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父生前的书房，即使在一年中最热的日子里，也是他们那座乡下房子中最潮湿的一间。不论他们开窗多勤，还是那么潮湿。原来窗户外面正好是一片昏暗阴沉的枞树林，枝叶繁茂浓密，相互交织，以至不可能分辨一棵树哪里到头，下一棵树从哪里开始。这是一间不住人的屋子，书桌上什么也没有，只立着一个拉小提琴男孩的铜像。屋里有一个没有上锁的书橱，里面放着厚厚几摞杂志，全是同一种带插图的杂志，现在已经停刊了。卢仁经常飞快地翻动书页，翻到印有象棋棋盘的那一页。棋盘的一边是一首科林弗斯基的诗，配有一幅竖琴形状的小插图，另一边是一个杂学知识栏，内容有不稳定的沼泽地、美国怪人以及人的肠子有多长等等。卢仁的手一页一页地翻了好多卷，没有一张图画能吸引他停住——不论是有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还是饥饿的印度儿童（骷髅一般瘦小，鼓着个大肚子），或是谋杀西班牙国王未遂事件。世上的生活随着一阵哗哗的翻书声匆匆过去，然后忽然停了下来——停在那张珍贵的棋盘图上，那是布局、开局，一盘完整的对局。
暑假刚开始，他已经十分想念他的姨妈和那位捧着一束鲜花的老绅士——尤其想念老绅士满身的香气，有时是紫罗兰香，有时是铃兰香，这要看他给卢仁的姨妈带来的是哪一种花。他通常来得恰是时候——正好是卢仁的姨妈看看表离开屋子之后一两分钟。“没关系，让我们等一会，”老人总这么说，边说边取下包花的湿纸。卢仁总会给他搬来一把扶手椅，放在已摆好棋子的桌子旁。这位送花老先生的出现使卢仁有了办法摆脱本来已颇为尴尬的局面。三四次逃学之后，他已经看得出姨妈实在没有下棋的天资。战局一开，她的棋子总是拥堵不畅，乱得毫无章法，那只王在没有掩护接应的情况下会突然冲将出来。但这位老先生棋艺出神入化。第一次是他姨妈戴上手套匆匆说道：“很不巧，我得出去一下，不过你别走，和我的外甥下棋。感谢你送我这么漂亮的铃兰。”老先生第一次坐下来，叹口气说：“我已经很久没摸棋子了……好吧，年轻人——你要左边还是右边？”——正是在这第一次，几步棋之后，卢仁的耳朵开始发烫，他全盘被动，无着可进。在卢仁看来，老先生仿佛在下另一种棋，和姨妈教他的棋全然不同。棋盘沐浴着花香。老先生把军官模样的棋子称做象，把城堡模样的棋子称做车。每当走出一步会置对手于死地的棋时，他总会马上退回去，好像把一个昂贵的器械拆开，展示其构造原理，以此让对手明白应该怎么出招才能转危为安。他不费吹灰之力赢了最初的十五盘棋，走子如飞，毫不思索。但到第十六盘时，他突然开始思考，赢得困难一些。在最后那一天，他送来整整一车紫丁香花，多得无处可放。孩子的姨妈在卧室里踮着脚尖乱窜，后来可能是从后门出去了。就在这最后一天，一场惊心动魄的持久厮杀后，老先生泄露了从鼻子里出粗气的习惯。卢仁有所感悟，好像内心有个结突然除去，天地豁然开朗，一直遮住他识局慧眼让他痛苦的智力障碍消失了。“好，好，和了吧。”老先生说道。他把他的后来回走动几次，就像摆弄一架破机器的杠杆一般，又说了一遍：“和了吧。长将为和。”卢仁也试了试那杠杆，看是否管用。他搬搬它，再搬搬，然后端坐不动，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棋盘。“你前途无量，”老先生说，“只要照现在这样发展下去，定会前途无量。你进步神速！如此神速前所未见。……对，你大有前途，大有前途啊……”
正是这位老先生给卢仁讲解了简单的象棋记谱法，卢仁把登在杂志上的棋局逐一重走了一遍，很快发现自己身上有一种从前他羡慕的才能。这才能是他外公特有的，他父亲常在餐桌上给客人讲述，说他本人实在难以理解，他岳父能一连好几个钟头读乐谱，目光掠过音符的同时，头脑中就能听到各种各样的音乐演奏声，时而微笑，时而蹙眉，有时还会返回去重读，像读小说的人一样回到前面核实某个细节，如人名、故事发生的时间等。他父亲说过：“能欣赏音乐的自然状态肯定其乐无比。”现在卢仁能顺畅地浏览代表不同棋步的字母和数字，他开始体验到的快乐正是类似他外公读乐谱的快乐。起初他学着重走那些从前大赛中留下的著名棋局——迅速瞥一眼着法记录，然后默默地在棋盘上走子。时不时棋谱中有这一步或那一步带着感叹号或问号（感叹号表示妙着，问号表示劣着），这样的一步后面往往用括号标出好几种后续着法。那一步妙着就像一条渠一样分出众多支渠，人们必须将每一条支渠追溯到底，然后再回到主渠那里去。这些可能的后续着法说明了原来的那一步失误之举或先见之明的根本所在。渐渐地卢仁不再从棋盘上一步一步地复演这些后续着法，而是在头脑中将那些符号和标志进行排列，感受由它们组成的美妙音乐。与此相似的是，他能够不使用棋盘“读”出曾经见过的一局棋。这更令他高兴，因为他不必一面摆弄棋子一面注意听门口的动静，老担心有人进来。门其实是锁上的，但来人把铜把手拧了好几次后，他就会不情愿地过去打开门——来的是老卢仁，要看看他儿子在这间无人居住的潮湿房间里做些什么。他会发现儿子两耳通红，烦躁愠怒，书桌上摆着装订起来的大摞杂志，这时老卢仁会心生疑惑，儿子会不会是在杂志里寻找女人的裸体画片。“你为什么把自己锁起来？”他总是这么问（小卢仁总是缩起头来，心里又怕又清楚，父亲只要往沙发底下一看，就会发现那副象棋）。“这儿的气息果真冰凉冰凉的。这些旧杂志有多大意思呢？我们走吧，看看枞树下有没有红蘑菇。”
是啊，果然有蘑菇，可以食用的红色牛肝菌蘑菇。蘑菇帽呈淡淡的砖红色，绿色的针叶扎在上面，有时一片草叶会在其中一个蘑菇帽上面划下一道长长的细痕。蘑菇帽的暗面有许多小孔，偶尔会有一条黄色的鼻涕虫坐在孔里。老卢仁每采下一朵蘑菇，都要用他的折叠小刀从长着厚厚灰斑的蘑菇根部刮净苔藓和泥土，然后放进篮子里。他儿子在后面拉开几步跟着他，像个小老头那样背着手。他不仅不找蘑菇，甚至拒不欣赏他父亲带着欢声笑语挖出来的蘑菇。有时候臃肿肥胖、面色苍白的卢仁太太会穿着并不适合她的一身单调白衣出现在林荫道的尽头，接着朝他们匆匆走来，一会儿走在阳光中，一会儿走在阴影里，北方树林中一年四季从不消失的枯叶在她白色高跟拖鞋有点歪斜的鞋跟下沙沙作响。七月的一天，她在阳台台阶上滑了一跤，扭伤了脚，之后卧床许久。这期间她不论在她遮得很暗的卧室里，还是在阳台上，都穿一件粉红色的长睡衣，脸上厚厚地涂了脂粉，身边的一张小桌上总是放着一只小银碗，里面放着一些boulesdegomme。脚很快就好了，但她仍然躺着，好像认定这就是她的命，她一辈子准准就是这个命。这年夏天不同寻常地热，蚊子不让人安宁，一整天都会听到在河里洗澡的农家姑娘的尖叫声。在这样一个既压抑又充满情欲的一天，一大早牛虻还没有开始折磨那匹受到刺鼻药膏保护的黑马，老卢仁就登上折篷轻便马车去了火车站，要在城里度过这一天。“你起码要讲点道理，我必须去见见希尔威斯特洛夫，”他前一天晚上对妻子说，穿着老鼠一般颜色的晨衣在卧室里大步转悠，“真是的，你太怪了。你就不明白去一下很重要吗？我自己也不想去。”可是她躺着不动，脸埋在枕头里哭，哭得肥胖的后背止不住地颤动。不管怎样，天一亮他还是走了。他儿子站在花园里，看见马车夫的上半截身子和父亲的帽子沿着那排小枞树闪了过去。那排树长得高低不齐，作用是把花园和道路隔开。
这一天小卢仁情绪低落。旧杂志中的所有棋局都研究过了，所有的难题都解决了。无奈他只好跟自己对弈，但这样对弈的结果不可避免地是双方子力交换殆尽，成为毫无意思的和棋。天气热得难以忍受。阳台在明亮的沙地上投下一个三角形的阴影。林荫道上满是太阳投下的斑驳亮点，如果你眯起眼睛细看，就会看到一副规则分布的明暗方块图。一条花园长凳下平平躺着一片格子一般整整齐齐的密实阴影。花坛四角的石头基座上都立着水罐，沿对角线相互威胁着。燕子飞向天空，像是剪刀飞快地剪出一个图案来。小卢仁不知道该做什么，便沿着河边的人行小道走去。河对岸传来发狂的尖笑声，还有裸体闪动。卢仁悄悄躲到一棵树后面，偷偷看那些闪动的裸体，心怦怦乱跳。一只鸟在枝头扑扑乱动，他一惊之下匆匆离开河边回去了。他一个人和管家一起吃午餐。管家是一个寡言少语的黄脸老太太，身上总有股淡淡的咖啡味。饭后他懒洋洋地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打着瞌睡听各种各样的细微声音。一只黄鹂在花园里鸣叫，一只大黄蜂飞进了窗户，嗡嗡乱叫，从母亲的卧室里端出来的碟子在托盘上碰得叮当响。这些清晰的声音在他的沉思中奇怪地变了形，变成了昏暗背景下一些鲜艳精致的图案形状。他想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想着想着睡着了。他母亲打发女仆来叫他，脚步声将他惊醒……卧室里昏暗沉闷，他母亲把他往身边拉，但他死命顶住，拒不过去，她只好放开他。“过来，跟我说会儿话，”她柔声说道。他耸耸肩，一根手指轻轻敲击膝盖。“你难道不想告诉我点什么吗？”她问得更加柔和。他看看床边的桌子，把一枚糖球放进嘴里，吮吸起来。然后又放进了第二枚、第三枚，一枚接一枚，直到嘴里塞满了翻来滚去的糖球。“再吃点，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她喃喃说道，一只手从被子底下伸出来想摸摸他，爱抚他。停了一会儿后她说：“今年你一点没晒黑。不过也许晒黑了，只是我看不出来罢了。这儿光线太暗，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发青。请把那威尼斯百叶窗拉起来。算了，别过去，等会儿再拉。”他把一嘴的糖球吃光了，便问可不可以走了。她问他现在想做什么，想不想去车站接坐七点的火车回来的父亲。“让我走吧，”他说，“这里有股药味。”
他想顺着楼梯滑下去，就像学生们在学校里下楼那样——他在学校里倒是从未那样下过楼。可是这里的楼梯太高了。楼梯底部有一个壁橱，他一直没有仔细检查过，于是在里面找起杂志来。他翻出来一本，发现有跳棋专栏，例图是棋盘上点着笨拙的圆点，但没有象棋专栏。他继续翻找，老是碰到一个讨厌的植物标本簿，里面夹着干枯了的高山火绒草和紫红色的叶子。说明用淡紫色墨水写成，稚嫩的书法，笔画很细，同他母亲现在的笔迹截然不同。写的是：一八八五年于达沃斯；一八八六年于加特契纳。他来了气，一屁股坐在扔了一地的书本丛里，把干枯的叶和花扯了下来，细尘呛得他直打喷嚏。这时楼梯下面已经很暗了，他又翻起那本杂志来，书页开始变得朦胧不清。有时候一幅小图片会忽悠他一下，因为天色越来越暗，图片看上去就像一盘象棋棋局。他把书本胡乱塞回抽屉，漫步进了客厅，无精打采地想这会儿肯定早过七点了，因为伙食管家正在点煤油灯。他母亲穿着一件淡紫色的睡袍步履沉重地走下楼来，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扶着栏杆，一脸的恐惧神色。“我不懂你父亲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她边说边艰难地走出客厅，走到阳台上，开始朝下面两排枞树之间的路上张望，夕阳给枞树干箍上了鲜艳的红铜色。
他十点钟左右才回来，说误了火车，一直忙得不可开交，还和他的出版商一起吃了饭——不，不要汤，谢谢。他又说又笑，声音很大，吃饭的声音也很响。卢仁觉得很奇怪，因为感觉到他父亲一直在看他，好像见他在这里颇为惊讶似的。饭吃完后又接着喝晚茶。母亲胳膊肘支在桌子上，默默地眯起双眼看着她那盘树莓，丈夫的故事越讲得眉飞色舞，她两眼眯得越细。后来她站起身，平静地走了，卢仁觉得所有这一切似曾发生过。他一个人留在阳台上和他父亲在一起，不敢抬头，老觉得那种搜寻的目光一直盯在他身上。
“你怎么打发时间的？”他父亲突然问，“都在做什么？”
“没做什么，”卢仁答道。“那您现在打算做什么？”老卢仁依然用强装欢快的语调说，学着儿子口气，改用了正式尊称“您”，“想去睡觉，还是想陪我在这儿坐坐？”卢仁拍死一只蚊子，非常小心地抬头仰望，然后侧目溜了他父亲一眼。他父亲的胡子上粘了一点面包屑，眼睛里闪着令人不快的嘲弄神情。“你会什么？”他父亲说，胡子上的面包屑掉了下来。“你会什么？让我们玩个游戏。比方说，我来教你下棋如何？”
他看儿子的脸慢慢变红了，心生怜悯，立即补了一句：“要不玩魔术——那边桌子的抽屉里有一副纸牌。”
“可是没有象棋，我们家没有象棋，”卢仁哑声哑气地说，又小心地溜了父亲一眼。“那副精致的象棋还在城里，”父亲平静地说，“不过我想阁楼上会有旧的。我们去看看。”
父亲高高举着灯，灯光照耀之下，在一个装各种杂物的箱子里，卢仁果然找到了一个棋盘。这时他又一次觉得这一切好像从前发生过——箱子是打开着的，一枚钉子从侧面钉了出来。那些书落满灰尘，那个木头棋盘正中间裂了道缝。一个滑盖小盒映在灯光里，盒子里装有小型的棋子。就在他找象棋以及找到后拿着它下楼回到阳台这整个一段时间里，卢仁都在猜度，他父亲是偶然提起象棋呢，还是注意到了什么情况——最明白的解释他想不出来，正如破解象棋难题，有时候破解的关键其实是看似不可能的意外一步。正因为这一步看似不可能，就自然而然地被排除在众多的可能着法之外。
这时棋盘已放在了灯光照亮的桌面上，就放在灯和树莓之间，棋盘上的灰尘用一张报纸擦掉了。他父亲的脸上不再露着嘲笑，卢仁也忘掉了自己的担心，忘掉了自己的秘密，一想到现在只要他愿意，就能展示他的棋艺了，心里顿时充满了又自豪又兴奋的快感。他父亲开始摆棋子。少了一个兵，便用一个可笑的小瓶形状的紫色东西代替。还少一个车，便用一枚跳棋棋子代替。马都没有了头，盒子倒空后（留下了一个小骰子和一枚红色的筹码），找到一个马头，却和哪一匹马都不配。一切就绪后，卢仁突然下了决心，喃喃说道：“我已经会下一点了。”
“谁教你的？”他父亲问道，并没有抬头。“我在学校里学的，”卢仁答道，“有几个男生会下。”
“噢！很好，”他父亲说，接着（引用普希金笔下难逃厄运的决斗者的话）又说道：“如果你愿意，让我们开始吧。”
老卢仁从年轻时起就下棋，不过下得不勤，棋艺也不精，碰上谁就和谁下。在宁静的夜晚，在伏尔加河上的汽船甲板上下过，在他哥哥多年前去世的国外疗养院里也下过。在这一带的乡下，就和那位乡村医生下。医生不善交际，每隔一段时间就不来他家了。所有的棋都是随便下下，因而错漏百出，没什么奇思妙想。对他来说，下棋无异于一种放松运动，或只是陪人说话越说越少时体面地保持沉默的一种办法。一种不复杂的简便游戏，既不显示雄心壮志，也不表现灵感，所以他开局总是同样的套路，不管对手的招法。尽管他对输赢看得很淡，但他私下里自认为绝非低劣棋手。如果输了棋，他会认为那是因为他心不在焉，好心让招，或是为了活跃盘上气氛涉险冒进。他认为，只要勤奋努力，就可以不凭理论知识破解棋谱上的任何弃子开局法。他儿子对象棋的爱好令他如此惊奇，似乎太出乎意料——同时也是如此不可避免和命中注定的。现在坐在灯光明亮的阳台上，周围是漆黑的夏夜，他儿子坐在对面，一低头看棋，他那绷紧的前额似乎就变宽变大。这一切太奇怪了，太可怕了，以致老卢仁无法想棋。他假装集中精神思考，心思却拐向了别处。先是模模糊糊地想起在圣彼得堡鬼混的这一天，留下的羞愧至今挥之不去，最好再不深究，然后又回到眼前儿子走这个子或那个子时悠然自得的手势。才下了几分钟时间，他儿子就说：“你要是这么走，王就会被将死。要是那么走，你就会丢后。”他迷惑不解，悔了这一步，重想妥当之着，头先向左歪了歪，又向右歪了歪，缓缓地向后伸出手指，又迅速缩了回来，好像烫了一下似的。这时他儿子平静地把已经吃掉的棋子整整齐齐地摆进盒子里，纹丝不乱。终于老卢仁走出了导致自己局面被毁的一步，便干笑几声，把王碰倒，以示认负。就这样他连负三局，并且意识到再弈十局，结果都会一样，但他欲罢不能。第四局刚一开始，卢仁把父亲刚刚走过的棋子挪了回去，摇摇头，用不像孩子的自信口气说：“败着，齐戈林建议改走吃兵。”这一局他又输了，失败速度快得不可思议，毫无办法。他又笑笑，伸出一只颤抖的手往一只平底雕花玻璃杯中倒牛奶。杯底里有一个树莓核，牛奶倒进去它就浮了上来，绕着杯口打转儿，不愿意被拣出去。他儿子收起棋盘和棋盒，放在屋角里的一张柳条桌上，冷冷地随口道声晚安，轻轻带上门走了。
“好啊，原来如此，我早该想到这一层，”老卢仁边说边用手帕擦指尖，“他下棋不是图好玩，是在搞一种神圣的仪式。”
一只毛茸茸的胖飞蛾两眼闪闪发光，撞上油灯后落在桌上。一阵微风轻轻吹过花园，客厅里的挂钟发出悦耳的打点声，响了十二下。
“不对，”他说道，“愚蠢的胡思乱想。年轻人中优秀棋手多了，这有什么奇怪的。这事从头至尾是我多虑了，仅此而已。都怪她——不应该鼓励他。算了，无论如何……”
他沮丧地想到马上他还要去编谎话，去抗议，去安慰她，而现在已经是半夜时分了……
“我要睡去了，”他说道，身子却坐在椅子上没有动。
第二天一大早，在花园后面浓密的灌木林里光线最暗、苔藓最多的一角，小卢仁埋下了他父亲那盒珍贵的象棋，认为这是避免麻烦的最简单的办法。因为家里还有另外的象棋，他可以光明正大地使用它。他父亲按捺不住对儿子下棋的关心，便去见了那位阴郁的乡村医生，此人棋艺比他高得多。晚饭后，他把儿子和医生拉到阳台上，安排在柳条桌旁坐下，自己又是搓手又是笑，竭力不去想这样的安排有失妥当——但其中原委他不能讲——他自己摆好棋子（为那枚紫色的代替棋子表示了歉意），坐在两位棋手之间，热切地观起棋来。医生拧起两道浓眉，用长着毛的大拳头揉搓肥大的鼻子，每走一步都要思考许久，还时不时向后靠到椅背上，好像离棋盘远点能看得更清楚。他时而睁大眼睛，时而上身沉重地往前倾，双手支在膝盖上。他输了——气得直哼哼，动静太大，连柳条扶手椅都有了反应，吱吱作响。“你看看，你看看！”老卢仁叫道，“你该这么走，就全有救了——甚至会反占优势。”医生压低嗓音吼道：“你没看见他正在将我的军吗？”然后开始重新摆子。老卢仁陪着医生出来走进黑暗的花园，一直把他送到路上。路往下通到桥边，两边飞着萤火虫。一路上他听到了他一度特别渴望听到的话，然而现在这些话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倒不如干脆没听到。
医生开始每天晚上都来。正因为他是一个一流棋手，所以屡战屡败反而其乐无比。他送给小卢仁一本象棋手册，但是建议他不要过度沉湎其中，不要累坏了身体，要在户外阅读。他说起他曾经偶然见过的几位象棋大师，说起最近一次的锦标赛，也说起象棋的历史，还说起一位来历不明的印度王公，以及了不起的菲利多尔，此人同时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音乐家。有好几次，他面带阴沉的微笑交给小卢仁一样他称为“小糖果”的东西——原来是从期刊上剪下来的一盘巧妙棋局。卢仁凝视片刻，总会找出拆解之法。这时他脸上会露出异常神情，眼里放射出喜悦，颤声感叹：“太精彩了，太精彩了！”不过他没有产生过自己设计棋局的念头。每当医生长毛的手抽搐着把他的王越撤越远，最后点点头，盯着棋盘端坐不动时，卢仁就隐约觉得，设计疑难棋局对于他感受到的内心的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的力量是种毫无意义的浪费。每次对弈，老卢仁必定观战，总是盼着出现奇迹——他儿子输一盘，可他儿子就是不败。每次他儿子获胜，他又害怕又高兴（这种复杂的心情令他痛苦）。他往往握着一个马或一个车，大喊尚未全盘皆输，有时候甚至亲自上阵，把医生已经回天无力而投子认负了的棋坚持下到底。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从阳台上一个个对弈的傍晚到圣彼得堡一家杂志上登出卢仁照片的那一天，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般。既没见有乡村蒙蒙秋雨落在紫菀花上的事，也没有返回城里重新上学的事。那张照片出现在十月的一天，是他在一家象棋俱乐部参加了难忘的第一次比赛之后不久。发生在返回城里和登出照片之间的所有事情——毕竟有两个月之久——变得模模糊糊，混杂不清，以至于后来回想这一段时，卢仁无法准确地说出一些事情发生的时间。比如那次学校的联谊晚会是什么时候的事——就在那次晚会上，在一个同学几乎都没注意到的角落里，他平静地赢了学校的地理老师，此人是有名的业余高手。再比如有位头发花白的犹太人是哪一天应他父亲之邀来家里吃饭的。那是个上了年纪的象棋天才，曾在世界各大城市战无不胜，如今无所事事，眼快瞎了，心脏也有病，贫困潦倒，当年的热情、果敢和好运永远消失了……不过有一件事情卢仁记得相当清楚——那就是他在学校里经历的恐惧感，害怕大家会得知他的天赋而后嘲笑他。后来，在这点不会出错的记忆引导下，他推断就在那次联谊晚会上弈过一局后，他肯定再没有去上学。因为一想起童年时的可怕遭遇，他就不敢想象第二天早晨要走进教室，去迎接那一双双好奇的、洞悉一切的眼睛的可怕感觉。但他又记得好像是在他的照片登出后，他就拒不上学了。在他的记忆中，联谊晚会和那张照片纠缠在一起，打成了死结，说不清哪件事在先，哪件事在后。是他父亲给他拿来了那本杂志，上面登的那幅照片还是前一年在乡下照的：花园里的一棵树，他站在树旁边，一片树叶挡在前额，微微垂下的脸上露出闷闷不乐的神情，穿着一件嫌窄的白色短衬衣，平时总是不扣前襟纽扣。他父亲以为他见了照片会高兴，不料他什么话都没说——不过他的确偷着乐了：现在可以借此不再上学了。整整一个星期，全家人都求他去学校。他母亲当然还哭了。他父亲威胁说要收回他那副新象棋——特大的棋子，摩洛哥山羊皮的棋盘。突然一切自行解决了。他离家出走了——穿着秋衣，因为他的冬装在他前一次出走未遂之后被藏了起来。他不知该去哪里（天正下着冰冷刺骨的雪，雪落在屋檐上，风一刮，将积雪吹掉，接着又积，又吹掉，如此一遍遍地重复这种小小的暴风雪）。他信步游荡，最终荡到他姨妈家，春天过后一直再没见过她。她正要出去，他碰上了。她戴着一顶黑帽子，捧着一束用纸包起来的鲜花，准备去参加一个葬礼。“你的老棋友死了，”她说，“和我一起去吧。”他很生气，气没有让他进去暖暖身子，气还在纷纷扬扬下着的雪，气姨妈面纱后面闪着多情的泪花。于是他猛一转身，扬长而去。又转悠了一个钟头后，动身回家。回家的具体情形他不记得了——更为奇怪的是，过去的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还是那样发生的，他全都说不准了。也许他的记忆力后来加强了不少，原来因神经错乱而有所减弱——因为他错乱了整整一个星期，极其虚弱，容易激动，医生断言他很难康复。那不是他第一次生病，后来回想起这次生病的情形，他就不由自主地想起另外一些生病的情形。他的童年充满了生病的记忆，记忆尤为清晰的是他还很小的时候，总是独自一个人玩，把自己包在虎皮地毯里，孤苦伶仃地演国王——扮演国王是最美好的事情，因为他想象中的王袍保护他抗住了发烧时的阵阵寒冷。他们会又是摸他的头，又是量他的体温，然后要把他裹得严严实实放在床上。他则想尽可能拖延，让这个不可避免的时刻晚些到来。其实没有哪一场病能同十月里那场因下棋而起的病相比。曾经战胜过齐戈林的那个头发花白的犹太人、躺在鲜花中的那位爱慕姨妈之人的尸体、父亲拿来那本杂志时狡猾而快乐的表情、被突然将死而惊呆了的地理教师、象棋俱乐部那间充满烟草气味和烟雾的房间（在那里他被紧紧地围在一大帮大学生中间），还有那个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音乐家，出于某种原因把电话听筒像夹小提琴那样夹在脸颊和肩膀之间——这一切都出现在他错乱的神志中，像是在一张怪异的、摇晃的、不断崩裂的棋盘上下着一盘魔鬼棋局。
康复后，他长高了，比从前瘦了。父母把他送到国外。先在亚得里亚海岸，躺在花园的花坛上晒太阳，脑子里一盘盘地下棋，这样下棋是谁也禁止不了的。后来又到德国的一个疗养胜地，父亲常带着他沿着两边有山毛榉编成围篱的小路散步。十六年后故地重游时，他认出了放在花坛之间装有胡须的陶制小矮人。那家旅馆变大了，也更漂亮了，门前彩色石子铺成的花园小径他也认出来了。还认出了小山上阴暗潮湿的树林和五颜六色的油漆路标（一种颜色表示某一条道路的方向），每个交叉路口都配备了这样的标记，画在山毛榉树干上或岩石上，这样散步的人就不会迷路了。山泉附近的几家商店里在廉价出售和十六年前一样的镇纸，镇纸上印有深翠绿的风景图，配有装在凸面玻璃下的珍珠贝。在公园看台上演奏歌剧杂曲的无疑还是当年的乐队，那几株枫树仍然为那些小餐桌遮出可爱的阴凉，人们坐在桌旁喝着咖啡，吃着切成楔形、涂着掼奶油的苹果馅饼。
“看，看见那些窗户了吗？”他用手杖指着旅馆的侧厅说，“正是在那里我们进行了那场小小的比赛。有几位最受敬重的德国棋手参加了。我是个十四岁的孩子。得了第三名，对，第三名。”
他把两只手重新放到粗手杖的弯头上，做了个悲伤的、略显老气的手势，这样的手势如今他做起来已经很自然。然后低下头，好像在听远处的音乐。
“什么？戴上帽子？你说太阳晒得厉害？我说这阳光无力。你何必计较阳光如何呢？我们是坐在阴凉里的。”
然而他还是接过了小桌那边递过来的草帽，弹了弹帽子底部，那里有一个不太明显的黑点遮住了帽子制造商的名字。他苦笑一下，戴上了草帽。那是不折不扣的苦笑：右边脸颊和嘴角微微抬高，露出烟草熏坏了的牙齿。他只会这么笑，再没有别的笑容。单凭外貌，谁都不会说他才四十出头。他的鼻子两翼延伸着两道松弛的深皱纹，前胸佝偻，整个身子给人一种不健康的沉重感。当他猛然站起，抬起胳膊肘驱赶一只叮他的黄蜂时，可以看出他个头相当矮——当年的小卢仁身上没有任何朕兆预示现在这身慵懒、病态的肥肉。“它怎么老缠着我，”他尖着嗓子高声抱怨，不停地抬胳膊，另一只手努力掏着手帕。那只黄蜂完成了最后一圈盘旋后飞走了，他的目光跟在它后面，望了许久，同时机械地抖开了手帕。然后他把他的金属椅在石子地上放得稳当一些，拾起掉在地上的手杖，又坐下来，沉重地喘气。
“你笑什么？黄蜂是极其讨厌的小虫。”他皱起眉头，眼睛盯着桌面。他的香烟盒旁放着一个手提包，半圆形，黑丝面料。他神情恍惚，伸手够着手提包，开始咔嗒咔嗒地摆弄包上的锁。
“锁扣不好，”他说道，也不抬眼，“说不定哪一天包里的东西会全掉出来。”
他叹口气，把手提包放在一边，用和刚才一样的语调接着说：“对，有几位最受敬重的德国棋手。还有一个奥地利人。我已故的爸爸运气不佳。他原以为在这地方不会有人真的对象棋感兴趣，不料我们刚到就赶上了一场比赛。”
旅馆经过重建，原来的一切都乱了，侧厅现在已面目全非。当时他们住在侧厅的二楼，定好住到年底再回俄国——他父亲不敢提起的上学幽灵又隐隐欲现。他母亲早在夏初时就回去了。她说她想俄国的乡下，都想得快疯了。那“疯了”一词拖长了音调，说得伤心痛苦，其实在卢仁的记忆中，这样的音调就是他母亲唯一的音调。她实在不知道自己是该走还是该留，但还是恋恋不舍地离去了。早在很久以前，她就有了和儿子形同陌路的奇怪感觉，好像儿子已经飘向远方，她疼爱的儿子不是眼前这个长大了的男孩，不是这个报纸上正在大写特写的象棋天才。他该是从前那个激烈的、不听话的小孩子，稍不如意，就会躺在地板上闹，又是尖叫，又是用脚敲地板。如今她看见什么都觉得伤心，一切都变得无所谓——火车站花园里稀有的非俄国品种的紫丁香，北方快车的卧铺车厢里郁金香形的灯，还有她胸口下垂沉闷的感觉。那是一种接不上气的感觉，也许是心绞痛，也许如她丈夫所说，只是神经过敏。她走了，没有写信来。他父亲心情好了起来，换了一间小点的屋子。后来就是七月的一天，小卢仁从另一家旅馆往回走——他那些性格古怪的年长棋友中有一位就住在那里——在明亮的斜阳下，他突然望见他父亲站在山路边的木头护栏旁。他身边还有一位女士，正是从圣彼得堡来的他那位红头发的年轻姨妈。他大为惊讶，又不知为何觉得羞耻，便没有跟父亲说话。几天后的一个大清早，他听见父亲急速地沿着走廊朝他的房间走来，好像在哈哈大笑。门突然被推开了，他父亲拿着一张纸走了进来。他把那张纸不停地往外甩，仿佛要扔掉一般。泪水滚下他的脸颊，顺着鼻子往下淌，好像他脸上刚被洒了水似的。他不停地抽泣、喘息：“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错了，他们弄错了。”手仍然在不停地往外甩那封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