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列耶沃村坐落在一个峡谷里,因此从公路上和火车站上看,只看得见一座钟楼和几家棉布印花厂的烟囱。如果过路人询问:这是什么村?就有人会对他们说:

“就是那个在一次葬礼上教堂执事把全部鱼子酱吃个精光的村。”

那天工厂老板科斯秋科夫家追悼亡人,在丧宴上,老教堂执事在许多凉菜中一眼看到了大颗粒的上等鱼子酱,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有人轻轻推他,拉他的衣袖,可是吃得乐滋滋的他竟好像是麻木了,什么都没觉察到,只是一个劲儿地吃,把酒席上的鱼子酱全部吃光,而那一罐鱼子酱约有四磅。许多年过去了,老教堂执事早已谢世,可是关于鱼子酱的事大家都还记得。是这儿的生活太贫乏了呢,还是人们除了这件并不重要的发生在十年前的事情之外不善于发现什么别的东西?在谈及乌克列耶沃村时,他们就是不讲其他事情。

热病在这个村里并未绝迹。在夏天,到处是水洼泥泞,尤其是在围墙和栅栏下面,因为在它们上方的一些老柳树下垂时会形成大片树荫。这一带无论在什么时候总有一股子气味:工厂废弃物的气味,还有花布加工用的醋酸气味。四家工厂——三家棉布印花厂加上一家制革厂——并不坐落在村里头,而是在村子的边缘或离村稍远一些的地方。这是一些小厂,四家厂子合起来才有四百左右工人,不会更多一些。制革厂使小河里的水常常发出恶息,工厂废弃物污染了草地,农民的牲口害上了炭疽病,于是制革厂被勒令关闭。这家厂算是关闭了,但由于警察局局长和县医的默许,它仍在秘密开工。厂主给他们每人每月十个卢布。在全村像样的房子:屋顶铺铁皮的砖房——只有两幢,一幢是乡公所所在地;另一幢两层楼房正对着教堂,里面住着一个从叶皮凡迁来的小市民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齐布金。

格里戈里开一个杂货铺,但开铺子不过是做做样子,实际上他贩卖白酒、牲口、皮革、粮食和猪,而且是碰上什么他就贩卖什么,比方说,做出口女帽需要用喜鹊毛,他就买卖喜鹊,每一对喜鹊他赚三十戈比。他大量收购树林供砍伐,他还放款生息。总之,这是一个善于钻营的老头。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阿尼西姆在警察局侦缉队干事,很少在家。小儿子斯捷潘帮助父亲做买卖,可是家里人并不期待他帮什么大忙,因为他体弱耳聋;小儿子的妻子阿克西尼娅是个相貌俊俏身材匀称的女人,她在节日里总要戴帽打伞。她起早贪黑,整天提着裙子跑来跑去,忽而上谷仓,忽而下地窖,忽而去小铺,带在她身上的钥匙叮当作响。老齐布金看着她就高兴,两眼闪闪发光。在这种时候他会感到遗憾:娶她做妻子的不是大儿子,而是耳聋的小儿子,显然,这小儿子是领会不了女人的美色的。

老头子一向热爱家庭生活,他爱家庭胜过了世上的一切。他特别喜爱当暗探的大儿子和小儿媳妇。阿克西尼娅一嫁给聋子就显出她十分精明能干,就已经知道对谁可以赊账,对谁则不可。她把钥匙带在身上,连对丈夫也信不过。她会打算盘,会像庄稼汉那样观察马齿。她老是发笑或喊叫,不管她干什么说什么,老头子总是深深感动,喃喃说:

“嘿,好媳妇!嘿,美人儿,亲爱的……”

他本是鳏夫,但儿子结婚一年后他忍不住了,他自己也娶了个妻子。在离乌克列耶沃三十俄里开外的地方,他看到了一位姑娘,名叫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好人家出身,岁数不小了,但美丽大方。她一住进楼上的小房间,屋里的一切都明朗起来,仿佛是全部窗户都安上了新玻璃。圣像前的长明灯亮了,桌子铺上了雪白的台布;窗台上和庭园里出现了有红花苞的鲜花;吃饭时不使用公钵了,在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个盘子。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笑得舒服而亲切,以至屋里的一切仿佛都在微笑。乞丐、男女香客开始进入院里来了,而这种情形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窗下传来村妇们凄婉悦耳的说话声,还有瘠瘦羸弱的庄稼汉们的咳嗽声,他们是因为酗酒而被工厂解雇的,他们的咳嗽声中有负疚的味道。瓦尔瓦拉用金钱、面包和旧衣进行救济,后来她在新环境里住惯了,还开始从铺子里取东西救济穷苦人。有一次聋子看见她拿了两包茶叶,每包有八分之一磅,这惹得他惶惑不安。

“妈在这儿拿了两包八分之一磅的茶叶,”事后他告诉父亲说,“这笔账该怎么记?”

老头子一言不答,他站了一会儿,想了一想,微微动弹一下眉毛,就上楼去看妻子。

“瓦尔瓦鲁希卡,亲爱的,如果你要铺子里的什么东西,”他亲切地说,“你就拿吧!别客气,别犹豫。”

第二天,聋子跑过院子时对她喊道:

“您,妈妈,如果您需要什么,您拿就是啦!”

她进行布施,这做法有点儿新鲜、轻松、愉快的意味,就同那圣像前的长明灯和红苞花儿一样。在斋戒期前的最后一个开荤日或在一连三天的守护神节里,齐布金的店铺总要把腐臭的腌肉卖给农民们,那浓重的臭气叫你在肉桶旁边都站不住,而店里人从醉汉们手中收下镰刀、帽子、老婆的头巾等物品作为抵押。这时候,被劣酒麻醉得神志昏迷的工人们在污泥中打滚、而罪恶凝结起来像雾一般停滞在空气中的时候,在这种时候一想到那边屋里有一个文静整洁同肉臭劣酒毫不沾边的女人,心头会感到说不出来的轻松。在这些难堪渺茫的日子里,她的布施活动起着作用,好像是机器中的安全阀。

齐布金家的日子一天又一天地在忙碌中过去。太阳尚未升起,阿克西尼娅已经在外屋洗脸,鼻子里发出嗤嗤的声音;茶炊在厨房里已经烧开,呜呜地响着,好像是在预报一件不吉利的事。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老头身穿一件长长的黑上衣和一条印花布裤子,脚上是一双亮闪闪的高统皮靴,身材矮小的他干干净净。他在几个房间里不慌不忙地来回走动,皮靴后跟轻轻敲打着地板,像一首名歌中的老公爹。商店开门了。天色大亮的时候,一辆赛跑用的二轮马车停在台阶旁,老头子潇洒地坐上车,把一顶大便帽拉到耳边,瞧着他谁都不会说他已经五十六岁了。送他上车的有妻子和小儿媳妇。老头子身穿讲究的干净礼服,车上套着一匹价值三百卢布的铁青色大种马。在这种时刻,老头子不喜欢庄稼汉走近他向他请求或诉苦,他憎恨庄稼汉,嫌恶他们,如果他看见有个农民等候在大门口的话,他会愤怒地叫嚷:

“为什么站在那里?走远一点儿!”

如果那是一个乞丐,他就吆喝道:

“上帝会给的!”

他坐着车子办事去了。他妻子穿着一身深色衣服,系着一条黑围裙,她这是在打扫房间或者在帮厨。阿克西尼娅在店里做买卖,在院子里就可以听到酒瓶和钱币的叮当声,听到她的笑声和喊叫,听到受她欺侮的顾客在生气;同时还可以看到:店里已经在私下进行白酒的买卖。聋子也坐在店里,要不他就光着头,双手插进口袋,在街上走来走去,漫不经心地时而看看农家小木屋,时而张望天空。在他们家里,一天之内大约要喝六次茶,吃四顿饭。晚上他们计算一天的收入并记账,接着大家就酣畅地睡觉。

乌克列耶沃村的所有三家棉布印花厂与厂主们(老赫雷明一家、小赫雷明一家和科斯秋科夫家)的住宅之间都有电话联系。电话线还连接到了乡公所,可是那里的电话很快就不能使用了,因为电话里繁殖了许许多多臭虫和蟑螂。乡长是个识字不多的人。他写公文时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要大写,然而在电话机坏了之后他说:

“是啊,如今我们没有了电话,可真有点儿为难啦!”

老赫雷明一家不断地同小赫雷明一家打官司;小赫雷明家有时还内讧:自己人之间打官司。这样他们的工厂就会停工一两个月,直到他们重新和解为止。这种事使乌克列耶沃村居民们很开心,因为关于每次争吵总有许多流言蜚语。在节日里,科斯秋科夫一家和小赫雷明一家常常坐车兜风,在乌克列耶沃村奔驰,轧死了不少牛犊子。阿克西尼娅一身盛装,在街上在店铺附近溜达,那上了浆的裙子沙沙作响,小赫雷明一家人就拉她上车,仿佛是把她绑架走似的。这时老齐布金也坐车外出,炫耀炫耀他的一匹新马。他总把瓦尔瓦拉也带上。

晚上,兜风回来,这已是人们上床睡觉的时候。有人在小赫雷明家的院子里演奏手风琴,这是一只贵重的手风琴。如果此时天上有月亮,听着这乐声,心里头就会觉得激动和喜悦,而乌克列耶沃村也就不像是一个坑洼了。

大儿子阿尼西姆很少回家,只是在一些重大节日他才回来。不过他常常托同乡捎回些点心、糖果和家书。信是托人代笔的,字迹优美,每次都是用呈文形式写在书写用纸上的,信文中充满一些词语,阿尼西姆在日常谈吐中从不使用的词语:“亲爱的父亲和母亲,给你们捎上一磅花茶,以满足你们的生理需要。”

每封信的下端像是用坏笔草草率率写下:“阿尼西姆·齐布金”,这后面又是那优美的字迹:“侦缉队队员”。

他的信总要被读上好多遍,老头子深受感动,兴奋得红着脸说:

“瞧,他不愿待在家里,去干上了有学问的人干的事情。好,随他去干吧!各人有各人的行当!”

谢肉节节前,有一天下了一场夹雪珠的大雨,老头子和瓦尔瓦拉走近窗户看雨。他们忽然看见阿尼西姆从车站那头坐着雪橇驶来。家里并未期待他回来。他走进房间时神情不安,好像有什么事使他惊恐担忧,后来他就老是这副样子,而且他的举止又有点儿随便。他不急于离家,好像是他被解除了职务。他回家使瓦尔瓦拉高兴,她时不时狡黠地瞅他,摇头叹气。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的爹!”她说,“哎呀,小伙子,快二十八了,还打着光棍儿。哎呀呀……”

从隔壁房间听,她的轻柔平稳的话语就像是一连串的“哎呀呀”。她开始同老头子和阿克西尼娅低声私语,在后两人的脸上,好像一些搞阴谋的人的脸庞一样,也出现了狡黠和神秘的表情。

决定了:给阿尼西姆成亲。

“哎呀呀!早就给弟弟娶了妻子,”瓦尔瓦拉说,“而你还没有配偶,就像是集市上的一头公鸡。这成什么体统?哎呀呀,求上帝保佑,结婚吧,以后的事随你便,你出去干事,让老婆留在家里做个帮手。小伙子,你生活得没有一点儿章法,我看你把一切章法都忘了。哎呀呀,同你们这些城里人在一起呀!真作孽!”

如果齐布金家的人结婚,就得给他们这些有钱人挑选最美的新娘。给阿尼西姆也找到了一个俊俏的姑娘。他本人相貌不扬,不招人喜欢,身体又单薄有病。他个子矮小,面颊却丰满松软,好像是他把腮帮子吹胀了似的。他不眨眼,而且目光锐利。他长着稀疏的棕黄色胡子,他一想什么心事,就会把胡子塞进嘴里嚼。他常常喝酒,这可以从他的脸容和步恣看出来。当告诉他说已经为他找到了一个漂亮的新娘时,他说:

“哦,其实我也不是独眼龙。应当说,咱们齐布金家的人都长得漂亮。”

紧挨着市区有一个托尔古耶沃村。不久前这个村的一半并入了城区,另一半仍是乡村。在并出去的那一半里,有一个寡妇住在她自己的小屋里。寡妇有一个妹妹,这妹妹很穷,在外打零工。妹妹有个名叫莉帕的女儿。这姑娘也外出做短工。莉帕的美貌在托尔古耶沃村早已是人人称道,但她赤贫的家境却使人惶惑不安。有一种议论,说要是有个什么中年人或者鳏夫不顾她贫穷而娶了她就好啦;也有人说,“就这么”把她带回家去也行,跟着她,母亲也会有吃喝的了。瓦尔瓦拉从几个媒婆处了解到有关莉帕的情况,她就坐车去了托尔古耶沃村。

接下来就在姑娘的姨母家像像样样地举行了相亲仪式,有下酒菜,有葡萄酒。莉帕穿的是一件新的特地为相亲做的粉红色连衣裙。一条绯红的缎带像一团火焰似的在她的头发间闪烁。她瘦弱苍白,脸盘清秀优雅,由于在露天干活,她肤色黝黑,在她脸上一直挂着羞怯而忧郁的笑容,两只眼睛充满稚气地看着人:轻信,好奇。

她年少,还是个小姑娘,胸部几乎不显,不过结婚已经是可以的了,因为已达到了年龄。她长得确实美,她身上不招人喜欢的只有一样东西:两只大大的男人样的手。在相亲时这双手闲垂着,好似两把大钳子。

“没有嫁妆,我们并不在意,”老头子对姨母说,“我们给小儿子斯捷潘娶的也是一个穷人家的姑娘,可现在她真叫我们赞不绝口: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店里,她都是能干的好手。”

莉帕站在门口,她好像在说:“你们要怎么摆布我都可以,我相信你们。”她母亲普拉斯科维娅,一个打零工的女人,躲在厨房里,由于胆怯而屏息不动。有一天,那还是在她年轻的时候,他在一个商人家擦地板,商人发脾气,向她直跺脚,她十分害怕,吓呆了。这害怕的感觉就此一辈子留在她心底里了。她一害怕,她的胳膊和腿就会发抖,脸颊就会抽搐。眼下她坐在厨房里,竭力偷听着客人们的谈话。她把手指按着额头,瞧着圣像,不断地在胸前画十字。微有醉意的阿尼西姆推开厨房门,随随便便地说:

“您为什么坐在这儿?亲爱的妈妈,您不在,我们感到寂寞。”

普拉斯科维娅害怕了,双手按着干瘪的胸脯说:

“您说什么呀,哪能呢,老爷……对您都很满意,老爷。”

相亲后指定了举行婚礼的日子。这以后阿尼西姆老是在家中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吹着口哨,要不他会突然想起什么事情并沉思默想起来,一动不动地逼视着地板,仿佛是要目光深深钻透地面似的。他要娶妻子了,很快就要结婚,就在复活节后的第一周里,但他对此并不表示高兴,也不表示要同新娘见面,只是一个劲儿地吹口哨。显然,他之所以结婚,只因为是父亲和后母要他这么做,也因为村里有习俗:儿子结婚,家里就会多一个帮手。他离家时并不匆忙,他的一举一动都不同于前几次回家的情形:他似乎特别随便,说话不着边际。

在希卡洛沃村住着两个女裁缝,她们是姐妹俩,是鞭身派教徒。婚礼上用的新衣交给她们制做,所以她们常来:量尺寸,也长时间地喝茶。给瓦尔瓦拉做的是一件棕色的连衣裙,镶黑色花边和玻璃珠;给阿克西尼娅做了一件淡绿色的连衣裙,配上黄色前胸和长后襟。裁缝干完活儿,齐布金不付给她们现金,而代之以他铺子里的货物。两个裁缝心情抑郁地离开他家,手中提着她们根本不需要的几包硬脂蜡烛和沙丁鱼。她们走出村子,来到野外,坐在一个土坡上哭了起来。

阿尼西姆在婚礼前三天回到家里。他一身簇新的衣着:锃亮的胶皮套鞋,一根挂着小珠子的红细带替代了领结,一件披在肩上的大衣也是新的,胳膊没有伸进衣袖。

他庄重地祈祷上帝之后向父亲请安,送给他十个银卢布和十个面值为半卢布的银币;给瓦尔瓦拉也送了这么多;送给阿克西尼娅的是二十枚面值为四分之一卢布的银币。这份礼物的主要魅力乃在于:全部钱币像是经过精选的,一个个全是簇新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阿尼西姆极力要显出庄重严肃,他绷紧了脸,鼓起腮帮子。他身上有一股子酒味,大概是他每到一个火车站就上小吃部。他仍然有些随随便便,有一种虚浮的东西。后来阿尼西姆同老爷子一起喝茶吃点心,瓦尔瓦拉则在手上检看那些簇新的钱币,还打听着一些住在城里的老乡们的消息。

“不错,感谢上帝,他们都过得挺好,”阿尼西姆说,“只是伊万·叶戈罗夫的家庭生活中出了一点事:他的老婆子索菲娅·尼基福罗芙娜死了,是生痨病死的。为她安灵的丧宴是在包办婚丧酒席的地方预定的,每人两个半卢布。上席的是纯正葡萄酒。我们的一些老乡也去了,是几个庄稼汉。叶戈罗夫也为他们每人付了两个半卢布。他们什么也不吃,庄稼汉不识货!”

“一个人两个半卢布!”老头子摇摇头说。

“当然啦!那儿可不是农村。比方说,你进一家饭馆吃东西,点上几样菜,约上几个朋友,在一块儿喝几杯,一眨眼天色大亮,你就替每个人付三个或四个卢布吧!如果是同萨莫罗多夫在一起,那么他在饭后喜欢喝一杯咖啡加白兰地酒,可是,先生,一小杯白兰地酒要六十戈比银币。”

“他这全是在胡扯,”老头子惊叹说,“这全是胡扯!”

“现在我一直同萨莫罗多夫在一起,就是那个替我给你们写信的萨莫罗多夫。他字写得可真漂亮。妈,”阿尼西姆高兴地转向瓦尔瓦拉说,“如果我告诉您这个萨莫罗多夫是个什么人,你准会不相信。我们大家都叫他穆赫达尔,因为他长得像亚美尼亚人,整个人是黑黑的。我可看透他了,妈,他干的事我了如指掌,他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总跟着我,老纠缠着我。现在我同他真是亲热得棒打不散了。他好像有点儿怕我,可是离了我又活不下去。我上哪儿他也上哪儿。妈,我的眼光真准!在旧货市场上,我一眼看见一个庄稼汉在卖衬衫,我说,‘且慢,这件衬衫是偷来的!’完全正确,就是那么一回事:衬衫是偷来的。”

“你怎么知道呢?”瓦尔瓦拉问。

“没什么可说的,我就是长着一双这样的眼睛。我并不知道那是一件什么样的衬衫,可是,不知为什么它却吸引我过去:偷来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侦缉队里的人都这么说:‘嘿,阿尼西姆打山鹬去了!’那就说去找贼赃了。是啊,偷东西,谁都会偷,可是还得把贼赃藏好!天地大得很,可就是贼赃没处可藏!”

“上星期从我们村的贡托雷夫家偷走了一只公羊和两只牝羊,”瓦尔瓦拉叹口气说,“可是没有人能把它们找回来……哎呀呀……”

“那有什么?可以找一找。这不算什么,可以找到。”

结婚的日子到了。这是四月里一个凉爽、晴朗、快乐的日子。一清早两套马或者三套马的马车就已经在乌克列耶沃村来来往往,铃子叮叮当当响,车轭和马鬃上挂着五颜六色的彩带。来来往往的马车声惊动了白嘴鸦,它们在柳树林里呱呱叫,白头翁也使劲不停地高声唱,好像它们都在为齐布金家办喜事而感到高兴。

屋里许多桌子上已经摆满了长条的鱼,整只的火腿,填馅的家禽,一盒盒的熏鲱鱼,各种各样的盐腌醋渍的食品,许多瓶伏特加和葡萄酒,空气里弥漫着熏腊肠和酸龙虾的气味。老齐布金在桌旁走来走去,皮靴后跟嘎吱嘎吱作响,手中是两把刀子,用刀磨着刀。大家动不动就叫瓦尔瓦拉,问她要这或要那,而她慌慌张张气喘吁吁地跑进厨房,在厨房里天一亮就忙开了,干活的是科斯秋科夫家的厨师和小赫雷明家专给老爷做饭的厨娘。烫了头发的阿克西尼娅未穿连衣裙,只穿着一件紧身胸衣,脚上是嘎吱作响的新皮鞋,她像阵风似的在院里奔忙,光裸的膝头和胸脯一闪而过,许多行人在敞开着的大门口驻足。一切都使人感觉到: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正在酝酿之中。

“接新娘子去啦!”

车铃子发出响亮的声音,这声音消失在村外很远的地方……到了两点多钟,人们又奔忙起来:车铃又响了,新娘接来了!教堂里挤满了人,圣像前的枝形烛台在发光,按老齐布金的要求,唱诗班在瞧着乐谱唱歌。辉煌的灯火和艳丽的服装使莉帕眼花缭乱。她觉得:歌手们在用响亮的声音敲打她的脑袋,就像是用许多把榔头似的。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的紧身胸衣和鞋挤压得她疼痛。脸上的表情像是她昏厥后刚醒过来:她看着,但什么也不明白。阿尼西姆穿着黑色大礼服,一条红色细带替代了领结。他心事重重,凝视着一方。每逢歌手们高唱的时候,他就在胸前迅速地画十字。他心里非常感动,真想哭。他从小就熟悉这座教堂,已故的母亲曾经常常带他来这里参加领圣餐仪式。他曾经在儿童唱诗班里唱歌,这里的每个角落和每张圣像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呢,现在要按教会仪式为他举行婚礼,为了规矩必须叫他娶妻。但他却不想这些,不知什么缘故他不记得而且完全忘记了婚事。泪水使他看不清圣像,他感到心口憋闷。他祈祷,他祈求上帝,帮助他躲过一场在劫难逃的、不在今天就在明天会在他身上爆发的灾难,就像雷雨之云在旱天绕过村子不降点滴雨水一样。然而,过去已经胡乱积下了那么多的罪孽,那么多,以致没法摆脱、无可挽回,就连祈求宽恕都有点不合情理,但他依然在恳求宽恕,甚至大声啜泣起来。不过,谁都对此不加理会,因为大家以为他这是喝醉了。

响起一声孩子的惊慌哭泣:

“好妈妈,把我抱走吧,亲妈妈!”

“安静!”牧师叫道。

在新婚夫妇从教堂回家的途中,人们追随在后面。小铺旁、大门边、院子里的窗户下也都是人。合唱队早已拿着乐谱站在前堂,新婚夫妇刚跨过门槛,他们就使劲齐声高唱起来。特意从城里聘请来的乐队也开始奏乐。已经在向客人们送上盛在高脚杯子中的顿河香槟酒。木匠包工头叶里扎罗夫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老头儿,两道浓眉几乎盖没眼睛,他对新婚夫妇说:

“阿尼西姆,还有你,我的孩子,你们要相亲相爱,要照上帝的意思过日子。孩子们,圣母不会抛弃你们的。”他说着就伏在老齐布金肩膀上啜泣起来。“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咱们放声哭吧,高兴地放声哭吧!”他说话的声音尖细,接着他又突然哈哈大笑,用男低音大声说:“哈哈哈,你这个儿媳妇也很好!她身上一切都合格,处处都光光滑滑,不会有什么杂音,整部机器正常良好,螺丝钉儿挺多。”

他出生在叶戈里耶夫县,但从年轻时候起就在乌克列耶沃的几家工厂和县里干活,已经在这一带扎下了根。大家知道他,已有多年,他一直是这么老,这么又瘦又高,大家管他叫“拐杖”也已经有好久了。也许是因为他四十多年来在工厂里专做修理工作,他总是从“坚固性”角度出发来判断每个人和每样东西:需要不需要修理。在坐下吃饭前,先试试几把椅子,看它们是否坚固,就连鲑鱼他也要摸一摸。

喝过顿河香槟酒,大家开始入席。客人们边移动椅子边谈天。歌手们在前堂唱歌,乐队在奏乐,同时村妇们在院子里齐声唱喜歌,结果是形成了一种可怕的怪声,它令人头昏脑涨。

“拐杖”在椅子上转身,他的胳膊碰着了坐在他两旁的人,妨碍人家聊天,而且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他急促地嘟哝着,“阿克西尼娅宝贝儿,瓦尔瓦拉宝贝儿,让咱们大伙儿太太平平和和睦睦过日子吧,我亲爱的小斧头们。……”

他很少喝酒,此刻他喝了一小杯英国白酒就醉了。这不知用什么原料做成的可憎的白酒使所有喝了它的人昏醉,仿佛把人打了一闷棍,大家都已经口齿不清了。

在座的有神职人员、有带着妻子一起来的工厂职员、有商人,有从几个邻村来的饭店老板。乡长和乡文书坐在一起。他们已经共事了十四年,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们没有签署过任何公文,而在把人从乡公所放走之前他们总要对之进行诈骗或侮辱。此刻这两个人并排坐着,脑满肠肥,全身好像是浸透了虚伪,就连脸皮都是一种特殊的骗人的皮肤。文书的老婆是一个斜眼的瘦女人,把她的全部孩子都带来了。她活像一只猛禽斜视着菜盘,抓取一切落到她手头的东西,藏进她自己的或孩子们的口袋。

莉帕呆板地坐着,脸上还是她在教堂里时的那副表情。阿尼西姆自从认识她以来未同她谈过一句话,因此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她的声音是什么样的。现在他虽然同她并排坐着,却始终一言不发,闷喝英国白酒,而在兴奋时他对坐在对面的姨妈说:

“我有个朋友,他姓萨莫罗多夫,是一个特别的人,一个非世袭的荣誉公民,能说会道,不过,我可把他看透了,姨妈,他也知道这一点。请您同我一起为萨莫罗多夫的健康干杯,好姨妈!”

瓦尔瓦拉绕着桌子走来走去招待客人,她慌慌忙忙,已经筋疲力尽,但她大概是挺得意的:有那么多菜,一切都那么丰盛,现在谁也不会再非难了。太阳已经落山,酒宴还在继续,客人们已经不清楚他们自己在吃什么和喝什么了,也听不清楚谁在讲些什么话,只是间或在乐队停止演奏的时候可以清楚地听到,户外有个村妇在叫嚷:

“吸饱了我们的血,恶棍们,叫你们不得好死!”

晚上大家在音乐伴奏下跳舞。小赫雷明一家子带着葡萄酒光临了。他们中有一个人在大家跳卡德里尔舞时两只手各拿一个酒瓶,嘴上还衔着一只酒杯,逗得大家都笑了。卡德里尔舞跳到一半时,大家突然都蹲下身子跳了起来。穿一身绿色衣服的阿克西妮娅身子忽隐忽现,她的长后襟扇起一阵阵风来。有人踩坏了她衣服后襟下的绉边,“拐杖”叫嚷起来:

“喂,把下面的墙脚板扯掉了!孩子们!”

阿克西尼娅有一双天真的灰眼睛,它们难得眨巴。她脸上一直挂着天真的微笑。在这难得眨巴的眼睛里,在长脖子上的小脑瓜里,在她苗条的身体里——都有着某种蛇的特性。她一身碧绿,加上黄色的前胸,还有她那微笑,她在瞧着,活像一条毒蛇在春天挺直身子昂头从鲜嫩的黑麦田中瞧着过路人。赫雷明一家对她的态度是不加检点的,十分明显的是,她同他们家的老大早已关系密切,而聋子什么也不明白,他也不看她。他跷起二郎腿坐着吃胡桃,咬胡桃的声音响得好像是在打枪。

看哪,老齐布金本人也走到了房间的中央。他挥一下手帕,表示他也要跳一个俄罗斯舞,于是一片嘈杂的赞许声迅速传遍了整个屋子及院子中的人群。

“他本人亲自登场了!本人,亲自!”

瓦尔瓦拉跳着,老头子只是挥动着手帕,用皮靴后跟跺地。站在院子里的人你推我搡地朝窗户里探视,他们全都兴高采烈。一时间他们宽恕了他的一切:宽恕了他的财富,宽恕了他对他们的欺凌。

“好样的,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人群中叫喊道,“好,加油啊!你还行哪!哈哈!”

这一切直到深夜一点多钟才结束。阿尼西姆踉踉跄跄地同歌手和乐师们一一告别,还给了每人一个崭新的半卢布面值的银币。老头子身子并不摇晃,但他走路时一条腿有点儿踮。他送客时对每个人说:

“这场婚礼花了两千卢布!”

在客人们离开时,有人用一件旧外衣换走了希卡洛沃村的小饭铺老板的一件上好外衣。阿尼西姆突然怒吼:

“别忙!我马上就会找到。我知道是谁偷的。别忙!”

他跑上街去追一个人,可是许多人拦住了他,挽着手把他领回家,把醉醺醺的、气得脸红红的、满头大汗的他推进房间(在那里姨妈已在给莉帕脱衣服),把门上了锁。

五天过去了。已经准备好动身的阿尼西姆上楼向瓦尔瓦拉辞行。她房里所有圣像前的灯全都亮着,散发着一股香味。她在窗前用红毛线结着袜子。

“你和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不多,”她说,“你大概感到寂寞了吧?哎呀呀……我们的日子过得挺好,样样东西有的是。你的婚事办得也挺像样,挺正规。老头子说过多次:为你的婚事花了两千卢布。总之,我们过的日子是生意人过的日子,不过在我们这里很枯燥。我们太欺侮百姓了,我的心都痛,亲爱的,欺侮得太厉害了,我的上帝!我们做马生意也好,收购什么东西也好,雇用工人也好,无论干什么都要骗人,骗了再骗。铺子里卖的素油是苦的,有臭味,人家的焦油都比它好。你倒说说,难道我们不能卖好油?”

“妈,各人有各人的行当。”

“可是人总得死的吧?哎呀呀,说真的,你同爸爸谈谈吧……”

“您自己可以同他谈谈么!”

“算了吧!我同他谈我的想法,而他谈他的,就像你说的,老一套:各人有各人的行当。什么各人有各人的行当!到了阴曹地府将会审理的!上帝的裁判是公正的。”

“当然,谁也不会来审理的,”阿尼西姆叹口气说,“上帝么,反正是没有的,妈妈!有什么好审理的!”

瓦尔瓦拉惊奇地看了他一眼,双手轻轻一拍,放声大笑起来。由于对他的说法她表现出真切的惊讶,也由于她像看怪人似的看着他——他困窘了。

“也许,上帝是有的,不过信仰却没有,”他说,“在教堂里给我举行结婚仪式时,我觉得不自在。就好像从母鸡身子底下拿到的、里面有只小鸡在叽叽叫的鸡蛋一样,我的良心也突然叽叽叽地叫将起来。在给我举行结婚仪式时,我一直在想:”上帝是有的!“可是我一走出教堂就什么都没有了。再说,我又从哪儿知道有没有上帝?我们从小受的就不是这种教育。娃娃还在吸娘奶的时候就只教他:各人有各人的行当。要知道,爸爸也不信上帝。有一次您说过,有人偷了贡托雷夫家的羊……我已经找到了,是希卡洛沃村的一个农民偷的。羊是他偷的,可是羊皮却在爸爸那儿……您看,这就是信仰!”

阿尼西姆眨了眨眼,摇了摇头。

“乡长也不信上帝。”他接着说,“文书也不信,就连教堂执事也不信。至于说他们上教堂,吃素食,那只是为了别人不说他们坏话,也是为了以防万一,也许,真会有‘最后的审判’。如今都在说,似乎世界末日来临了,因为人变得差劲了,连双亲都不尊敬了,等等。这都算不了什么。妈妈,依我看,真正糟糕的是因为人昧了良心。我看透了,妈妈,我清楚。如果一个人的衬衫是偷来的,我看得出。又如,有个人坐在小饭铺里,您以为他这是在喝茶,没有什么别的。但我呢,他喝茶尽管喝茶,我却还看到:他没有良心。就这样,你可以走上一整天,碰不到一个有良心的人。全部原因就在于人们不知道:上帝是有呢还是没有……好啦,再见,妈妈。愿您平平安安,身体健康。请您别念我的旧恶。”

阿尼西姆向瓦尔瓦拉深深鞠了一躬。

“我们感激您为我们做的一切,妈妈,”他说,“有了您我们家得益巨大,您是一个十分好的女人,我对您非常满意。”

激动的阿尼西姆走出房间,但他又折回来说:

“萨莫罗多夫把我牵连进了一桩事情:我要么发财,要么完蛋。如果出了什么意外,妈妈,求您为父亲解忧。”

“瞧你说到哪里去了!哎呀呀……上帝是仁慈的。你呀,阿尼西姆,哎呀呀,你对老婆温存一些吧,可是你们俩见面都绷着脸,你笑一笑也好么,真的。”

“她像是个怪物……”阿尼西姆叹口气说,“什么都不懂,老是默不作声。她太嫩啦,让她再长大一些吧。”

台阶旁站着一匹高大壮实的白色公马,它已经套上了一辆二轮马车。

老齐布金跑了几步,矫健地跳上车,拿起缰绳。阿尼西姆亲吻了瓦尔瓦拉、阿克西尼娅和弟弟。莉帕站在台阶上,一动也不动地看着别处,仿佛她走出屋来不是为了送行,而是不知为什么来到了此地。阿尼西姆走近她,嘴唇轻轻地碰了一下她的脸颊。

“别啦!”

她没有看他,古怪地笑了笑。她的脸颊颤抖起来,大家不知怎的感到她可怜。阿尼西姆也一跳上车,他坐下,双手叉腰,因为他自以为是美的。

他们的车出了峡谷驶上小坡,阿尼西姆老是回头张望,看看村子。那天天气温暖晴朗,人们第一次把牲口赶到了户外。在牲口群旁走着一些穿节日服装的姑娘和村妇。一头褐色公牛在哞哞哞地叫,用前蹄刨着地面,它眼下自由自在,它感到高兴。四面八方,上上下下,都有百灵鸟在歌唱。阿尼西姆回头看望端庄的白色教堂(不久前才把它粉刷过),想起了五天前他在教堂里祈祷的情景;他还看了一眼绿色屋顶的学校,看一眼他昔日在那里游泳钓鱼的小河,欢乐之情不由得在他胸中激荡起来,他真希望突然从地下竖起一堵墙来,不放他再朝前走,这样他就可以同逝去的岁月在一起了。

在火车站上父子俩走进小吃部,各自喝一杯烈性白葡萄酒。老头子打算付钱,伸手到口袋里取钱包。

“我请客!”阿尼西姆说。

老头子感动地拍拍他的肩膀,向小吃部服务员眨眨眼,好像是在说:“瞧,我的儿子有多好!”

“你留下来做生意就好了,阿尼西姆,”他说,“对我来说,你会是个无价之宝!我呢,我会使你从头到脚一身镀金,好儿子。”

“无论如何不行,爸爸。”

这白葡萄酒酸溜溜的,有一股子火漆味儿,但他们每人又各喝了一杯。

老齐布金从火车站回到了家。他一下子竟没有认出年轻的儿媳来。莉帕啊,她在丈夫的车子刚驶出院子就变了样儿:她忽然高兴起来。她光着脚,穿着一条旧裙子,把衣袖卷到了肩膀上,在前堂里擦洗楼梯,用银铃般尖细的声音在唱歌。当她把一大盆脏水端出去,露出孩子气的笑容看着太阳时,那样子好像是她也是一只百灵鸟。

一个刚巧路过台阶的老工人摇摇头清清嗓子说:

“是啊,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你两个儿媳妇可都是好样的!是上帝给你送来的!她们可不是什么娘们儿,她们是地地道道的宝贝!”

七月八日,星期五,绰号叫“拐杖”的叶里扎罗夫和莉帕一起从喀山村回来,他们上那儿去做了祈祷,正好逢上当地教堂举行活动,纪念喀山圣母节。莉帕的母亲普拉斯科维娅走在离他们很远的地方。她有病,气喘吁吁,总落在后头。已经是近黄昏时分。

“啊,啊,啊……”“拐杖”一面听莉帕讲,一面惊奇地说,“啊,啊……真的吗?”

“我非常爱吃果酱,伊里亚·马卡雷奇,”莉帕说,“我自个儿坐在一个地方喝茶,吃果酱,有时我也同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一块儿喝茶,她常常讲一些惹人伤心的事情。他们家有许许多多果酱,四罐子。‘吃吧,莉帕,’她说,‘放心吃。’”

“啊,啊,啊……四罐子!”

“他们的生活很富裕。喝茶时吃白面包,牛肉要吃多少就有多少。真富!不过,在他们家我老感到害怕,伊里亚·马卡雷奇。唉,真可怕!”

“你怕什么,孩子?”“拐杖”问。他回头看,看看普拉斯科维娅是否落在后面太远了。

“结婚后,我起初是怕阿尼西姆·格里戈里奇。他人并不坏,不欺侮我,不过,只消他一走近,我就会打寒噤,脊梁骨会冒凉气。没有好好睡过一夜,老是发抖,一直祈祷上帝。现在呢,现在我怕阿克西尼娅,伊里亚·马卡雷奇,她人倒也不坏,老是笑嘻嘻的,不过,她有时候朝窗外瞧上一眼,那眼神怒冲冲的,射出绿光,像畜栏里的羊的眼睛一样,小赫雷明一家子常常怂恿她说:‘你家老头子在布乔基诺有一块地,大约有四十俄亩。那儿有沙土,有水,所以阿克秀莎,你自己出面,在那儿盖一个砖厂,我们同你合伙。现在砖价是二十卢布一千块。是赚钱生意。’昨天吃午饭时阿克西尼娅对老头子说:‘我要在布乔基诺盖一个砖厂,自己做买卖。’她边说边笑。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的脸色沉了下来,显然,他不喜欢她的想法。‘只要我活着。’他说,‘不可分家,应该大家在一起。’她眼中冒火了,牙齿咯咯作响。……油煎饼端上桌了,但是她不吃!”

“还有,您倒说说,她什么时候睡觉?”莉帕接着说,“她才睡下半个钟头,就跳将起来,走来走去,东张西望:庄稼汉们可别纵火烧了什么,可别偷了什么……同她在一起真可怕,伊里亚·马卡雷奇!小赫雷明一家子喝过喜酒后并未回家睡觉,他们进城打官司去了。大伙儿在闲谈中说,这好像都是为了阿克西尼娅。老大和老二答应了给她盖厂,可是老三生气了,工厂停工将有一个月了,我叔叔普罗霍尔由于没活干已经在要饭了。‘叔叔,你满可以去种地或者去锯木,’我对他说,‘何必丢脸呢?’‘庄稼活我已经丢生了,’他说,‘我干不了啦,莉佩卡’……”

在一片新生的山杨小树林旁他们停下步来,歇歇气,同时也等等普拉斯科维娅。叶里扎罗夫早就当上包工头了,可是他没有养马。他在县里总是到处步行,带上一个小口袋,里头装着面包和洋葱,摆动双臂大踏步地走。同他一起走路是挺累的。

小树林入口处竖着一个界桩,叶里扎罗夫碰了碰它,看它是否坚固。普拉斯科维娅气喘吁吁地向他们走近。她那张皱纹密布、一向神色惊恐的脸上现在喜气洋洋:她今天同其他人一样上了教堂,又赶了集,在集市上还喝了梨汁克瓦斯。这在她是少有的,以至她此刻甚至觉得:今天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过得津津有味的一天。稍事休息后他们三人并排走了。太阳正在落下,夕阳照进树林,树干亮光光的。从前面传来嘈杂的人声。乌克列耶沃村的姑娘们早就走在他们的前头,但她们在林中耽搁下来了,显然,她们是在采蘑菇。

“喂,姑娘们!”叶里扎罗夫叫道,“喂,美女们!”

回答他的是一片笑声。

“‘拐杖’来了!‘拐杖’!糟老头!”

林中的回声也在笑。小树林落在后面了。可以看到工厂烟囱的顶部了,钟楼上的十字架在发亮——这就是那个在一次葬礼上教堂执事把席上全部鱼子酱吃个精光的村子。他们快到家了,只消下坡走进大峡谷就到了。光着脚走路的莉帕和普拉斯科维娅在草地上坐下,要把鞋子穿上;包工头叶里扎罗夫也和她们一起坐下。如果从上面往下看,乌克列耶沃村连同它的柳树、白色教堂和小河似乎是美丽平静的,碍事的只是那几个工厂的屋顶,为了省钱它们被涂成了一种黯淡古怪的颜色。对面的山坡上可以看见黑麦,一垛垛一捆捆到处都是,仿佛是一场暴风将它们铺撒在那里的。还有一些新割下来的黑麦,它们还一排排地留在那儿。燕麦也熟了,像珍珠母一样在太阳光下闪闪发亮。这当口正是农忙季节。今天是过节,明天是星期六,要收割黑麦,运走干草,接着是星期日,又是假日。每天可以听见远处的雷声隆隆。暑气蒸人,像是要下雨,因此眼下瞧着这片田野每个人都在想:求上帝保佑我们及时收割好粮食。大家的心情是高兴欢畅,又着急不安。

“现在割麦人的工钱真贵,”普拉斯科维娅说,“一天一个卢布四十戈比!”

人们纷纷从喀山村的集市上回来:村妇,戴着新帽子的工人,乞丐,小孩……时而一辆大车扬起尘土驶将过去,车后跑着一匹没有卖掉的马,它仿佛在为自己未被卖掉而高兴;时而有一头发着牛脾气的母牛由人牵着犄角走;时而又驶过一辆大车,车上坐着一些醉醺醺的农民,他们都把腿搭拉下来。一个老婆子搀着一个戴大帽穿大靴的男孩,炎热的天气和沉甸甸的不容膝头弯曲的大靴子使男孩疲惫不堪,可是他还在不断地使劲吹一个玩具喇叭。他们已经走下斜坡,拐弯上了大街,但仍然可以听到他的喇叭声。

“我们的老板们好像失去了常态……”叶里扎罗夫说,“糟糕!科斯秋科夫生我的气,他说:‘飞檐上薄板用得太多。’‘怎么太多?’我说,‘瓦西里·丹尼雷奇,该用多少我就用了多少。我又没拿,没拿这些薄板下稀饭吃。’‘你怎能这么跟我说话?’他说,‘你这傻瓜!没出息的!别忘乎所以!工头是我让你当上的!’他大声叫嚷。‘真出奇!’我说,‘在没做包工头时我照样天天有茶喝。’‘你们全是些无赖……’他说。我没有作声,我在心里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无赖,到了阴间你们就会是无赖。’哈哈哈!到了第二天他软啦!‘你别为我的话生气,马卡雷奇,’他说,‘要是我说了什么不必要的话,那又有什么呢?我毕竟是一个一等商人,级别上我比你长,你不该作声。’‘您是个一等商人,我是个木匠,’我说,‘这话不错,可是圣徒约瑟夫也是木匠啊。我们这个行当是遵守教规的,是上帝所喜欢的,要是您高兴比我长,那随您便,瓦西里·丹尼雷奇。’后来,我这是说在那次谈话之后,我想:‘究竟是谁更长呢?是一等商人呢,还是木匠?’这么说来,是木匠,孩子们!”

“拐杖”想了想又补充说:

“是这样,孩子们。谁劳动,谁宽容,谁就是长者。”

太阳已经下山,在河面上、在教堂的院墙里和工厂四周的空地上升起了浓雾,白白的,像牛奶一样的。黑暗很快就降临了,下方已经有灯火闪烁,看起来这一片浓雾好像掩盖住了一个无底深渊。在这种时刻,莉帕和她的母亲,这两个生来穷困而且准备这么过一辈子的女人,除了她们自己的温顺受惊的灵魂把一切都献给了别人的母女俩,也许,在这种时刻,她们刹那间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在这个广大神秘的世界里,在无穷无尽的生命系列中,她们也是一种力量,而且还比有些人更长。坐在这个地方,坐在高处,她们感觉很好,她们幸福地微笑着,忘记了她们还得下坡走回去。

她们终于回到了家。小铺附近和大门外面有一些割麦子的人坐在地上。乌克列耶沃村的农民通常不肯为齐布金家干活,所以他们只好雇用外地人。此刻在黑暗中感觉到:坐着的是一些有黑黑的长胡子的人。小铺的门开着,从门口可以看见聋子在同一个男孩玩跳棋。割麦人在轻声唱歌,声音低得刚刚可以听见;要不他们就大声要求,要求把昨天的工钱付给他们,可是雇主不付,生怕他们在天亮前走了。老齐布金没穿上衣,只穿一件坎肩,他和阿克西尼娅一同坐在台阶旁的桦树下喝茶。桌上亮着灯。

“老大爷!”割麦人在大门外叫道,好像是在嘲弄似的,“哪怕是先付给一半工钱吧!老大爷!”

立刻传来了笑声。接着又唱起歌来,声音低得刚刚可以听见……“拐杖”也坐下来喝茶。

“我们赶集去了,”他说,“我们寻欢作乐,玩得非常痛快,孩子们,赞美主吧!可是,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情:铁匠萨什卡去买烟叶,给了老板半卢布银币。不料那银币是假的,”“拐杖”朝四周看了一眼继续说。他本想小声细语,可是他说话的声音却是低沉嘶哑的,以致大家都听清楚了。“就是说,那半卢布银币是假的。问他这钱是从哪儿来的,他说,‘是阿尼西姆·齐布金给我的,是在我吃他喜酒的时候给的。’叫来警察把他带走了……注意啊,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可别出什么事啊,可别惹出什么闲话来啊……”

“老大——爷!”依然是那个声音在大门外嘲弄地叫道,“老大——爷!”

一阵沉默。

“啊,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拐杖”很快地嘟哝,他站起身来,他感到困了。“好啦,喝了茶吃了糖,谢谢你们,孩子们。该睡觉了。我身体垮了,身上的梁的下端都腐了。哈哈哈!”

他边走边说:

“大概是我该死了!”

他啜泣起来。老齐布金没有把茶喝完,但他还是坐了一会儿,想了一会儿,他脸上的表情像是他在倾听着已经走远了的“拐杖”的脚步声。

“想必是铁匠萨什卡在胡说。”阿克西尼娅说,她猜中了他的心思。

他走进屋去。过不多久他又走回来,手中拿着一包东西。他一打开,只见许许多多卢布闪闪发亮,全是簇新的。他便拿起一个,用牙齿检验一下就丢进托盘,接着又丢进一个……

“这些卢布果真是假的……”他瞧着阿克西尼娅说,样子有些困惑不解。“这就是那一些,是当初阿尼西姆带来的礼物。你拿去,孩子,”他小声说着把一包假币塞进她手里,“拿去,丢到井里去……去它们的!小心,别让人家说闲话,千万别出什么岔子……把茶炊拿走,把灯火熄灭……”

莉帕和普拉斯科维娅坐在板棚里,她们看到:灯火一个接着一个熄灭了,只有在楼上瓦尔瓦拉的房间里,圣像前的油灯还在闪出蓝色和红色的亮光。从那里散发出一种宁静、满足和玄妙的气氛。普拉斯科维娅怎么也适应不了她女儿嫁给了有钱人这件事。她每次来到这里,就怯生生地蜷缩在前堂,一脸哀求人的笑容。茶水和糖给她送到前堂。莉帕也习惯不了,丈夫离家后她就不在自己床上睡觉,随便什么地方她都睡,在厨房里或者在板棚里,而且她每天擦地板洗衣服,她觉得自己是在打短工。眼下,做完祈祷回来后,她们母女俩坐在厨房里同厨娘一起喝茶,过后她们走进板棚在地板上躺下,就躺在雪橇和矮墙的中间。这儿黑黑的有一股子马颈轭的气味。正屋四周的灯全都熄了,待了一会儿她们听到聋子关店门,听到割麦人在院子里安顿睡觉。在远处,在小赫雷明的家里,有人在拉一只贵重的手风琴……莉帕和普拉斯科维娅开始昏昏入睡。

有一个人的脚步声把她们惊醒了,这时月光正亮。阿克西尼娅站在板棚门口,手中抱着被褥。

“这儿也许凉快一些……”她说着就进来了,在门口躺下,月光将她全身照亮。

她睡不着,深深地叹气,热得摊开四肢,身上的衣服已经几乎全部脱掉。在魅人的月光下,这是一头多么美丽多么威风的动物!过不了多久,又听到一阵脚步声:老头子出现在板棚门口,他穿着一身白色内衣。

“阿克西尼娅!”他叫道,“你在这儿,是不是?”

“怎么?”她气鼓鼓地回答说。

“刚才我叫你把钱扔到井里去,你扔掉了没有?”

“听他说的,把钱财抛进水井里去!我付给割麦人了……”

“啊呀,我的上帝!”老头子叫道,他既惊讶又害怕,“你这个胡作非为的娘们儿……唉,我的上帝!”

他举起双手一拍就走了,他一边走一边还说着些什么。过了一会儿,阿克西尼娅坐将起来,烦恼地叹了一口气,接着她站起来,两手一抱铺盖走出了前堂。

“你为什么把我嫁到这儿来?妈!”莉帕说。

“出嫁是应该的,女儿。这事由不了我们做主。”

一种无可慰藉的悲痛几乎抓住了她们的心。可是,她们又觉得,好像是有个什么人在从高空,从蓝色的星空朝下看,看见了发生在乌克列耶沃的一切事情,在监视着。不管罪孽有多么深重,夜阑是宁静和美好的,在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里。真理毕竟是有的,现在有,将来也会有。这真理是同样地宁静和美好。人间万物只期待着同真理汇合,就像月光同黑夜融会一体一样。

于是,安心了的母女俩互相依偎着睡熟了。

消息早已传来:阿尼西姆因伪造和销售假币而入狱。几个月过去了,半年多过去了,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临了,无论是家里人,还是村上人,大家对阿尼西姆坐牢这件事已经习惯。如果有人晚上经过这幢房子或这个小铺,他才会想到阿尼西姆在坐牢;在乡村墓地上打钟的时候,不知何故也会想起他坐在牢房里,在等候审判。

仿佛是这庭园罩上了一层阴影,房子黯淡了,屋顶生锈了,那扇沉重的包铁皮、上绿漆的店门也失去了光泽,或者像聋子所说的那样,它“翘棱儿”了。就连老齐布金也似乎变得忧郁了,他已经很久未理发和剪胡子,头发胡子都长长了。他上马车时已经不再纵身一跳,也不再吆喝乞丐,说什么“上帝会给的”。从一切都看得出来:他精力衰退了。人们已经不甚怕他,警官已在铺子里写下了一份违警纪录,尽管还像过去一样按规矩收受他的钱财。已经三次把老头子传唤到城里,为了审讯他卖私酒,只因证人不出庭,这案子就一直拖着,可把老头子给累坏了。

他常常去探望儿子。他雇律师,递呈文,给教堂献神幡,给阿尼西姆囚禁于其中的监狱看守送去了一个银质茶杯托,上面的珐琅题词是“灵魂有分寸”,还送了一把长柄小茶匙。

“没有人能替我们斡旋斡旋,好好地斡旋斡旋,”瓦尔瓦拉说,“哎呀呀……你去求求哪一位老爷,求他给主要长官们写信……让他们在审判前就把他释放,干吗要折磨小伙子!”

她也挺伤心的,不过她发胖了,变白皙了。同从前一样,她在自己房间里点亮圣像前的油灯,把屋里的一切都照管得干干净净,她仍用果酱和苹果软糕款待宾客。聋子和阿克西尼娅在铺子里做买卖。阿克西尼娅在干一项新的事业:在布乔基诺办砖厂。她几乎每天都驱车去那里。她亲自赶车。在遇见熟人时,她伸长脖子,像鲜嫩的黑麦田中的一条蛇似的,天真而神秘地微笑。莉帕在大斋前生了个儿子,她现在一直逗着娃娃玩。这是个小小瘦瘦的可怜娃娃。奇怪的是他居然会哭会看,而大家居然还以为他是个人,甚至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尼基福尔。他躺在摇篮里,莉帕向房门口后退几步,鞠着躬对他说:

“您好,尼基福尔·阿尼西梅奇!”

他呢,他举起两只红红的小脚。哭声和笑声混在一起,就像木匠叶里扎罗夫那样。

审判的日子终于确定了。齐布金提前五天就出发了。后来又听说从村里赶去了几个农民作证。一个老工人也去了:他也接到了传票。

审判是在星期四举行的。可是星期日已经过去,老齐布金却没有回来,而且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星期二傍晚,瓦尔瓦拉坐在敞开着的窗户旁倾听:老头子会不会回来。在隔壁房间里,莉帕在逗她的娃娃。她将他放在手中朝上举,欣喜地说:

“你会长大,长得大大的!将来成个男子汉,咱们一起去打工!一起去打短工!”

“得了,得了!”瓦尔瓦拉生气说,“亏你想得出,打短工,傻孩子!他将来要做商人!”

莉帕轻轻唱着,可是过不多久她就忘了,又说:

“你会长大,长得大大的!将来成个男子汉,咱们一起去打短工!”

“瞧,你又来这一套了!”

莉帕手中抱着尼基福尔,站在门口问道:

“妈妈,为什么我这么爱他?为什么我这么怜惜他?”泪水在她的眼中闪亮,她声音颤抖地接着说,“他是什么?他会是个怎样的人?他轻得像一片羽毛,像一小片面包,可是我爱他,像爱个真正的人那样爱他。瞧,瞧,他什么也不会,话也不会说,可是我一切都明白:他的两只小眼睛在说明他要什么。”

瓦尔瓦拉凝神细听:传来了晚班车抵达火车站的声音。老头子是否来了?她已经听不见莉帕的话,也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她不知道时间是怎么过去的。她全身在抖,但这并非因为害怕,而是由于强烈的好奇心。她看见,一辆大车咯咚咯咚迅速驶过。车上坐满了农民。这是证人们从火车站回来了。大车经过小铺时,老工人从大车上跳下,走进院子。可以听到:院子里有人同他打招呼,向他打听一些事情。

“剥夺权利,没收全部财产,”他大声说,“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六年。”

瓦尔瓦拉看见:阿克西尼娅从后门走出小铺,刚才她在铺子里卖煤油,所以她一手拿瓶子,一手拿漏斗,嘴上衔着几枚银币。

“爸爸在哪里?”她发音不清地问道。

“在火车站,”工人回答,“‘等天黑一点,’他说,‘我会回去的。’”

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了:阿尼西姆被判服苦役。厨娘在厨房里突然间大声边哭边诉起来,像恸哭亡人似的,她以为:礼节要求她这么做。

“阿尼西姆·格里戈雷奇啊,好男儿啊,你把我们遗弃给谁呀……”

受惊的狗吠叫起来。瓦尔瓦拉焦急地走来走去,她跑到窗口,用尽气力提高嗓音向厨娘喊道:

“你够啦,斯捷潘妮达,够啦!看在基督面上,别折磨人了!”

忘了烧茶炊,已经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有莉帕一个人还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她仍然醉心于她的娃娃。

老头子从火车站回来了。大家都已经不向他打听什么了。他打过招呼后就默默地在各个房间走了走,连晚饭也不吃。

“没有人能斡旋一下?”瓦尔瓦拉在房里只剩下他们两人时说,“我对你讲过要去求求老爷们,当时你不听我的话……递一个呈子上去吧……”

“我是张罗过的!”老头子将手一摆说,“给阿尼西姆判刑后我找过替他辩护的老爷,‘现在没有任何办法了,’他说,‘晚了。’阿尼西姆自己也这么说:‘晚了。’但我离开法庭后还是同一个律师讲妥了,给了他一笔定金。再等一个星期,到时候我再去。听任上帝安排吧。”

老头子又默默地走遍了所有的房间。在回到瓦尔瓦拉身边时他说:

“我该是病了。我的头有点儿……发昏。我头脑不清。”

他把房门关上,免得让莉帕听见,接着又轻声说:

“我的钱情况不妙。你还记得吗,阿尼西姆在结婚前,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礼拜,带给我一些簇新的面值一卢布和半卢布的银币。我当时藏起了一包,其余的钱我把它同我自己的钱混在了一起……想当年我叔父德米特里·菲拉特奇,但愿他进了天国,当年我这个叔父在世的时候,他有时去莫斯科办货,有时去克里米亚办货。他有一个妻子,她趁他外出就和一些男人私通。他们有六个孩子。叔叔有时喝醉了就笑着说:‘我怎么也分不清哪个是我的孩子,哪个是别人的。’可见,他是个性格温和的人。现在我的情况也是这样:分不清我的钱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甚至我觉得,好像它们全是假的。”

“别说了,求上帝保佑你!”

“我在火车站买票,付了三个卢布,我觉得,好像是假钱,于是我感到害怕。我该是生病了。”

“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大家都祸福难测……哎呀呀……”瓦尔瓦拉摇头说,“关于这件事倒该想一想,彼得罗维奇……那万一出了事,你年纪不轻了。你去世后说不定还会欺侮你的孙子。啊,我真担心,他们准会欺侮尼基福尔,准会欺侮他!父亲他已经没有了,你就这么认为吧,母亲呢,她年轻,傻呵呵的。你立一个字据吧,留一点什么给他,给这个小男孩,哪怕是留一块地给他也好,就把布乔基诺给他吧。真的,彼得罗维奇!你想一想吧!”瓦尔瓦拉继续劝说。“这孩子挺可爱,真可怜!你明天就去,立一个字据,有什么好等的呢?”

“我把孙子给忘了……”齐布金说,“该去看看他。那么,你是说这孩子不错?嗯,好,让他长大吧。求上帝保佑!”

他推开房门,弯起手指头,把莉帕招呼到自己跟前。莉帕抱着孩子走到他身边。

“你,莉佩卡,你需要什么,你就要吧。”他说,“你想吃什么,你就说,我们不会舍不得的,只要你身体好就行……”他在娃娃胸前画了个十字,“好好照应我的孙子。儿子没有了,总算留下了一个孙子。”

泪水顺着他的面颊淌下。他低声哭泣着走了。过不了多久他上了床,在度过了七个不眠之夜后他沉酣地睡着了。

老头子暂时离家进城去了一次。有人告诉阿克西尼娅,说他这是去找公证人立遗嘱的,说他已经把布乔基诺,也就是她阿克西尼娅在那儿烧砖的地方,遗赠给了孙子尼基福尔。这个消息是在早晨告诉她的,当时老头子和瓦尔瓦拉正在台阶附近的一棵白桦树下饮茶。她关上了铺子的正门和后门,收集起她所有的全部钥匙,把它们使劲一扔,扔到了老头子的脚前。

“我不会再为你们干了!”她大声叫嚷,而且突然放声痛哭起来。“可见,我在你们家不是儿媳妇,而是个女工!大家都将要笑话我:‘瞧,齐布金找了个多么好的女工!’我不是你们雇来的!我既不是叫花子,也不是下贱货,我有爹有娘。”

她不擦眼泪,把两只噙满泪水的、凶狠的、因气愤而歪斜的眼睛盯着老头子。她的脸和脖子涨得红红的、绷得紧紧的,因为她正在声嘶力竭地喊叫:

“我不愿意再卖力干了!”她接着说,“我累死了!要干活,要成天地坐在店里,要深更半夜里悄悄出去搞白酒——这一切全都叫我去干。可是要赠田地时,却只把土地送给苦役犯的老婆和她的小鬼!她在这儿是女主人,女东家,而我是她的女用人!你们把一切都给她吧,给这个囚犯的老婆,让她活活噎死!我回自己家去!你们另找傻瓜吧,该死的恶人!”

老头子生平从未骂过责罚过子女,他连想都没有想到过:家里人会对他说粗话或者举动不恭,所以此刻他感到十分吃惊,他跑进房去躲在立柜后面。瓦尔瓦拉呢,她简直茫然无措,连站都站不起来,只会挥动双手,就像是在防御蜜蜂似的。

“哎呀呀,我的爹!这算是什么呀!”她害怕地嘟哝着,“她在嚷嚷什么呀!哎呀呀……人家会听见的!小声点吧……哎,小声点吧!”

“你们把布乔基诺给了苦役犯的老婆,”阿克西尼娅仍在大叫大嚷,“现在你们把一切都给她吧!你们的东西我一样都不要!你们都滚开!你们全是一个匪帮里的!我看够了,够了!你们掠夺来往的过客,掠夺老老少少,你们这伙强盗!没有执照就卖酒的是谁?还有那些假钱呢?你们的箱子里装满了假钱,所以现在就用不着我了!”

在敞开着的大门旁已经聚集了一群人,他们在朝院子里看。

“随大家看吧!”阿克西尼娅嚷道,“我要使你们名誉扫地!我要羞死你们!我要叫你们低三下四地乞求!喂,斯捷潘!”她招呼聋子说,“咱们马上回家去!到我爹娘那儿去,我不愿意同囚犯们在一起过日子!你快去收拾一下!”

院里拉着几根绳子,绳子上都晒着衣服,她拉下她的那些都还湿乎乎的裙子和短上衣,丢到聋子的手上,接着她怒气冲冲地在院子里晾着衣服的地方乱跑,扯下所有的衣服,就连不是她的东西也扯下,丢在地下用脚踩脏。

“哎呀呀,我的爹啊,制住她吧!”瓦尔瓦拉哼叫着。“她究竟是个什么人?把布乔基诺给她吧!给她吧!看在基督的面上!”

“嘿,好一个娘们儿!”站在大门旁的人们说,“居然有这样的娘们儿!她大发雷霆了,可怕!”

阿克西尼娅跑进厨房。此刻那里正在洗衣服。洗衣槽里和炉旁的锅子里冒着热气,水汽使得厨房里闷热和混混沌沌。只有莉帕一个人在,厨娘上河边去漂洗内衣了。地板上有一堆脏衣服,尼基福尔就躺在这堆衣服旁的一张长凳上,抬起他两只红红的小脚;这样他即使从凳上摔下也不至于碰伤。正好在阿克西尼娅走进来的时候,莉帕从那堆衣服里取出阿克西尼娅的衬衣放进洗衣槽,而且已经伸手去拿一只摆在桌上盛满沸水的长柄大勺……

“拿过来!”阿克西尼娅仇恨地瞧着她说,并从洗衣槽中抢出衬衣,“用不着你碰我的内衣!你是囚犯的老婆,应该有自知之明,你是个什么东西!”

莉帕瞧着她,不知所措,她弄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她无意中察觉到了阿克西尼娅投向孩子身子的目光,她蓦地明白过来,她的脸像死人一般苍白了……

“你抢走了我的土地,这个你也拿去吧!”

说完这句话阿克西尼娅抓起盛满沸水的大勺朝尼基福尔身上泼。

紧接着响起了一声尖叫。这种尖叫声是乌克列耶沃村从未听见过的。简直不敢相信,像莉帕这样弱小的人竟会发出如此叫喊。突然间院子里一片死寂。阿克西尼娅默默地走进正屋,面露她原先的天真微笑。聋子抱着许多衬衣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接着他默默地不慌不忙地把衣服一件又一件晾起来。在厨娘从河边回来之前没有一个人敢走进厨房去看一看那儿的情景。

把尼基福尔送进了地方自治局的医院。他在接近黄昏的时分死了,死在医院里。莉帕不想让人来接她,她把遗骸包进一条小被子就抱着回家了。

不久前建成的这座新医院高高地坐落在一座山上,窗户很大,在夕阳照耀下整幢房子闪闪发光,好像是它的内部在燃烧似的。山下是一个居住区。莉帕顺着一条大路下山,尚未走到居住区她就在一个小池塘边坐下。有一个女人牵马来饮水,马不肯喝水。

“你还要什么呢?”女人困惑地轻声说,“你要什么呢?”

水边有一个穿红衬衫的男孩在洗父亲的靴子。除此之外,居民区里也好,山上也好,再也看不见一个人影。

“它不喝,”莉帕瞧着马说。

后来女人和拿着一双靴子的男孩都离去了,已经看不见什么人了。太阳裹上了一片火红色和金黄色的锦缎,落山睡觉了。长条的云,红的,紫的,在天空中绵延,护卫着太阳的安宁。在远处的一个什么地方有一只麻鸻在叫,声音凄怆而低沉,就像是一头被关在板棚里的母牛在叫似的。每年春天都听见这神秘的鸟的叫声,可是谁也不知道这鸟是什么样子,它又住在哪里。在山顶上的医院里,在池塘边的灌木丛里,在居民区的后面和在四周的田野里,夜莺在高声歌唱,杜鹃在计数着一个什么人的年龄,它老是数错了又从头数起。池塘里的青蛙气冲冲地拼着命在叫,而且彼此呼应着,甚至可以从中辨别出这样的说法:“你就是这样的!你就是这样的!”真是热闹啊!好像是这许多有生之物如此叫啊唱啊,其目的是要在这春夜里让谁都不睡觉,要大家,连气冲冲的青蛙也包括在内,都来珍惜和享受每一分钟,不是么,生命可只有一次啊!

一弯银白色的新月在空中照耀,还有许许多多星星。莉帕已经不记得她在池塘边坐了多久,可是在她站起身来朝前走的时候,整个居民区里的人都已经睡了,灯火全都熄了。离家大约还有十二俄里,可她已经精疲力竭,而且已经搞不清楚该怎么走了。月亮有时在前面照,有时在右边照。还是那只杜鹃在不停地叫,它的声音已经嘶哑,略带一点儿笑音,仿佛是在嘲弄她似的:“喂,要注意,别迷了路啊!”莉帕走得很快,把头巾都丢失了。她瞧着天空想:她的孩子的灵魂现在在哪儿?是跟着母亲走呢还是在繁星周围的高空中飘荡而且不再想念他的母亲呢?夜间待在田野上会感到多么孤单,特别是在这种时刻:身处歌声之中而自己唱不出来,身处不断的欢乐声中而自己又高兴不起来,而那月亮同样孤零零地从天空观望。对这月亮来说,现在是春天还是冬天,人们是活着还是死了——横竖都一样……心里痛苦的时候没有人做伴是难受的。如果她母亲普拉斯科维娅同她在一起,那就好了!要不,有个“拐杖”、或者有个厨娘、或者有个什么庄稼人同她在一起,那也就好了。

“布——布!”麻鸻在鸣叫,“布——布!”

忽然清楚地听到有人在说话:

“套车,瓦维拉!”

在前方,就在路边,一堆篝火在烧着:已经没有了火焰,在发亮的只是一堆红炭。可以听见马儿在嚼草的声音。黑暗中显现出两辆大车,一辆车上有一个大桶,另一辆较低的车上有一些麻袋。另外还显现出两个人来,一个人牵着马去套车,另一个人将双手抄在背后一动不动地站在篝火旁。一条狗在大车附近狺狺狂吠起来。那个牵着马的人站住说:

“好像有人在大路上走来。”

“沙利克,别叫!”另一个人向狗吆喝一声。

从说话的声音可以听出来,这另一个人是个老头子。莉帕站住说:

“求上帝保佑你!”

老人向她走近,过了一会儿才回答说:

“你好!”

“你们的狗不咬人吧,老爷爷?”

“没什么,你走吧。它不会碰你的。”

“我从医院来,”莉帕沉默一会儿说,“我的小儿子死在那儿了,现在我抱他回家。”

大概是老人听到这些话不高兴,他走开了,匆匆地说:

“这没什么,亲爱的朋友。上帝的旨意。你在磨蹭什么,小伙子?”他转身对旅伴说,“上紧些吧!”

“你的马轭没有了,”小伙子说,“找不到。”

“你可真是直挺挺的,瓦维拉!”

老人拣起一小块炭,吹了一下,只照亮了他的鼻子和眼睛。后来,他们找到了马轭后,他凭着这一点儿亮光走近莉帕,看了她一眼,他的目光表达了怜悯和温情。

“你是母亲,”他说,“每个母亲都心疼自己的孩子。”

他说这话时叹了口气,摇了摇头。瓦维拉朝火上扔了一点什么东西,踩了踩,顿时四周变得一片漆黑。眼前的景象消失了。跟先前一样,只有田野、繁星点点的天空以及鸟儿彼此干扰睡眠的鸣叫声。秧鸡也在叫,好像就在烧篝火的那个地方叫。

一分钟后,又可以看到那两辆大车、老头子和高个儿瓦维拉。车子走上了大路,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

“你们是圣徒吧?”莉帕问老人。

“不是的,我们是菲尔萨诺沃村的。”

“刚才你看了我一眼,我的心就暖和了。小伙子也很斯文。我就以为你们想必是圣徒。”

“你路远吗?”

“到乌克列耶沃村去。”

“你上车吧,我们把你带到库兹敏基。到了那里,你就一直走,而我们就向左拐。”

瓦维拉坐上了那辆载着桶子的大车,老头子和莉帕坐上了另外一辆。车子慢慢地走着,瓦维拉的车走在前面。

“我的小儿子受了一天折磨,”莉帕说,“他用两只小眼睛看着,一言不发。他想说话,可又说不出。上帝啊!圣母啊!我痛苦得老是跌倒。我站着站着突然就倒在床边了。你告诉我,老爷爷,为什么要一个小孩在临死前受罪?如果大人受痛苦,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受过了苦,那么他或她的罪孽也就得到了宽恕,可是为什么小孩要受苦,如果他并没有什么罪孽?为什么?”

“又有谁知道呢!”老人回答说。

他们默默地坐了差不多半小时的车。

“想要什么都知道:为什么?怎么样?——这是不可能的。”老人说,“上帝赋予鸟的不是四个翅膀,而是两个,因为有了两个翅膀它就能飞。同样,人理应知道的也不是一切事情,而只能是一半或者是四份里的一份。为了生存人该知道多少,他就知道多少。”

“老爷爷,我还是步行轻松一些。现在我的心颤得很。”

“没什么。你坐着。”

老人打了一个呵欠,在嘴上画了一下十字。

“没什么……”他又说,“你的痛苦还算不了什么。人生是漫长的,好的事情还会有,坏的事情也会有,什么都会有。亲爱的俄罗斯大着呢!”他说完朝左右两边看了一看。“我走遍了整个俄罗斯,什么都见识过,你就相信我的话吧,亲爱的朋友。好的事情将来会有,坏的事情也会有。我去过西伯利亚,到过黑龙江,也到过阿尔泰山。我移居到西伯利亚过,在那儿垦地,后来我非常想念亲爱的俄罗斯,就又回到了家乡。我们是步行回俄罗斯的。我还记得:有一回我们坐船摆渡。我瘦削瘦削的,一身破破烂烂,光着脚,人都冻僵了,啃着面包皮。这时渡船上有一位过路老爷,如果他已不在人世,那我祝他升入天堂。这位老爷怜悯地看着我,泪水直流。‘唉,’他说,‘你吃的面包是黑的,你过的日子也是黑的。’……我回到了家,正如常言所说的那样,一贫如洗。我有过一个老婆,可是她永远留在那儿了:把她葬在了西伯利亚。就这么一回事。现在我做长工过日子。这又有什么呢?我要告诉你:打那时候起,有过坏事,也有过好事。瞧,我现在还不想死,亲爱的朋友,还想活上个二十来年。就是说,好事情更多一些。亲爱的俄罗斯可真大啊!”说完他又看了看两旁,而且还回头看了一眼。

“老爷爷,”莉帕问,“人死了,他的灵魂在世上还要留多少天?”

“又有谁知道呢?让我们来问一问瓦维拉,他上过学。现在学校里什么都教。瓦维拉!”老人招呼了一声。

“啊?”

“瓦维拉,人死了,他的灵魂还要在人世留多少天?”

瓦维拉把马勒住后答道:

“九天。我叔叔基里拉死后,他的灵魂在我们的小木屋里还待了十三天呢!”

“你怎么知道?”

“炉子里敲敲打打地响了十三天。”

“哦,行了,赶车吧!”老人说。显然,他对这一切丝毫不信。

在库兹敏基附近大车拐弯,上了公路,而莉帕一直朝前走。天已经亮了。她下坡走进峡谷时,乌克列耶沃村的小木屋和教堂都藏入雾中。天很冷,而且她觉得那只杜鹃还在啼鸣。

莉帕到家时,牲口还未被赶到野外,人们都还在睡觉。她坐在台阶上等。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老爷子,他看一眼就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久说不出话来,光是吧嗒着嘴唇。

“唉,莉帕,”他说,“你没有把我的孙子保护好……”

把瓦尔瓦拉叫醒过来。她举起双手一拍,嚎啕大哭起来。她马上动手给孩子洗身换衣。

“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啊……”她说,“哎呀呀……只有一个孩子你都没有保护好,你这个不懂事的傻孩子……”

早晨和晚间都进行了超度,第二天落了葬。葬礼后客人们和神甫们都吃了许多东西,狼吞虎咽,好像是许久没有吃东西了似的。莉帕侍候着大家,神甫举起叉着一个腌蘑菇的叉子对她说:

“别为娃娃伤心,这样的娃娃会上天堂的。”

客人们全都走了,这时莉帕才真正明白:尼基福尔已经不存在了,将来也不会有他了。她明白了,就嚎啕大哭起来。她不知道该上哪个房间去哭,因为她觉得,孩子一死,在这幢屋子里就没有了她待的地方,在这里她是个毫无关系的人,是个多余的人;就连别人也有这种感觉。

“喂,你在那儿嚎什么?”阿克西尼娅突然出现在门口,大声喊叫。“闭嘴!”为参加葬礼,她穿着一新,还扑了不少粉儿。

莉帕想停止哭泣,可是她做不到这一点,她哭得更加响了。

“你听见没有?”阿克西尼娅狂怒地跺跺脚喊道,“我在同谁说话?你给我滚,不要你再来,苦役犯的老婆!滚出去!”

“算了,算了,算了……”老爷子慌张起来,“阿克休塔,你安静些,我的好人……她哭,是人之常情。她的孩子死了……”

“人之常情……”阿克西尼娅不满地模仿着说,“让她在这儿再过一夜,明天她就给我滚!人之常情……”她又不满地模仿着说了一句,接着哈哈哈笑一阵后向小铺子走去。

第二天一清早,莉帕就去了托尔古耶沃村,去了母亲的家。

现在小铺子的屋顶和门都已经上过了油漆,闪闪发亮,跟新的一样,窗台上同从前一样开着鲜艳的天竺葵。三年前发生在齐布金家里和院子里的事情已经给忘记得差不多了。

像当初一样,老爷子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仍算是个主人,不过实际上一切事情都已转到阿克西尼娅手中:卖东西的是她,买东西的也是她,不得到她的同意什么事都不能做。砖厂运转得不错,由于修筑铁路需要砖,砖价已经涨到二十四卢布一千块。村里的妇女和姑娘们把砖运到火车站,装上火车,为此她们一天可以挣得二十五个戈比。

阿克西尼娅同小赫雷明家合伙经营,他们的砖厂现在叫做“小赫雷明股份公司”。在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饭店,已经不是在工厂里而是在饭店里演奏贵重的手风琴了。邮政局局长常来饭店,他也在做着一种什么生意。火车站站长也是这样。小赫雷明家送了一块金表给聋子斯捷潘,他不时地从口袋中掏出表来,放到耳朵边听听。

村里人讲到阿克西尼娅,都说她抓取了大权。的确是:无论是在漂亮幸福的她面露天真笑容驱车去工厂时,还是在她到了砖厂发号施令时,都叫人感到她有很大权力。大家都怕她:在家里是如此,在村里是如此,在砖厂里也是如此。如果她上邮政局,局长会一跃而起说:

“恭请坐下,克谢尼娅·阿布拉莫芙娜!”

有一回,一个上了年纪好打扮的地主,穿着一件薄呢长外衣和一双高统漆皮靴把一匹马卖给阿克西尼娅,同她谈入了迷,竟向她让价,而且是她要让多少就让给了她多少。他久久握住她的手,看着她的两只快活狡猾天真的眼睛说:

“对像您这样的女人,克谢尼娅·阿布拉莫芙娜,我永远愿意使您感到满足。不过,请您告诉我: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相会,不让任何人妨碍我们?”

“随便您什么时候!”

从此这个上了年纪的花花公子几乎每天来小铺子喝啤酒。这啤酒太糟糕,苦得跟艾草一样,使地主直摇头,可是他还是喝。

老齐布金已经不干预生意上的事情。他身上不再带钱,因为他无论如何分不清真钱和假币,但他一声不响,不向任何人谈自己这个弱点。他有些健忘了:如果不给他东西吃,他自己也不会索要。家里人已经习惯了不同他一起吃饭。瓦尔瓦拉常说:“昨天我们老爷子又不吃东西就躺下了。”她的语气很淡漠,因为她对此已经习惯了。

老爷子不知何故总穿着一件皮大衣,不分冬夏。只是在十分炎热的日子里他才不外出,待在家里。平常他穿着皮大衣,竖起领子,掩上衣襟,在村里溜达,在通向火车站的大路上散步,要不他就从早到晚坐在教堂大门附近的一条长凳上。他坐着,一动不动,行人们向他鞠躬,他不还礼,因为他仍然不喜欢庄稼汉。如果有人问他一些什么,他就合情合理客客气气地作简略回答。

村里在议论:似乎是儿媳妇把他赶出了家门,不给他东西吃,似乎他是靠布施才活着的。对此有人高兴,有人怜悯。

瓦尔瓦拉更胖更白了。她依然在行善,连阿克西尼娅也不来妨碍她。现在果酱多得很,他们还没吃完,新果子就上来了。果酱常常凝成为糖渍块。瓦尔瓦拉差点儿哭出来,因为她不知怎么打发这果酱。

关于阿尼西姆的事情,大家开始淡漠了。有一天来了一封他的信,是用诗写成的,写在一张大纸上,像呈文似的,还是以前的那一手漂亮字。显然,他的朋友萨莫罗多夫在同他一起服刑。诗文下面有一行字,写得难看而又不清晰:

“我在这儿一直生病,我很痛苦,看在上帝面上帮帮我吧。”

有一天,那是一个晴朗的秋日,在黄昏前,老齐布金坐在教堂大门附近,翻起大衣领子,只看见他的鼻子和帽檐。在长凳的另一头坐着包工头叶里扎罗夫,同他并坐的是学校看守人雅科夫,一个掉了牙的七十岁上下的老头。“拐杖”和看守人正在聊天。

“子女应当供养老人,……应当尊敬父母,”雅科夫气愤地说,“她呢,这个做媳妇的,她把公公从他自己的家中赶出来。老头子没吃没喝的,上哪儿去呢?他三天没吃东西了。”

“一连三天啊!”“拐杖”感到惊奇。

“他就这么坐着,一声不响。他衰弱了。何必沉默?应该上诉。法庭上可不会有人称赞她。”

“法庭上称赞谁啦?”“拐杖”没有听清楚,他问道。

“什么?”

“那娘们儿不错,挺卖力。干他们那一行,不这么办是不行的……我这是说不作孽是不行的……”

“从他自己的家中……”雅科夫气愤地说下去,“你该先自己攒钱买房,然后才赶人家走!嘿,你想想,真有这种娘们儿!害人精!”

齐布金听着他说,一动也不动。

“不管是自己的房子还是别人的房子,只要暖暖和和,娘们儿不吵吵骂骂就行……”“拐杖”说着笑了,“我年轻时很疼我的纳斯塔西娅。她是个文静的女人。她老喜欢说,‘买幢房子吧,马卡雷奇!买幢房子吧,马卡雷奇!买一匹马吧,马卡雷奇!’临死时她还是说,‘你买一辆轻便马车吧,马卡雷奇,免得走路。’可是我只买过一些糖饼给她吃,别的什么也没有买。”

“她的丈夫是个聋子,又不懂事,”雅科夫不听“拐杖”的话接着说,“是个大傻瓜,活像一头蠢鹅。他能懂什么?你就是用棍子打鹅的脑袋瓜,它还是不懂啊。”

“拐杖”站起身来,他该回厂去了。雅科夫也站起来,两个人一块儿走,边走边谈。待他们走出五十来步时,老齐布金也站起来,蹒蹒跚跚地跟着他们。他步子不稳,像是走在光滑的冰上似的。

村子已经隐没在薄暮的微光之中。太阳只照着那条像蛇一般蜿蜒爬上山坡的大路的高处。一群老婆子从树林里走回村去,手中提着盛放乳菇的篮子,一群小孩同她们走在一起。妇女和姑娘们成群结队地从火车站走来,她们在车站上把砖装进了车厢。她们的鼻子以及眼睛下脸颊上布满了火色的砖灰。她们唱着歌。走在最前面的是莉帕,她在用尖细的嗓子唱歌,眼睛望着天空唱,愉快地唱,好像是她在庆幸和高兴:谢天谢地,一天过去了,可以休息了。她的母亲普拉斯科维娅,打短工的女人,也走在这群人中间,手里拿着一个小包袱。同往常一样:她边走边喘气。

“你好,马卡雷奇!”莉帕一看见“拐杖”就说,“你好,亲爱的!”

“你好,莉佩卡,”“拐杖”十分高兴。“娘儿们,姑娘们,你们都喜欢这个阔绰的木匠吧!哈哈,我的孩子们,孩子们!”“拐杖”抽抽搭搭地哭了。“我亲爱的一把又一把的小斧头啊!”

“拐杖”和雅科夫朝前走了,还可以听到他们在谈话的声音。他们走后这群人遇上了老齐布金,突然间变得寂静无声了。莉帕和普拉斯科维娅稍稍落在了众人的后面走。当老爷子同她们走齐了时,莉帕深深鞠了一躬说:

“您好,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

她的母亲也鞠了躬。老头儿不走了,他啥也不说,瞧着母女俩。他的嘴唇在颤动,眼眶里满是泪水。莉帕从母亲的包袱里取出一块米馅烤饼,递给了他。老头儿接过去就吃。

太阳已经全部落下,大路高处的阳光也消失了。天黑了,凉丝丝的。莉帕和普拉斯科维娅继续赶路,后来她们在胸前画十字,画了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