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我……”赛普蒂默斯结结巴巴地说不下去。
“尽可能少考虑你自己，”威廉爵士善意地劝他。说实在的，他这样的身体根本不宜走动。
你们还有什么事要问我吗？威廉爵士道。他会作好一切安排（他低声告诉雷西娅），他会在当天傍晚五点到六点之间通知她的。
“一切都托付给我吧，”他说，接着打发他俩走了。
雷西娅出生以来从未感到如此痛苦，绝对没有！她祈求医生帮助，却遭到了冷漠，敷衍了事！他辜负了他俩的期望！威廉爵士不是个好心人。
当他俩走到街上时，赛普蒂默斯说：光是保养他那辆汽车就得耗费不少钱吧。
她紧紧攫住他的手臂。他俩被人抛弃了。
其实，她对医生还能有什么奢望呢？
他已给了病人三刻钟时间。如果在这门精确的科学中，一个医生丧失了平稳之感，就不成其为医生了，何况这门科学涉及的是我们一无所知的领域——神经系统，人的大脑。我们必须有健康的体魄，而健康就意味着平稳。当病人走进你的诊所，宣称他就是耶稣基督（这是个常见的错觉），还说他要给世人启示（病人大都这么说），并且扬言要自杀（他们经常这么扬言），那医生就得运用平稳的手段：命令病人卧床休息，独自静养，安静和休息；休息期间不会见朋友，不看书，不通信息；休息六个礼拜，直到病人的体重从进院时的七点六磅增加到十二磅为止。
平稳，神圣的平稳，乃是威廉爵士的女神。他获得这一概念是在巡视病房之时，在垂钓鲑鱼之时，在布雷德肖夫人于哈利街生儿子的时刻。布雷德肖夫人也钓鲑鱼，而且，她拍的照片同职业摄影师的不相上下。由于他崇拜平稳，威廉爵士不仅自己功成名就，也使英国日益昌盛；正是像他之类的人在英国隔离疯子，禁止生育，惩罚绝望情绪，使不稳健的人不能传播他们的观点，直到他们也接受他的平稳感——如果病人是男子，就得接受他的观念，如果是女子，就接受布雷德肖夫人的观念（这个贤妻良母绣花，编织，每星期有四天在家陪伴儿子）；正因为如此，不仅同行尊敬他，下属害怕他，而且病人的亲友对他怀有最深切的感激，因为他坚决主张：那些预言世界末日或上帝显灵、自命为基督或女基督的男男女女预言家们，统统应该遵照威廉爵士的命令：躺在床上喝牛奶——这是威廉爵士根据三十年来治疗这类病例的经验，以及他那一贯正确的直觉得出的结论。这，便是疯狂——这种观念，他那平稳的观念。
然而，平稳还有个姊妹，不那么笑容可掬，更令人敬畏；这位女神此刻正要冲下圣殿，打碎偶像，代之以她自己那严峻的形象——在炎热的印度沙丘上，在泥泞的非洲沼泽地里，在伦敦的贫民窟；总之，只要不正常的气候或魔鬼引诱人们放弃自己的真实信念，她便会在那里出现。她的大名叫感化，她尽情地蹂躏弱者的意志，热衷于引人注目，发号施令，强加于人，把自己的容貌刻在民众脸上而得意扬扬。在海德公园的自由论坛上，她站在一个桶上宣讲；她身穿白衣，装出兄弟般仁爱的面貌，在工厂和议会里走动，带着一副忏悔的模样；她提供援助，但渴望权力；她粗暴地惩罚异己分子或心怀不满的人；她赐福于驯良之辈，他们仰望她，卑躬屈膝，从她的眼神里看到自己的光明。这位女神（雷西娅·沃伦·史密斯看透了）也存在于威廉爵士心中，尽管她披着似乎合情合理的伪装，潜伏在冠冕堂皇的名称之下：爱情、职责、自我牺牲，等等；在大多数场合，她不露真面目。威廉爵士一直多么辛勤地工作啊——多么努力地筹措资金，宣传改革，创立机构啊！但是，感化，这位爱挑剔的女神，更喜欢鲜血，而不爱砖瓦，并且极其微妙地尽情销蚀人们的意志。譬如布雷德肖夫人吧，十五年前她屈服了，拜倒在感化女神的脚下，这是完全无法解释的：没有当众争吵，没有厉声申斥，只是潜移默化，她的意志渐渐消沉，被水淹没，转变为他的意志。她带着甜蜜的笑容，很快地顺从了；在哈利街宅子里准备八九道菜，宴请十至十五位专家，她都应付裕如，礼数周全。不过，那天晚上，她露出一些呆板的样子，兴许是忐忑不安，神经质的抽搐，笨拙的摸索，支吾其辞，困惑不解；这一切证明这位可怜的夫人说了谎——要相信这一点真叫人痛苦。曾几何时，她为人机灵，轻而易举地钓到鲑鱼，而如今，却为了满足她丈夫追求控制与权力的强烈欲望，那种使他眼睛里闪现圆滑而贪婪的神色的欲望，她抽搐，挣扎，削果皮，剪树枝，畏畏缩缩，偷偷窥视；她弄不明白，究竟是什么缘故使那天的晚宴不太愉快，为什么人们感到头昏脑涨（很可能由于医学专业的话题太严肃了，或者由于主人身为名医，过于忙碌而疲乏不堪；布雷德肖夫人说，一位名医的生命“属于他的病人而不属于他自己”）；总之，晚宴沉闷乏味；所以，当钟声敲响十点，散席之后，客人们呼吸到哈利街上清新的空气时，真感到如释重负；不过，这种安慰却不是那位名医的病人能享受的。
在那墙上挂着图画、陈设着贵重家具的灰色诊所里，病人们在毛玻璃反射的日光下，了解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他们蜷缩在扶手椅里，瞧着他为了他们的利益，挥舞手臂，做完一套奇怪的动作。他突然伸出胳膊，又猛地抽回来，从而证实（如果病人顽固不化）威廉爵士完全能控制自己的行动，而病人则不能。就在那诊所内，有些软弱的病人经受不住，放声啼哭，低头屈服；另一些人，天知道他们受了什么过于疯狂的刺激，竟然当面辱骂威廉爵士是个可恶的骗子，甚至更为狂妄地怀疑生命本身。人为什么要活着？他们问。威廉爵士答道：因为活着就好。对于布雷德肖夫人来说，活着当然是美好的；她那幅戴着鸵鸟毛装饰的画像就挂在壁炉之上的墙上，而他的收入呢，一年差不离有一万二千英镑呐。可是对于我们这种人呢，病人责问道，生活并没有给予这些恩惠。威廉爵士含蓄地表示赞同。他们缺乏平稳的观念。也许，归根结底，人世间并没有上帝吧？病人又问。他耸了耸肩膀。总而言之，活着还是死去，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事吗？在这一点上，你们错了。威廉爵士有一位朋友住在萨里，有人在那里教授一种十分艰难的艺术（威廉爵士坦率地承认）——平稳的观念。此外，还有家庭温暖，荣誉，勇敢，以及光辉的事业。威廉爵士对这一切都坚决拥护。万一这些终于失败，还有警察和社会力量支援他。他们将在萨里注意压制那些不利于社会的鲁莽举动，威廉爵士沉静地说。这些举动主要是由于出身低微而滋生的。到那时，那位女神便会从她潜伏之处悄悄地踅出，登上宝座；她的欲望是镇压反抗，把自己的形象永不磨灭地树立在他人的圣殿内。于是，那些赤身裸体、筋疲力尽、举目无亲、无力自卫的人们便受到威廉爵士的意志的冲击。他猛扑，他吞噬，他把人们禁闭。正是这种决心和人道的结晶，促使他的牺牲品的亲属对他感到如此亲切哩。
然而，在哈利街上彳亍的雷西娅·沃伦·史密斯却说，她不喜欢那个家伙。
哈利街上钟声齐鸣，把六月里这一天又剁又切，分割又分割，仿佛在劝人驯服，维护权威，并齐声宣告平稳观念无比优越，直到繁杂的钟声愈来愈减少，最后只剩牛津街上一家商店上面的商业钟，亲切而友好地敲响一点半，似乎那商店（里格比—朗兹公司）为了能给大家免费报时而感到荣幸。
抬头望一下，看来那招牌上的每一个字母代表某一个钟点；人们不由得感谢里格比—朗兹给公众报时——格林威治标准时间；这种感激的心情自然会促使他们以后去买那家商店的鞋袜。当惠特布雷德在橱窗前闲荡时，转着那些念头。他就是这样转念头的。这是他的习惯。不过，他想得并不深。他总是浮光掠影，一忽儿念陈腐的古文，一忽儿又搞当代语言，还轮流地向往巴黎、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的生活；以前还喜欢骑马，射击，打网球呢。有人谑弄地声称：如今他在白金汉宫当警卫，穿着丝绸长袜和短裤，看守着不知什么东西。不过话得说回来，此人异常干练。他在伦敦上流社会混了五十五年，结识过几位首相呐。据说，他的感情却很深挚。如果说他从未投入当代任何伟大的运动，也没有出任显要的官职，至少他参与了一些不那么重大的改革，诸如改善公共房屋喽，保护诺福克郡的猫头鹰喽，保障女佣们的福利喽，等等。此外，他曾屡次写信给《泰晤士报》，要求人们捐助基金，呼吁公众维护公益，清除垃圾，减少乌烟，禁止公园内的秽行；这些信末的署名令人肃然起敬。
当下，一点半的钟声渐次消逝，他在橱窗前逗留一会，挑剔而庄重地审视那些短袜与鞋子，看上去仪表堂堂，衣冠楚楚，一副殷实而无瑕可击的模样，好像他居高临下地俯视人间；同时又意识到，这种人财两旺、满面红光的气派必须有适当的举止，因而，即使在不太需要的场合，他也拘泥于小节，彬彬有礼，一派古风，平添了一份雅致；这种风度是值得摹仿并且记住的；例如，每当他跟布鲁顿夫人（他和她已有二十年交情了）进餐时，他总是捧着一束康乃馨花，双手递过去献给她；同时向夫人的秘书布勒希小姐致意，问候她在南非的那位兄弟近况如何；可是不知怎的，布勒希小姐尽管毫无女性的风韵可言，还是会恼羞成怒，便说，“谢谢，他在南非过得挺好哩。”其实，在过去六年中，他是在朴茨茅斯勉强混日子罢了。
至于布鲁顿夫人嘛，则更喜欢理查德·达洛卫；他与惠特布雷德同时到达，事实上是在门口碰面的。
布鲁顿夫人当然会更喜欢理查德·达洛卫。他这块材料好得多呢。然而，她不愿使可怜的亲爱的休相形见绌。她一辈子也不会忘却他的好心肠——他的心肠实在好，好得出奇——她记不清究竟在什么场合，可他的确是——出奇地好心肠。无论如何，一个人同另一个之间的区别算不了什么。克拉丽莎·达洛卫却惯于剖析这个和那个人，评头论足的——把他们解剖、分析，然后再缝起来、合拢来；布鲁顿夫人可看不出这有什么意思，不管怎样，到了六十二岁这把年纪，对此更觉得无聊了。当下，她接过休送的康乃馨，一面强作笑容，露出阴森森的棱角。她说，没有别的客人了。她是找了个借口，要他们来的，想请他们帮她解决一个难题……
“可是，咱们吃了再谈吧，”布鲁顿夫人说。
于是，罩着围裙、戴着白帽的侍女们轻盈地穿过旋门，川流不息，了无声响；这辈侍女们并非日常所需，而是训练有素的老手，帮着梅弗尔区的主妇们，从午后一点半到两点钟，举行神秘的、梦幻似的盛宴；那时，一挥手之间，车水马龙停止了，宾主入座，闪现出深深的幻觉，首先是佳肴——据说并不花钱；一会儿，餐桌仿佛自动地摆满金银餐具、细巧的衬垫、盛着红果的碟子；展现出涂奶油的棕色比目鱼片，蒸锅里遨游着鸡块；色彩缤纷的火焰燃烧着，并非家常炉火；美酒加上咖啡（据说也不花钱），喝得大伙儿目眩神迷，眼前晃动着美妙的幻景，目光都显得柔和而沉思，恍惚觉得生活是神秘的，洋溢着音乐之声；此时此刻，亢奋的目光惬意地谛视着嫣红的康乃馨，美极了；那鲜花被布鲁顿夫人撂在菜盘边（她的动作老是带有棱角）；充满美感的休·惠特布雷德心旷神怡，觉得整个宇宙一片和谐，同时对自己的地位蛮有把握，因而搁下刀叉，问道：
“那花儿要是衬着您的花边，岂非更可爱吗？”
这样亲昵的唐突却使布勒希小姐反感之极。她认为他是个没教养的贱胚。对于她的想法，布鲁顿夫人一笑置之。
这位老夫人举起康乃馨花，握在手里，硬邦邦的，恰如她背后画像上那位捏着纸卷的将军；她毫不动弹，出神了。看她这副模样，理查德·达洛卫不禁自忖：此刻她像什么呢？那将军的曾孙女？敢情是玄孙吧？嗬——活像罗德里克爵士、迈尔斯爵士、塔尔博特爵士。真奇怪，那个家族里都是女人逼肖祖先。她本人就有资格当龙骑兵的将领哩。理查德愿意愉快地在她麾下服役，他对她极其崇敬；对于名门世家德高望重的老夫人，他怀有罗曼蒂克的想法，并以他惯有的和善的性情，想带几个热心肠的朋友来赴宴，跟她结识；似乎像她这样的贵夫人可以由脾气温和的、热心喝茶的人来培养呢！他熟悉她的故乡。他了解她的亲人。她那庄园里有一株古老的葡萄树，仍然活着；据说洛夫莱斯或赫里克曾在这棵树下憩息哩；尽管老夫人从未念过一句诗，这一传说照样流传至今。此时，布鲁顿夫人却在思量：还是等一会再跟客人商议吧，等他们喝过咖啡再讨论使她烦心的问题吧——是否要向公众呼吁，措词如何，等等。这么盘算着，老夫人就把那束康乃馨重新撂到菜盘边。
“克拉丽莎好吗？”她蓦然问道。
克拉丽莎一直说，布鲁顿夫人不喜欢她。确实，大家都知道，布鲁顿夫人感兴趣的是政治而缺少些人情；她讲起话来像个男子汉，曾在八十年代一桩臭名昭彰的阴谋中插过手，这一事件在新出的回忆录内逐渐披露了。无疑地，她的客厅里有个凹壁，其中嵌着一张书桌，上面放着一帧已故的塔尔博特·摩尔将军的照相；正是在那桌子上（在八十年代的一个夜晚），当着布鲁顿夫人的面，经她默契（或许还出了些点子），那将军写了一份电报，下令英国军队在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挺进。她保存了那支笔，而且讲述了这桩轶事。所以，当她随意地问一下“克拉丽莎好吗”之时，难以相信她竟会关心什么妇女，男人们也难以劝说自己的妻子相信这一点，其实，不管他们对老夫人如何忠心，私下里也感到怀疑呢；那些太太时常阻碍丈夫，不许他们到海外上任；议院休会期间又常患流感，必须由丈夫陪着去海滨疗养。然而，对于女子们来说，老夫人这一问候（“克拉丽莎好吗？”）肯定是善意地表示关怀；她几乎是妇女们的一位沉默寡言的伙伴，兴许一生中只有这么五六次问好，但这些话反映出，她承认自己同其他女性有姐妹般的情谊；尽管她以宴席款待男子们，骨子里却对女人怀着更深的情谊，它使布鲁顿夫人与达洛卫太太奇异地联结起来，虽然两人难得见面，而且偶然相处时，彼此显得淡漠，甚至好像怀着敌意呐。
“今天早晨，我在公园里碰见了克拉丽莎，”休·惠特布雷德说，一面猛地把叉子插入蒸锅，急于让自己尝一下美味；事实上，他只要一到伦敦，便会碰见所有的熟人；布勒希小姐看他这副样子，就自忖：馋鬼！他是她见过的最贪吃的家伙之一；布勒希小姐一贯以毫不动摇的严正态度观察男子，但也能始终不渝地忠诚，特别对于女子；她本人则历经生活的磨练，瘦骨嶙峋，没有丝毫女性的风姿了。
“你知道谁到了伦敦？”布鲁顿夫人忽然想起了这个秘书，“咱们的老朋友，彼得·沃尔什。”
大伙都会意地微笑。彼得·沃尔什！布勒希小姐又自忖：达洛卫先生听到这消息真的高兴，而惠特布雷德先生一心只想吃鸡哩。
彼得·沃尔什！三个人（布鲁顿夫人、休·惠特布雷德、理查德·达洛卫）都勾起了同样的回忆——彼得怎样热烈地陷入情网，遭到拒绝，流亡印度，变成种植工，潦倒不堪；理查德·达洛卫却非常喜欢那亲爱的老朋友。布勒希小姐看出这一点，窥见他那褐色的瞳仁里含有深情，看出他在踌躇，考虑；这引起了她的兴味，实际上她是一直对达洛卫先生饶有兴味的；此刻她心里在嘀咕：他对彼得·沃尔什究竟怎么想的呢？
大约他在想：彼得·沃尔什曾爱过克拉丽莎；他要吃完午餐后立即回家，找克拉丽莎谈一下；他要滔滔不绝地说他爱她，爱她。真的，他会那样说的。
布勒希小姐一度几乎爱上了那些沉思默想；而且达洛卫先生总是那么可靠，还是个非常文雅的君子呐。如今，米莉·布勒希已四十岁了，所以只要布鲁顿夫人点一下头，或突然微微转过脸来，她便心领神会，虽然她一直深深沉湎于那些冥想中；她以超脱的态度和无瑕的心灵沉思着，生活无法欺骗她，因为从未给过她一丁点儿有价值的玩艺儿；她天生没有纤毫妩媚之处，无论嘴唇、脸颊或鼻子，都不会含笑地曲传风情；因此，只要布鲁顿夫人点一下头，她就立刻叫珀金斯赶快端咖啡。
“不错，彼得·沃尔什回来了，”布鲁顿夫人道。所有在座的人都有些得意。因为，他受尽磨难，功不成名不就，终究回到他们中间，仿佛回到安宁的海滩。不过，他们又考虑：实在没法帮助他，由于他的性格有一种缺陷。当下，休·惠特布雷德说，当然可以向某个要人提起彼得。他说自己将写信给执政的大臣们，为“我的老友彼得·沃尔什”疏通，但一想到这种信，他便皱起眉头，露出郑重其事而又无可奈何的神色。因为这种推荐信不会有什么效果——不会产生一劳永逸的结果，由于彼得的性格有缺陷。
“他跟某个女人有些纠葛呢，”布鲁顿夫人道。在座的人早已揣测那话儿是麻烦的根源。
“不过，”布鲁顿夫人急于撇开这话题，“咱们还是听彼得本人怎么讲吧。”
（咖啡还没端来，慢得很。）
“眼下他住在哪儿？”休·惠特布雷德喃喃地问道；这一问立即在仆人中引起一点反响，犹如在灰蒙蒙的潮汐中激起一丝涟漪；那些仆役像流水一般，昼夜不息地围绕着布鲁顿夫人，为她收集需要之物，挡住可厌的人，宛如用精致的纤维织成的一张网，卫护着老夫人，替她抵御冲击，减少打扰；这张网笼罩着布鲁克大街上这幢屋子，那里所有的东西都安放得井井有条，需要时由头发灰白的珀金斯拣出来，丝毫不差，他已跟随布鲁顿夫人整整三十年了；当下，这老家人写下了彼得的地址，交给惠特布雷德先生，于是他掏出笔记本，抬一下眉毛，把那纸片夹在最重要的文件中间，随即说，他要叫伊芙琳请彼得来吃饭呢。
（仆人们在等惠特布雷德先生夹好纸片。）
布鲁顿夫人自忖：休的动作实在慢。她还注意到，他发胖了。理查德则始终保养得神清气爽。老夫人等得不耐烦了；她的整个身心绝对地、无可否认地、甚至专横地倾注于一项计划，急于甩掉这桩微不足道的琐事（彼得·沃尔什和他的私生活）；那项计划使她全神贯注，不仅如此，而且占据了她的灵魂，渗入灵魂深处，那是她的命根子，倘若没有它，米利森特·布鲁顿就不成其为米利森特·布鲁顿了；这计划乃是让上等人家年轻的子女们出国，帮他们在加拿大立足，并且相当顺利地发展。哦，她夸大了。敢情她已失去中庸之道了吧。对于别人来说，移民的计划却非灵丹妙药，也不是崇高的设想。对于他们（包括休、理查德，甚至忠心耿耿的布勒希小姐）来说，这项计划不能使郁积在内的自我主义得到发泄，而布鲁顿夫人却感到，这种自我中心的情绪正在高涨，因为她是一个刚强与威武的女人，营养充足，家世显赫，直率而冲动，感情奔放而缺乏自省的智力——她认为，人人都应该坦朗和单纯，为何不能呢？像她这样的女人，一旦青春消逝，就必须将自我主义发泄到某个目标上，不管是“移民”还是“解放”；无论如何，她在灵魂深处日日夜夜围着这一计划转，所以它必然变得光华四射，熠熠生辉，仿佛一面明镜，又似一块宝石，时而小心翼翼地藏起来，惟恐人们嗤笑，时而又拿出来炫耀。总而言之，“移民”已变成布鲁顿夫人的血肉了。
不管怎样，她非写信不可。然而，正如她惯常对布勒希小姐说的，写封信给《泰晤士报》所费的心思，比筹划一支南非远征军还要多（尽管在大战期间，她并未如此卖力）。为了写封信，她得搏斗整整一个上午，先开头，随后撕掉，再开头，弄得筋疲力尽，这才感到自己是个弱女子，而在其他任何场合，是没有这种感觉的；于是她会怀着感激之情，想起休·惠特布雷德，他充分掌握如何写信给《泰晤士报》的艺术，这是无人怀疑的。
此人跟她自己的禀赋截然不同，他对语言精通之极，写起信来会使编辑们中意；还有各种热情，不可一概称之为贪嘴。对于男性，布鲁顿夫人时常从宽判断，因为他们（而非女性）同宇宙的自然规律有一种神秘的契合，使她不胜钦佩；他们知道怎样措词才合适，也知道别人讲了些什么；所以，要是她唤理查德当顾问，叫休替她捉刀，那就八成儿放心了。于是她让休吃完蛋奶酥，还问候可怜的伊芙琳；等到他们开始抽烟了，然后说道：
“米莉，去把信纸拿来好吗？”
布勒希小姐立即出去，回来后把信纸摊在桌上；休掏出自来水笔，他那支银制的钢笔，已经用了二十年了，他边说边抽掉笔套。他说：这支笔一点没坏，他曾给制造商检查过，他们说，保管你用一辈子，永远不会有毛病的；这可要归功于休写起来小心，也得归功于他用此笔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理查德·达洛卫是这样想的）；当下，休一笔一划地开始写了，先写花体的大写字母，一字一句把布鲁顿夫人紊乱的思绪表达得条理清晰、语法谨严，委实神乎其神；布鲁顿夫人看到这神奇的变化，不禁思忖：《泰晤士报》的编辑对此必然会敬佩的。休写得很慢。他有一股牛劲儿。理查德说，一个人必须冒点风险。休却建议把语气改得婉转些，为了尊重人们的情感；理查德嗤之以鼻，休则尖刻地说，人情是“必须考虑的”，一面朗诵信里的句子：“故而，我们的陋见乃是，时机成熟了……鉴于我国人口日益增长，部分青年成为多余……此乃吾辈对死者应尽之责……”理查德以为这些全是废话，不过，当然没什么关系；于是休继续逐字逐句草拟信稿，表达极其崇高的情感，一面掸去背心上的雪茄烟灰，不时小结一下写到哪一段了；最后完成全稿，朗读一番；布鲁顿夫人想，无疑是篇杰作；他把她的意思表达得如此奇妙，简直不可思议！
休不能保证编辑必定刊登此信，然而他说，他将在宴席上遇见某个人物呢。
于是，难得做出优雅动作的布鲁顿夫人，竟把休赠送的康乃馨花一古脑儿塞在胸前，同时挥舞双手，喊他一声：“我的首相呀！”假如没有这二位，她真不知该怎么办哩。两人站起身。理查德·达洛卫照常悠悠然走出去，瞅一下老将军的肖像，因为他打算忙里偷闲，写一本布鲁顿夫人的家史呢。
米利森特·布鲁顿对其家世是很自豪的。然而，她边看画像边说：他们可以等一阵，他们可以等一阵子呢；她的意思是，可以暂缓描述她家的祖辈，那些武将、海军上将与文官们，都是实干的人，生前已经尽到职责；而目前，理查德首先要为祖国尽责；不过她瞅着画像道，那张脸是很英武的；要写家史嘛，所有的档案都在奥尔特密克斯顿，保藏得好好的，时机一到，理查德便可以引用了；她的意思是，等工党政府垮台了再写；同时，她嚷道，“啊，听见印度来的消息吗？！”
尔后，当他们站在门厅内，各自从孔雀石桌上一只瓷盆里拿起黄手套时，休故作姿态，礼仪周到地送给布勒希小姐一张用不着的戏票，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可是布勒希小姐对他的装腔作势深恶痛绝，脸都涨得通红了；此时，理查德手里捏着帽子，转身向布鲁顿夫人道：
“今晚，您能光临我们的宴会吗？”于是布鲁顿夫人重新摆出架势，而写信时她的气势已瘪掉了。她答道，可能来，也可能不来。克拉丽莎真是活力充沛。不过，布鲁顿夫人对宴会怕得要命。再说，她一天比一天老啦。她如此这般宣称，站在门道口，身子笔挺，仪态万方；这时，她那只中国种的狗在她背后摊开四脚躺着，布勒希小姐捧着信纸和白纸等，退到后边去了。
布鲁顿夫人拖着滞重的步子，端庄地走向自己的卧室，躺在沙发上，一只胳膊伸展着。她吁了口气，又打起鼾来，并未入睡，只是迷迷糊糊，昏昏沉沉，仿佛是这六月里大热天，骄阳烤炙下田里的三叶草，周围一只只蜜蜂与黄蝴蝶飞来绕去。她老是回忆起德文郡老家附近的田野，童年时常和兄弟莫蒂默与汤姆结伴儿，骑着她那匹小马帕蒂，跃过溪涧。还想起那些狗、那些耗子；还有她的父母，在草坪上树荫里憩息，面前放着茶具；还有那些花坛，栽着大丽花、蜀葵与蒲苇；当年，他们这些小鬼老是淘气哩！从灌木丛里偷偷地踅回来，生怕被人发现；由于顽皮，浑身上下都弄脏了。哎，那老奶妈怎样厉害地呵斥她那些鬼把戏！
哦，她从回忆中苏醒过来——眼下是礼拜三，在布鲁克大街。那两个好心肠的家伙，理查德·达洛卫同休·惠特布雷德，在这样的大热天，穿过一条条街道而去了；喧嚣的市声传到耳边，她怡然躺在沙发上。权势、地位、金钱，她全有了。她曾站在时代的前列。她有过知心朋友，结识过当代才能卓荦的人物。此刻，伦敦的市声轻些了，仿佛潺潺的水声，流到耳畔；她的手搁在沙发背上，手指弯起来，攥着一根幻想的指挥棒，就像她的祖先握过的那样；她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中，依稀觉得自己在指挥大军向加拿大挺进；同时想起，那两个好心肠的家伙正在伦敦街上行走，穿过他们这辈上等人的“领土”，梅弗尔区，宛如大都市里一方小小的地毯。
他们离她愈来愈远了，虽然刚才和她一起进餐，彼此有一条纤细的纽带联系着，可是当他们穿过市区的时候，这条带子将曳得越来越长，变得越来越细；仿佛请朋友们吃过一顿饭后，就有一条纤细的纽带把他们同自己联结起来；在她迷迷糊糊瞌睡之际，响起了报时的钟声，也许是教堂的钟声，号召信徒们祈祷呢；随着这悠然的音波，纤细的纽带模糊不清了，恰似一滴滴雨珠洒在一张蜘蛛网上，它经不起重荷而披垂了。于是她入眠了。
米利森特·布鲁顿就这样躺在沙发上，让那纽带折断，自己打起鼾来；正在此时，理查德·达洛卫与休·惠特布雷德在康杜依特街角上踟蹰着。拐角上，刮着两股逆风。两人在瞧一家商店的橱窗，他们并不要买东西，也不想交谈，只想分手；不过，由于拐角上刮着逆风，精神有些萎靡，便逗留在那儿，仿佛两种力量卷入一个漩涡，从早晨纠缠到下午，只得歇息一下了。这当儿，有一家报纸的活动广告牌耸入高空，好像风筝，起先洒脱地扶摇直上，尔后稍停，接着嗖地飞下，在空中飘忽。哪家窗口隐现着一位女士的面纱。鹅黄的帷幔在飘摇。早晨川流不息的车辆稀少了，偶尔有几辆大车在空荡荡的街上悠闲地踱过，发出嘎嘎声。此时，理查德隐隐约约想起了诺福克郡：一阵温馨的微风吹拂着花瓣儿，水面上泛起了粼粼的涟漪，芳草芊芊，波浪般起伏。晒干草的农夫们干了一个早晨，在竹篱边打盹，休憩一会，有时拨开茂密的绿草和迎风颤动的、圆球似的欧芹，眺望天空，那亘古长存的、火一般的夏日蓝天。
理查德只觉得懒洋洋的，既不能想，又不能动，尽管他知道自己在看橱窗里一只双柄的、詹姆斯一世时期的银酒杯；惠特布雷德则摆出行家的模样，矜持地欣赏一串西班牙项链；他想进去问一下价钱，可能伊芙琳会喜欢呢。生活的激流使这些赝品浮上来，商店橱窗里尽是些人造宝石；人们呆呆地站在那儿，望着，宛如僵化的老人，没精打采，死气沉沉。伊芙琳·惠特布雷德兴许要买那串西班牙项链——她可能喜欢的。他却非打呵欠不可了。休在走进店里去。
“瞧你的！”理查德边说边跟进去。
天晓得，他并不想跟休一起去买什么项链。不过精神之流仿佛潮汐，忽涨忽落。早晨同下午汇合了。恰似一叶扁舟，在深深的、深深的波涛里载浮载沉。布鲁顿夫人的祖先以及他的回忆录，连带他那些北美战役，都被人生的洪流吞掉、淹没了。布鲁顿夫人亦如此。她沉溺了。理查德压根儿不关心她的“移民”计划；那封信会不会刊登，关他鸟事。眼下只见那串项链吊在休的优雅的手指间。假使他真的要买首饰，那就让他送给一个姑娘吧——随便什么姑娘，哪怕街头的女郎。理查德打心眼里痛感这种生活之无聊——给伊芙琳买项链呢。倘若自己有个儿子，就会叮嘱他：工作，工作。不过他只有伊丽莎白，他可宠爱他的伊丽莎白呐。
“我要去找杜邦尼特先生，”休简短地说，依然用他那世俗的口吻。原来这位杜邦尼特量过惠特布雷德太太的脖子，知道那尺寸，而且更奇怪的是，他还了解她对西班牙首饰的看法，她拥有多少这一类珠宝（休却记不清了）。在理查德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从未正式给过克拉丽莎任何礼物，除了两三年前送过一对手镯，但没有讨她的喜欢。她从来不戴这玩艺儿，这使他一想起就难受。理查德的心灵从麻木不仁中清醒过来，此刻他的心思倾注于自己的妻子，克拉丽莎身上，犹如一张蜘蛛网飘来晃去，终于粘住了一片叶尖儿；彼得·沃尔什曾经神魂颠倒地爱她；理查德忽然瞥见了自己同她进餐的幻景，只有他和克拉丽莎，他俩生活在一起；于是他把店里一盘旧的珠宝挪到面前，先挑一枚胸针，再捡一只戒指，估量着，问道：“那一只多少钱？”心里却怀疑自己的鉴赏力。他要在回家时，打开客厅的门，手里握着一样东西——给克拉丽莎的礼品。不过，究竟买什么呢？当下，休又在走动，要离开了。那家伙摆出一副无法形容的架势。然而，他毕竟是这家店的老主顾，做了三十五年的交易了，他才不愿跟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店员打交道呐，那小子一窍不通嘛。可惜杜邦尼特不在店里，除非那老板回来，他决不买任何东西；那小伙计听他这么说，不由得脸涨得通红，毕恭毕敬地一鞠躬。完全合情合理。可是，理查德无论如何不会那样讲的。为什么那些店员竟甘心忍受这种可恶的傲慢呢，简直不可想象。休变成一头蠢驴了，令人无法容忍。理查德跟他作伴儿最多一小时，再拖下去便受不了。所以，一到康杜依特街口，他赶紧把大礼帽一扬，算是告别；接着连忙转过拐角，归心如箭地奔回家去，仿佛粘在叶尖上的那张蜘蛛网，急于同克拉丽莎见面；他要径直到威斯敏斯特去，同她相会哩。
然而，他走进家门时总要拿着些东西。鲜花吧？对，就是花儿，因为他对金银首饰的鉴赏力缺乏自信；随便买多少鲜花——玫瑰、兰花，都行，为了庆祝一番，不管怎样考虑，这是一桩大事；就是他俩在午餐桌上谈起彼得·沃尔什时，他对她怀有的情感；他俩从未谈到过这种情愫，好多年来都没谈过，他心里想，这是莫大的错误，手里捏着嫣红与洁白的玫瑰花（一大把，用薄纸包着）。到了节骨眼上却讲不出口，他思量着，过于腼腆了，一面把六便士左右的找头塞进口袋里，胸口捧着那一大把花儿，回到威斯敏斯特去；不管她对他有什么看法，他要把鲜花献给她，同时滔滔不绝地爽快地说：“我爱你。”为什么不表白呢？！当他想起大战时，觉得真是个奇迹：成千上万的可怜虫本来都有光明的前途，却死掉了，埋成一堆，如今几乎被遗忘了；而他却安然无恙，眼下正在穿过伦敦，简直是个奇迹哟；他要回家去，对克拉丽莎翻来覆去地说：我爱你；不过他又想，实际上，这话儿是决不会说的，因为自己贪懒，并且害臊。唔，克拉丽莎……难以想象她的形象，除非在偶然的场合，譬如一起吃午饭的时候，他能异常清晰地看见她，以及他俩的全部生活。他在十字街头停住了，反复寻思：真是个奇迹呢——他这样想是因为天性单纯，没有沾染习气；因为他曾行军与射击，而且有一股韧劲，曾坚定地维护被压迫者的利益，并在下议院中，按这天然的信念发言；他天真未泯，却又变得沉默寡言，相当古板——他反复思量：居然跟克拉丽莎结了婚，委实是奇迹呐——一个奇迹，他的生活就是奇迹嘛；他在沉思中踌躇着，不想穿过大街了。但是，他看见几个五岁上下的小孩没有大人领着，径自穿过皮卡迪利，便觉得怒火中烧。警察在干些什么呀，应当立即指挥车辆停住。他对伦敦的警察不存一点幻想。事实上，他正在搜集他们恶劣行径的证据，例如不准小贩把手推车停在街上喽，禁止娼妓拉客喽；老天爷哪，她们并没有过失，年轻的嫖客也不足怪，都是我们这可憎的社会制度造成的，等等；他在思考这一切，看得出他在思考；头发灰白，一股韧劲，而又衣冠楚楚，周身整洁；当下他穿过公园，要去告诉妻子，他如何爱她。
当他走进房间时，他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这句话。因为他思忖，倘若不表达自己的情感，那太可怜了；他边想边穿过格林公园，欣喜地看到树荫里躺着不少穷人，摊手摊脚的，都是扶老携幼，全家来逛公园；孩子们把小腿儿跷得高高的，吸着牛奶，纸袋扔了一地；其实，如果人们提出抗议，那些穿制服的大汉们中间只要一个人去收拾，便会弄干净的；他认为，在夏季，每个公园、每个广场都应该向儿童们开放。（这时，天光云影映照得公园内草坪忽隐忽现，衬托着威斯敏斯特区穷人家的母亲，以及在地上爬的婴儿，仿佛底下有一盏黄色的幻灯在移动。）刹那间，他又瞥见一个女人，像个流浪者，仰天躺在那儿。（好像她一下子扑倒在大地上，摆脱了所有的羁绊，以便好奇地观察一切，大胆地思索，探讨种种缘由；她嘴唇咧开，一派放肆而调皮的样子；）对她那样的女人该怎么办呢？他可毫无办法，只会捧着那一大把鲜花，恰如擎着一柄刀，走近那女子，目不斜视地踅过她面前；虽然只有一瞬，还是燃起了一星通灵的火花，她向他嘲弄地一哂，他则性情愉快地报以一粲，同时考虑如何处理浪荡女子的问题；当然他和她是决不会交谈的。反正他要告诉克拉丽莎，他爱她，他爱她，一遍又一遍。以前，他曾妒忌过彼得·沃尔什，妒忌他与克拉丽莎。不过，她常跟他说，她没有嫁给彼得·沃尔什是做对了；他深知克拉丽莎的性格，所以，她这样说显然是真心话，她要有人依靠呗。并非说她脆弱，而是她要靠得住的人。
至于白金汉宫呢（它好比一位歌剧名演员，半老徐娘，穿着一身白礼服，面向观众），不可否认有一种庄严的气派，他是这样想的，而且并不鄙视它，因为在千百万人的心目中（眼下就有一小圈人围在宫门口，想看陛下乘车出巡），这宫殿毕竟是一个象征，尽管它看上去是可笑的；他想，一个孩子用一盒砖形玩具，便能搭得比它像样哩；他兀自瞧着维多利亚女王纪念碑（他还记得她老人家戴着玳瑁边眼镜，乘车经过肯辛顿的情景）；那一座白色雕像，波纹似的白石塑出慈母般的体态；他可乐意被霍沙的后裔统治呢，因为他赞成历史的延续性，以及把昔日的传统世代相传之感。生活在她统治的伟大时代才有意思哩。实际上，他自己的生活就是奇迹嘛，这是毫不含糊的，不要有任何错觉；瞧，他年富力强，风华正茂，此刻在折回威斯敏斯特，到家后要跟克拉丽莎说，他爱她。他想，这才是幸福呐。
“正是如此，”他自言自语，一面走进教长场。大本钟鸣响了，起先是预报的乐声，悠悠扬扬地，然后报时，分秒不差。他走近家门，兀自寻思：午餐宴会把整个下午都消磨掉了。
大本钟的钟声响彻克拉丽莎的客厅，她坐在那里，靠着写字台看信，心烦意乱，焦躁不堪。她确实没有请埃利·亨德森赴宴，是故意忽视的。而马香夫人却来了这封信：“我已告诉埃利·亨德森，我将为她要求克拉丽莎……埃利真想参加哩。”
可是，为什么要我请伦敦所有的蠢女人来赴宴呢？！为什么马香夫人要插手？况且，这一阵子伊丽莎白总是跟多里斯·基尔曼关在密室里。再也没有比这使她更恶心的了。跟那个女人在这时刻一起祷告，真是！当下，钟声悒郁的音波在屋子里流荡，渐渐消退了，又卷土重来，再次鸣响；此时，她只听得有什么东西在门上搔，摸摸索索地，叫人心烦。这个时候有什么人来呢？钟打了三下，老天爷哪！已经三点啦！大本钟敲了三下，极其干脆，庄严得很，有一种威慑的力量；除了钟声，她什么也听不见，不过房门的把柄转动了，进来一个人，竟是理查德！真令人惊讶！理查德走进来，把鲜花递到她面前。以前有一回，在君士坦丁堡，她曾使他失望；这一次，布鲁顿夫人没有请她参加午宴，而那老夫人主持的宴会，据说是非常有趣的。不过此刻，他却献上鲜花了——是玫瑰，嫣红的雪白的玫瑰花。（可是他鼓不起勇气说他爱她，至少不能反复地说。）
她接过花儿，说道：多可爱哟！她了解他，用不着他讲，她就懂得他的心思，毕竟是他的克拉丽莎嘛。她把鲜花插在炉架上的花瓶里，啧啧赞叹：看上去多可爱哟！尔后问道：午餐会有趣吗？布鲁顿夫人问候她了吗？彼得·沃尔什回国了。马香夫人写信来说项。非请埃利·亨德森不可吗？那女人基尔曼在楼上呢。
“咱们坐下来，谈一会吧，”理查德说。
客厅里看起来空荡荡的。所有的椅子都靠着墙。他们在干些什么呀？哦，是准备设宴，他可没有忘记她要请客。她说：彼得·沃尔什回来了，已经见到他了，那没错儿。他打算离婚，在国外爱上哪个女人了。他样子一点没变。她坐在那儿，絮絮而谈，一面补衣裳……
“想念老家布尔顿哩，”她边补边说。
理查德却道，“午餐会上休也来了。”嗯，她也见到他了。哎，这个人变得越来越糟，讨厌透了：要给伊芙琳买项链呢，胖得不像话，讨厌透顶的蠢驴。
“我忽然想跟他说，‘有一阵子我可能嫁给你的。’”她说着便想起那天彼得坐在那儿，系着蝴蝶结，掏出随身带的小刀子，不断地从鞘子里拔出来，塞进去，“他老是这样神经质的，你懂嘛。”
理查德说：午餐会上谈起他来着。（然而，他讲不出他爱她这句话，只是握住她的手，一面自忖：这就是幸福。）还告诉她，饭后，他们替布鲁顿夫人拟了一封给《泰晤士报》的信。休也只配做这种动笔头的事。
接着他问道：“咱们那位亲爱的基尔曼小姐呢？”克拉丽莎却觉得，玫瑰花可爱极了，起先还簇拢着，此刻已经自然地纷披了。
“我们刚吃过饭，基尔曼便来了，”她答道，“伊丽莎白一见她就脸红。现在两人关在密室里。敢情在祈祷吧。”
上帝呵！他可不喜欢那样，不过这种事情任其自然，便会淡下去的。
“那女人穿了雨衣还带伞哩，”克拉丽莎道。
他仍然没说“我爱你”，讲不出口嘛，只好握紧她的手，心里想：幸福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可是，我干吗要把伦敦所有的蠢女人都请来呢？！”克拉丽莎道，“要是马香夫人自己设宴的话，难道她会请所有的客人吗？”
理查德叹道，“可怜的埃利·亨德森；”一面思量，真怪，克拉丽莎对她的宴会太操心啦。
但是，对于怎样布置一间客厅，理查德是个外行；不过除了这个，他还能提出什么话题呢？
如果她对宴会过于操心，他就要劝她不必举行了。以前她曾愿意嫁给彼得吗？可是眼下他得出去了。
于是他站起来说：我得走了。却又站着不动，想了一会儿，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似的；她心里纳闷：他要说些什么呢？为什么那样？一面瞧着玫瑰。
“那个委员会开会吗？”她在他开房门时问道。
“讨论亚美尼亚人的问题，”他回答，兴许他说的是“阿尔巴尼亚人”。
凡是人都有一种尊严，都有独处的生活，即便夫妻之间也不容干扰；必须尊重这种权利，克拉丽莎思忖着，一面望着他开门；自己不愿丧失独处的权利，也不能强求丈夫放弃它，否则就会失去自主和自尊——这毕竟是无价之宝哩。
他却抱着枕头与被子回到屋子里。
“午饭后要安安静静躺一小时，”他说着便走了。
他就是这种脾性！他会一天又一天地唠叨，“午饭后安安静静躺一小时，”因为有一次医生曾经嘱咐过；他会划一不二地照医生的话做，这正是他的性格，也是他那令人敬爱的、圣洁的赤子之心的一种表现，任何人都不像他那么单纯；正是这天性使他不辞奔波，去干必需的事情，而她却跟彼得吵嘴，消磨时间。此刻，他已经在去下议院的半路上了，要去讨论他的亚美尼亚人，或是阿尔巴尼亚人，她却舒舒服服地躺在沙发上，欣赏玫瑰呢。人们会说：“克拉丽莎被宠坏啦。”可不是，她只喜欢玫瑰花，压根儿不关心什么亚美尼亚人。尽管那些人被迫害得走投无路，受尽煎熬，又冻又饿，成为暴政与专制的牺牲品（她曾听见理查德翻来覆去地这样说），她却无动于衷，不会对阿尔巴尼亚人（或是亚美尼亚人吧？）有一点儿同情；她只喜欢她的玫瑰，（这对亚美尼亚人有些帮助吧？）只有这种花才使她能忍受别人摘下来供养。不过此时理查德大概已到了下议院，正在他的委员会里开会，他已解决了她所有的困难。哎，不，不对。他还没懂得为什么她不愿请埃利·亨德森呐。要是他想请那女人，她自然会照办的。此刻，既然他已把枕头拿来了，她就躺一会吧……可是——可是——为什么她一下子莫名其妙地觉得挺难受，好闷哪？恰如什么人丢了一粒珍珠或一块钻石，落到野草丛里，因而小心翼翼地拨开高高的草茎，拨到东又拨到西，这儿寻寻，那儿觅觅，老是找不到；最后，总算在一些草根那里发现了；就这样，她心潮起伏，思前想后，感到苦闷并非由于萨利·赛顿说过：理查德肯定进不了内阁，因为他的脑子是第二流的（她想起萨利说过这句话）；不，对于这一点，她毫不介意；苦闷的缘故同伊丽莎白与基尔曼也无关，她俩的行径是明摆着的嘛。这种感觉，很不惬意的感觉，兴许在当天早些时候就有了：敢情是彼得说的什么话引起的，加上自己在卧室内脱帽子时心中的抑郁，再加上理查德讲了令人烦闷的话，不过他究竟说了些什么？他献给她那些鲜花，还有，提到她的宴会。可不是！她的宴会！他们两人都很不公平地批评她，极不公正地嘲笑她，为了她的那些宴会。正是这个！正是这缘故！
唔，她将怎样为自己辩护呢？弄清了苦闷的原因，她便觉得异常舒坦了。他们俩认为，至少彼得认为，她爱突出自己，喜欢有一批名流围着她转，都是些响当当的名字；总之，她实在是个势利鬼。嗯，彼得可能这样想的。至于理查德嘛，仅仅以为她有些傻，因为她爱热闹，而那种兴奋对她的心脏是不利的。他认为，这是孩子气。可是，两人都想错了。她爱过简朴的生活呗。
“我的行动就是为了这一目标，”她对生活宣称。
由于她躺在沙发上，幽居室内，与世隔绝，故而在清静中感到，这十分明显的道理变得有血有肉一般；当下，街上传来一阵阵声浪，户外阳光灿烂，灼热的微风轻轻吹来，拂动了窗帘。嗯，假如彼得跟她说：“不错，不错，但是你那些宴会——你的宴会有什么意思呢？”她只能回答（而且预料没有人会理解）：那是一种奉献。听上去模糊得很。然而，彼得算得上什么，他有资格领会生活是一帆风顺的吗？——彼得老是陷入情网，老是找错对象，他有什么资格质问我？！我也可以质问他：你的爱情算什么？她知道他会这样回答：那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没有一个女人会理解的。好得很，但是，哪个男子能了解她的意思——关于生活的意义呢？她不能想象，彼得或理查德会无缘无故费心去开宴会的。
再深一层想，在人们的风言风语之外，（那些评头论足的话多浅薄、多琐碎呀！）挖到自己内心，对她来说，所谓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哎，想起来真怪。就好比某人在南肯辛顿，某人在倍士沃特，另一个人在梅弗尔；她每时每刻感到他们各自孤独地生活，不由得怜悯他们，觉得这是无谓地消磨生命，因此心里想，要是能把他们聚拢来，那多好呵！她便这样做了。所以，设宴是一种奉献：联合，创造嘛。然而，奉献给谁呢？
或许是为了奉献而奉献吧。不管怎样，这是她的天赋。此外，她没有一丁点儿才能，不会思考，不会写作，甚至弹钢琴也不行。她分不清亚美尼亚人与土耳其人，却好大喜功，贪图安逸，一心讨人喜欢，胡言乱语一大通；至今都不知道赤道是什么东西，倘若有人问她，那可僵啦。
无论如何，必须一天又一天地过下去：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周末；总得在早晨醒来；眺望天空，在公园里漫步；同休·惠特布雷德相遇，尔后理查德忽然回家来，捧着那些玫瑰花；这就够了。之后呢，死亡，多么不可思议呵！——一切都会了结，而世界上没有人会懂得，她多爱这一切呀，每时每刻，多么……
门打开了。伊丽莎白悄悄地踅进来，她知道母亲在憩息。这姑娘静静地伫立着。她母亲在寻思：也许一百年前，有个蒙古人翻了船，漂流到诺福克海岸上（有如希尔伯里太太所说的），后来跟达洛卫家的几位女士交配了吧？因为一般说来，达洛卫家的人大都是蓝眼睛、浅色头发；伊丽莎白却相反，头发乌黑，苍白的脸上一双中国式的眼睛；东方人神秘的风韵；温柔、体贴、娴静。她小时候嬉笑谑浪，现在十七岁了，却变得异常庄重；克拉丽莎简直弄不懂怎么会变的；宛如绿叶遮蔽的一棵风信子，只生出淡淡的萌芽，阳光照不到嘛。
姑娘兀自不动地站着，瞅着母亲。门虚掩着，外面是基尔曼小姐；克拉丽莎知道她在那里，穿着雨衣，窃听母女俩谈些什么。
可不是，此刻基尔曼小姐立在楼梯平台上，穿着雨衣，她穿这个是有道理的。首先是便宜，其次，她四十出头了，穿什么，戴什么，毕竟不是为了讨人喜欢。况且，她穷，穷得不像样。要不然，她才不会替达洛卫这号人当差哩，他们是富人，喜欢做出好心的样子。不过，说句公道话，达洛卫先生是真正的好心。达洛卫太太却不，她仅仅恩赐而已。她属于最不值钱的阶级——富人，只有一点儿肤浅的文化。他们家堆满了奢华的东西：图画喽，地毯喽，而且奴仆成群。基尔曼小姐认为，无论达洛卫家给了她什么好处，她都是当之无愧的。
她被欺骗了，这样说毫不夸张，因为一个姑娘肯定有权利享受某种幸福吧？她却从未享过福，因为那么穷、那么笨拙。况且，恰恰她在多尔比小姐的学校里可能得到幸福时，大战爆发了，而她从来不肯对德国人的看法言不由衷。多尔比小姐对她的想法不以为然，认为同那些跟自己对德国佬的意见一样的人相处，要愉快些。结果基尔曼非退学不可。诚然，她家是有德国血统的，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她家的姓氏是基艾尔曼；不过，在大战期间，她的兄弟照样被德国人打死了。校方开除她，是由于她不愿违心地说德国人全是坏蛋——当时她还有德国朋友嘛，并且她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是在德国度过的！以后，她不得不随遇而安。她毕竟念过些历史。当她为友谊会工作的时候，遇见了达洛卫先生。他让她给自己的女儿教历史（他真是好心肠）。此外，她在夜校之类的学校里兼些课，等等。尔后，上帝给她启示了（对于天主，她总是稽首的）。她是在两年零三个月之前蒙受圣恩的。从此，她再也不妒忌克拉丽莎·达洛卫之流的女人了，现在她只觉得她们可怜呢。
她从心坎里怜悯而又鄙视那种女人，当下她正站在柔软的地毯上，瞧着一幅版画，上面是一个小女孩，还戴着皮手筒哩。到处是这类奢侈的东西，怎能指望世道好起来呢？！克拉丽莎不该躺在沙发上（她女儿说：“妈妈在休息；”）——她应当在工厂里干活，或者站柜台；达洛卫太太和所有其他的贵妇人，都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