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诺特说：“到这儿来，夏瓦尔先生，和我们坐一起吧。”仿佛他正在给予夏瓦尔一个提高身价的机会，到公开宴请中最好的餐桌上去。
“不，”夏瓦尔说，“不。”他把纸签扔到地上，大叫起来：“我从没同意过抓阄。你们不能逼我为你们去死……”
他们惊讶地注视着他，却不带敌意。他是个绅士。他们没有用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评判他：他属于一个他们不可理解的阶级，他们起初甚至都没将怯懦与他的举止联系起来。
克洛夫说：“坐下歇歇吧。再也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你们不能，”夏瓦尔说，“这是胡闹。德国人不会让我去死的，我是有财产的人。”
勒诺特说：“现在你就别激动了，夏瓦尔先生，即便不是这次，下次也会……”
“你们不能逼我。”夏瓦尔重复道。
“逼你的可不是我们。”克洛夫说。
“听我说。”夏瓦尔向他们恳求道。他探出那张纸签，而他们全带着同情的好奇心注视着他。“不管谁拿走这个签，我都会给他十万法郎。”
他已经失控了，近乎不折不扣的失控，仿佛某种潜藏在他体内的镇静已抽身而出，听着他荒谬的提议，观看他的躯体显出可鄙的惧怕姿态，苦苦哀求。那个镇静的夏瓦尔似乎在用冷嘲的戏谑口吻说：“演得真棒啊。再稍微夸张点儿。你早该成为演员了，老伙计。你根本不知道吗，这就是瞎碰啊。”
他步子细碎而迅速地从一个人转向另一个人，向每个人出示那个纸签，犹如一场拍卖会的工作人员。“十万法郎。”他恳求着，而他们则盯着他看，感到震惊，又生出悲悯：他是这群人中唯一的富人，而这又是个独特的局面。他们没有参照和比较，于是认定这是他那个阶级的特征，正如一个旅客在某个国外的港口走下班轮吃午餐，会依据恰与他同桌的油滑商人来判断该地永恒的国民性。
“十万法郎。”他恳求着，而那个镇静无愧的夏瓦尔在他身旁低语：“你这是老一套了。还讲什么价钱啊？为何不把你拥有的一切都拿出来？”
“冷静点，夏瓦尔先生，”勒诺特说，“稍微一想就知道——没人会为他永远享用不了的钱而送命的。”
“我会把我的一切都给你，”夏瓦尔说，他的声音里迸出绝望，“钱，土地，我的全部，还有布里纳克的圣·让……”
弗瓦曾不耐烦地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想死，夏瓦尔先生。”勒诺特则操着在癫狂的夏瓦尔看来令人震惊的正经口吻重复道：“冷静点，夏瓦尔先生。”
夏瓦尔的声音突然冒了出来。“一切。”他说。
终于，他们变得对他不耐烦起来。宽容是个耐心的问题，耐心是与神经相关的问题，而他们的神经都很紧张了。“坐下，”克洛夫猛地冲他吼道，“闭上你的嘴。”即便在那一刻，勒诺特依然友善地给他腾出了地方，轻拍着他身旁的地面。
“完了，”那个镇静的夏瓦尔低声说，“你完了。你表现得不够好。你得再想点儿别的办法才行……”
一个声音响起：“再多告诉我点儿情况。或许，我会买。”那人便是詹弗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