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院的演出结束了。旋转门旋转着，演员们随着夜客们也纷纷零散地来到了这里。男一号还没把脸上的颜料全洗掉，他从小包间前经过，停了下来，他的金牙露了出来，他在低声和台词提示员说着什么，然后两人都笑了起来。演员并没有注意他们。他刚结束了关于伏特加如何对人们的色彩感觉发生作用的长篇演说。这会儿，他坐了下来，呼呼地喘着粗气。
女一号和她的朋友们一起坐在她们的专座上。演员用窥察的目光朝门外张望。经理还没来，女一号右手边留给他的位置还是空的。经理因为要收钱，总会最后一个离开剧院，好像一位船长坚守他的沉船。只有在清洁人员开始清扫看台后经理才会离开。
“我们再等等，”演员用手挡在嘴边小心地说，“等我的助手通知我。如果能等到那时会好得多。”
他有自己的计划。整个晚上，这个有着秘密企图的计划被艰难地揣测着。他们都感觉很不好，都懈怠地用胳膊肘撑在桌上，喝着啤酒，望着过往的客人们。在他们的生命里，他们第一次能够以市民的权利自由地坐在这里，完全不用害怕地坐在咖啡馆里。他们之前也来过这个小包间，但总是躲在拉起的门帘后面，每次在这里的半小时，他们都提心吊胆地蜷坐在里面。今天晚上，他们第一次没有干扰和羞愧地坐在这里。
他们以完全平等的权利，在这个成年人的地盘上度过的第一个“半小时”里，他们已经觉得这整个冒险没那么有趣了。跟他们想象的并不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与他们昨天所设想的相比都要无趣得多。娱乐中所有的兴奋点都荡然无存。就在几个星期前，他们来到这里，还是冒了极大的风险，但他们并没有觉得——服务员偷偷摸摸地为他们服务，倒咖啡的人不时地来给他们倒咖啡——这些保护和隐藏他们的行为是对他们的一种伤害。现在，这种密切的关系却让他们感到难受和被侮辱。他们沮丧地坐在这里，第一次发现这里的装饰是那么破旧和简陋；他们疲倦地、频繁地吞咽着这里闷热、酸酸的 空气。
阿贝尔苦涩地笑了。
“你们都还记得吗，每次走过这里，我们是怎样透过窗户朝这里面张望的？”
无聊的情绪慢慢变成一种莫名的紧张。如果所有的一切，那些至今为止他们仅仅从外部认识的事物，将来都变成这样该怎么办？如果所有曾经是隐瞒、陌生的东西，现在全都靠近过来，然后他们可以没有任何紧张地去了解这个世界，这些秘密，还有金钱、自由、女人——为了获取这些，成年人们不断地争斗——然后，所有这一切会不会突然被发现，其实和他们设想的截然不同，甚至无趣得多？
“好无聊啊。”贝拉涩涩地说。
他把单片眼镜戴上，挑衅地往四处看。很多笑容从各个桌子向他们投来。历史老师从十一点的方向走了过来，穿过咖啡馆。埃尔诺低声给了一个指令，然后他们全都蹦了起来，深深地鞠躬，用唱歌的语调齐声问好：
“向您致敬，老师。”
他们的问候在屋子里荡漾出节拍。那个眼睛鼓出来的老人困扰地用学校式的问候回敬了他们，笨拙地鞠了个躬，然后不自然地说： “向你们致敬。”阿贝尔坚持声称：老师红了脸，然后匆匆地逃掉了。他们自己也开始醒过味儿来。
“必须得这样，”埃尔诺说，“我们得小心。从明天开始，在街上如果有人靠近，我们还是要把点燃的香烟遮挡在手掌里。要比以往更尊敬地向人问好。让服务员把帘子拉上。咖啡服务生负责让人们别看到我们。”
他们想到一个主意，就是在教研组放假之前，也就是接下来的一周，他们在下午分别或一同去拜访一些学科的老师们，就课本中一些还不太明确的问题寻求一些补充的解答。去提问的人需要怀着极度的崇敬，支支吾吾，不安地把手里的帽子打着转，红着脸，磕巴着提出问题，完全跟以往一样。
埃尔诺站了起来。
“比如你去找顾尔高，然后你说：‘尊敬的老师，请您原谅，我来打搅您了，老师。’他正坐在书桌旁。他把眼镜扶到额头上，咳了下嗓子，然后眯眼看了一下。‘是谁啊？ ’他用很重的鼻音问，‘是学生吗？你有什么问题吗？’你走近了一些，把帽子卷成一个筒，嗓子里发不出声音。你是那么紧张，紧张得说不出话来。顾尔高慢慢站起身来。‘怎么了？’他问，‘我的眼睛没在骗我吧？这不是鲁扎克么？没错，是鲁扎克。’然后他走向你，向你伸出手，莫大的困惑让他变得结巴。因为就是他，两次都没让你通过考试，这次也仅仅因为是参军前的毕业考，而且监考官提出了要求，他才让你过了关；就是他，一直到四年级还在扇你的耳光；就是他，总是躲在街角，躲在女生们的住处附近，一连几个小时地站在门洞里，等着抓那些偷偷幽会的学生，因此他时常患上感冒；就是他，总是将衣领高高地立起，高到耳尖，遮挡住脸，为了不被别人认出，可以不被怀疑地在街上靠近别人。总之，顾尔高，他揣测着各种不是好事的可能性，皱紧了他的眉头。他不知道是否该让你坐下。你就站着，别说话，看着他。他已经开始后悔自己居然向你伸出了手。这个学生到底想怎样呢？肯定不会是好事情。也许他在策划什么坏事，也许他的兜里揣了指节套环，或者是小刀。‘那么你说吧，鲁扎克，’他喘着粗气，‘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但是你只是颤抖着，脸上的颜色都变了。”
他们更聚拢了些。他们都一下子明白了这个游戏。服务员拉上了门帘。
“你把帽子弄掉了，你咳嗽了一下。”阿贝尔说。
“可以。这时候你说：‘我之所以胆敢……老师，我请求您的允许……我胆敢叨扰您’……你的重心要在两条腿上左右摇摆。顾尔高安下了心。他把一只手放在你的肩上。‘鲁扎克，你说吧，不用害怕。我明白，我的孩子。造物主不能平等地分给他的每个孩子以同样的智慧。你嘛，鲁扎克，很多时候我都得激励你……没错……也许我跟你说过，鲁扎克，你是一个非常蠢的蠢货。请你不用再介意。它们都已经发生了。有很多工作并不像教师的工作这样，对聪明才智有很高的要求，我的孩子。你可以去做食品商，鲁扎克，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工种，重要的是人们要安分地待在生命为他安排的那个地方。’”
“但是你只是结巴着。当他在你的肩头拍了两下的时候，你不再结巴了。‘我之所以来，老师，是因为我有一些不明白的问题。’‘请说吧，鲁扎克。’‘塔西佗的那一部分。’你说。‘什么塔西佗的部分？’顾尔高看向窗户和门，并不很明白。‘这一小部分，’你说，‘就是这里，老师，我带来了书。’然后你把书掏出来。顾尔高把眼镜又架在鼻子上，这里瞧瞧那里瞧瞧，没了主意。这个学生到底想干什么？但是这时候你只要很放松并且很谦虚就可以了。他敷衍地解释着。‘就是这一句话，老师，’你翻开书并且指给他那一段，‘我觉得这一句我并没有完全理解。后来我产生了许多困惑。这些问题折磨着我，我大概是误解了这一段。’”
贝拉把身子往前探去，咧开嘴笑着。
“这个过去完成时我还没有弄明白，求求您了。”他摩拳擦掌开心地说。
“是的。这就是你要回去找老师的原因。你恳请顾尔高不要生气，因为你不想心里带着这个困惑跨过人生的这一道门槛。你不想在还没搞清楚塔西佗这一段的意思之前就奔赴战场。”埃尔诺继续道。
“有两个动词前缀我还不明白，”贝拉说，“就两个小前缀。”
“顾尔高让你坐下。他从鼻梁上摘下眼镜，长久地看着你。‘你吗，鲁扎克？’他说，‘现在么，在毕业考试之后？要我告诉你什么呢，鲁扎克？’‘对不起，老师，’你充满尊敬地回答，但是语气要坚定，‘我有困惑。我在老师的手下已经学习了八年的时间……有八年，老师，请求您……我知道这个教材的重要性。这里有……比如贺拉斯。这里有西塞罗。如果老师能慈悲为怀……这几个是还比较模糊的部分……’”
台词提示员把他的脑袋从门帘缝中塞了进来。
“场子是你的了。”他说道。
门帘缝里只露出他光秃秃的脑袋和额头，还有那只大酒糟鼻；他将身体藏在了帘子后。他对舞台的路数早已熟记在心。他的头向右再向左，好似一台机器在转动，然后闪电一般迅速消失不见了。
音乐高声响着。空气中弥漫着甜蜜激动的喧哗、对话、碗碟的碰撞声和最简单的四分之三节拍。演员开始准备起来。他用装在兜里的小镜子照了照他的假发，用大拇指和食指沾着唾液捋顺了眉毛。他小心翼翼地戴上手套。演员每一次戴上它们，都像在戴一副崭新的手套，是第一次戴上它们：他首先把四根手指藏进那皮套里，稍等一下，再不好意思地、极迅速地把大拇指滑进它的位置，追随在它的四个兄弟身后。
“我先过去，”演员说，“你们再过来，排好队。劳约什，你留在最后。我在剧院的演员入口处等你们。”
他把食指压在唇上，闭上眼睛。
“安静，小心。”他轻声说。
然后他把门帘啪地合拢在自己的身后。他们则听到尖声的、歌唱腔调的声声问候。
“你去找莫拉维茨，要他做出解释，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约瑟夫二世不受人民的爱戴？”埃尔诺继续说，“这匹肥马是教父，陛下，另一匹是贵族，这一匹精瘦的瞎马是人民……你感觉历史上的这个怪胎并未得到公正的评价。而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你不会离开，直到老师给出一个评价……”
“在拉约什一世在位期间，北、东、南星会在三个海里落下，”阿贝尔说，“这又是为什么？”
迪波尔严肃地、满腹思虑地说：
“这个我也不知道。”
“需要特别注意提问的重音，”埃尔诺说，“这是最难的，你要满怀尊敬，却又充满坚定。你终究不会向他们要求什么……这一切简单得就像你回到同一家商店，之前你曾在这里买过东西，现在你再去确认一下商品的质量，或是询问一下该如何使用。仅此而已。重点是你无法入眠，因为你被塔西佗这部分搅得心烦意乱，情绪不宁。这一点你必须要让他知道。明天我们可以再练习一下。”
“其实还可以再加点儿别的，”贝拉说，“尤拉克可以去向音乐老师道歉，因为他唱歌跑调了。也许他还可以申请补课，就现在，补一下课。费用我们可以一起凑一下。”
“奥玛德到底想干什么？”阿贝尔问。
没有人知道奥玛德到底想干什么。劳约什也不知道。贝拉用一只手谨慎地把门帘撩起来一点儿，他们透过这道缝隙向外窥察。他们坐在那边：在女演员右手边的是经理，他刚过来，正在吃廓尔巴斯香肠；女演员左手边坐着药剂师。编辑坐在桌角，饥渴地留意着能从哪里听到一两句小道消息。两个穿着冲锋连制服的年轻军官在喝着香槟。
咖啡服务生黑着脸靠在一只镜柜上，那是一张心脏不好的病态的脸，他蜡黄的、病态的手往下垂着。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并不是必须待在这里的人要逗留于此。喧哗声中每个人都很难清晰地表达自己。阿贝尔想起他孩童时期的那些个晚上，他在父亲的房间里跟那三个温顺的疯病人在一起时，都比现在有意思。
那巨大的紧张已经渐渐从他体内消解掉。中午，小团体离开后，在他心里爆发出的那些羞涩、困扰与惊奇，和它们搅在一起的不安，现在被麻木和漠不关心所置换掉。大家都无力地坐着，呆望着这个成人世界的肮脏的城堡，这个粗陋的天堂。
“我们在围墙里。”阿贝尔酸酸地说。
大家都不解地看着他。迪波尔的脸色今天晚上尤其惨白。他中规中矩地安静坐着，把头撑在手掌里，散发着死囚牢房一样的宁静。阿贝尔不敢问他到底怎么了。关于迪波尔，永远也无法得到确定的答案，他总会给出让人诧异的回答，有时他会涨红着脸说出一些愚蠢的话。他可能会回答说，上周日都是铁匠队的失误，所以在比赛的最后才没能靠那个任意球取胜。每当迪波尔看起来是那么的忧心忡忡，他的思绪就不知道是闯荡去了哪个未知领域。阿贝尔总是担心他说出一些在埃尔诺那里会降低朋友分量的话来。他只担心埃尔诺；贝拉和劳约什从不会严厉地批评迪波尔。他担心迪波尔犯错，说出不过脑子的话，然后让他为他感到害臊。
到底会持续多久？阿贝尔想。然后会怎么样？也许只几分钟后，这个把他们紧紧抓在一起的魔法就会消失。只差那一句话，就像一根负荷过载的电线，电路的保险丝爆断后，一切都陷入漆黑一片。他们已经期待这个晚上很久。阿贝尔无法准确地说出他在等什么，在等一种怎样神奇的解脱。只是，让他如此深深地诧异的是：他们竟全都这么无精打采。他从来没有想过，大家会是如此没有兴致地迎来这解脱的一刻。
二等公民的地位让他们感到难受：从他们自己世界秩序中的最高阶层一下子跌落下来，跌到成人世界的底层。阿贝尔静静地说：
“我们现在可以从头再来。”
没有一个人想离开迪波尔先走。
“谁先走？”埃尔诺问。当大家都沉默不语时，迪波尔也不动弹，他也在安静地等待着。迪波尔盯着桌子的大理石台面，并没有抬起眼睛；他知道，这话是说给他听的，现在他们都紧张地围拢在他的身边。他顽强地保持着沉默。那明争暗斗的对他的示好和狂热的对他的亲近，从各个方向发散出来并向他聚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也更争风吃醋——尽管他在抗拒，仍然灌满了他。好像受了伤的帕里斯，他自傲地坐在那里，咬着嘴唇。
这所有射向他的、汇聚到一起的争风吃醋，他应该感觉到了它们的狂热力量，它们使他震惊，并让他痛苦。他焦灼着，无法确定地感知自己。这种友情已经变成了负担。当他想到，这个至今为止将他们牢牢地捆在一起的纪律，今天将要土崩瓦解，他感觉非常的好。当他这样想时，自由和轻松便在他体内升腾。他再也不需要这份友谊了。实在是太多了，简直要把他捆死。阿贝尔的痴迷，埃尔诺的吃醋，贝拉那感觉像是冷血动物一样的黏着，还有两个格仑家的男孩，好像鬼鬼祟祟的间谍。演员的游戏以及他这个人，全都够了，他再也承受不了更多。他神经放松地设想，或许再过几个月后，他就能生活在兵营里了。在那里，不会有母亲、劳约什、阿贝尔，这些总是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刨根问底的人；不再有埃尔诺，他那时刻审视的目光实在让人受不了；他也不用再看到贝拉这个花花公子的影子。所有这一切，他全都受够了。他满心渴求地幻想着前线。关于前线，他什么也不知道；他所唯一知道的，是那里将代表他目前的生活终于可以完结，而他已经不能再忍受这个生活的一点点压迫了。一尊铜铸的父亲的脸在遥远的地方浮现出来，像很多英雄雕塑中的一个，是那样的真实，仿佛可以触摸到，尽管它那可怕的重量沉甸甸地压着他的生活。明天早上他要跟母亲谈谈，也许他会承认一切，但是，他想付清欠郝瓦什的钱，他想要回那银器；然后，他就可以轻松地跟阿贝尔和埃尔诺道别，拍一下贝拉的肩头，从演员带的路上折返回来，吹着口哨到兵营里去，尽管有战争，他也要到成年人中间去，在那里，他担负责任的压力将获得释解；他不用再做这个朋友圈子里的偶像，这对他太过沉重，因为他不知道该怎样回馈。一切都会好起来，不管怎样，一切都会正常起来；也许，只要说出那一句话，他们都会从这里面，从这折磨人的、痛苦的聚合里面得到解脱。他已经不认识他自己了。这游戏令人困扰，令人不明白。所有人就这样坐着，好像都在等待着发生什么。发生了什么？是谁的错？他觉得自己是无辜的。他只是被动地接受，是他们都来找的他。事实就是这样，他没有区别地、被动地接受了他们每一个人。他感到他给自己挑上了一副已经不能忍受的重担。得把它丢下，带一点粗暴，然后离开。他不需要这个游戏了。他受不了这个刺激在他体内搏动，而他的每个神经都抗争地抵制着。
他想到了阿贝尔，于是目光触及他。这个医生的儿子一下子感受到这目光，然后带着激励、热烈的疑问和心甘情愿回应着他——时刻准备着，只要一个召唤，他就会跳起来，然后去完成他的指令！——迪波尔不开心地，带着罪恶感地把眼光往上方瞟去。把人们摆脱开怎么这么难！我们都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但是当我们想要自由自在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连动也动弹不得。一个人没有任何想法地只是笑了一下，然后另一个人就立刻像线轴卷线一样卷进了他的友谊中。他不知道这到底算什么友谊。对于朋友，他有着不一样的设想；这友谊中应该包含轻松、愉悦的散步，没有负担的感情，是完全没有索求的。人们聚在一起，交换着想法……现在，他第一次感到，在人们之间也可以挂上沉重的、打不开的枷锁，而斩断它的代价只能是伤害。
粗暴的分手可能会给他们造成痛苦，但是，对于这种可能性他一点也不会感到难过。如果他们会感到痛苦，这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他用拳头击在他们脸上，把埃尔诺鼻子上的眼镜打掉，狠狠地抽阿贝尔一个耳光，用指头弹贝拉的鼻子，然后昂首挺胸地走掉。然而一个秘密却是：他无法从他们中间走开，就像一个人无法从他的世界，从他自己的环境里，他自己建筑的环境里离开一样。他们和他生活在同一个大气层里，他们中间谁也不能从这个大气层里脱离开；他们背负着他们自己的大气层和太阳系，而那强大的引力把他们吸附在一起，以至于在他们中间谁也无法承受割离。
也许可以和每个人和平相处，他满怀希望地想。他可以度过这一切。需要跟郝瓦什谈谈，然后明天，当阿贝尔再吹起口哨，我就跟他说我没空。也许我该给爸爸写封信，请求他回家。如果他在这里，并且原谅了我，那么再也没有谁敢靠近我。
他的脸上现出痛苦又自傲的线条。他们在看什么？他难受地想。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往我这儿看。他们在等我站起来，然后紧跟上我，哪怕是一步，他们也不会允许我独自走开，他们害怕我逃掉。这一切都过去了！忘掉吧！去玩别的什么，完全不同的游戏。现在已经可以了……要忘掉这些年，这个小团体，这些偷窃行为，这种惊惧，这整个游戏，这令人无法理解的、折磨人的反叛。他要给他们带来痛苦。他隐隐约约地想：如果明明是被所有人爱着，为什么还感到痛苦？他所有的神经都紧绷起来，抵抗着那些从他们涌向他的要求。他们每个人都想单独占有他，他心里暗想，他们全都那么喜欢忌妒。他自傲地，几乎察觉不到地笑了一下。
在他们中间有人欺骗了大家，他想。这整个游戏都是肮脏的，已经肮脏了很久很久。这游戏是某个人的利益使然。他以奴隶主一样厌恶的眼光望着前方。我得找到那一句话，他想，那句话，然后把它说出来，只一下子，所有的都将崩裂，这个小团体的意义从此无存，就像鼓胀的膀胱，只要一句话，如同一个针尖那么碰触了一下。我恨你们，他想，如果我现在就站起来，然后喊出来：我受够了，我受不了了，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你们全都打我的算盘，我再也不想要这些，够了！我想一个人待着，我想要新朋友。这份友谊让我痛苦。我再也受不了这份友谊了。
他几乎是乞求地环顾着周围。
我们不要再交往了，他想着，我没有做错什么。我没有唤来你们任何一个。他抬起一只手，这一刻他们全部毫无遮拦地看进他的眼睛。埃尔诺的眼里燃着嘲讽和冰冷的光。他们都憎恨我，他这样想，那炙热的抗争再次填满了他。
他不情愿地舒展开身子站了起来。
“都来吧，”他简短地说，“我受够了。”
他们一起穿过咖啡馆，紧密地走在一起；打头的是迪波尔，后面跟着他们三个，最后面是劳约什。男主角朝经理探身过去。人们的目光追在他们的背后。“他们是奥玛德的朋友。”某一张桌子旁的人们说，讥笑声在他们身后响起，还有好奇的张望。阿贝尔感觉到自己红了脸。桌边的人们在谈论他们。他们走到了旋转门边。那门停住了，有人往相反的方向转了它。“人们的目光从各个方向追过来。也许还是书本更好些。应该留在书本中间；从别处得来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痛苦的和不清楚的。父亲现在一定已经睡了。艾泰尔卡也许还没睡，她在我的房间里坐着。关于迪波尔的母亲，鞋匠说了些什么来着？早上她的病情还没有加重。如果夜里她死掉了，然后上校明天或后天回到家参加葬礼……得和郝瓦什谈谈。为什么还要叫上我呢？我们去请求他还回银器，然后我们给他写下字条。如果我们没死的话，我们也变成了成年人，我们会还清这笔债务的。我会给他写一封信，我死后他可以交给父亲或者艾泰尔卡。也许，半年后我想都不会想起这些人。也许我能活下来，那么，某一天我也能写点什么。这也让人痛苦，但是不会像生活在人们中间这么痛苦。现在我们站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我们。他们在嘲讽地看着我们，编辑朝我们指指点点，嘴里说着什么。也许他们知道奥玛德在等我们。他们都不喜欢奥玛德。他们在奥玛德的背后龇着牙笑，还交头接耳。现在他们也在龇着牙嘲笑我们。也许他们以为我们是去找姑娘们。在这样的时候，这确实也是惯例。奥玛德会带我们去。这也不坏。大块头的尤拉克，那个铁打的人，上个星期去了姑娘们那里。他说现在那儿有一个金发的、从首都过来的姑娘，她还给他看了她带过来的执照。尤拉克把那张纸整个读了一遍。警署甚至写明了她只可以走哪条路，可以在哪里向路人微笑和招手，在歌剧院和国家剧院里她只能去二等座席，还有房东可以从她的收入里扣掉多少。这是需要读一读。所有的东西都需要读一读，看一看，凡是人们写出来、造出来、编出来的东西，所有的一切。我们为什么还不走？我想我们都彼此憎恶。我恨奥玛德，劳约什的那些愚蠢问题也总让我怒火中烧。没有任何过渡地，他就会说起别的，从我们正谈的事情上跳走。如果迪波尔是我的朋友，我愿意跟他走，而且我愿意照看他，什么我都愿意跟他讲，即便我知道他并不能明白，或者他并不在意。也许，如果我送给他点儿什么会有帮助，比如礼物，或者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我已经什么都跟他说过了，我已经没剩下什么还能给他了。每个人都会走上自己的道路，然后我们会彼此忘记。应该去找姑娘们。如果我知道我们都一起去……也许奥玛德现在就要带我们去那儿。你们赶快走啊。女舞蹈演员也往这里看了，她还笑，还招手。也许是迪波尔招她喜欢。我该怎样做呢，如果奥玛德把女舞蹈演员介绍过来？其实明天就可以了。我需要知道是谁在欺骗。我应该从奥玛德那里，埃尔诺那里，郝瓦什那里解脱出来。我再也不想梦见他了。一个人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旋转门带着他们转了起来。他们来到了街上。
广场在华丽的光影下铺开，抹了厚厚的、月光亮闪闪的糖皮儿。几座有着大肚子一样拱顶大门的巴洛克式房屋在甜甜的光亮中白花花地胀起来。音乐的一个节拍也被旋转门带了出来，然后在巨大的安静中随风消散。教堂封住了广场的一边，它那巨大的体重压迫着周边矮小的房屋。大主教住的房子的一扇大窗户还亮着灯光。一座小花园在广场的中间，围着一口正逐渐枯竭的喷泉，栗子树上盛开的鲜花宛如一支支点燃的蜡烛。
空气温热而稠密，好像夏季的夜晚。没有人还在外面。小花园前笨拙地矗立着有高大舞台空间、外部轮廓不成比例的剧院，仿佛一个废弃的牲口饲养房；房子墙上黑漆漆，蛛网密布的窗户瞎子一样往外瞥着。这城市正在沉睡，做着它的第一场梦。从火车站的方向传来火车头刺耳的鸣叫，仿佛是提醒着居民们，把头埋进羽绒被里是那么的徒劳，火车不断档地拉着那些不说话的乘客们来来往往。然而可以看得出，这提醒对这城市来说不疼不痒。兵营前两名头戴钢盔的站岗士兵变着步伐，频繁交换着他们守着的大门的两角。
主教坐在亮着灯光的窗户后面，靠在一把高背扶手椅里，读着报纸。茶几上有一杯水，旁边的盒子里是小白面饼包了安替比林。他偶尔会把他瘦骨嶙峋的手伸向杯子，咽一小口，润湿一下嘴唇的周围，然后惬意地继续读着。主教像皇帝一样也睡一张军用的折叠床。在这张床的上方，悬挂着象牙做的十字架，靠墙放了跪伏祈祷的矮凳，上面铺着红丝绒的软垫。窗帘也是用沉甸甸的红丝绒缝制的。主教的睡眠不好，他朝一个书柜走去，然后用他雪白的、皮包骨的食指划过一排书籍金色的书脊，就像碰触管风琴的键盘，想找寻出这个时刻的真实声音。很多本书都被他钩出来又推回去，最后他把一本极厚的、黑色的书费劲地拿了出来。这个易碎的人慢慢把这本很沉的书拿到床头柜上，放在平日使用的祈祷书和祈祷珠链的旁边。他翻开书，凝神地看了几张图。这是布雷姆的，写动物生活的书。主教已经很老了。他无声地呻吟着，在折叠床的边缘坐下，叹着气解开他系扣的皮鞋。
医院里灯火通明，每个窗口都透出灯光，像一座运行良好、劳动火热的工厂，连晚上都不会把生产停下来。在街的尽头，桥的下面，一座大型的蒸汽磨坊也开着工。他们慢慢走过广场，光线里，他们自己那巨大的影子投射在他们身后。走到花园中间他们停了下来，这里的灌木丛中接骨木开了花，那生腐的气味像在触摸着他们，刺激着他们的观感。他们点上烟，无声地站在那里。周围的这几座房子，被涂上了黄色的光，是他们童年时代的舞台道具。他们知道每一间房子里住的是谁，知道每一扇窗子后面睡的是谁。书店招牌上那些字母的镀金已经被抠得差不多了。在那些入口低矮的商店里，他们购买过铅笔、书本、假领、帽子、好吃的东西、手工锯子和手电筒，这些都记在父亲们的账上。请记上账吧……他们在哪里都不用付钱。父亲们的信用看上去是那么无穷无尽，支撑了他们的整个童年。药店的卷门已经落下，透过一个小的四方口，还有很强的光线从里面照到路上。药剂师在里面，还没有睡，大约还有人在他那儿；从军官那儿过来的女士们，以及几个军官，在用“药用干邑”酒消磨着时间。报时的钟声突然打破了寂静，拖着回响，仿佛打碎了一块非常清脆的玻璃。他们围着接骨木丛，一只手捏着烟，另一只手用来弄裤子，放了水。独臂小子只能用嘴叼着烟，因为这个动作需要他用上自己唯一的一只手。
迪波尔开始低声吹起了口哨。沿着小花园的围栏，踩着松软的草地，他们继续往前走去。鞋匠在他的小黑屋里，坐在一盏烛台边，怀里有一本图册，他断断续续地、低声地读着一篇将军的生平介绍。他时不时会停下来，往前方望去，用右手捻着胡须，然后低低地呻吟着。在城市的图书馆里，三万册的书籍中间，在那被月光照得发亮的巨大房间的地板上，老鼠们兴奋地享用着它们的盛宴。这座古老的城里到处都有老鼠。有一次，市议会请来一位灭鼠人。那人把自己关进剧院的楼里，仅仅几个小时，在他离开的时候，成百的老鼠尸体堆积在观众看台、舞台、看台包厢和走廊上。阿贝尔仍然记得那个捉老鼠的人，他只在城里停留了一个下午；他把公共建筑中的大小老鼠都清除干净，然后第二天带着他的秘密和议会给的佣金消失不见了。人们说那是一个意大利人。
春天的月亮有一个特点，就是会让那些投射上月光的物体变得膨胀。那些物体，房子，所有的广场和城市，会吸满这春天的月光，然后肿胀，就像泡在水里的人的尸体。河水急速地冲着他们——直穿过整个城市——冲着这些尸体。他们赤裸地游泳，从很远的地方过来，来自大山中间的小溪流里，然后调整旅途的方向，汇入这条大河。他们快速地游，借着春季的潮期，直奔他们的目的地：大海的方向。有时他们会结伴到达，三三两两的，夜里他们比着赛地穿过这城市；河水知道他们的使命，于是尽可能地在夜晚完成尸体的运送，以很快的速度运出这座城的地界。这些游泳的尸体从很远的地方出发，冬季时在冻河的冰里休息，腌制。第一次春季的融冰把他们带了过来，然后继续去往奥尔福尔德方向。他们有很多人，也不再年轻。脚面和肚皮会从水面露出来，头稍稍沉在镜子般的水面下，身体上裂开着一道道伤口，有的在脸上，有的在胸上。有时他们会被桥墩挡住，清晨，磨坊工人把他们打捞上来，从他们的脖子上摘下防水的板金盒，然后认真地拼写着封在里面的官方身份信息。这样的人可以有很多，因为在春季的每个星期都会到来那么几个。如果有人留在这座城里，留在他们中间，磨坊工人又能够读懂他们脖子上挂的信息，编辑就会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写出那些陌生访客们的名字。
战争初期时城市周围的松树林已经被风暴摧毁殆尽，但是春风吹来，总能从各个方向把树胶的味道吹进城里，然后在热起来的夜晚，这味道和被松树沁香的温泉水的浓稠气味一起混合进了空气。在渔人巷的拐角处，屠夫和他的两个女儿睡在一间小屋里；通向店铺的那扇门敞开着，月光照亮了躺着睡觉的躯体和墙上大钉钩上挂着的肿胀、被肢解开的牲畜尸体。大理石的屠宰台上躺着一个切下来的牛头，它紧闭着眼，鼻孔中有黑色的血滴在大理石的台面上。年迈的律师总是城里最晚入睡的一个，他坐在书房里的一把樱桃木扶手椅上，红色呢子的椅面被一排头部镶了白色釉的钉子绷着；他的怀里捧着一摞布满尘土的玻璃盒，他望着那里面的蝴蝶标本。上百只的蝴蝶装在这样的玻璃盒里，围着墙壁挂了一圈；律师自己用一只白色的捕蝶网将这些蝴蝶捉回了家，然后把它们封进硫酸罐里。即便是去会谈，或是去法院，他也会背着硫酸罐和捕蝶网，就装在他长礼服的后兜里。他的两个儿子在战争中阵亡了，他们的照片摆在书桌上的铜相框里，相框上缠绕着悼念的丝带。但是他已经不再哭他们了，因为他已经老了，距离他们的死亡也已经过去两年了。两年的时间里，一切痛苦都可以被人们挨过去。现在他用放大镜看着一套菜蝶的系列，观察得极其认真。桌子上摆了一个烟嘴和一柄短烟斗。律师已经摸索这些蝴蝶有七十年了，每个天热的季节里都可以看到他在城市的周围，手里拿着网子，在菜地里跳跃，追在蝴蝶的后面，他的白胡须飘着，他的长礼服的两片后摆在他的身后荡漾。
还有很多别的人，很多的人，他们只是从外表上认识他们——只是他们的脸庞或声音——他们把他们全都存放在某个地方，某个在他们心里形成记忆的地方，然后便再不能忘却；他们不能忘却那些残疾的人、牧师、年老色衰的女人们的面庞，他们与他们共同生活在这些舞台道具的中间；他们也都守在这里，有着不同的身份与职业，他们生活在彼此周围，没有什么事情他们相互不知道，但是也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们能知道得千真万确的。但是，也许在他们濒死的一刻，他们的脑海中会浮现出那个住在教堂广场的瘸腿玩具商的面孔，他为大家介绍着一种新出品的魔匣。还有一个职业魔术师也住在城里，每逢秋天，他都会在剧场举办演出，空闲的时间里则去调试钢琴。他们生活在一座岛上，他们想从这里彻底地逃离，但这也许永远没有可能；如果他们死去，家人也会把他们的尸体带回这里，挖个坑，埋在这座岛的土地里。阿贝尔扔掉了烟头。
“来吧。”演员的话含混地传过来。他站在剧院演员入口的外面，没有戴帽子，他的金牙在月色里闪着光。他在龇牙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