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圣彼得堡、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基辅、敖德萨等地参加比赛。这时出现了一个叫瓦伦提诺夫的人，既当教练，又当经纪人。老卢仁戴了个黑臂章——悼念他的妻子——对当地记者说，要是没有一个天才的儿子，他绝不能把自己的祖国如此全面地游览一遍。
在这些比赛中，卢仁杀遍了俄国最优秀的棋手。他经常同时应对二十位业余棋手。有时候他还下蒙目棋。多年后老卢仁计划写一部中篇小说，就写这样一个下象棋的小男孩，由他父亲领着（在小说中是养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参加比赛。想当年他并无此打算，那时他投给流亡者报纸的每一篇稿件在他看来似乎都是绝笔之作——天知道他投了多少充满抒情情调和打字错误的绝笔之作。一九二八年他开始动笔写这部小说——是在出席了流亡作家协会的一次会议回家之后，其实出席那次会议的就他一个人。写这部小说的想法来得很突然，也很清晰，当时他正坐在柏林一家咖啡馆的会议室里等开会。他像平常一样来得很早，见咖啡桌没有摆在一起准备开会，觉得奇怪，就叫服务生赶快摆好桌子，要了茶水和一小杯白兰地。房间里很干净，灯光明亮。墙上挂着一幅静物写生画，画的是一个切掉一小块的西瓜，四周围着几只饱满的桃子。一块干净的台布轻轻地抖起，稳稳地盖在摆在一起的桌子上。他往茶里放了一块方糖，看着气泡冒起来，把他那双没有血色的、总是冰凉的手放在玻璃杯上暖和。附近的酒吧里，小提琴和钢琴正在演奏歌剧《茶花女》的选段。美妙的音乐、白兰地、雪白洁净的桌布，这一切惹得老卢仁好不伤心。如此伤心却又很惬意，致使他不想动。于是他就这么坐着，一只胳膊肘支在桌上，一根手指压在鬓角上——一个面容憔悴、眼睛通红的老头，穿着一件针织背心，外罩一件棕色的夹克衫。音乐在演奏，空房间灯光四射，西瓜的切面上红光闪闪——看来没有人前来开会了。他看了好几次表，但后来茶和音乐令他陶醉，便忘了时间。他静静地坐着，想这想那——想他买的一台二手打字机，想马林斯基剧院，想很少来柏林的儿子。后来他猛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在那儿坐了一个钟头了，桌布仍然雪白，上面空无一物……灯光这么亮，人却只他一个，他觉得怪诡异的。桌子摆好了要开会，会却没有开成，他独坐在这样的桌子旁，很快断定那久违了的文学灵感已经重新造访他了。
到该总结总结的时候了，他边想边环视这个空房间——桌布、蓝色的墙纸、静物写生画——那样子就像是在看一个大人物出生的房间。老卢仁心里暗暗邀请了未来给他写传的人（此人在时间概念上离他越来越近，但奇怪的是，这个人越来越虚，离他越来越远），来仔细看看这间令人意想不到的屋子，中篇小说《弈子开局》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完成构思的。他一口喝光了杯中剩下的茶，穿上外套，戴上帽子，从服务生那里得知原来今天是星期二而不是星期三。他微微一笑，觉得自己如此走神并非是坏事一桩。一回到家里，他立即移开了打字机上黑色的金属盖子。
呈现在他眼前最清晰的景象是这样一些回忆（由作家的想象作了少许润色）：明亮的大厅，两排桌子，桌子上放着棋盘，每张桌子旁都坐着一个人，每个坐着的人身后都站着一群伸长脖子观战的人。这时桌子之间的通道上匆匆走来一个小男孩，眼睛不看任何人——穿着一件优雅的白色水手服，像个皇子一般。他依次在每张桌子前停一下，迅速走出一步棋，要么垂下长着栗色头发的脑袋略加思考。旁观者要是不懂这就是一人同时多盘对弈的话，会对眼前的情景大惑不解。只见那些年长一些的人身着黑衣，脸色阴郁地坐在棋盘后面，棋盘上密密麻麻布满奇形怪状的木刻小矮人，对面则是一个衣着整齐的机敏少年，也不知是何方神圣，迈着轻盈的步子挨桌走过去。大厅里静得出奇，气氛紧张，所有的人都一动不动，只有这个少年独行在他们中间……
作家卢仁自己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回忆实质上是程式化了。他也没有意识到，他赋予儿子的特征更像音乐天才，不太像象棋天才。结果就变成既病态又可爱的模样——眼睛奇特，朦朦胧胧，头发拳曲，脸色白得透亮。不过现在他面临一些困难：儿子的这个形象，所有的不良因素都去掉了，温顺已经到了极限，但他必须有一些常人的习性。有一点他能肯定——他不想让这个孩子长大成人，不想把他转化成如今这个沉默寡言的人。这个人偶尔到柏林来看看他，问什么都只答个只言片语，双目半闭地坐一阵，然后就走，在窗台上留下一个装着钱的信封。
“他会早死的，”老卢仁大声说，边说边在屋里焦躁不安地转悠，然后又绕着移开盖子的打字机转，字盘上的输入键都瞪着反光的大眼睛盯着他看。“对，他会早死的，死得必然，死得感人。他将躺在床上下着最后一盘棋死去。”他对这个想法很迷恋，恨不能此书开篇伊始就从结局写起。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就不能从结局写起呢？可以试一试嘛……他开始引导着自己的思路从后往前走——从主人公感人的、不同寻常的死倒叙到他尚未明确的身世。但过了一阵儿后，他改变了念头，在桌旁坐下来重新构思。
儿子的天赋是在战后才得以充分发展的，也就是战后神童变成了大师。一九一四年大战一触即发时，他已经带着儿子又一次出国了，这一回瓦伦提诺夫也去了。那场战争老是干扰他的回忆，害得他理不顺故事情节。小卢仁应邀赴维也纳、布达佩斯、罗马等地参加比赛。因为那些棋谱上留下大名的高手中有一两位已经败在他的手下。这个俄国小男孩的名望上升得很快，以至他父亲本来一般的文名也偶尔在国外报上被提及。奥地利大公被杀时他们三个都在瑞士。出于一些相当随机的想法（如有人认为山区空气对他儿子有益……瓦伦提诺夫说俄国现在不是下棋的时候，而他儿子只有靠下棋才能维持生计……也考虑到战争不会旷日持久），他一个人返回了圣彼得堡。过了一两个月，他忍受不住，便写信叫儿子回来。瓦伦提诺夫写来一封回信，告知他说他儿子不想回来。这封信写得很怪，夸夸其谈，和它辗转各地、迂回送来的经历倒也相配。老卢仁又写了一封信，回信还是那样古怪，不是从塔拉斯普来的，而是从那不勒斯来的。他开始讨厌瓦伦提诺夫。有些日子他痛苦万分。说来可笑，现在通过账户转钱也很麻烦。不过瓦伦提诺夫在他后来的来信中有一封提出孩子的一切费用由他承担——以后他二人再结算。时间过去了。他意外地做了一回战时通讯员，去了一趟高加索。痛苦再加痛恨瓦伦提诺夫（此人来信倒也勤快）的日子总算过去了，接着便是心平气静的日子。因为他觉得国外的生活对他儿子有利——比在俄国好（这一点已从瓦伦提诺夫那里准确地得到了证实）。
如今十五年过去了，战时的岁月变成了回忆往昔时的烦人障碍。战争年代好像侵犯着创作自由，凡是描写某个人成长过程的书都免不了要提到那场战争。即使是主人公年纪轻轻就死，也无法摆脱这样的困境。围绕着他儿子的形象有不少人物和情景。说来不幸，这些人物和情景只有放在那场战争的背景下才真实可信，没有战争背景的话，这些人物和情景也就不可能存在。至于那场革命，就更烦人了。一般认为，那场革命影响了每一个俄国人的人生轨迹。作家不可能让笔下的人物不饱受煎熬安然无恙地经历革命，躲是躲不开的。这才真正是对作家自由意志的践踏。据实而论，那场革命怎么会影响他儿子呢？在一九一七年秋天期盼已久的一天，瓦伦提诺夫出现了，和从前一样又说又笑，穿戴阔气。他后面跟着一个矮胖的年轻人，留着刚蓄不久的小胡子。刹那间他感到伤心、尴尬、大失所望。儿子很少说话，老是斜眼看窗子（“他是害怕有流弹打进来，”瓦伦提诺夫低声解释）。这一切起初像是一场噩梦——不过任何事情时间一久就适应了。瓦伦提诺夫口口声声说欠他的账以后肯定会在“朋友圈子里”结清的，后来发现他在做什么重要的秘密生意，欧洲盟国的所有银行里都藏有他的存款。小卢仁开始常去一家非常僻静的象棋俱乐部，这家俱乐部是在国内动乱闹得正凶的时候兴旺起来的，值得信赖。春季里他和瓦伦提诺夫一起消失了，又去了国外。在此之后是一些不期而至的回忆，纯属个人性质，他写书用不着——挨饿、被捕等等，突然又是合法流亡、惨遭驱逐、干净的黄色甲板、波罗的海的微风、和瓦西连科教授讨论灵魂不死问题。
所有这些油然而生的凌乱思绪从他记忆的各个角落跌跌撞撞地涌出来，粘在他的笔头，损害着他对往事的每一段回忆，挡住了自由思想的去路。他躲避不开，不得不仔细地、一点一点地进行梳理，好让全书有个整体感。经过梳理后，他理出了关键人物——瓦伦提诺夫。这是一个绝对有才的人，连那些往后要说他坏话的人也如此认为。一个怪人，什么行当都能干的万金油，组织业余演出少不了这样的人。他还是个工程师，一流的数学家，象棋迷和跳棋迷，自命为“最风趣的绅士”。他有一双迷人的褐色眼睛和极具魅力的笑声。食指上戴着一枚骷髅形戒指，让人明白他一生中有过多次决斗。曾有一段时间他在小卢仁的学校里教健美操，有一件事不论学生老师都印象深刻：一位神秘女郎经常乘坐豪华轿车前来找他。他工作之余发明了一种神奇的金属铺路材料，曾在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上离喀山大教堂不远处试用。他曾编排过三四种高明的象棋棋局，是所谓的“俄式棋局”的开山鼻祖。宣战那一年他二十八岁，没有任何病痛。毫无活力的词语“逃亡者”有点不适合这位乐天、健壮、机敏的人，然而也找不出别的适合他的词。战争期间他在国外做了些什么，至今无人知晓。
于是作家卢仁决定充分利用此人。只要他一出现，任何故事都会生动起来，带上点历险意味。但故事最重要的部分尚未落实。迄今为止，他拥有的各种素材都是天然色彩——生动活泼，这没有疑问，但相当凌乱，他还得找出一个确定的方案，一条清晰的主线。这是作家卢仁第一次不知不觉地以色彩开篇。
这些素材在他头脑里越是鲜活，他越是不敢坐到打字机旁开写。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夏天开始了，他仍然把他看不见的主题包在最欢快的色彩中。有时候他觉得这本书已经写出来了，排版他都看得一清二楚。校样都看过了，书页边上打着红色的校对符号。接着样书来了，摸上去崭新清爽。再往远处看，便是一团神奇的雾。尽管有失败，尽管名声沉浮不定，但终成正果，令人欣喜。他拜访了众多故友，絮絮叨叨地、津津有味地给他们讲自己即将问世的这本书。一家流亡者报纸登了一条消息，大意是他沉寂文坛很久之后目前正在创作一个新故事。这条消息是他自己写的，自己送去的，登出来后他激动地念了三遍，还把它从报上剪下来，放在自己的钱包里。他开始更为频繁地出现在文学界的晚会上，认为人人见了他肯定都怀着好奇与尊敬。一次，在一个变化莫测的夏日，他去郊外树林里找牛肝菌。菌没找着，突遇大雨，浑身淋透，第二天便卧床不起。他孤苦伶仃地病了没多久，就很不平静地走了。流亡作家联盟理事会为他默哀一分钟，以示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