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必须知道他在为什么奋斗。”这显然又是谁说过的话。至少这是索雅曾经从她的哪本书上读给欧维听的。欧维不记得是哪本,这女人身边总有那么多书。她在西班牙就买了一大包,尽管她连西班牙语都看不懂。“我一边学一边读呗。”她说。就好像这很正常。欧维说,他自己脑子里那些事还想不过来,哪有工夫去读别的笨蛋在动什么脑筋。索雅笑着拍拍他的脸颊,这倒让欧维无言以对。

于是,他扛着都快撑破了的书袋子上了大巴。经过司机的时候,他闻到一股酒味,但他以为在西班牙大家都这样,便客随主便了。他坐在座位上,索雅把他的手掖在自己肚子上,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感觉到宝宝蹬腿。然后他起身上厕所,走到中途,大巴颠簸起来,蹭上了高速路边的护栏,之后,突然一阵寂静。就像时间自己深吸了一口气。接着,玻璃炸得四分五裂,金属板无情地嘶叫扭曲,背后的汽车猛烈地撞了上来。

所有那些尖叫,他永远不会忘记。

欧维翻滚着,只记得肚子先着地。他惊恐地眨着眼,在一堆喧闹的躯体中寻找她的踪影,但她不见了。他挣扎着向前,顾不上头顶暴雨般落下的玻璃碎片,但就像被隐形的野兽困住了一般。就好像恶魔伸出魔爪,一把将他强摁在地上,予以无情羞辱。在他有生之年的每一个夜晚,这种感觉与他形影不离:彻底的无助。

第一周,他每时每刻都坐在她的床边,直到护士坚决地用手强行拉他去洗澡更衣。所到之处,人们都对他投来怜悯的目光并送上“同情的慰藉”。一个医生用冷漠而专业的语气告诉欧维“做好她再也不会苏醒的准备”。欧维把这个医生推出了门。一扇紧锁的门。

“她还没有死!别搞得像她已经死了一样!”欧维在走廊里咆哮。

之后,医院里再也没人敢这样跟他说话。

第十天,电台里说这是几十年来最糟糕的暴风雨天气,伴着窗外风雨交加的响动,索雅的眼睛艰难地睁开一条细缝,看见欧维后,她把手伸向他,把手指钻进他的掌心。

然后她又睡了一整夜。醒来的时候,她请求护士告诉她发生的一切,但欧维坚持认为应该由他来说。他用沉着的嗓音对她讲述事情的起因经过,自始至终抚摸着她的双手,就像它们非常非常冰冷。他告诉她,司机如何一身酒气,大巴如何蹭上护栏,后面的车如何撞上来。橡胶燃烧的味道,震耳欲聋的撞击。

还有那个从不曾来临的孩子。

她哭了。一种久远的、难以慰藉的恸哭钻刺着、撕扯着他们的内心,久久不息。时间、悲怆和愤懑交织着,凝聚成一片更漫长的黑暗。此时此刻,欧维知道,他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当时没坐在座位上守护着他们。他知道这种痛苦将在心里永存。

但如果让黑暗赢了这场战争,她也就不再是索雅了。一天早上,欧维也不知道是意外后的哪一天,她简单明确地表示想接受物理康复治疗。她的每一个动作都牵动着欧维,就像他自己的脊椎如困兽般在尖叫,她把自己弱小的头靠在他的胸口,低声说:“不管忙着生存还是死亡,欧维。我们都必须继续走下去。”

于是,他们就这么做了。

几个月里,欧维见到了不计其数的穿白衬衫的人。他们坐在各种有关部门的浅色木制办公桌背后,好像有无尽的时间来指导欧维为了各种目的填写各种表格,却没有时间讨论帮助索雅尽快康复的实际措施。

某个政府机关派了个女人到医院来,匆匆忙忙地解释,说可以安排索雅去为“类似情况”设立的“疗养院”。她完全理解欧维“难以承受”这样“日复一日的艰辛生活”。她没有明说,但言下之意昭然若揭。她不认为欧维会愿意留守在太太身边。“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她一直重复着这句话,并时不时谨慎地冲床头点点头。她对欧维说话的方式,就好像索雅根本不在房间里。

欧维这次当然打开了门,但出去的是她。

“我们只有一个地方要去,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住的地方!”欧维冲着走廊里吼,出于极度挫折和愤怒,他朝门外扔了一只索雅的鞋。

然后,他不得不出门问那些险些让鞋砸中的护士有没有看见鞋去哪儿了。这在他的怒火上又浇了把油。于是,意外以后,他第一次听见索雅发出笑声。那种自然流露,就像完全无法压抑的可能,就像她被自己的笑声压得直不了身。她笑啊笑啊,直到那些韵母洒了一墙一地,就像他们打算推翻时空的定律。这让欧维觉得,胸口慢慢从地震后房子的残骸中浮了出来,再次为他的心跳提供了空间。

他回到排屋的家中,改造了整个厨房,把旧的操作台拆掉,新装了更矮的。他甚至搞到了一个特殊的灶台,并重修了所有门框,又在每道门槛前安装了坡道。出院之后的第二天,索雅就回到了她的师范学院。第二年春季,她参加了毕业考试。报纸上登了一则教师职位招聘启事,那个单位是城里最声名狼藉的学校,那些班级,任何正规教育出身并且脑子上各个零部件都正确安装了的老师,都不会主动请缨接管。那是在多动症这个名词发明之前的多动症患儿班。“这些男孩和女孩完全没有希望,”校长本人在面试上疲惫地承认,“这不是教学,而是收容。”索雅理解这种心情。该职位只收到一份申请——她让这些男孩和女孩读起了莎士比亚。

其间,欧维总是憋着满腔的怒火,索雅偶尔不得不请他夜晚离家片刻,以免破坏家具。看着他双肩背负着摧毁的欲望,总让她感到无尽痛苦。他想摧毁那个司机、那家旅行社、高速公路边的护栏、酿酒师,所有的一切。一拳又一拳,直到所有的浑蛋倒地。这就是他的欲望。他把愤怒发泄在储藏室里,发泄在车库里,播撒在小区巡逻沿途的地面上,但这还不够。最后,他开始把愤怒发泄在写信上。他给西班牙政府写信,给瑞典政府、警察、法院写信。但没人愿意承担责任,没人关心。他们的回答只是照搬规章制度或推卸给其他政府职能部门。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当政府拒绝改建索雅所在学校的楼梯时,欧维写信申诉了几个月。他投诉到报社,尝试起诉。作为一个被剥夺父亲身份的人,他把所有仇恨都切切实实地迁怒于那些人。

但所到之处,他总在穿白衬衫、表情严峻而自以为是的那些人跟前碰壁。他们不可一世。他们不仅有国家撑腰,他们就是国家。最后一次申诉遭遇驳回。之后,再也无门上诉。抗争到此为止,因为这是那些白衬衫的决定,而欧维永远不会原谅他们。

欧维做的一切,索雅都看在眼里。她知道他的苦衷,所以就任由他去抗争,去愤怒,让所有的怨恨以某种方式在某个地方找到出口。但某个五月的夏夜傍晚,空气里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盛夏模样,她来到他身边,轮椅在身后的地板上留下浅浅印记。他坐在厨房桌边写信,她从他手里拿走了钢笔,把手滑向他,把手指钻进他粗糙的掌心。又将额头轻柔地靠在他的胸口。

“够了,欧维。别再写信了,家里的生活装不下你这些信了。”

接着,她抬起头,小心翼翼地用手抚摸着他的脸颊,笑了。

“够了,亲爱的欧维。”

欧维照办了。

第二天早上,欧维在黎明时分起床,开着萨博来到她的学校,亲手为她建造了政府拒绝修建的残疾人坡道。之后,在欧维记忆中,每个晚上回家后,她都要瞪着燃满热情的双眼给他讲那些男孩女孩的事。他们由警察护送来上课,下课离开时已经可以背诵四百年前的古诗。他们让她落泪,也让她欢笑,让她的歌声在夜晚的排屋四壁间回荡。欧维从来搞不懂这些满嘴破句的小无赖,这他承认。但为了他们对索雅所做的一切,他发自内心地喜欢他们。

每个人都必须知道他在为什么奋斗,他们这么说。她为了一切的美好而奋斗,为了她从未降生的孩子,而欧维为了她而奋斗。

因为,这世界上,只有她值得他去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