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没指望真的有人提出要买；此前，是癫狂而非希望全权掌控着他的行为举止；这时，他过了许久才明白，人家不是在捉弄自己。他重复道：“我的一切。”癫狂犹如疮疤脱落，余留的就是羞耻感。
“别开他的玩笑。”勒诺特说。
“我没开玩笑。我告诉你，我要买。”
长时间的沉默，仿佛没人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一个人要如何将自己拥有的一切拱手让出呢？他们打量着夏瓦尔，仿佛期待他掏空衣服口袋。夏瓦尔说：“你会顶替我的位置？”
“我会顶替你的位置。”
克洛夫不耐烦地说：“那他的钱还有什么用处呢？”
“我可以立遗嘱，不是吗？”
弗瓦曾将未点燃的香烟从嘴里骤然抽出，猛地碾在地上。他大叫道：“所有这些闹腾我都讨厌。为什么就不能顺其自然呢？勒诺特和我，我们买不回自己的性命。为什么他就可以？”
勒诺特说：“冷静点，弗瓦曾先生。”
“这不公平。”弗瓦曾说。
显然，狱中大多数人都和弗瓦曾有同感，他们曾耐心地看待夏瓦尔的歇斯底里——赴死毕竟不是开玩笑的，你不能指望一个绅士表现得与其他人相若。阶级就是一切，或许你稍为厚道点儿地归结起来便是如此，但眼下的这件事却不一样。正如弗瓦曾所说：这不公平。唯有勒诺特处之泰然：他一生从商，他曾冷眼旁观，许多生意做到最后，胜出者并非最出色的人。
詹弗耶打断了话茬。“公平？”他说，“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怎么就不公平了？只要你们敢做，你们都能成为有钱人，可你们又没这个胆量。我发现自己的机会来了，就抓住了它。要说公平，这当然公平。我死时会是个有钱人，谁要是觉得不公平就见鬼去吧。”他咳嗽时再次发出锅里翻炒豌豆的声响。他把所有的反对意见都压下去了：他的做派已然像是占有了半个世界的人。其他囚犯的评判标准亦如沉重的砝码在天平上变动着——曾经富有的那个人，已有一只脚跨进了他们的行列，而詹弗耶已在财富的朦胧雾团的笼罩下昏了头。他厉声命令道：“过来。坐在这儿。”夏瓦尔顺从了，但交易成功引起的耻辱让他走起路来有些佝偻。
“既然，”詹弗耶说，“你是律师，那就得由你按照正规格式来草拟一份财产清单了。总共有多少钱？”
“三十万法郎吧。我没法跟你说得那么精确。”
“那么，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地方呢？圣·让。”
“六英亩地，还有一幢房子。”
“完全保有地产权吗？”
“对。”
“你住在巴黎的什么地方？你在那儿有房子吗？”
“只是个租住的公寓。我没有产权。”
“家具呢？”
“没有——只有书。”
“坐下，”詹弗耶说，“你来帮我写——怎么说来着？——一份赠予契约。”
“好。但我需要纸。”
“你可以用我的便签簿。”勒诺特说。
夏瓦尔在詹弗耶身旁坐下，开始写道：“本人是让·路易·夏瓦尔，律师，住址是巴黎米洛美斯涅大街119号，以及布里纳克的圣·让……我在……账户中的全部股票份额和现金……全部家具、动产……位于布里纳克圣·让的完全保有地产权的财产……”他说：“需要两位见证人。”勒诺特出于习惯当即提议由自己做见证，他走上前的架势，恰如他的老板摇铃喊他进去，而他则像是从外间办公室走过来。
“你就算了，”詹弗耶粗鲁地说，“我想要活人做见证。”
“您或许愿意？”夏瓦尔谦卑地询问市长，仿佛他自己是个小职员。
“这份文件非常古怪，”市长说，“我不知道，处于我这种地位的人，是否可以签署……”
“那我来吧，”皮埃尔说着就大笔一挥，在夏瓦尔的签名下面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市长说：“最好找个可靠的人。那个人只要有酒喝，什么都会签的。”他将自己的签名挤在了皮埃尔签字上方的空白处。当他俯下身时，他们能听到他口袋里的大怀表嘀嘀嗒嗒地响着，一点点地蚕食掉天黑前的短暂时间。
“好了，现在是遗嘱，”詹弗耶说，“你写下来——我拥有的全部财产将留给我的母亲和妹妹每人一半。”
夏瓦尔说：“那简单，只需要几行就好了。”
“不，不行，”詹弗耶说，“还要再列出来……银行里的股票份额和现金，以及完全保有地产权的财产……她们会需要一些东西，好去向我家的邻居们证明我是个怎样的人。”遗嘱完成后，克洛夫和菜贩子签了字。“你来保管这些文件吧，”詹弗耶对市长说，“德国人处决我以后，可能会让你将它们寄出去。不然的话，你就得一直保管到战争结束了……”他咳嗽起来，于是带着倦意往墙上一靠。他说：“我有钱了。我就知道，我会成为有钱人。”
光线逐渐从牢房里消退了；它犹如一匹地毯似的从牢房一侧卷到另一侧。暮色掩盖了詹弗耶，而坐在弗瓦曾身旁的那个职员，仍可以借助足够的光亮继续写着。一种肃穆的平静降临，歇斯底里的发作已经终结，再没什么可说的了。怀表与闹钟步调不一地向夜晚挺进，詹弗耶不时咳嗽着。当暮色已深，詹弗耶唤道：“夏瓦尔。”仿佛他在召唤一个仆人，而夏瓦尔也顺从了。詹弗耶说：“跟我说说我的房子。”
“出了村子大概两英里。”
“有几间屋子？”
“有起居室、我的书房、大客厅、五间卧室、我的公务会客室，当然，还有浴室、厨房……还有佣人的房间。”
“给我讲讲厨房吧。”
“我对厨房了解得不多。它很大，石板地面。我的管家倒是一直挺满意。”
“现在她人呢？”
“现在那儿没人了。战争一开始，我就把房子锁了起来。我算是幸运的。德国人从没发现过它。”
“那园子呢？”
“草坪上有一个小的露台，地上是斜坡，你能一直看到河水，还有更远处的圣·让……”
“你种了很多蔬菜吗？”
“对，还有果树：苹果、李子、核桃，还有一座玻璃温室，”他对詹弗耶继续说着，也仿佛在自言自语，“你进入园子时，是看不到房子的。有一扇木门，还有一条蜿蜒的石子路，道旁是大树和灌木。转眼间，小路就通到了露台前，然后分为两岔：左边那条路拐向佣人的住处，右边通往正门。我母亲从前就在那里看是否来了她不愿见的访客。没有客人能逃得过她的眼睛。我祖父年轻的时候，也曾恰如我母亲那样盯着……”
“这房子有多少年头了？”詹弗耶打断了他。
“有两百二十三年了。”夏瓦尔回答。
“太老了，”詹弗耶说，“我本想要个摩登点儿的。老太太有风湿病。”
黑暗早已裹住了他们两人，现在，最后一线光亮也从牢房的天花板上划过去了。人们自动入眠了。枕头像小孩子似的被抖落、被拍打、被拥抱。哲人们说，过去、现在和将来是同时共存的。在如此沉重的黑暗中，许多过往必然会活跃起来：一辆卡车驶入了蒙帕尔纳斯大道；一个姑娘噘起嘴来接受亲吻；市政会选举出一位市长；对于那三个前途如诞生一般无可改变的人而言，他们心里想的是那条五十码长的煤渣小路，还有一面碎裂坑洼的砖墙。
在夏瓦尔看来，自己的歇斯底里现在已经过去，而那条区区小路，却终究比自己双脚已踏上的这条昏暗的漫漫长路更令人无限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