，他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可我倒是相当乐意看见他。
“到底怎么回事儿？”他问。
黑胡子应道：“神父，您就交给我们得了，我们处理吧。”
“用不着你们处理，阿瑟·西摩尔，”维里克说，“退下。”
西摩尔倔强地看着他，还是攥着我不撒手。我有许多种方法收拾他，但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意义。
维里克再次开口：“西摩尔！”这一次他的声音铿锵若铁。
西摩尔慢慢地放开了手，维里克说道：“别再来了，希金斯先生。很明显眼下的情况对你没什么好处。”
“有道理。”
维里克插手之后我并没表示出抗议的态度，而且确实也不是久留之计。于是我几步小跑回到了停车的地方。这件扑朔迷离的事情，以后再考虑不迟。
我走进马车棚，发现雷科尔·阿姆斯比正坐在我的车上捻烟卷儿。见我过来，他站起身说：“啊，你来了。这回要走了？”
他脸上又是那种无比狡黠的神色。我掏出香烟，递给他一根，“知道吗？”我说，“我可不觉得你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他嘿嘿一笑，朝着雨天吐了一口烟：“多少？”
我立刻明白了他的言外之意，不过还是顺着他的话接了下去：“什么多少？”
“你觉得得花个什么代价·打听施泰因纳的事儿？”
他重新靠在车身上，看着我，等我的反应。我掏出钱包，抽出一张五镑的钞票，用两只手指夹着。他的眼睛一亮，探过身子来。我却抽回了手。
“噢不行不行，我得先听点儿答案。”
“好吧，先生。你想知道点儿什么？”
“这个库特·施泰因纳——到底是谁？”
他的眼睛又开始贼兮兮地转，嘴角又是那种狡猾的笑容。“这问题很简单，”他说，“他就是带着手下来暗杀丘吉尔先生的那家伙。”
我震惊得盯着他半晌无言。他从我手中取下那张五镑钞票，转身拖着步子走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