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趟旅行像是一场梦，这么说的意思是它零零星星，让人不知身在何处，而且我得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出其中道理。才到伦敦两小时，我们已经在离开的路上了。我真的能说我去过这些地方吗？其实我看到的全是机场吧？不过至少我有个有趣的故事可以说给任何想要听的人。
我和卡尔很幸运地找到一位非常和善（话也多）的老先生，他非常乐意帮我们解题。我猜他是被摄像机吸引，他告诉我们他已经努力好些年，要让自己被称作“特拉法加广场桂冠诗人”，他似乎认为上镜头会有助于他的目标。他当下就知道石匠问题的答案，不过我们又过了十分钟才从他身边脱身。我们终于离开时，他才刚开始声情并茂地朗诵他的长篇巨作：《纳尔逊爵士的足迹》。
“你认为我们该不该给他几块钱，让他不要告诉其他人？”我们坐进出租车后，卡尔问我。
“不用，”我说，“我不能害凯西。”
“对，倒也对，”他说，“反正他能帮其他队伍，也一样会耽搁他们时间。谁知道那首诗要念多久？”
“‘介乎’。”我望着车窗外说。今天天气很好，街上满是阳光照着的漂亮年轻人。“你必须佩服一个在平常谈话中还会用‘介乎’这么文雅词语的人。”
“你要我这么说吗？没问题，小姐，我再也不说‘介于’了。”
我无心地笑了笑。和卡尔在一起的这些日子，美好而又像会轻易消失。每件事都缓慢而且没个准儿，我们还没有亲吻过。在每件事都这么不确定，有这么多人为因素的时候，一个吻会让人信心大增。我觉得我们像是在某种儿童比赛中，例如用汤匙舀起鸡蛋，或是两人三脚跳，我们到目前为止都还好，但是能维持多久呢？
我为什么还要为这事烦恼呢？我很纳闷。我对浪漫感情又懂什么？几乎什么也不懂！几个大学交的男友、一段荒唐的网络恋情、一段平静孤寂的婚姻岁月和悲剧性的结尾。我记得有一次和吉姆坐在一起，那是他死前几个月的时候——凯西在楼上睡觉，不过我知道再过两个钟头她就会醒来吃奶——我正在整理我们的音乐带，播放我在青少年时期听的所有情歌。我还记得我十三四岁时对那些歌词是多么注意，当时我想，这就是我以后的样子，只要我听得够仔细。而现在我已经是有一个孩子的成年人了，此刻正坐在沙发上的那个人就是我丈夫，看书看到对外界浑然不觉。
我想要从他、从这个我嫁的人身上得到某些东西。我想要深夜和他在我们的客厅跳舞；我想在塑造我对爱情的所有印象的一首歌的背景中，和他在地板上欢爱。如果这就是爱，如果这就是婚姻，那么我们应该享受那些歌曲所应允的一切，我们应该拥有那些浪漫情爱。于是我鼓起勇气走过去，把一只手放在他肩膀上，拉他站起来，但是我立刻就知道我难以为继了，我们两人都太放不开了。他跳起一种搞笑的舞，用抖动的动作把我绕来绕去，然后他就去睡了，留下我自己一人。我怎么能抱怨？这是我嫁的人。他在很多地方都很棒，但是他永远也不会跟我在客厅跳舞；他不会从楼梯上走下来，把我拥入怀里。这些是我必须面对的事实。
我坐在沙发上，抱着凯西的一只玩具熊，拂在我脸上的柔软熊毛、我怀中那个松软的熊身，几乎就足够了。他爱我的，我心想，我知道他是爱我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一点疑问也没有，至少在这首歌播出而我开始怀疑“足够”的真正意思是什么之前。我独自坐着，听着我的音乐，直到这种感觉过去，我可以上楼到他身边躺下，思索着：对，你能给我的已经足够。
“你的头发这样子很好看。”卡尔说。我把头发往后梳了。
“你是说没洗吗？”出租车内部很深，所以我们没有像以前那样紧挨着。为了报偿他的赞美，我靠他近一点坐着，于是我们的手臂就碰触在一起了。我喜欢认为我们之间会有进展，真的。但是我们的住处相隔千里，我们又是在最最奇特的环境下认识，只有青少年或是浪漫的人或是呆子，才会天真到认为在这种考验下产生的爱情可以维持超过十一集的演出。
“是呀，没洗。”他说着，肩膀微微往后靠。
然后，我发现自己偷偷期望着。为什么不能？再过一年——只要一年——凯西就要离家去读大学，而这是她生平头一次和我完全分开生活。我将面对的那片空白——到此刻为止，我害怕得只敢偶尔对它偷偷一瞥。也许……尤其如果我们赢了奖金……我也不知道。我们就先走完我们在电视播出的这部分关系吧，然后再看看我们会走到哪里。
“一般人邋遢的样子都很丑，”卡尔说着把一缕掉落在我眼睛上的头发拨开，“可是你这样倒挺好看的。”他把手放到我膝盖上，我看着这只手一会儿，然后抬眼看着路，看着车，看着这灿烂的一天。“真的，”他说，“这话只‘介乎’你我之间。”
我想我问题的一部分，也就是我之所以不愿意让自己陷入昏头的迷恋中，是我知道这个比赛即将结束，而且可能结束了也不会有我一直期望的母女关系的改善。我已经几乎好几天看不到凯西，并不是说看见彼此就能保证我们可以做有意义的沟通。我之前在想什么呀——上电视，得到一个电视结局吗？
我很想跟她谈谈，但是没有什么好机会。我想要找个方法跟她谈这个新事情，这个“性向”的问题，打探她的想法，给予支持，如果我能含蓄地做到这一点。还有，我一直在想一件或许能帮助我们解决彼此嫌隙的问题：我们应该写封信给小宝宝。
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最后采用一种所谓半公开收养的方式。就是说双方都不知道彼此的姓名和地址，但是我们可以有限度地通过第三人和领养家庭联络。双方都同意小娃娃的新父母在前五年每半年寄一张她的照片，之后每年寄一张。我们同意提供我们的病历资料，以及任何其他的相关生平资料。而未来，如果双方同意，也可能每年在中间人的监督下让双方见一次面。这一切全部谨慎地协商、周到地设想了。我不会认为这是很自然或很自在的安排，不过它确实有这个好处：我们不必和这个小女婴永远说再见。
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就是她出生的那个晚上——真的，就只有这样。可是如果真的有所谓“我生命中最漫长的一晚”，那绝不是和卡尔在瑞典的那个晚上——虽然我想我会永远珍惜那份回忆——而是那段神奇又悲喜参半的漫漫长夜，那个我做了外婆然后又什么都不是的夜晚。
我们在半夜抵达医院时，我们先去急诊室。“我女儿刚生了，”我告诉诊台后面的女人，“在家里生的。”
说这些话让我很难为情，我本以为她会教训我，问一些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问题，但是她一副平常表情。“产房，”她说，“在三楼。我去叫一台轮椅。”
我去找凯西，她正坐在一张塑料椅上，怀里抱着裹成一团的小娃娃，面无表情地看着转到新闻台的电视。“我们要上楼，”我说，“去产房。我们必须等轮椅。”
“产房。”她低头看着小娃娃说，“太迟了。”
上了楼，我们受到比较多的关注。凯西和婴儿被带去做检查，我则有一些表格要填。在医师的姓名栏里，我写上我的妇产科医师名字。我每年都会带凯西去做检查，但是上次检查大概是十一个月以前。我不知道她有没有为怀孕的事去找他或是任何人，我猜很可能没有。“预产期”一栏我没填。
一段时间后，凯西住进医院，被带到一间病房，她几乎立刻就睡着了。我坐在她床边一张椅子上，等婴儿的消息。大约一小时后，他们把她放在一个像冰箱蔬果保鲜抽屉的透明小箱子推车里推回来。他们给她包上尿布，穿上T恤，还戴了顶白色针织帽，包在一条粉红色和蓝色镶边的毯子里。
“各方面看起来都很好，”推她进来的护士说，“医生明天早上会过来。妈妈已经睡了吗？”我过了一会儿才明白她指的是凯西。
“是的。”我说。
“好，如果有任何需要，请按铃。”她那么不在意，倒让我很吃惊，好像这一切都是全世界最正常的事。
她走了以后，我走到小盒子旁边往里面看。小家伙醒着，但是很安静。我小心打开她的毯子，打量着她可爱而肤色不匀的小小身体，然后再用毯子把她包起来，抱起她坐在椅子上。我把她抱在怀里，看着她沉沉睡去。当太阳升起，一名护士走进来唤醒凯西量血压心跳时，我们两个仍然坐在那里。
一到早晨，事情就开始飞快进行。早饭后不久，一名社工人员来和我们谈，凯西告诉她说她已经决定要把孩子送人领养。我试着想和凯西讨论一些其他选择，我说如果她想要留下孩子，我们可以想个办法。我跟她吵，我也哭过，我不能争也不争就让小家伙走掉。但是凯西对我说的话一点兴趣也没有，而且说实在的，她为什么要有兴趣？这件事我一点忙也没有帮过，在最初几个月的恶心和疲倦时没有；在每个动作都很吃力的最后几个月也没有；在那个布满血淋淋的毛巾和疼痛的阁楼之夜更没有。到这么晚，我没有权利介入，最后，我什么也不能做，只能站在那里，让凯西去做她的选择，而眼睁睁看着小家伙被放在小盘子上推出了房间。
到目前为止，凯西一直拒绝和领养夫妻有任何接触——我们知道这对夫妻是詹姆斯和泰瑞莎。不过再过两个月就会有一张相片寄到我们家信箱，要是运气好的话，我们可以有类似的成长简报，甚至还可以知道他们给她取什么名字呢。我和凯西都是……在这一刻，我没有把握能在任何事情上替凯西说话，不过我想我可以这么说：我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承受失去这个孩子的打击，而也许写封信会有帮助，算是做个结束，对吧？这就是我认为我可能发现的事吗？
我们到了机场，做了一番研究，想找出我们找的是什么，结果发现，“巴利杜根织工之家”是贝尔法斯特市外不远的“阿尔斯特民俗与交通博物馆”的一部分，每小时有一班飞机可以到。
贾斯丁和艾比在我们到达后不久也到了，后来还和我们在同一班飞机上，暂时看来只有我们两队了。我们后来才知道，达拉斯和杰夫根本没有出现，但是当我们排在队伍中准备登机时，我很开心地看到凯西和朱丽叶正往登机门这里跑过来。朱丽叶一反常态地消沉，而拼命跑得涨红了脸的凯西，看起来却相当高兴。
“嘿，妈，”她排到我后面说，“我遇到你在特拉法加广场上的朋友了，那个桂冠诗人。”她的语气中有一丝亲切的打趣口吻。
“那个人很有意思。”我说。
“你给他印象很深哦，”凯西说，“他问我知不知道‘那位穿着绿色外套、带着鹦鹉的可爱的美国女士’，我说那是我妈，他就要我转告你，如果你再去伦敦，他很乐意请你和鸽子共进晚餐。”
“不会啦，”我笑着说，“他才不会说这种话。”
“他真的是这样说啊，”她说着又转头问朱丽叶，“没错吧？”
朱丽叶点点头，但没吭声。太不寻常了，她不知道有个摄像机在对着她拍吗？
“你最好小心一点，卡尔，”凯西说，“你有竞争者啰！”
我脸红了，不过这番谈话让我很开心。不是因为一个不知道脑筋清不清楚的八十岁老先生认为我很迷人，而是因为女儿和我打招呼了。
“我不是爱吃醋的人，”卡尔又接着说，“也许你回家以后应该寄张明信片给他，你有他的地址吗？”
“有啊，”凯西说，“特拉法加广场，怪老伯诗人。”
“好主意！”我说着就对凯西露出微笑，“你这倒提醒了我，”也许是凯西的回应使我又燃起了希望，并让这念头冲昏了头，于是我又说，“我在想，等我们回到家，或甚至回家以前，也许我们该写信给詹姆斯和泰瑞莎，要他们转给……”我看了摄像机一眼，我可不想让这种事公开。“你知道的，”我淡淡说完，仿佛这是一件很轻松的事，仿佛我们这个失去的小家伙是某个好玩的游戏谜题，“在以后看信。”我加了这一句，虽然我看出来自己已经毁了一切。
凯西张口结舌看着我，脸上是受伤和惊慌的表情。“妈，你知道吗？你很白痴啊！”她说话的声音充满了愤怒，因为忍着眼泪而抖动着。她离开队伍，带着背包和滑雪杆快步离开我远远的。是的，我是个白痴，而且，说实在话，我也知道。
卡尔一只手按在我肩上。“这是很让人为难的情况，”他说，“除了旅行的压力以外，还有随时都在的摄像机。”
我才不领情呢——唉，其实也不是这样。我只是觉得，以他身为那个乖巧可爱的三岁孩子的父亲来说，他懂什么？不过我没开口。我只是开始怀疑，如果我再也不说一句话，会不会比较好。吸气，吐气——好吧，别再对那些喜欢我的人摆臭脸了。因此我挤出一个笑容，让他揉我的脖子。“是呀，”我说，“是很为难。”
飞机上，我和卡尔坐在凯西和朱丽叶后面几排，我常常把头伸出过道，想看凯西转头观看安全带操作示范或拿饮料推车上供应的饮料时的表情，但我看到的不多，我无法判断我造成的伤害有多大。我看到她和朱丽叶之间的互动，她俩似乎正谈得起劲。我猜她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我担心凯西会太喜欢这个新的名人朋友，或许我这么说不公平，但是我就是无法相信朱丽叶那种亲密的行为是出自真心。摄像机和奖金啊！我们可别忘记这个节目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注视着凯西，我不可能只以她现在的样子看她：对我来说，她一直是她一贯行径的总和。我看着她，就看到她生命中的每个时刻。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做母亲就是这样，但是我现在却不得不怀疑所有那些早年时刻在最后的叙述中是不是将不再要紧；那些关于凯西以及我们一起度过的生活的故事，会不会因为这一个重要故事——我失败的故事——而失色。我不得不怀疑我们还可不可能和好。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完这场‘凯西与朱丽叶秀’，”卡尔突然说话了，他的声音很轻柔，“不过这里有件很有趣的事发生了。”
我转过头看他，但却没有马上看出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这架飞机在我身上下雪！”他说。没错，细小的白色霜片正从通气口落到他胸口，他的蓝色T恤撒满冰冻的晶体。
“这是什么？”我说，还伸手去摸一片冰霜。在我的手指和他胸膛的温度下，霜片融化了。
“不晓得呢，”他说，“是世界末日的先兆吗？”更多碎屑落在他的衬衫上，在他身体上方的空中打转。
一名空服员正好走过，收拾用过的杯子和纸巾。“请问一下，”我在她走过时问，“你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吗？”
她看着发生在我们这排的奇怪“天象”，笑了笑。
“这种情形有时候会发生，”她说，那声音有一种可爱的爱尔兰腔调，“这叫冷凝，和机外湿度及机内空调有关。不用担心。”她收走我餐盘上的空杯，继续往前走。
“多奇怪呀。”我说。我的通风孔是关着的，我把手伸上去，将钮转开，小小的雪片也飘落到我身上。
为这种事大惊小怪就太可笑了，不过有时候事情就是会让你吓一跳。有时候最平凡的元素——正常运行的飞机、过于湿重的天气——都可以结合起来，让人感到像是魔法。我们的初吻是在雪中，我心想，但是也不知道我打算把这句话告诉谁，于是我倾身向前，吻了他的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