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在这里开始彼此探知的。这种隐秘、确凿的合谋关系，让他们远离城市，并把他们绑缚在一起，也给他们提供了以另外一种方式彼此探知的机会。每个人都需要讲述“发生了什么”。很显然，这里的“发生了什么”，只涉及他们还生活在父母的威权之下的那段时光。他们慢慢地明白了：他们能够混在一起，并不是毫无缘由的。
他们组织了“恐惧的下午时光”活动。每个人都要讲出来，是什么令他在“那段时光”里最感到恐惧？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有一件恐惧的事，只是至今为止，他们谁都不曾谈起过。这些“恐惧”从遥远的过去，在说不出具体何时的久远时光中孵化出来。在这样的一个下午，天几乎全黑下来的时候，大家蹲着围拢在快要熄灭的火炉旁，独臂小子讲道，他曾在那个时候最感到恐惧——这种恐惧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后来在如织的炮火中，在战地医院的手术台上，也再没有那样地恐惧过——那是在他七岁那年，透过从门廊通往院子的玻璃门，他看到父亲在向母亲施暴，他们互相撕扯，后来母亲用双手推开了丈夫，朝房间里逃去。那一刻他是如此害怕，好像死亡正赤裸裸地威胁着他。在他讲这些的时候，他变得结巴，并开始神经质地打嗝。坐在窗户旁边的贝拉望着发光的湖面，说出了他不寻常的感受。
“恐惧挺好的。”他说。
然而，要讲明白恐惧的这种“挺好的”含义，却是难之又难，并让他痛苦不堪。这个活动持续了数周时间，他自己也在探索着，嗅触着自己惧怕的因由，其他人则在这段时间已经在了解彼此上走得更远了。当他发现在自己的记忆里，除了羞涩本身还有更多连他自己也不了解的阻碍，于是他更畏惧、更沉默了。阿贝尔和埃尔诺用一连串的盘问试图帮助他找出答案。
“我实在不好意思。”他难受地说。
他得到两天的宽限。这个讲起黄段子会兴奋得使用丰富无比的词汇的家伙，现在却羞涩腼腆地进行自我防御。他这样的有所保留，最终使小团体更感到惊奇，因为经过长久盘问，最终浮出水面的是，在他那羞臊的记忆里其实根本没有任何污秽的事情。倒不如说是可笑的事情；而他却是背负着极大的痛苦才讲述出来。
“我们住在一层，”他红着脸，痛苦地说，“你们转过身去。”
好像这些就是最难以启齿的部分，现在他却急促快速地接着说：这层走廊的尽头通向一个院子。贝拉是一个容易受惊的孩子，一直受到严格的管教，即使是在他六岁的时候，他也会有时被一个严厉的词语惊吓到，尿到裤子里。这样的时候他会把外裤晾干，而把湿漉漉的内裤捏成一个团，再把这罪证丢进隔壁家的院子里。他这样销毁掉了八条裤子。等待着自己的行为终有一天被发现，以及对将要被羞辱和惩罚的想象，在他心里引起高度的紧张，也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成为这个幼儿才会犯的毛病的牺牲品。当人们终于发现时，父亲一个巴掌掴过来，而那种放松如同涌起的海浪灌满了他的整个身心，他至今再也没感受过能够与此相比拟的舒适和幸福。
“你们知道，”他支吾着，受伤地说，“恐惧挺好的。我猜到自己会受到惩罚，我等待着。慢慢地我学会了。我知道什么能换来一记耳光，什么能换来殴打和禁食。这都是可以预计出来的。真正恐惧的是等待，而当它真正到来的时刻，真的是很好。”
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埃尔诺开口说：
“你们都认识我爸爸。他是渐渐才把自己变成一个小丑，变成他现在这个样子的。阅读也是他在成人之后才学的。他读了两本书，《圣经》和《小镜子三部曲》。我不为他感到羞耻，你们不明白我们之间的关系。当他谈论富人的时候，他是对的。富有并不仅仅是某人有很多的钱。它完全是另一回事。那是我永远也不会有，而对于你们来说，却与生俱来，从来不曾缺少的……”
“我是从那时开始害怕的，那天我爸爸站到了镜子前面。那应该还是我很小的时候。在作坊的角落里，我坐在一个矮凳子上。作坊里养了一只瘸腿的乌鸦，那是爸爸有一次带回来的；它翅膀的羽毛被剪掉了，和我们在一起生活。我坐在小板凳上和乌鸦一起玩。爸爸也坐在作坊里，在做活。他那时还没蓄胡须，也没有瘸。他忽然站起来，朝抽屉柜走去，就好像我并没有在那儿，他把镜子取了下来，拿到窗户前，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看。我盯着他，发不出声：我把乌鸦搂进怀里。爸爸用两个手指捏住鼻子往上翻，然后龇出自己的牙。他开始转动眼珠和扭动他的嘴，做着我从未见过的挤眉弄眼的怪相。他这样做了很久，深深地沉浸在里面。我张大了嘴巴，呆呆地看着。一开始也许我应该笑吧，但是我很快明白过来，根本没什么可笑的。爸爸奇怪地转动着眼珠，我慢慢地开始害怕了。他向后退了一步，好像要捧腹大笑似的，把他的嘴张到最大。之后他又皱紧了眉毛，然后生气地龇牙。这时，我哭了出来。他冲我过来，就好像现在才看到我在这里。我尖叫起来，因为我以为他要杀了我。他俯下身，他的脸是如此扭曲，是我从没看到过的，也是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的。他用一只手夺走了乌鸦，扭断它的脖子，然后把它摔到我跟前的地上。然后，他惊慌失措地跑走了。”
“那只乌鸦就躺在我面前，已经死了。我跟它一起玩了有一年的时间。我捡起它，它的身体还是温热的，我开始摇晃它，爱抚它。妈妈发现我的时候，我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从未告诉她发生了什么。我想，我这样觉得，这件事情与她无关。那天晚上，爸爸没有回家。当他早上回来的时候，他带回一只盒子，他把乌鸦装进盒子里，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他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院子里。”
“我们在这里埋葬了乌鸦。爸爸是那么小心翼翼地挖好了一个坑，这期间他愉快地与我交谈，以至于我完全不明白昨天他是在生谁的气，又为什么要掐死这只瘸腿的乌鸦。但是从那之后，每当我独自一人待在一个有镜子的房间时，我会开始害怕，我害怕我也会站到镜子前然后开始让自己的脸变得扭曲。”
迪波尔身体的纤长轮廓，被白色的燕尾服优雅地勾勒出来。他们有时会穿上那些衣服。贝拉穿着他红色的燕尾服懒散地窝在椅子上，戴着平顶的礼帽和手套。在这样的氛围里，即便是最微小的事物也可以成为他们开始游戏的理由。小孩子可以连续几个小时集中精力地玩一个摇铃，就像他们玩味着一个主意、一件物品、一个时刻所提供给他们的想法。他们也发现他们四个人都有着表演的天赋。
独臂小子忘我地导演着。他用简明的词语布置任务，然后立刻设计场景。他们扮演法官、士兵，表演家庭关系、征兵检查、教师会议、沉船上的驾驶舱。他们执迷在孩子们与生俱来却又被遗失了的表演天赋里，在这唯一的补偿中，也只有通过这样的表演，在那遗失的世界中还可能有一点点是他们的。这个世界深藏在各种为人所知的表象的背后。阿贝尔相信，他有的时候仍然能记起一些那个世界的词语和场景。
当他们彼此面对面地站着，穿着“戏服”，远离了城市，在这用钥匙锁起来的房间里，浸在炉子与烟草的酸腐的烟雾里，在两支蜡烛忽忽闪闪的光线里，在四处堆放的偷来的东西中间，这个被捆绑在一起的小团体并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将他们捆绑在了一起，他们只是感觉到一股胁迫的力量：有时，在游戏的两句话之间，他们会陷入沉默，然后长久地、呆呆地看着彼此，好像最终得要搞明白，他们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在一起，为什么这样玩，为什么活着？而在这样的震惊过后，随之而来的是苦涩的无聊。阿贝尔会提议一起玩“突击”的游戏。埃尔诺和独臂小子从房间里退出去，然后他们三个穿上戏服，把他们自己交付给隐秘的轻松与舒适感。埃尔诺重重地敲响了门。任务是这样的：用他们词汇库里的所有词汇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在一起，他们在这里干什么。埃尔诺和独臂小子代表外面的世界来进行审问。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称谓或身份。可以是老师，可以是秘密警察，也可以是军人、宪兵，或者最简单的，是闯到这里来的父亲们，他们审问这些“下人”——阿贝尔坚持使用这一个称谓——到底在这里干什么？格仑家的男孩们一直很神秘。无法清楚地知道他们在自己家里做些什么。
埃尔诺来提问。独臂小子立正地站在他的身后，好像学校总管站在校长的身后，士兵站在中尉的身后，或是一个没有那么厉害的成年人——比如幸灾乐祸的叔叔——站在爸爸的身后。埃尔诺戴着帽子，挎着贝拉的竹手杖，戴着贝拉的鹿皮手套，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他时不时地摘下眼镜，用两根手指捏着它，然后举到眼前擦拭。“需要声明的是，”他说，“人赃俱获的事实证据显示，学生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没有得到家长、老师、长官、行政和军政界的领导们的许可下，甚至违规犯法地蓄意反叛，离开城市，将自己锁在一个名声并不好的温泉疗养区的旅馆房间里，吸烟，喝酒，长达几个小时地单独待在这里。不管谁来到这里，都会意识到这里的情景非常特别。”
“普洛高乌艾尔，请你站起来！且不说你在学业上的进步是多么令人遗憾地微乎其微，当然，必须承认最近一段时间里你在学校的表现确实让人无可非议。但是现在，我不得不遗憾地说，我在这里看到的这些情况，都是违背校规的严重事实。这是什么？朗姆酒。这一瓶呢？白酒。这一盒呢？东海鲱鱼罐头。我看到了什么，鲁扎克？请起立。是我猜错了么，如果我假设这个咖啡豆来自你父亲的食品店？”
贝拉站起身，玩弄着他的手套。
“是错了。从食品店我只偷了钱。咖啡是我用偷的钱从别处买来的。”
从一个质询到下一个质询。埃尔诺的讯问很细致，在形式上也完美无缺。没有人推脱。他们都自愿承认了物品的来源。劳约什望向埃尔诺，眼里带着怒意。埃尔诺用慢节拍的盘问步步紧逼，把最锐利的问题丢向阿贝尔和贝拉。
“请住口，普洛高乌艾尔。我有话要单独与你说。这算什么，这个小丑服装？你们就是这么在准备考试么？爸爸们都在前线浴血战斗，你们就是这样在为人生做准备么？”
“我很抱歉，”阿贝尔说得很坚定，“我们并没有在为人生做准备。”
埃尔诺点了两支蜡烛放在桌上，然后坐了下来，礼貌地向独臂小子指了指座位。
“这是什么废话？”他说，“如果不是为了人生，那是在为什么做准备？”
“我们根本不曾准备，长官。”阿贝尔平静地说，“这正说到了问题的关键。我们所努力的是我们不要有所准备。生活正在为什么而做准备，那是生活的事情。我们肩负的任务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贝拉附和道。
“闭嘴，鲁扎克。住口吧，用偷来的钱去买咖啡豆的人。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我们的任务，”阿贝尔用在学校里回答问题的声音答道，“是维护我们的团结。我们是一个小团体，请注意。成年人的所作所为与我们毫不相关。我们也不需为此负责。”
“说得有些道理。”独臂小子说。
“你离开了这里，结果被截掉了一只胳膊，”阿贝尔回敬道，“你要为此承担责任，因为那个世界是你认同了的。很多人因为你而死去。很多人也因为埃尔诺的父亲而死去。拙见是，所有人都要为自己所认同的事而负责。”
“你们很快也要被征兵了。”埃尔诺冷冷地说，“到那时你们还这样讲吗？”
“到时候我们当然就不这样说了，我们也都将对此负责。但至少到那时为止，我还不需要知道他们的世界的规则。也不需要上音乐课，不需要上这堂我刚用一张假的假条逃开了的课。我也不需要知道剧院的墙根是不可以公开撒尿的。也不需要知道世界大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的原因。”
“我明白了。”埃尔诺说，“那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沉默无语。贝拉望着他的指甲。迪波尔卷着烟卷。
“我们在这里，身处在他们的事情里。”阿贝尔说，“你还不明白吗？我痛恨他们教我变成的这样子。我不相信他们所相信的。我不敬重他们所敬重的。我总是孤单一人和姨母在一起。现在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我不想和他们一起生活。我不想吃他们的食物。所以我在这里。因为在这里，我才能破坏掉他们的那个规矩。”
“他们？他们是谁？”埃尔诺问道。
他们这时同时叫喊道：
“比如锁匠。”
“或者律师。”
“老师，面点师，随便是谁。”
“所有人，所有的人。”
他们语无伦次地叫嚷。贝拉扯着嗓子吼着。阿贝尔站到了床上：
“我告诉你们，”他喊道，“我们必须逃走。骑自行车或者骑马。现在就动身，穿过这片森林。”
“骑自行车没办法穿越森林。”迪波尔回答得很专业。
但是他们也感到已经离问题的实质不远了。也许，他们现在就触碰到某个秘密的所在。阿贝尔狂热地吼道：
“我爸爸是个大混蛋，”阿贝尔大声宣称，然后他抬起胳膊指向埃尔诺，“你问我在这里做什么？我什么也没做。姨母总把我撵到楼下的庭院里，让我在那儿玩，因为房间里潮湿。那好，那我就在外面玩。你爸爸说，富人们是敌人。这不是事实：还有另外一个敌人，更加危险的敌人。并不在于是富人还是穷人。”
他拢起双手架在嘴前：
“他们，所有的人！”他惨白地细声说。
“我们也会成为成年人的。”埃尔诺严肃地说。
“也许吧。但至少在那之前我要进行防卫。我要说的就这些！”
他们卧在床上。阿贝尔脸庞滚烫。迪波尔坐到他身边。
“你认为，”迪波尔睁大双眼平静地问，“我们能够防卫得住吗？”
春季很多游客也来到富尔察。他们的会面也更加谨慎。每个星期，他们都有一两个下午逃来这里，只有到了周日，他们才会在这里待一整天。庭院里偶尔有情侣们在幽会。
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都只是他们自己的事，为此他们也没有任何的犯罪感。另一个世界与这里毫不相干，他们凌驾于体系、规则和监管之上。目前，“另一个世界”的含义只不过是不能在马路上公开抽烟，还有，比如世界大战。无论是没有面包票就买不了面包，还是拉丁语老师不公正的判卷评分，无论是某位家庭成员死在了战场，还是没有老师的同意就不能去剧院观看演出，所有这些他们因这个世界而受到的伤害，都无差别地激发起他们的反叛。他们感到，这些与他们作对、扼制着他们的体系，无论是在大事小情上，都同样严酷地与他们对峙着，很难区分出哪个更严重。在街上恭敬地向成年人问候，这件事现在变得如此无法忍受，就如同很可能会到来的，几个月后要向部队教官行敬礼。
他们在这个春天失去了尺度。无法说得明白，是在何地，又在何时，游戏变得严重起来。劳约什独自游离开，他们则忌妒地观望着。从某种角度来说，劳约什被视为成年人。他可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他将自己从成年人的群体中放逐，来到他们中间；所以，他随时都可以回到敌人那边去。他再次穿上军官的制服，整天和演员混在一起。他好像厌倦了在富尔察的厮混。他又开始去咖啡馆。小团体的成员们已经开始讨论是否要将他开除。但是独臂小子更快一步地，在早春时节，将这个小团体介绍给了演员。
这个介绍仪式是在迪波尔的房间里进行的。演员一下子就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因为他第一次礼貌地来访时，就从窗户爬进了房间。
迪波尔是小团体的核心。迪波尔是那个因为以他为中心一切才得以成行，为了他大家才聚在一处的人。他们都会把贡品带给他。当小团体放弃掉“其本身就是目的”的原则后，围绕着迪波尔的一种物质上的竞争也渐渐形成。阿贝尔为他写了一首诗，却不敢拿给他看。贝拉用礼物来讨好他。埃尔诺会帮他背书，为他擦鞋，成天围着他做一些类似仆人和搬运工的工作。尽管迪波尔身处这场争相讨好、浓情热意、互不相让的竞争风暴的核心，但他仍旧维持着他那与众不同、彬彬有礼、温和善良的风度。
暂且抛开那个与年龄段有关的粉刺问题，普洛高乌艾尔上校的小儿子在小团体成员们的眼里是一个神秘的生灵，完美无瑕的化身，他们对他全都抱有这样的感觉。由于漂亮、温和，年龄较小的普洛高乌艾尔男孩在城里也颇有名气。迪波尔跑步，游泳，骑马，打网球，尤其喜爱跳跃，尽管他有着所有这些男孩子的出色表现，他还具有柔软、精致的外表。他的皮肤极白，额头上覆盖的刘海微微有些卷，金色的头发、蓝灰色的眼睛更加强调了这一特征。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坚毅、厚实的嘴唇以及肌肉健壮、手指短粗的双手。但是鼻子和额头的线条却柔和又柔美地呈现在这张娃娃脸上，脸的上部和下部之间的不成比例，撩惹起人们内心的躁动。在他的身上，丝毫看不到半大小子特有的那种笨拙。好像孩童时期某个幸运的瞬间，这个男孩的面孔从此停止了发育，雕塑家从模子上移开双手，然后满意地说：就这样吧。迪波尔即使长到三十岁，看上去仍会像一个孩子。
他所有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比如他向某人发问，或是微笑着做出回答，都具有他独一无二的特征，轻柔温雅，像是带着羞涩的礼貌。他并不像贝拉和埃尔诺，不像大多数与他同龄的伙伴们：他勉强才能吐出一两句粗鲁的言语，像是先得进行一番自我抗争。那些粗话若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听上去则像是他出于礼貌才说的，是出于对其他人的贯注，像是在别人爆粗口时，他不愿因为自己的沉默伤害到大家。
他少言寡语。好奇心会显现在他的整个人身上，显现在他时时刻刻的目光中。如果阿贝尔或埃尔诺说了些什么，他会缓慢地转过脸，然后瞪圆了眼睛，全神贯注。他会吃惊地问很简单的问题，又总是用微笑表示对答案的感谢。无法断定的是他内在的这种关注，是出于他无可挑剔的礼貌，还是出于无知的好奇。他害怕书，假如阿贝尔偶尔发自内心地想与他分享对一本书的感悟，他会带着特别的反感触碰这本书，好像是触碰某种复杂的、有点不洁的、碰上去感觉很不舒服的东西，真的只是因为要讨好他的朋友，他才去碰。
他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不偏不倚地在他们中间，没有选择党羽。他就像一位仁慈、高贵的君主隐忍地穿行在他们之间，好似他并不十分确定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出身和命运迫使他永远彬彬有礼地跟这些缺少耐性的爱臣们相处在一起。他也并不十分确定地预感到，小团体是一个终结的宿命，一个无法逃脱的命运，如同所有的命运一样，它极其简单，也极其痛苦。这些男孩子每天只有在睡觉的那几个小时里才会互相分离，有一种力量把他与他们卷在了一起，比跟任何人的关系都更复杂，然而，他并不明白这种力量的含义与目的，事实上，他们并非是与他投缘的那种类型。这样一种反叛的类型——令人难以理解、出于某种无形的暴力的迫使而被他们选择的反叛的类型——其实并不是他的喜好。周遭的环境，无序的秩序，不可知尤其是不可忍的、爆裂的外部世界的秩序，在他的内心也撩拨起了他的反叛，却是这个反叛的另外一种形式，触手可及的、简单的、更能付诸行动的形式，这才更合乎他的心意。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一切，在他心里也扎下了根，他同样无法抗拒这股否定一切的、特殊的、反抗的魔力，那些魔力的游戏也在他心里扎了根，而这魔力的源泉也许来自阿贝尔，也许来自埃尔诺。他觉得，可能简单一点的解决方法更是他所爱。比如，迪波尔永远不会反对那样的计划，譬如在教堂前架起重型武器，然后发起自卫战争；还有，如果有人建议在一个起风的夜晚点燃这座城市，那么会让他感觉头疼的，倒不如说是这计划实施和操作起来的难度。
这些迫不及待地突然将他包围在中间的男孩子们，这样的一支护卫队，并不真的对他的胃口。但他没敢向任何人承认。他必须要接受这个小团体，跟它生死与共，因为小团体也接受了他。父亲的气场，一种经过过滤后遗留下的、几乎难以辨识的军人自知之明的残片在他的体内发生着作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一个“我”便是他。
偶尔，他会抱着惭愧的渴望去关注其他的小团体和团体；他痴望着其他同学的冒险，看他们跟这个世界秩序的压迫进行抗争，他们只是简单地表达他们的反抗和不满，通过野蛮的玩笑，通过体能训练的游戏，特别是通过对身体本身的强调与展示。迪波尔并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身体的勇敢更美好的事物。而小团体对于这一种形式的勇敢——如同对待所有具有现实性目的的任务那样——厌恶地把它排斥掉了。
他并不明白，在他们之间他到底要什么？他不能逃开，也不想逃开，但他仍然觉得在这些男孩子中间自己只是一位客人，因为他们对他的敬慕，大家才走到了一起。他们所做的一切，带给他的是糟糕的和酸涩的快乐。将来会是怎么样？每当他想到这个，他的嘴就瘪起来。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不能这么甩手离开。他感到，在小团体的这些游戏背后，有一个世界隐约可见，这个世界他也还记得，那是一个年轻、真实、无法形容、令人振奋的世界。小团体想用这个世界的碎片建造起什么，在这个天空下建一个小的玻璃罩，他们可以藏在玻璃罩下，然后透过这玻璃，苦涩而不屑地眺望另一个世界。
他是唯一一个不用关心这个玻璃罩碎了该怎么办，他们要去入伍了该怎么办的人。战争，与毕业前的焦躁，与丢人的、四下躲避的、地下的奴仆生活，与在这个世界里必须要过的生活相比，难道真的更糟糕吗？战争八成也是奴役和伤害的一种形式，是成年人发明出来的东西，是他们用来折磨彼此和比他们更羸弱的人的东西。
就这样，他留了下来，跟这个小团体待在一起，因为他感到在唯一的、无法明白的威权面前，在成年人的威权面前，这个团体把他保护了起来。另外，也因为他感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把他们集结在了一起，尽管他并不了解这种千丝万缕的捆绑力量究竟是什么。并不存在任何人的指令，他们一方面处于跟所有威权对立的反叛状态，一方面却轻柔地来到他的身边，将他们的命运交到他手中。也许那种感受是同情，他怀着同情在他们中间穿行，也可能是出于宽容和善意。他们只索取一点点，如果他连这一点点——比如一个微笑，一个手势，或仅仅是待在他们中间——都不能给他们的话，他们会非常难过。
在富尔察的这间房子里，在这几个月中，所有的这些只是偶尔、轻微、无从察觉地吸引着阿贝尔。他们厌恶的东西、他们共同的班级、他们零散而雷同的记忆、他们相似的生活方式，无形中把他们捆绑在了一起——跟小团体里的另外那一半成员相比，他们两个被更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在他们俩之间，他们自己也感到，有些东西只属于他们俩——也许由于他们在孩童时期一旦没能用好刀叉就会挨打，也许由于他们向人打招呼或回复别人问候的方式。阿贝尔因为发育不良长得矮小，脸上有雀斑，头发是淡淡的红色——在他的身体上，特别是在手上，他有另外两个同伴所没有的东西。就是那个埃尔诺曾说过的，富足并不是钱，而是别的什么。
这是一个罪恶的念头：与他们俩相比，也许另外两个伙伴离现实的世界更近。但是，他们俩却拥有他们特有的东西，一种无价的优势，这是另外两个伙伴这辈子也不会得到的——在小团体的同谋里，还存在有他俩自己的同谋。
普洛高乌艾尔上校在他的人生旅程中被派到一个又一个悲哀的城市，因此，在迪波尔童年的记忆中，也携带了许多关于兵营和外地城市的空洞的记忆。独臂小子劳约什，更多地得到他父亲的遗传：服从原则，贪婪和暴力。迪波尔有时会吃惊地说，在兵营大院里，在父亲军人式的恐怖管教下，独臂小子也跟他一样不知道什么是自由的童年，因此同样的渴望把他也吸引到了小团体的中间：是反叛的迫使，也是那个已经遗失了的、再难找回的另一个世界的诱因。迪波尔惊奇地看到，劳约什从成年人的世界里回来，带着麻痹和一条胳膊。几个月前，他从他们共同的卧房里，从学校的课桌后走出去，到了那里，现在他自愿回到他们中间，回到这个与他相关、处于奴仆阶层的受苦人中间。劳约什走近了这个小团体，在他的处事风格中有着谦卑的神经质；谦卑和莫名的、无法控制的火冒三丈总是彼此交替。
他也要求参与进他们的烦恼中，他也悄悄地抽烟，也愿意深夜里和他们一起在小巷里溜达；当他们心里像在打鼓一样去往郊区偏远的小酒馆，他偷偷地站在他们中间。对他来说所有的这些都是自由的。这些都是家长们禁止他们做的事情。在长辈们的复杂体系中，家长的熟人会扮演起敌人和危险的角色，就像老师或巡逻的军人：他谦卑地让自己背负起他们的命运，而他其实早已从中解脱了。
自打从前线回来，独臂小子的心里就有某种渴望和不满足在悄悄地发酵。对此他从来没有详细谈过。埃尔诺向小团体报告，独臂小子经常去找鞋匠。他们在一起能一口气嘀咕好几个小时。当他们问起劳约什，他会结巴着回避这个问题，然后走开。小团体充满不信任地注意到了这个退步的迹象，即劳约什一次又一次地回去找那些成年人。劳约什不安稳地游荡在两个世界之间，小团体和成年人之间。好像他是在寻找什么，寻找一个答案，寻找一样丢失了的、他却不知丢在哪里的东西。
贝拉说，他是在找他那条胳膊。
但是，这个愚蠢的解释得到的是大家的哄笑，于是，贝拉羞臊地闭上了嘴。那条胳膊已经不可能寻找了，难道他能知道它在哪里？最初肯定是放进了木桶，然后被丢进撒了石灰的大坑里。埃尔诺自信地说，人们不会如此热衷地寻找无关紧要的东西。阿贝尔一再强调劳约什是在找他的位置。因为他不能相信，他曾经如此渴望的一切：自由、成年人的特权，最后竟比不上他们小团体的。他在寻找什么，可能是他很久以前错过了的、没有找到，也没能在成年人那里找回的东西。
他们对成年人并没采用什么特别的称谓，“他们”——这个词本身就表示了那是谁……
他们对他们进行侦查，然后彼此交换信息，聊一些期待的进展和结果。假如那个永远戴着礼帽出门的大主教的秘书查多尔先生在路上跌倒在水坑里，那么对他们来说，就会像听说基津达伊法官因为牙痛已经失眠好几天了一样令人兴奋不已。他们并不挑选对象，也不轻易地原谅谁。他们达成了一致，在战争中，可以用任何武器来打击敌人。他们生活在战争中，但那是他们自己的战争，是独立于成年人的战争之外的战争；他们对此毫不怀疑。
劳约什是个间谍。他出没于敌人的阵营，然后忠诚地回来汇报。很少能有机会对他们进行更猛烈的打击：敌人全副武装，残忍，并且不可信。他们的巨爪伸向他们，不久之后，那只爪子最终会将他们捉获。
演员来自另一个阵营；没错，他是从窗户爬进来的。他是成年人，有肚子，下巴刮得干净得发蓝，佩戴怀表，衣服很特别，还戴假发。经过长久的讨论之后，劳约什把他介绍了过来，而他们也以对待敌人一样的不信任会见了他。
很快，就在会面的第一个小时，他就提出使用“你”的称谓。他们警惕地站着。演员坐着，溜达着，夸夸其谈。他有着说不完的话。他抽着他们的烟，聊了很多城市，讲了很多段子。他讲剧院的生活，女演员们的八卦，并且透露了姓名和具体的信息。这些信息应该被重视，因为这让他们看到了敌人隐秘的底牌。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演员都十分可疑。他总是说些这样的词汇：大海，巴塞罗那，甲板，柏林，地下铁，三百法郎。演员说道： “后来船长走了下来，于是黑人们都跳进了水里。”这一切都显得非常可疑。演员说： “那时候我已经三天没合眼了，我的行李落在了热蒙，我困倦难耐。后来，火车停下，我往车上瞟了一眼，看到站牌上写着：科恩。于是我想，科恩，回头让我们想想办法看。”这样的话可以听上几个小时。但是可疑却加重了，因为现实中所有的一切是另一副样子，至少在演员的现实中。他们所有的经验都与他相对抗，即在“他们”中间没有人可以信任。他们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吸取了教训，敌军阵营的人只有在有所图的情况下，在惩罚或索取的时候，才会跟他们发生对话。总之，无论怎样，他们都是有目的地与他们接触。很难相信演员会更愿意待在他们中间。他完全可以坐在咖啡馆敞开的窗户后，或嘴里叼着长烟斗，戴着礼帽在大路上漫步，他也可以在合唱团的姑娘们和女歌手们的爱情中逢场作戏；但是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带任何的意图，只是数小时地与他们争论。
他们在演员面前闭口不谈富尔察。他心甘情愿地爬窗户进出，因为他们无法公开会面。他们在街上也无法公开跟演员走在一起。如果他们跟演员一起散步，会招致老师们、亲戚们的训斥。演员对此心知肚明，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就合他们的窘境，和他们一起躲躲藏藏。
他对待他们每个人都是同样的友好。他会严肃地、皱着眉头地讲出来很可笑的事情。人们听演员说话，他们会相信：在这世界的每个地方，生活都会凶险地开始，然后再无条件地变得柳暗花明，生活是各种不可思议事件的轮番上演。演员说： “小黑人们。”还有一次他说： “那座比萨小塔塔其实并没有那么斜。”他把所有的一切都加以昵称，从他那好像永远含着个球的口中，什么都变成了“小不点儿”。而对这个，他们必须要加以适应。
他们还需要适应的是，他如此投入地跟他们在一起。他们猜不出其中的原委，也不能发现他的弱点在哪儿，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坐在房间的正中央，坐在一把椅子上，剃须后的皮肤闪亮，他穿着棋盘格图案的衣服，头上的假发好像是用胶水粘上的，紫色的丝绸手帕垂在胸前的口袋里，他穿着漆皮高帮皮鞋的脚跷在膝盖上，闪光的、略微近视的眼睛好像是在他们身上快速爬行的小虫子，他声音纤细，像清着嗓子一样谈论着世界上的事情。可以看得出，只有遥远的事情才会让他感兴趣。
阿贝尔有一天说： “你们可以注意一下，如果他说了什么特别好的事情，之后他会忧伤地呆呆望着前方。”
在这样的时候，他平滑的、白得泛蓝的脸上的所有线条都会松弛下来，鼻子伤感地拉长，肥厚的嘴唇耷拉着，眼睛也掩藏在半垂着的眼皮之后。他那灵活、白皙、布满胖鼓鼓的肉垫儿的手颓丧地垂在身前。他就这样独自坐着，永远坐在房间的正中央；这一点他极其在意。如果是桌子摆在了房屋的中间，他会把桌子推到一边，然后把椅子拉过来，不偏不倚地落座在中心点上。
还需要适应的是他身上的香气，还有他永远在吃留兰香型的水果糖。偶尔，在他难过的日子里，他使用香料会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他通常会用肉桂味道的香料；但是如果他很难过，就会使劲往自己身上倒香料，麝香和欧丁香，素心兰和玫瑰油，处在自己的香雾中他会感到万分的喜悦，他会给领带喷上一种单独的香味，然后时不时地拿到鼻子下面嗅一嗅。
他又大又沉又忧伤的躯体却有着特别的柔韧。如果他站起来，他会顺势旋转一个圈。鞠躬时他踮着脚尖站立，一只手抬至唇边，然后甩一道大大的弧线，扬起一个飞吻。然后他立刻解释： “小丑们会这样来致敬……”——然后他像一个不能这样做的人一样目露忧伤。
他会解释自己的每一个动作。他会说上几个小时，为什么这样做，什么是他所不喜欢的。“我憎恨，”他说，然后又说，“我热爱。”没有中间路线。但是，如果他自己一再重复这两种表述，他之后会稍作沉默，然后问道：
“这是多么荒诞的事情啊！多么歇斯底里，不是吗？我憎恨！我热爱！只有女人和喜剧演员们才会这样说话。”
他对于女人和喜剧演员有着最糟糕的看法。
如果提起女人和喜剧演员，他绝对会使用那个完全一样的称谓。如果谈论起他的同事们，他的脸会因为愤怒的痛苦而变得扭曲。他会抱怨连天，讲起那些偷走了他许多个上午的试演。后来他有一次站起身来宣布： “我要什么？到最后我不过是一个小丑。”
但是他给出了提示，就是只是到最后才是小丑。
在他们相识后的第二个星期，他邀请他们到他的家里。
演员住在一个宽阔街道上一所出租房二层的出租屋里。他房间的窗户朝向那个宽敞、肮脏的院子。房里的所有家具紧靠着墙摆放着，把屋子的空间四四方方地包围起来。房子的中间铺了宽大的地毯，在两扇窗户之间，迎接来宾的是一面很大的长形镜子。
把房间租给他住的是一位寡妇，年轻的战争寡妇，她和她的孩子艰难地度日。如果母亲去市场了，演员会教那孩子芭蕾舞步，那是一个驼背的小女孩。
“有一些人，”他说，“他们的工作是把那些体毛一直长到肚皮上的人或是有两个头的人买回来。我就认识一个这样的人。他知道哪里有毛一直长到肚子上的姑娘，但是她的妈妈并不愿意卖掉她，他知道在哪儿有长着三只手的男孩。他一直关注着他们。有的时候，他会跑过去看他们的成长状况，给他们的父母写信。然后他把他们卖给怪人马戏团。他发了大财。”
小团体带着无可否认的兴奋跑去找他。如果说他们进屋时看到床下躺了很多海狮，他们一点儿也不会觉得奇怪。他穿了一袭黑衣等着他们，扣眼里别着鲜花。他以最隆重的礼仪去门口迎接他们，用见识过世面的做派，动作自如地为他们指座，一个坐在床上，一个坐在洗手盆旁边，还有一个坐在飘窗上。他好像一位伯爵，正在举行自己的招待会。而他自己，依照惯例，拽一把椅子到房间的正中央，然后他从那里往各个方向送去微笑和亲切的问题。
需要承认的是，演员确实厉害。
他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东西，但是一直到他们逗留的最后一刻，他们都能感受到他为他们变出了盛大晚宴般的奇特氛围。他聊着那些距离遥远的事件，对于质疑，他一概用微笑回应，他表扬了迪波尔的仪态，还有阿贝尔专注的眼睛，埃尔诺的专业知识。至于埃尔诺在什么领域很专业，他并不明说。他还送了贝拉一条香喷喷的领带。
独臂小子满怀喜悦，得意扬扬地微笑着来来回回地在他们中间穿行。他把演员带进了他们的生活，而演员在这个下午旗开得胜，大获成功。小团体放下了戒备之心。在第一次做客即将结束时，一种似乎只有他们小团体待在一起的气氛几乎呈现了出来。
要等到天色变暗他们才可以在黑暗的掩护下离开。他们是一个个离去的，阿贝尔留到了最后。演员把客人们都送到门口，告别时深深地鞠躬。最后只剩下阿贝尔与他独处。他站在窗边，并没有理会男孩。阿贝尔只能看到他的侧脸。每一刻都有某一种表情从演员的脸上消逝。首先是微笑，然后是紧张的关心，单纯的近视的目光，嘴唇也垂了下来。他静默着，看着暗下来的街道，用手指轻轻敲着玻璃窗。
阿贝尔没有动。演员的变化令他感到震惊。他等着他说些什么。好像是因为极其疲惫，好半天他才向他转过身，动作迟缓，软塌塌的。
“你还在这里，”他严肃又忧伤地说，“你在等什么呢，我的孩子？”
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宽大的背部遮住了窗户。阿贝尔等了一小会儿，然后紧张地朝门口快速走去。他在楼梯间停了下来，回头看了看。没有人跟着他。
夜里，演员的声音在他耳畔响起，进入他的梦里。
他们需要知道，演员来到他们中间到底想干什么？敏锐的听力告诉他们，演员的声音是真诚的。他所有的外表特征都表明了他彻头彻尾地属于敌人的阵营，但他不曾犯下一个错误，也不曾发出一个不真实的声音。他没有放低自己，没有过分地松懈，也没有无所顾忌地谈论私人信息。能够感觉得出来，他毫不费力地轻松走过了这条横跨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大道，只要他想，他随时可以走近他们。他们尖锐的听觉从不放过一个不真实的声音。过分的亲热、真诚和坦白，对他们都是一样的可疑，像是演绎出来的讨好。当演员在他们中间不真诚的时候，他会调试半个或四分之一个音高，用这个方法对自己的声音进行加工，这个加工是如此精细，以至于若是时间长了，连他自己都再受不了这样的声音和这样的换气。他们知道成年人彼此之间并不真挚，也并不坦诚。演员的白天是在成年人中间度过的，在试演中，在咖啡馆里，跟这个城市中闲散的人们在一起。他的身边总是站着身材矮小、举止优雅的编辑，这个人向每个人都庄重、深沉地问候；还有一个是剧团的台词提示员，对于这个人他只是含混地解释为他“在国外认识的”，是他的秘书、取信员和处理复杂财务问题的委托员；他的另一个委托员是胖胖的郝瓦什，他是一个当铺的老板。
“郝瓦什很有钱，”当阿贝尔向他询问时，他神经质地动了动身子，这样说道，“他不仅有钱，还有很多宝贝。你们也许还不知道，应该和当铺老板永远保持良好的关系。我每到一座陌生的城市，第一件事就是和编辑以及当铺老板建立友谊。我一旦遇到一个人应付不了的事情，这两个人就能帮助我：永生和活着。一个人只有在还一直活着的情况下，才能够永生。”
很难去拒绝。跨越了如此遥远的距离，他来到他们中间，或者说在城市里的那些个下午，他们去到他那里。在演员面前，他们把富尔察的秘密一直隐瞒到最后一刻。讲述的时候，每个语调他们都经过了反复的推敲。
但是，演员的确有些其他人所不具备的本领。这是出于他的本性，或者本事，也可能是本能的反应？他跟他们说话的方式，是任何一个别的成年人所不会的。成年人总会犯下的错误是，他们总像对待其他成年人那样跟他们说话。演员从不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他不会去搭一座人工的桥，也不会为迁就他们而放低自己。
他说话的方式，好像是一个人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穿上了睡袍，感到特别舒适，他也讲他们的语汇，说只有他们才用的暗语，似乎他并不用刻意去学。他眼睛直直地盯着某处，坐到他们中间，神经质地将眼珠转来转去，然后说：
“你们是多么年轻啊。真的很特别，你们比我想象的还要年轻。在我将近十八岁时，我要比你们老许多。我是后来才慢慢变得年轻些的。”
他不再那么高大，当他坐下来，坐在地上，他显得很小，这样一来，小矮人们也不再惧怕与他一起玩耍：他是个变种的小矮人，有着巨大的身躯，戴着假发，用来供成年人娱乐，然后到了晚上，他才疲惫、失望地回到他的小矮人伙伴们身边。
他有时会把他们偷偷带到剧院二层的内部人员看台上。他们局促地坐在最里面，看奥玛德为他们演出。那些动作只有他们才明白，那些眼神和临场发挥的台词，都是在强调他们之间的同盟，而其中的关联也只有他们才能知晓。演员在表演，同样是被迫地在表演，如同他们的表演，那是把现实扭曲着藏到一个外壳里或藏在一副表情痛苦的面具后面的表演。对他来说，这表演是一种胁迫，就如同规则强加于他们。也许，演员只有在表演中才展示出了他生命的真实动作，就像他们感到现实背后的人生才比所有的现实都更加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