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是一套长篇小说系列中再经修改、最新再版的一本。这套长篇小说系列曾于1934年至1947年间，由当时的布达佩斯列沃伊（Révai）出版社出版，全套系列中的三部书分别为《反叛者》、《忌妒者》和《愤怒者》，三部书总共分五卷。第六卷，也就是这一系列收尾的一卷，原名为《艺术与爱情》，1948年春已经准备付印，但最终未能与读者见面，因为这一年发生的政治变故迫使我离开了这个国家。现在，这一卷更名为《落伍者》，也为这套长篇小说系列画上了一个句号。
或许，在这套长篇小说系列完整、统一出版之际，也是笔者应该向读者告知自己写作意图的时候了。《反叛者》和《忌妒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年里面世的，那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灾难还在以余震的形式存留在当时人们的意识 里。这三卷也发行了法文版、德文版和西班牙文版。但是，在1940年至1943年的这几年中，后续的《愤怒者》，我只是为了抽屉而写作，因为随后发生的政治变故也没能给它与读者见面的机会。现在，借由这新一次的出版机会，1947年第一次面世的这些小说得以再版。在校对样稿的过程中，我对那段时光的记忆又再次复苏，那是一段我在近乎窒息的孤独中拼命想把我所经历的一切都记录下来的回忆。
与这些小说的再次相见是令人感到不安的。在过去的四十年中，这些书封存在船舱的货箱里，在大陆与大陆之间漂洋过海，这也是迫于迁徙的生活境遇。阅读时，有时会产生那样的感觉，好像很多我所记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的那一段时间的现象，在总体上和局部上都与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相吻合。奥斯卡· 王尔德说过，生活模仿艺术。乍一看是那么回事，但是再近一些仔细看却没有了意义。生命是一串行为的过程，独立于精神的影响。笔者从那些已经固化了的、变革的风险中拼凑出一幅图画，之后这幅图令人惊奇地显示出，它好像预见了时代的一些现象。但是，乌托邦总会落在现实的后面。法国有一个说法：越变革越是跟以前一样——这一句其实更准确。制服和徽章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变换不停，但是那一串行为的过程却还是一模一样：专制，扼杀自由的言论和自由的就业，而且还时不时地挑起战争，因为寄希望于能以此摆脱内部和外部的麻烦。制服有时是棕色、黑色或红色，但是，那被套进制服里的人却是一样的，因为他做着一样的事情。徽章有时是这个图案，有时换成了那个，但永远都是命令式的统治。那命令让人们把徽章别到胸前，然后限制人们自由地相处。那位老年的德国作家，在小说的第五卷中，在1939年的囚禁中向一位伪英雄述说他生活在其中的窒息和压抑，四十年后，他仍然在相似的境况里艰难地喘息。在富有节奏、熙攘纷乱的大市场，民众的演说家发表着他的“无阶级社会”信仰的言论，今天他仍然在说谎，因为没有阶级只会剩下人群，而没有社会。
在世纪的大案中，在命令式的统治体制对自由民主的案件中，改变的只有战略。案件中的材料仍旧是那些。
“市民作家”做出了尝试，就是对这一时期做出陈述，那么，读者自然询问： “格仑们的作品”到底是怎么回事？……“市民”在当今的争论中成了怪物，被称为布尔乔亚，成了有着啤酒肚和狰狞面目的剥削者。人们听到过，在封建制度灭亡后市民创造了一种文明。人们也听过，市民发挥了作用：创造。中产阶层——在人群渐密集和技术上以我为主的世界里——继市民之后，已经不再创造，而只是消耗： “消费”，生产出了消费文化。市民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城市，在人群渐密集的世界里，中产阶层将城市连带空间塞进水泥，取名为住宅。“格仑们的作品”到底是什么？……气氛。一种氛围，人的生命在其中，除了存在之外还需要意义和地位。如果格仑中的一两位仍在哪里存活，在耄耋之年他们被迫般感到，地心引力似乎已不能再把他们留在地球了。
如果我们询问一个生物学者：生命是什么？无机物发生转化，变为有机物，门槛在哪里？——他的回答是： “生命是一个化学反应。”在生物学者的专业领域，这的确如此。但生命还是别的什么，还需要气氛。格仑们熟知此道，在他们建设了城市和房屋的同时，还特别为此生产了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