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肯塔基州诺克斯堡
春天再度降临在一座座只有欢乐没有苦难的城市里。冰雪消融，万物复苏。那场战争的第七个四月——也是我入狱的第三及最后一个四月，春天的气息渗进牢房的窗户。此时，我已像自己希望的那样，过上了平淡而开心的生活。我在一所地区军事监狱服刑。这种监狱只属于第二级别，关押刑期为五年或五年以下的犯人。大伙都戏称这种监狱是“成人托儿所”，令我感到非常好笑。
我很高兴，几乎所有人都把我淡忘了。监狱里有个还过得去的图书馆。狱警允许我把书借回牢房看。牢房有扇窗，够大，但太高，站在地上，根本看不见外面的情况。牢房又有张金属写字桌，跟墙壁相连。久而久之，我发现看完书后，可以把书叠放在写字台上，然后站上去，就可以望向窗外了。只要能在封皮越来越破的书上保持平衡，就能清楚地看见外面的操场、围绕监狱的蛇腹形铁丝网和铁丝网另一侧的树林。树林外面就是那个无聊的世界。我们这些战争的小害虫，被世界彻底遗忘了。
刚入狱的几个月，我花了很多时间，努力想理清关于那场战争的头绪，并因此养成了一个习惯：一想起某件事，就在牢房墙上做个记号。我想有朝一日，自己可以把这些记号排列起来，编成一个有条理的故事。直到很久以后，我仍记着一些记号所代表的内容。以前住这间牢房的某个人，在墙上留下了他名字的首字母“FTA”。“FTA”旁边的镜子下方，有段用粉笔画的长线条，代表死在果园里的男孩——那个男孩死后，默夫曾抱过他的脑袋。床铺上方的那段线条，代表一个瞬间的想法。那是我们到达塔法的第一个夏天。那天，我们正沿着一条胡同，经过许多纵横交错、密密麻麻的电线。炎炎夏日，那些电线投下稀稀疏疏、聊胜于无的阴影。我们前面，有个人拐向了跟我们相反的方向。正在拐弯的斯特林朝我和默夫挥了挥手，示意我们走上宽阔的公路。就在那个瞬间，我突然想到，默夫其实有两个选择，而我只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我问自己能否胜任那项任务，并且怀疑，那是否就是他妈让我照顾他的意思和原因。没记错的话，做那个记号时，粉笔折断了，所以那段线条比我打算画的要短许多。这个选择是错觉；所有的选择都是错觉，就算不是错觉，也是行不通的，因为一个选择必须与当时当地、其他所有人的选择对抗——什么意思？刷成浅绿色的混凝土墙上，那段短短的线条看着就像粉笔灰“爆炸”瞬间的情形。谁能不顾一切而做出选择呢？我们没有获得的那些选择呢？比如默夫，因为死了，永远无法获得选择了——我就是他没有获得的一个选择。虽然很荒唐，但我仍记得那个记号及其代表的内容。最后，我终于明白，根本不可能把这些记号有规律地排列起来。因为，它们的位置是固定的，一旦落笔就无法改变，强行排列可能是错的。我记起什么，就随手做个记号。那些记号正反映了那场战争的混乱和无序。八英尺长、六英尺宽的单人牢房，好似一个小小的宇宙。这个宇宙变得越来越混乱了。最后，我终于接受了下面的事实：世上唯一的平等之处在于，任何事物都在彼此脱离。
有时，狱警会来我的牢房，并看到墙上多了一些记号。但至于所有记号中，哪些是新的，哪些是旧的，他们一直无法区分。不过，少数几个狱警对他们下班或休假前在我墙上看到的记号数有个大概印象，所以，等到再次开始四十八小时的轮班或休假回来后，他们至少能感觉出数量的变化。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会认为那些记号是有一定规律的。毕竟，那些记号可能确实是有规律的，因为我承认，要是多坐一两年牢，牢房所有的墙壁可能都会画满记号，甚至可能会根本看不见任何记号，只剩下几面被涂成白色的墙——那样的话，所有的记忆就连成了一片，好像那些记忆渴望变成把我关押其中的那几堵墙似的。当时，我自己倒是希望那样。但那些记号其实并没有什么规律，一切都是混乱的。狱警们似乎认为，我的那些记号具有某种意义，所以，要是他们理解错了的话，绝对是可以原谅的。
狱警们会问：“离你最快的出狱日子越来越近了，对吧？”
“嗯，”我会回答，“我觉得自己肯定会获得减刑的。”
“是啊，你肯定会获得减刑的。你是监狱里的模范。”
“也许吧，谢谢。”
“你一共记多少天了？”狱警们会指着墙上的记号问。经他们一问，我会意识到，自己做的那些记号，也可以用来表示过去的日子。
“肯定有九百八十三、九百九十了，对吧？快一千了？”他们会笑着问。
“肯定有。”我会回答，并想起默夫——由于尚未发现尸体，他暂时没被计入死亡士兵人数。我会琢磨，要是自己没撒谎的话，默夫是第几个死的士兵。
出狱前的那个春天，默夫的母亲曾来看过我一次。看得出来，等待我走进探视区的过程中，她一直在哭。
“你们不能出现任何身体接触。不过，要是想喝咖啡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去倒。”狱警说。
刚开始，我不知道该对默夫的母亲说什么，但让她先开口，似乎很不公平：她不仅得承受这一切，还得不到任何安慰和理解。她想指责我的话，完全是应该的。默夫的失踪，是我造成的。我把他扔进了那条河。我隐瞒真相，是为默夫的母亲考虑，但不管怎么说，我无权替她做出那个选择。不过，默夫的母亲并未指责我。像大多数人一样，她表现得很有尊严，没有流露出内心的悲伤。世上总有那么多悲伤，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在人前，大家习惯把悲伤深深地隐藏起来吧。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这里。”默夫的母亲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就是想来看看你，你知道吗？”
我低下头，盯着油地毡。
“不，你当然不知道。”
接着，默夫的母亲告诉我，那年十二月，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地来到了她家所在的小镇。她的一个女性朋友打电话告诉她，那辆车正朝她家开去。那个女人看到，那辆车的副驾驶座上坐着个身穿军装的人。她对墨菲太太说，车里的人表情很茫然，但他们马上就要到了。
我想象那天，墨菲太太夫妇俩透过厨房的窗户，望着屋外。雪下了整整一夜，那时还在下。门廊的屋檐、远处的群山和周围那些树的树枝上全都落满了雪。整个世界一片洁白，没有任何棱角和杂质。那辆车从马路的最后一个拐弯处出现了，但墨菲太太夫妇俩似乎并未注意到。
当时，墨菲太太夫妇俩肯定看到了那辆车，但对它“视而不见”。他们僵立窗边，一言不发，好像什么怪病发作，全身麻痹了。雪下得稍微大了些。那辆车有如空白画布上的一粒黑点，变得越来越大。墨菲太太夫妇俩仍呆呆地望着窗外。最后，那辆车停到他们家车道的小倒车坪上。未熄火的发动机发出空转的声音，虽然很轻，但仍听得到。不过，墨菲太太夫妇俩还是没动。上尉和随军牧师摘下帽子，开始敲门。直到那时，墨菲太太夫妇俩仍未离开厨房的窗边。门上传来轻轻的叩击声，表明上尉和随军牧师是真实的——完全真实的，但墨菲太太夫妇俩依然出神地望着窗外的轿车，一动不动，好像那辆车是上帝捉摸不透的神谕似的。
那两人轻轻地推门而入。墨菲先生吻了吻妻子，然后戴起帽子，穿上外套，走出后门。那两人说：“非常遗憾，您的儿子，丹尼尔，牺牲了。”墨菲太太没有说话，只是抱着胳膊，望着他们，似在等看不见的第三方进行详细解释。但没有人进行解释。那两人表现出男人应有的风度，并未见怪。最后，他们往墨菲太太手里塞了一张卡片，卡片上记有他们下榻的地址——他们要等到天气好转才走。卡片上还有一个电话号码。要是有任何问题的话，墨菲太太可以给他们打电话。
我边听墨菲太太讲述，边努力回忆那个时候，自己在哪。但我算不出时间差，也分不清自己当时到底在什么地方巡逻——默夫死后，我冒着黎明前的严寒，继续执行了无数次巡逻任务。默夫的母亲说，她在原地一连站了几个小时。最后，受她身体热量的影响，冰霜覆盖的窗玻璃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清晰的人形。等到她终于离开窗边时，已是晚上了。她走出未关上的后门，发现墨菲先生盘腿坐在雪中。风卷起地上的积雪，有时甚至漫过他的腰部。空中飞舞的雪花，纷纷扬扬，落到墨菲先生的帽子和肩膀上，望去好像他身上盖了块裹尸布。他们就那样坐着，一言不发。夜幕不断降临。
等墨菲太太讲完那天的事，我们面前的咖啡早就冷了。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咖啡的热气完全消散了。墨菲太太心不在焉地拿起我们俩的杯子，把残渣倒进另一个杯子，然后错把盛残渣的杯子当成我的杯子，递还给我。
“我不知道会发生这一切。”我说。
“嗯，你当时怎么想的，对现在没有任何帮助。”
“是的，您说的对。”
墨菲太太执意追求真相和正义，想知道为什么默夫那么快就从失踪变成了阵亡，为什么军方给出的解释从来都说不通。终于，军方对她失去了耐心。不过，他们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会逐渐淡忘墨菲太太的痛苦。最后，军方做了成本收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用不了多少钱，就可以把她打发了。那时，电视早已不再报道墨菲太太抗争的事了。只有一些质量低劣的小报还在报道。那些小报的标题夸张而荒诞，并配以下面的图片：墨菲太太坐在摇椅上，薄薄的嘴唇之间叼着根香烟。最终，墨菲太太勉强接受了以下两个条件：增加抚恤金，把我判刑。她之所以接受，是因为没人再听她的控诉了；是因为一如既往，美国人民很快淡忘了她那点破事，把注意力移向其他的苦难；是因为就连她的那些朋友都开始带着某种优越感，笑着对她说：“拉登娜，你终于得到了你要的真相。”
那些话是墨菲太太告诉我的。“好像我的真相应该跟你们的不一样似的，好像你们有一个真相，我有另一个真相似的。‘你的真相’，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啊？”她说。
我不知道。我们彼此沉默了一会儿。
“真希望他没有离开家。”墨菲太太说。她看了我一会儿，然后问：“你呢？出去后有什么打算吗？”
“我不知道。”我从未真正考虑过自己最后会怎样、什么是紧要的——我能掌控的，就是不去考虑那些事。我老是想，要是获得一丁点机会，自己肯定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我总是做错选择，总是沉湎于无关紧要的回忆。我从未做对过选择。我只知道，自己想做回一个普通人。要是我无法忘却做回普通人的念头，那我希望人们能把我彻底遗忘。
默夫的母亲能来，我很高兴。这倒不是因为，我跟她好像出人意料地和解了，而是因为她表现得很宽容，而且似乎很想知道她儿子到底怎么了、我为什么冒名给她写信——当时，她站在雪中读了那封信。我是她儿子之死的最后一个目击者。现在，她儿子已化为各种自然物质，但我不知道那些物质具体会形成什么东西。我想，我努力对她解释的那些话，根本不足以形容我亲眼目睹的情况。不过，我理解她对我的解释做出的反应，因为我的解释不仅粗枝大叶，而且跟我在牢房墙上做的那些记号一样，混乱不堪。我说不清，她到底做出了什么反应。她脸上仍然忧郁而失落，但不像之前那么明显，因为现在，她得分心琢磨我说对她的那些话。虽然谈了足足六个小时，但她的神情仍未明显缓和。至于是否原谅了我，她没说，我也没问。不过在她走后，我觉得自己一直以来的隐忍是对的。也许，她的隐忍也是对的。这样的隐忍实属不易，因为在如今的世界，即使应该隐忍，世人也会毫不犹豫地对此嗤之以鼻，认为那是懦弱的表现。
一切都已过去很久了。现在，我的失落感正在逐渐消失，但我不知道，消失的失落感正在变成什么。有一部分正在变得成熟，我想。默夫的年纪一直未变。我能感觉到在时光里，他跟我离得越来越远。我也知道以后的日子里，自己会逐渐忘记他、斯特林和那场战争。现在，我已摆脱了过去的阴影，住在位于蓝岭山麓的小屋静养。小屋周围，群山环绕，山上长满了层层叠叠、永远挺直的松树。偶尔，我似乎还会闻到底格里斯河的气味——记忆里，那条河仍跟那天一样，没有丝毫变化。但从松林吹来的清冽山风，立刻就会把那股气味荡涤得无影无踪。
我感到自己真的做回了普通人。每一天都变得跟前一天毫无区别。我们必须活在世上，至于世上的各种细节，总是次要的。现在，我完全是普通人了，除了身上带有一些很可能伴随终生的怪毛病。我不想看到连绵不绝、直达天际的大地，不想看到沙漠、草原、平原，不想看到任何连成一片的东西。我想看到群山，想让树林阻碍自己的视线——什么树都可以：松树、橡树、杨树等等。我想看可控和有限的事物，把大地分割成一块块人类容易对付的小区域。
默夫的母亲来监狱看我时，给我带了一张伊拉克地图。第一次看那张地图时，我心想真奇怪，她会送我这个——那天晚上在牢房，看完地图后，我不停地打开、折叠地图，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地图按原来的折痕，重新折叠起来。地图上有块放大的格子，格子里显示的是塔法市及其周边地区。对着地图看了一会儿后，我不再觉得有趣了。格子里显示的塔法市，看着非常陌生，而且极不准确——那只是按某个比例尺缩画的图画而已。
住进小屋的第一天，我把行李取出来，摆在又旧又简单的橄榄色行军床上。那张床是在陆海军军需用品店买的，就在监狱所在的基地外面。我没有多少东西，只有几件衣服和墨菲太太给的地图。我在地图的四个角贴上胶带，然后把地图尽可能平整地粘到墙上，但那些折痕仍清晰可见。我记得，自己用手指摸了摸其中一条折痕。那条折痕跟底格里斯河的一段刚好重合。那短短的一段，正是底格里斯河穿越塔法市的部分。我在包里翻了一阵，摸出自己的一块勋章，然后尽可能找准我们扔下默夫的位置，把勋章粘到地图上。一如所有地图，那张地图很快就会过时——说不定，已经过时了。那张地图表示的，只是一个抽象的地理概念，而形成那个概念的根据，不过是一些瞬间的记忆。那些记忆如此短暂，根本无法表现岁月对地理环境的细微影响：随着时间一小时接一小时、一年接一年地流逝，尼尼微平原上随风飞扬的沙尘会越来越多，河流的弯道也会变得越来越弯。那张地图终将会越来越无法准确反映真实的情况，逐渐沦为一张废纸。这让我想起了说话：嘴巴说的跟心里刚才想的，耳朵听到的跟嘴巴刚才说的，总是有所出入。但世上并不存在十全十美的事物，我们只能将就。
我去屋外走了一会儿。周围群山环绕，一片寂静。我在明媚的阳光下打了会儿盹。迷迷糊糊中，我依稀听到在美国的某个角落，一匹布从一块小纪念碑上“沙沙”地滑落。此外，似乎还有人说话的嗡嗡声。
接着，我看到了默夫。他还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时的模样，但变得好看多了。不知怎么，他的伤口不像之前那样触目惊心了。他的毁容变成了永恒的象征。我看见默夫顺着缓缓流淌的底格里斯河，漂出了塔法。平静的水面下，无忧无虑的鱼儿漠不关心地游来游去。它们使默夫的身体逐渐褪去了乌青色。冬去春来，冰雪消融。山洪从扎格罗斯山脉倾泻而下，裹挟着默夫的身体，朝底格里斯河下游冲去。尽管如此，默夫的身体仍未散架。随着大地变绿又变黄，默夫逐渐漂过了世界的发源地。两名士兵在河岸的芦苇和灯芯草丛中休息。一人在睡觉，另一人看到了默夫的尸体。那名士兵不知道默夫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心想默夫肯定是跟他们无关的、另一场战争的牺牲品。他冲破碎的尸体大声喊道：“再见，狗日的！”他的喊声吵醒了身边的战友，并在炎热的空气中越传越远，听着像是歌唱。那时，默夫身上的创伤很可能都已不见了，整个人只剩下一副光光的白骨。春往夏来，默夫漂到了广阔的拉伯河——由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交汇而成。一名渔夫驾着平底小船，在河边沼泽滑行。他的长篙无意间碰到了默夫的遗骸。我看到在入海口附近，默夫的尸骨终于被水冲散了。岸边的枣椰树投下长长的、帘幕似的树影。那些散架的碎骨，漂过层层树影，漂过破碎的海浪，最终归入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