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头一次听到“同性恋”这个词，是在电视剧《三人行》里面。当时我大概六岁。每当我想要找出事情的源头，要弄清楚我对同性恋的最早念头是从何而起时，我总是从这里开始。我不记得确实的字句，只记得那是一句玩笑话，是男主角杰克的许多笑话之一。戏里杰克为了和两个女生分租一间公寓，假装自己是同性恋。当时我自己一个人在看电视——那是重播，播出时间在我们家吃晚饭前的一个小时，所以周遭一阵忙乱，我却独自在房里——而这个词在空中从电视机里传出来，飞进我的生命。虽是短短一瞬，却是非常重要的一刻。我想象这个词飘浮在头顶上方，这是一个雨滴，即将划破海面。如果靠近去看这水滴表面的侧影，你会看到它包含了我全部的生命。
后来吃晚饭时，我问起这个词的意思，结果在非常短暂的沉默，在大人不动声色地使了眼色之后，父亲给了我一个回答。他不是有偏见的人，他的回答很不错。他说：“这是说男人不爱女人，‘而是’爱男人；或者女人不爱男人，‘而是’爱女人。”而有些我在“救赎会”认识的人，曾经获得的回应都比我惨：有些像犯了滔天大罪而受到训诫，有些则拿到一些书面的错误信息，要不就是被要求用肥皂水漱口。我说不出父亲那相较之下平凡乏味的解释，是来自于何等痛苦而纠结的心情，但是在那出情景喜剧的罐头笑声和“而是”之间的某个地方，我明白了我现在知道的一切。
我是在十八岁那年向父母告白的。至今我仍然很难回想那情景，我想当时我可能以为他们能够坦然接受，才说了实话，也没有想太多。也没有想太多。还记得那是我成为大一新生，春假回家时的事——所以做父母的人哪，可千万小心你那些从大学回家的孩子，他们会找到一颗“炸弹”似的东西，朝你身上扔过去。总而言之，父母带我到外面吃饭，用餐时我妈问我有没有和人约会，我吸了一口气，说有。
结果他们的反应令我震惊。他们很伤心，似乎因为这消息受到很大的打击。之后的两年，我们每次谈话全是过度情绪化的哭闹场面，而我哭过的餐厅也多到自己数都数不清。父母既难过、失望，又生气，他们要我接受心理辅导，同时怪罪到一百个不同的根源。他们很伤心，是真的很伤心。
我很明白，那段时间他们相当不好受，但是对我来说，我却觉得自己好像在地底发现一个洞，始终不确定自己是否曾经恢复过来。我从不知道我到底做了什么，以至于造成这么大的裂缝；我只不过用了几个字说出一件不是我存心要做的事，就把我们硬生生分开了。这之后，我似乎找到一个地方，是他们的爱无法触及之处；我把它想象成一个由薄膜围绕的空间，那薄膜牢固并且紧绷，甚至在某一小段时间里，它更为紧绷了，使你透过它看到后面的亮光。
我和贾斯丁抵达基律纳的时候已经累翻了。二十小时的飞行期间，贾斯丁可能一直没睡，我则小睡几次，但睡得不沉，只能算碰到睡眠的边而已。我经历过几种不同层次的疲倦——心情恶劣、步履不稳，还有一点点不适——不过现在我只是觉得有些迷失方向。我好像和世界隔了一层，而且是歪斜的……我的话还听得懂吗？
我和贾斯丁、罗拉和卡尔、凯西和朱丽叶，全都到行李提取处拿了大件行李，幸好我们已经在哥本哈根过了海关，所以现在不用过关。有一种称做“暂准通关”的海关程序，摄像小组必须带着器材通过，我不太明白这个，不过总要花一段时间。我相信等到片子剪辑后，我们会像才一下飞机就咻地冲出来。要是那样就好了！
等我们离开机场，当地时间已近晚上十点，不过天色还不算暗。我们在北极圈内，虽然离“午夜的太阳”已有几个星期，在八月里每天仍然有大约十八小时的白昼。这些是我在机上杂志看来的，还看了两遍。基律纳人口有两万六千人，是全世界最大的地下铁矿所在，还有一座太空中心、一座曾被称为瑞典境内最美丽建筑的教堂。城外有拉普兰原住民的闪米人放养驯鹿。那地区未与外来事物接触过，景色如画。距离这里不远处有座山，你可以在六月里的午夜时分滑雪，那时候的天色犹如大白天一样。哦，我对基律纳全都了解呢，可惜我们已经该往前走了。
我看到另外两队朝着白色出租车走去。而我们这边，贾斯丁在我去厕所时好像结交了一对瑞典中年夫妻朋友，他们同意开车送我们到朱卡斯加维。我不太清楚这事是怎么发生的，不过我也不惊讶，正如我所说，贾斯丁非常活泼，况且当你还自备摄像人员时，别人十分乐意帮忙。
贾斯丁介绍我认识新朋友：他们的名字，照我的了解，是班格特和南娜。他们很和气，脸红彤彤，充满活力，我敢打赌他们一定过着轻松开心的生活。（不对，别这样——每一种生活都很复杂。我是怎么啦，为什么老认为别人没有烦恼？）班格特从我手里接去鹦鹉笼和滑雪杆，带我们走到停车场。
“你们没有雪橇？”他问，“只有一根杆子？”
我点头，“只有一根杆子。”要解释似乎很困难，我没有心情和陌生人聊天，说实在的，我宁可搭出租车。
但是贾斯丁却和往常一样随和快活。“只有一根杆子，”他说，声音穿过这个奇特而明亮的夜晚隆隆传来，“我们喜欢挑战。”
班格特和南娜礼貌地笑了笑。我们走到车旁，那是一辆灰褐色轿车。我不知道该怎么坐进去，贾斯丁和班格特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后备箱，然后我和贾斯丁以及史都和雷蒙全挤到后座。南娜好心地主动说要拿鸟笼，最后我坐在贾斯丁大腿上，这让我有一点尴尬。我看到一幅我未曾有过的少女时代画面：一辆挤满朋友的车，一个瘦削的拉拉队队长坐在男友膝上。不管我和贾斯丁对彼此而言是什么，这都不在其中。
“那么——”我们离开机场时，班格特先开口说话，而我望着窗外。基律纳出现了，一片巨大天空下出现了一座低矮的城市。他说：“你们怎么会来参加这样一个节目？”
我的心稍稍下沉。这个问题有很多可能的回答，但我知道贾斯丁会选哪一个。
“我和妻子有个讯息要传达给世人。”他慢慢地说，好让他们能够听懂。“我们两人都离开了同性恋，我们急着要传布这个消息。”
我什么也没说。遇到每个人都非得提起这一点吗？
“你们离开它？”南娜问，“就像你们离开一个地方那样吗？”
“没错，”贾斯丁说，“就像你离开一个你知道不应该待的地方。”
“我没听过这种事，”班格特说，“从一种变成另一种，这在美国很普遍吗？”
贾斯丁开心地笑着，“哦，是的。现在越来越常见了。”
唉，我们就别到处撒谎了吧。我们了不起也只能算是一种使者，也许我们不该暗示所有的美国同性恋都急着加入异性恋阵容。
贾斯丁继续说，我就知道他会。“但是同性恋仍然是一种危机，所以我们必须让人知道还有其他选择。”
南娜摇摇头。看她的侧脸，她似乎很困惑。“我不认为我们这里有这种——”她说，“在这里并不是那么像一个危机吧，我想。”
“在上帝眼中，”贾斯丁说，“这始终都是个危机。”
有时候我怀疑我们怎么能如此确定上帝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多自大呀，我有时候会想，我们竟然想象有个人无时无刻不在看顾我们，认为每个行为都那么重要。也许上帝的眼光更专注在车窗外的景致、这些黑暗的森林、这粗犷的美；也许上帝需要在嘈杂的祷告中暂且休息时，就会来到这里。
“这么做成功了吗？”班格特问，“你们现在比较快乐了吗？”
贾斯丁搂着我腰的手臂按紧了些，我知道他希望我回答，可是我不回答。谁在乎这些人怎么看我？我可以是他们口中那个奇怪的、摆着臭脸，却嫁给那位亲切先生的女人。
“当然。”贾斯丁一边说，一边亲吻我的后脑勺，好像我是个大洋娃娃，是他单人秀里的道具，“我充满了上帝赐予的喜乐。”
“你呢，艾比？”南娜问。她回过头用带着笑意的怀疑表情看着我，“你也充满了上帝赐予的喜乐吗，或者你有自己的喜乐？”
说来也怪，过了这么久，撒谎对我来说仍然容易。我的目光越过贾斯丁手臂围起的牢笼望向车窗外。“现在，”我说，“我只有疲倦。”
在生命中我有三四次曾经确定上帝存在。对贾斯丁而言，这听起来或许像异端，竟然承认自己不是每分每秒都相信上帝。但这对我来说却是奇迹。有三四次不同场合，我笃定宇宙中有某个比我伟大的力量存在，有很多人甚至连这时刻都没有呢！
第一次，也是我经常回顾的一次，发生在我大学时和父母陷于恶劣关系的时期。那时我大二，回家过圣诞节，可是一踏进家门，争吵就未中断，而我又因为和女友分隔两地而情绪低落。虽然那时候我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宗教信仰，但是在一个漫长的悲伤午后，我竟然祷告起来。求求您，我心里想，求求您，请让我知道这不是全世界最糟的事。
大约一小时后，我和一个来家过节的叔公一起看电视，这位叔公尖酸刻薄，宽容绝不是他的个性。我感兴趣的电视节目，他大多不以为然。他关掉一部伍迪·艾伦的电影，还说：“闭嘴，你这个矮子！”然后，他转到一个新频道——突然间，画面上出现了鲍勃·霍普，他身穿燕尾服站在一幅蓝色幕布前。叔公放下遥控器，鲍勃·霍普倒是他不介意收看的人。
“我以生活在这个伟大、自由的国家为荣，”鲍勃·霍普说，“我以致力于维护言论自由为荣。我以国家致力保护人民工作权及拥有无暴力和偏狭生活权为荣。”
突然间，我略略感到紧张。我朝叔公看去，他面无表情。
“所以我很惊讶地发现，每年都有许多人在反同性恋攻击中死亡，还有更多成千上万人在情感和身体上留下伤疤。”
我的手心冒汗，胃里一阵翻搅。我不确定叔公知道我什么事，或者他不知道我跟父母争吵的事，但他对同性恋的观点我清楚得很。我准备迎战了，但不确定能不能应付得了。
电视上的独白继续着：“偏狭在这个伟大国家中没有容身之处，暴力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容身之处，但它却发生了。偏见会伤人，会杀人。请不要与它为伍。”接着是白底黑字：GLAAD，男女同性恋反诋毁联盟。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屏住呼吸，等待反应出现，但是叔公一句话也没说。电视一播别的画面，他就不断改换频道，这个下午就这么以冰河般的速度缓慢流逝，我却感觉自己像被烈火触烫。那是一个惊人时刻，我感觉好像——我知道这话听起来是怎样的——上帝通过鲍勃·霍普说了话。我不清楚这为什么会对我产生影响，攻击同性恋的内容当然并不让人振奋，而鲍勃·霍普也不是我认为重要的人，但在那个寒冷的日子，在我生命中那个不确定的时刻里，能够接收到一个备受敬重的公众人物传达出肯定同性恋的讯息……却非常神奇，有如神谕一般。这不只是又一桩童年时期的“三人行”事件，还是我的“登陆月球”、我的“杰克·鲁比射杀奥斯华”、我的“披头士合唱团上苏利文剧场”（当时轰动一时的事件，通过电视为美国大众所亲见）；在这一刻，我明白了电视的作用有多大，它相当有分量——在适当情况下，它很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即使只用一个冬日下午的时间。
后来我再也没见到过这个广告。之后我才知道鲍勃·霍普拍这部公益广告，是为了表达他在“今夜”节目中说了“死玻璃”的歉意；我也知道，由于缺乏经费，这部广告几乎没播出几次，我能够看到它，简直是奇迹。
和许多关于上帝恩典的叙述一样，这个故事在重述时也难免走样。当天晚上我打电话给那个即将分手的女朋友，告诉她我的感觉。她说：“哦，这倒是会证明上帝存在，如果上帝的目的是要把你吓个半死。”但是信仰是非常个人的事，我猜上帝知道这一点。沙漠里的花朵、燃烧的树丛、化身为电视广告的援手，你真的敢说这当中哪一个不是真的吗？
车里开始变得很闷：我们紧紧挤着，音效又糟糕得让人不敢恭维。我在坐椅扶手上找到车窗按钮，把车窗按下来，吹进来的空气又湿又凉。我们左边有一片湖，被树林包围，天空沾染着粉红色。要记住这些，我心想，这是瑞典的夏天。我很可能再也不会来到这里了。
“你们到朱卡斯加维以后要去哪里？”班格特问。
我垂眼看贾斯丁，他抬抬眉毛，耸耸肩。“我不清楚，”我说，“我们只知道这个城市的名字。”
“哦，我们快到了。我想我们可以在附近绕一下，朱卡斯加维不太大。”
“找一个蓝白色牌子，”贾斯丁说，“还有一个在玻璃亭子里的女人。”
“这个节目，”南娜说，“听起来很不一样。”
“也许他们会在教堂，”班格特接着说，“这里的教堂很有名，是拉普兰地区唯一的木造教堂，祭坛画作出自布罗·约特之手。”
后座的人彼此使了个眼色。布罗·约特是谁，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班格特把车转向一条安静的路。我看到路前方的教堂了，有两座建筑，一是前面的砖红色低塔，还有后面一个比较大的礼拜堂。没错，那里果然有牌子，还有关在小房间里的芭芭拉。一定有人通知她我们快到了，至少我希望如此。想到她每次要站在这里好几小时，总有点可怜，像躺在立起来的棺材里面的白雪公主。
“就是这里了。”贾斯丁说。班格特停下车，看来我们领先搭出租车的队伍了。和往常一样，贾斯丁又对了。
“非常感谢你载我们。”我说。贾斯丁打开车门，我们下了车。史都和雷蒙从另一边下去，班格特开了后备箱，让我们取出行李。南娜把鸟笼从车窗中递出来。
“这是我们的荣幸。”她说。
“可不可以麻烦你们再多待一下？”贾斯丁问，“两位或许可以帮我们解一下提示。”
“好的，没问题。”班格特说。他正俯身填一份史都追过去要他签的弃权书。我从没遇到过这么亲切的人。
一辆白色出租车绕过转角，是卡尔和罗拉。我和贾斯丁加快速度，力争比他们早到教堂。面无表情的芭芭拉看着我们跑向她，模样简直像蜡人。她的小亭子边上有个小小的塑料架，里面有一些信封，我抓了一个撕开来，眼前是用漂亮的喜帖字体写的几个字：“什么东西不见了？”
卡尔和罗拉擦过我们冲上前去。我把纸拿起来面向摄像机，大声念出来，然后贾斯丁拿着纸，向车里的班格特和南娜走去。他从车窗把纸递给班格特。
“你知不知道这可能是指什么？”贾斯丁问。他问得很小声，不让罗拉和卡尔听到，“你知道朱卡斯加维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吗？”
“不见了？”班格特说，摇摇头。
我听到后面看提示的卡尔发出一声叫喊。我转过身，看到他们两人走进芭芭拉的玻璃小房间。显然他们已经知道不见的是什么了。
我转向班格特和南娜，心中又开始着急了。“这里有没有什么是之前有现在又没有了的东西？”我问。
“这个嘛，”南娜说，好像这件事太明显，根本不能算答案，“也许他们指的是‘冰旅馆’吧？”
罗拉和卡尔已经拿到下一个提示，他们跑向等着他们的出租车。
“‘冰旅馆’？”贾斯丁说，“也许哦——它怎么啦？”
班格特和南娜露出一致的笑容，班格特夸张地耸耸肩说：“融化了。”
第二辆出租车停下来，是凯西和朱丽叶。
“融化了？”贾斯丁问，“它是冰做的吗？”
“是呀，”班格特说，“每年建造一座，十一月建好，五月就没了。”
“每样东西都用冰做，”南娜说，“你喝的伏特加杯子是冰做的，盛菜的餐盘是冰做的，就连床也是冰做的。”
凯西和朱丽叶从出租车下来。她们跑过我们时，南娜说：“那个女孩——金发的那个，很眼熟。”
“我们走吧。”我对贾斯丁说。可就在我们朝芭芭拉跑去时，我听到班格特兴奋地说着瑞典语，听得出来有“特蕾西”这个名字和一个听起来像“知己”的词。我猜他们认出朱丽叶了。
“什么事也别告诉他们。”我回头对班格特和南娜喊，不过我想他们听不到了，因为他们此刻已经下车，南娜正在皮包里翻找，我听她说到一样东西，很像是“签名”。
我们超过两个女生，走进玻璃小亭子。芭芭拉冷冷笑着，我认为镜头没有一直拍她。
“贾斯丁和艾比，”她说，“你们认为已经解出谜底，找到关键词了吗？”
“是的。”我们异口同声。
“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我让贾斯丁回答。“旅馆。”他说，语气从来没有这么肯定过。
她让我们等了一会儿。“答对了。”她挤出一丝微笑，“你们赢得了下一个提示。”她交给我一个黑边的红色信封，代表“大挑战回合”。这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惊奇。他们以为我们还能撑多久？我感到眼珠疼痛，只要这个任务比喝可可大赛稍微困难一点，我就要出问题了。
“谢谢你。”贾斯丁说。我们步出小亭子，凯西和朱丽叶紧接着走进去，她们看起来晕头转向。谢了，班格特和南娜。
我把提示打开，上面写着：
前去“冰旅馆”原址，迎接让你大开眼界的挑战！
你与毒蛇奋战，在热沙浴中流汗。
但眼前才是最大的苦难：
软床伴无眠，辗转而难安。
“不妙。”我说。
“我还以为会是坐狗拉雪橇之类的事，”贾斯丁说，“不过看来这更难。”
我们往回朝站在车旁的班格特和南娜走去。他们已经把我们的行李放到草地上，正俯身对着一张纸笑。我们走近，才看到那是朱丽叶的签名。
“嗨，”贾斯丁说，“谢谢等我们。我知道现在时间已经晚了，可是你们可不可以送我们到‘冰旅馆’的原址去？”
“很抱歉，”南娜说，“我们已经答应送詹森小姐和她的朋友了。你们可以坐她们的出租车。”
简直叫人不敢相信！我们位于最偏远的拉普兰一角，却因为一个过气的情景喜剧明星被人放鸽子。
“很高兴认识你们。”班格特目光望向我们身后说。他朝着跑过来的朱丽叶和凯西挥手，对我们说：“祝二位的蜕变成功。”
“哦，谢谢。”我说，一时间没能听懂他的话。“我们走吧。”我和贾斯丁尽快收拾好行李，拖到出租车上。班格特和南娜的车比我们先开走，他们一定在我们还待在小亭子里时就把朱丽叶和凯西的行李装上车。我和贾斯丁坐在出租车后座，雷蒙和我们挤在一起，史都坐在前座。司机是个年轻人，大概二十五岁，很瘦，留着稀疏的黄胡子，正在抽烟。
“可不可以送我们到‘冰旅馆’？”我问。
他点点头，发动车子。
“你可以告诉我们‘冰旅馆’的一些事吗？”贾斯丁问。
“是，‘冰旅馆’。”司机说了，但也只有这几个字。看来他不会说英语。
天终于黑了。我闭起眼睛，只闭一下，去想象一整栋冰块做的旅馆。就我现在的状况，一张冰床也能让我好好休息。我想到一年一年的那些工作：众人在冬天合力盖屋、用冰块雕出屋梁、把雪压成冰砖。一栋靠天气构筑的房子。我不知道盖好以后是什么样子，不过我想象它像座城堡般高耸、透明，像蜘蛛丝一样闪闪发亮。每年春天，太阳照射；每年春天，天花板就开始滴水；没有一件事是永远的，我想。这时我已进入一个半睡半醒的状态，每样事物都会融化，而在半梦半醒中，这个念头竟有着顿悟的力量。
我把头靠在丈夫肩上。我们在一辆出租车上还是在一艘船上，我在猜想，我的心思扩大又扩大。我们像在水面上行进。我们在北极圈，海浪镶着白边，我和贾斯丁和我们冰做的婚姻，一同穿过黑暗往前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