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比赛私底下的时间要比你想象的多得多，在机场、飞机和火车上，那些时间我们都只是闲晃而已，更不用说带着我们那些“垃圾”通过安检了。这些“垃圾”有的必须托运，因为航空公司似乎不欢迎挥舞着滑雪杆的乘客。而鹦鹉由于有笼子，放在座位下刚刚好，所以如果是在一个国家做短程飞行，鹦鹉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上飞机。我们在每一个机场都必须出示一份健康证明，声明波利没有任何疾病，然后把它抓出来捧着（谁也不喜欢这种时刻，尤其是捧着鹦鹉），好让机场官员搜查有没有会爆炸的栖木和有辐射的鸟食。
飞往东京途中，我们坐在飞机后部，在罗拉和凯西附近，而朱丽叶和达拉斯则在靠近机头的另一个地方。我猜这表示他们会是第一个下飞机的队伍，不过我不怎么担心，他们可不是这批人里面脑筋最灵光的。
杰夫和罗拉这时聊了起来。我认为他在跟她打情骂俏，不过这种事向来有好戏可看。杰夫和女人打交道总是有些刻意，他太努力要表现风趣，可是效果通常都不怎么样。“你有没有小孩？”罗拉问他。
“没有，”他的反应有点太兴奋了，“我能记得喂狗就算不错啦。”他拍了拍脑袋，“这就是我出门前本来要做的事。”
罗拉礼貌地笑笑。没错，杰夫一向不要小孩，事实上，这是他和蜜雪儿离婚的部分理由。但是他对我儿子本杰明好得不得了，是最棒、最会耍宝的叔叔。他会趴在地上，学大象发出震耳欲聋的叫声，直到本杰明拿黏土做的花生喂他。我就没有这种体力。可是他说他不想要自己的小孩，这是我无法了解他的少数事情之一。我觉得有小孩……会让锁在你内心的某个东西打开，就像梦里发现家里有一间你从不知道的秘密房间。当然啦，做父母并不全是好事，有时真的很辛苦，有时仅仅只是无聊——谁能告诉我，那些该死的“贝伦斯登熊熊”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做父母绝对不只是你想的那些。本杰明出生后的几个月，我感觉好像发现了全新的色彩，以前从没有见过。你为什么不想要这些呢？
“你的狗是什么种的？”罗拉问。
杰夫没开口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哦，它是混种的，拉布拉多和……另一只拉布拉多的混种。”
罗拉微笑着。她人很好，肯听他胡扯，不过她像被强迫，不听不行。
“你知道我常为谁叫屈吗？”杰夫说，“就是总统演说的撰稿人。”
罗拉露出不解的表情，“为什么？”
“哦，因为他们得不到任何赞美。他们写出那些伟大的词句，但功劳全给了总统。‘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事，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事。’这是最伟大的名言之一，但不是出自肯尼迪本人，而是一个叫迪奥多·索伦森的人写的。”
“真的吗？”罗拉说。她刻意露出感兴趣的样子。
“可肯尼迪却因此受到赞美。我是说，我相信他演说时是真心，可就像买贺卡，就算你同意卡片上的感情，也不是你写的贺词。”
我决定介入了。我知道如果我不介入，杰夫会用最后一番话作为跳板，再把关于贺卡的事情旧调重弹。他最近在写一些东西，用于供参赛者使用的卡片。他还真写了些诗呢。
“嘿，罗拉，你的工作是什么？”我问，“当你不上电视的时候？”
“我做行政工作，”她说，“在小学。”
“工作有趣吗？”多么白痴的问题。
“嗯，还算有趣。我喜欢跟小孩子在一起。那是凯西上的学校。我做这工作开始是为了白天可以就近看她。”
“监督啊。”我说。
“是呀。”她听起来若有所思，“也许只是在她吃午餐时看她一眼。”
我看看凯西。她戴着耳机，一副年轻人完全不理睬人的样子。我对青少年非常同情，这段时期不好过，至少对大多数人而言是这样。有时候我听到有像本杰明大小的孩子的父母说，他们害怕子女的青春期，但我不这么想。这是整笔交易的一部分，当你有了孩子，你就签了约。你的工作一路去适应他们，给他们在每个阶段需要的东西。有时候我和本杰明在游乐场，会看着周围的孩子，思索他们遇到什么事。我是说，没错，其中一个会长大做总统，或者是宇航员，或者是能治好癌症的人，但他们大多数人会像我们一样。他们当中那些有机会长大的人，将会心碎，做着很讨厌的工作（这是我新近发现为人父母的病态心理，也是我永远无法完全排除的忧心）；他们会有开心的日子，有哀伤的日子，还有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的日子。他们会有他们的生活，而我们必须让他们为那些生活做准备，并且尽量快乐。
“你有个儿子，是吧？”罗拉问。
“没错，三岁。”我把安全带松开，伸手到口袋里掏皮夹。
“哦，他好可爱。”罗拉说。她在恰当的时间里看完照片，还给我，“你一定很想他。”
“每分钟都想。”我看了一会儿照片才收起来，想把影像印在心里：那双大眼睛、卷发、笑容。他的运动衫上有一辆消防车。“不过，你知道，我参加这个节目就是为了他。为了有钱给他未来，让他受教育。再加上他还能看到他老爸上电视，会觉得很好玩儿。”
这些话都不假，但是如果要我说实话，就是我对自己这么久不在他身边有点愧疚。对一个三岁大的孩子来说，一个月就像一辈子那么久。还有，当然啦，做这种事一向都会有风险，因此当我签节目的弃权书时——就是那种恐吓人的文件，声明万一发生截肢、恐怖袭击或痢疾等事情时，制作人完全没有责任——有一刻我突然想到：我在干吗呀？我有小孩，不能让自己置身在危险中。但最后我还是觉得这危险值得，毕竟五十万美金给我们带来天差地别的改变。而且我也想教导本杰明，让他知道冒险可不只是电影里的东西，我要让他知道：冒险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三岁是很棒的年龄，”罗拉说，“他们正在弄清事情，探索世界。我很怀念那个年龄。”
“是呀，我们在一起很快乐。”我看着座位上的凯西，她几乎已经算是个成年人了。“哎呀，你只要想想看，也许不要多少年你就会有自己的外孙了。到时可以尽享天伦之乐了。”
我立刻看出来我说错话了。罗拉似乎很震惊，像被我打了一样瘫回座位。老天，我怎么说出这么笨的话？罗拉年纪可能和我差不多，四十出头而已。她当然还没准备披上披肩，织餐垫。凯西才十七岁呢，我相信罗拉一定希望很久以后凯西才会生小孩。
“对不起。”我说，不过这话听起来很没诚意，而我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这回轮到杰夫出马救我了。“请原谅我哥哥，”他说，“他几乎没和女人说过话，你大概是今年跟他说话的第二个女人吧。”
罗拉勉强笑了笑。“没关系，真的。”
“这是真的，”杰夫说，“爱德华大学一名研究人员很确定地说过，卡尔被垃圾车碾过的几率大于要到女人电话号码的几率。他还要写一本关于这件事的书呢。”
罗拉看看我，这一次她的笑是真心的了。“他对你一向这么刻薄吗？”她问。
“我能说什么？”我们互望了很久，我试图露出善意和歉疚的眼神，“你没办法和科学争辩。”
在东京机场，像在每个我们到过的机场一样，各队分散开来，急忙跑出登机门，朝行李处奔去，然后在匆忙中想出去目的地的最佳路线。原本我们担心看不懂这里的日文字母，而这里的英文标志多得惊人。我们一下飞机，就看到用斗大字母写的“星巴克”，杰夫哼起了《星条旗》，直到我拍打他的手臂。
我们在一个服务亭前停下来，这里有个英语说得比我认识的多数人都好的女士，人又亲切，她让我们搭火车到日光近郊的鬼怒川，再从那里搭巴士到主题乐园。
火车很先进，也很宽敞，井井有条。旅游指南上说，在高峰期，他们会雇用一些戴白手套的人把乘客推进拥挤的车厢。（杰夫当然觉得这太好笑了：“你认为这些人一向就对推人屁股这个领域有兴趣吗？他们的就业辅导老师有没有向他们推荐，说推人屁股是一个前途无量的职业？”）不过现在才过中午不久，我们很容易就上了车，还拖上了所有垃圾行李。我们倒没有领教太多注目礼，即使杰夫头戴飞行帽！看来，不是这里每个人都太有礼貌，就是他们已经习惯怪异的流行趋势了。我认为可能是后者。火车乘客当中，我看到一对穿着女学生制服的成年女性，一群染金发、衣着火辣的少女，还有个男的穿着一件T恤，上头写着“让我做你的好牙医”。
我们的摄像机倒是引来一些人的注意，还有几名乘客过来试试自己的英文。杰夫跟一个穿厚底鞋、头发染成红棕色的女人聊了一会儿，但是他的笑话她似乎一个也听不懂。我靠回椅背，放松坐着。窗外风景不错，我吃着在车站月台上买的快餐。快餐盒有小小的格子，里面放着一些小东西：一个煎饺、几个寿司、一块刻成花朵模样的胡萝卜，漂亮得让人舍不得吃。有人推着小推车穿过车厢卖清酒，我几乎要把杰夫按住，才能阻止他买。我是说，拜托，我们是在这里比赛，需要清醒的头脑。
在鬼怒川，杰夫上了一辆汽车，前去“西部村庄”，我则朝“东武世界广场”奔去。我们的摄像师跟杰夫一起，我和另一个摄像师会合。我坐在汽车上时发现，这几乎是三个星期以来头一次独自一人，没有摄像师，没有其他队伍，没有杰夫。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尽情搔我的屁股，不用担心全美国人看到，知道这件事真是令人开心极了——却也真是可怜哪！（不过我可能不会去试，从我擤鼻子时其他乘客嫌恶的表情就知道。难道这个国家的人都不会着凉吗？）我安享这份自由，但当我在乐园停下，看到芭芭拉钻进入口处她那个小亭子时——今天她穿着紧身牛仔裤和皮制露肩上衣的电视女主持人休闲服——我真希望杰夫也在这里，发表他那种自以为是的评论。我简直不敢相信，但是我已经想念起这个笨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