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怎么开始这一章呢？我提供不同的版本以供选择。第一个版本（这在作者或者替身作者使用第一人称叙述体写小说时经常用的）：
天空晴朗而冷冽，狂风肆虐，毫无减弱的意思；我窗下的冬青树左右摇摆，匹格南路上邮差往后倒走着，死劲抓着他的帽子。我的不安增加了……
这种版本的特点是相当明显的：一方面，它清晰明了，当一个人写作时，他处于一种固定的状态；他不仅仅是一个伏在稿纸上的精灵。当他沉思和写作时，在他周围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事；比方说，这风，这路上飞扬的尘土，我从窗户都看见了（现在邮差转过身来了，深躬着身子，顶着风艰难地往前走着）。这第一版本是一个很好的让人精神为之一爽的版本；它允许读者舒缓一下，并传达个人的感受；这样，生活就趋向了故事——特别当这第一人称就像其他人物一样是杜撰的。嗯，问题是：这是写作行当的骗术，那些以写小说为生的商人手里老掉牙的破玩意儿，不适合我，因为我必须是严格的忠实的。所以，我们再看第二种版本，它很快就描写一个新的人物，这样来开始这一章：
奥洛维乌斯不快乐。
当他不快乐、忧虑，或者对答案茫然不知时，他习惯于用手去拉他左耳长长的、围着一圈柔软短毛的耳根；然后，他还会去拉一下他右耳长长的耳根，以避免妒忌，从他那朴实无华的、老实人才使用的眼镜上瞧着你，沉默好长时间，终于答道：“说起来挺沉，但我——”
对于他，“沉”就是“难”，德国人就是这么说的；他所说的俄语含有浓重的日耳曼口音。
这章开头的第二个版本是非常流行而有力的——但是太精致了，而且我也觉得对于羞涩忧郁的奥洛维乌斯来说，这样生气勃勃地开一章之头不太合适。我现在给你看我的第三个版本。
同时……（不断的逗引人的逗点，逗点，逗点。）
在旧日的时光，电影，也即影片儿，非常喜欢使用这种延宕的方法。你看见主人公做这做那，同时……逗点——镜头就摇向了乡间。同时……另起一段。
……在被太阳烤焦的路上跋涉，只要苹果树弯曲的粉刷过的树干沿着公路大步而来，他们就尽量在树阴底下走……
不，这是一个愚蠢的念头：他并不总是在流浪。也许哪个脏兮兮的富农会再需要个短工；也许哪个残暴的磨坊主会需要个帮手。我自己从来没当过流浪汉，过去不能——现在也不能——在我心灵的幕上将他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我最想描述的是，五月的一个上午他在布拉格附近一片枯萎的草地上所获得的印象。他醒来了。在他身旁坐着一位衣着讲究的绅士，注视着他。一个快乐的念头闪过：也许会给我一支烟抽。原来是一个德国人。不断地（也许他脑袋有问题吧？）用他随身带的小镜子对着我；相当恼人。我猜想是关于相像的问题。得，我思忖，随它去吧，什么相像不相像。跟我毫无关系。也许他会给我个轻松的活儿干。问我的地址。天晓得由此会发生什么。
后来：一个温暖的漆黑的夜晚在一个谷仓里的对话：“听我说，那是个怪人，那家伙我有一天见过。他认为我们两人一模一样。”
黑暗中传来哈哈大笑声：“是你看来我们两人完全相像，你这老酒鬼。”
在这儿，引来了另一个文学技巧：模仿外国小说，而外国小说也是模仿来的，描写流浪汉快乐的生活，将他们描绘成善良的人。（我想，我使用的技巧将这一切融合了点儿吧。）
谈到文学，我没有什么不明白的。文学一直是我的兴趣所在。当我还是小孩时，我就赋诗，编织情节曲折的小说。我从不偷北俄罗斯农庄庄主温室里的桃子，我父亲是他的管家。我从不活埋猫。我从不扭比我弱的伙伴的手臂；但，正如我说的，我以绝对的决断赋深奥的诗和编织情节曲折的故事，毫无理由地讽刺我们家认识的人。但是我不将这些故事写下来，我也不告诉别人。我没有一天不说谎话。我激情地忘我地说谎，就像夜莺吟唱，沉浸在自己创造的新生活的和谐里。就为了这些甜美的谎话，我母亲打了我耳光，我父亲用牛筋鞭抽我。那一点儿也不会让我难受；正相反，那反而使我的幻想更为丰富。当耳根还在发热，屁股还在发烫时，我会趴在果园高高的芦苇中，吹口哨，编织幻梦。
在学校俄文作文中，我总是得最低的分，因为我对俄国和外国经典作品自有一套自己的想法；譬如，用自己的话重编《奥赛罗》情节时，我便将那个摩尔人写成一个多疑的人，将苔丝德蒙娜写成一个不忠的人。
和一个嫖妓的人打赌赢来的脏钱使我拥有了一支左轮手枪；我在林中白杨树树干上用粉笔画丑陋的尖叫的白脸，然后，用手枪一个一个地把这些混蛋毙了。
我过去喜欢，现在仍然喜欢遣词造句，让词看上去显得羞涩而愚蠢，用双关语将词串联起来，将词兜底翻个个儿，然后下意识地将它们生造出来。这种庄严中的调侃是什么呢？这种激情中的屁话是什么呢？上帝和魔鬼是怎么结合在一起而成为一只活狗的呢？
有好几年，我被一个非常独特的、非常糟糕的梦所困扰：我梦见我站在一个长长的走廊的中间，走廊的远处有一扇门，我心中充满了欲望，但不敢走去打开它，最终还是去了，打开了它；但马上惊叫着醒了，在那儿，我看到了不可想象的可怕的东西；也就是说，一间完全空荡荡的刚刷白的房间。就是这些，但却是那么可怕，我简直不能自已；有一个晚上，一张椅子和椅子拖曳的影子出现在空洞无物的房间里——那不是最初放置的家具，而好像是有人拿来爬高，安装布帘的，既然我知道我会遇到什么人，第二次我就拿上锤子，嘴里放了一口的铁钉，喷吐着将它们赶出去，从此再也没有开过那扇门。
十六岁上，我还在读书时，我比以往更勤地前往一家快乐而随意的妓院；在体验了所有七个姑娘之后，我将兴趣集注在胖胖的圆鼓鼓的波莉姆尼亚身上，我常常和她在果园的一张潮湿的桌上喝不少起泡沫的啤酒——我简直太喜欢果园了。
战争期间，正如我已经提到的，我在离阿斯特拉罕不远的一个渔村里闷闷不乐地度日，要不是书，我真怀疑我能否熬过那些糟糕的岁月。
我是在莫斯科（在经历了该诅咒的闹闹嚷嚷的内部纠纷之后，我神奇般地到达了那里）一所公寓里初次遇见丽迪亚的，那公寓属于我偶然认识的一个熟人，我住在那儿。他是列特人，沉默寡言，方脸，脸色白皙，平顶头，目光冰冷。他的职业本是拉丁语教师，但后来钻营成了重要的苏联官员。命运把几个素不相识的人塞进了这些住所，在那儿住着丽迪亚的另一个表哥，阿德利安的哥哥伊诺森，在我们分手之后，他不知因为什么理由被处决了。（老实说，这些叙述在第一章的开头写比在第三章的开头写要合适多了。）
勇敢，嘲弄一切，但内心痛苦（哦，我的灵魂，你能不点亮你的灯吗？），从你的上帝的门廊和上帝的果园为什么要前往大地和黑夜呢？
我自己的，自己的！这是我年轻时对我喜爱的没有意义的声音做的试验，这是与我共饮啤酒的情人——或者在波罗的海地区所说的“傍肩儿”所激发的诗……现在，我想知道一件事：那时，我是否具有所谓的犯罪倾向？我阴暗而沉闷的青春期是否制造出了一个天才的违法分子？或者说，我也许只是行走在我梦里普通的回廊上，发现房间空空如也，我时不时惊叫起来，然后在一个难忘的日子，发现房间不再是空荡荡的了？是的，在那时，一切都得到阐释，一切都合法化了——在此之前，我渴望去打开那扇门，我所玩的那些奇怪的游戏，我对虚伪的追求，对胡编谎话的喜好，都显得漫无目的。赫尔曼发现了他的另一个自我。正如我有此荣幸告诉你的，这发生在五月九日；七月，我访问了奥洛维乌斯。
我做出的、现在正在迅速执行的决定得到他完全的支持，何况我正在依顺的是他的一个旧日的劝告。
一星期后，我请他吃饭。他将餐巾的一角斜塞进领子里。喝汤时，他表达了对政治动向的不满。丽迪亚快活地问他是否会打仗，和谁打仗？他从镜片上面瞧了她一眼（这多少就像你在本章开头时遇上的一瞥），沉默了一会儿，最后答道：“说起来挺沉，但我想最好别去想战争。当我年轻时，我只想最好的事情。”（他将“好”说成“害虫”，将用嘴唇发的辅音发得那么重浊。）“我一直这么想。对于我，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乐观。”
“按你的职业来说，要乐观再容易不过了，”我微笑着说。
他俯身向我，用相当严肃的口气说：
“但正是悲观主义给了我们顾客。”
没料到，晚饭结束时送来了盛在杯子里的茶。因为莫名的理由，丽迪亚觉得这样来结束一顿饭是非常聪明而适当的。无论如何，奥洛维乌斯是满意的。带着一种沉思而忧伤的表情，他给我们讲他住在杰尔普特的老母亲，举起茶杯，像德国人通常做的那样，将杯子里的残茶晃一晃——也就是说，不用调羹，而是靠手腕转圈的力量——这样，不会浪费沉在杯底的糖。
对我来说，和他的公司签协议，说来怪怪的，既模模糊糊而又毫无意义。就在那个时候，我变得非常消沉，沉默寡言，恍恍惚惚；即使我的极不善于观察的妻子也觉察到我的变化——特别是在那严重的意识分裂之后，做爱也成了我一件乏味的日常差使了。有一次，在半夜（我们都醒着躺在床上，尽管大开着窗户，卧室里还是闷热异常），她说：
“你看上去劳累过度了，赫尔曼；八月，我们到海边去。”
“哦，”我说，“不光是这个，整个城市生活都叫我厌烦得要死。”
她无法在黑暗中见到我的脸。一会儿，她继续说：
“瞧瞧爱丽莎姨——你知道我那个住在法国匹格南的姨，不是有匹格南这个镇吗，是不是？”
“是。”
“嗯，她不再住在那儿了，跟她嫁的法国老头到尼斯去了。他们在那儿有一座农庄。”
她打了一个哈欠。
“我的巧克力生意完蛋了，娘儿们，”说完我也打了一个哈欠。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丽迪亚低声说，“你必须休息，就那样。”
“改变生活，而不是休息，”我说，佯装叹了一口气。
“改变生活，”丽迪亚说。
“告诉我，”我问她，“你喜欢我们住在一个安静而充满阳光的偏僻地方吗？如果我从生意场上退下来，你不认为对你是一种享受吗？比方说，像那种令人尊敬的靠债券利息生活的人，呃？”
“我愿和你住在任何地方，赫尔曼。我们会叫阿德利安也来的，也许还买上一条极大的狗。”
沉默。
“得，不幸的是我们哪儿也去不了。实际上，我破产了。我想，那巧克力生意将要被清算了。”
一个夜半的行人走过。砰！然后再是一声：砰！他大概在用手杖敲打路灯的柱子。
“猜一猜：我的第一是那响声，我的第二是那惊叹号，当世界上没有了我之后，我的第三将附在我身上；我的整个儿是我的毁灭。”
传来一辆过路汽车的平稳的咝咝声。
“嗯——你猜不出吗？”
我那笨蛋妻子已经睡着了。我闭上眼睛，转过身去，也想睡着；但不能。在黝黑中，出现了菲利克斯，下巴突出来，眼睛逼视着我，径自向我走来。当他靠近我时，他化掉了，我在我面前所见的只是他走来的那条漫长的空旷的大路。然后，在远处，出现了一个影子，一个人的身影，拿他的手杖敲打路边每一棵树干；他越走越近，我试图想看清他的脸……哦，下巴突出来，眼睛逼视着我——但是，他一靠近我，像原先一样消失了，或者更贴切地说，他似乎进入了我的身子，然后，穿了过去，仿佛我是一个影子似的；然后，正如期望的那样，那条大路伸展在眼前，又出现了那身影，那是他。
我转身到另一边，有一会儿，一切都黑暗而平和，没有任何干扰的黝黑；渐渐地，一条路呈现出来：同样的路，但倒了个个儿；陡然间，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人的后脑勺和他肩膀上的背包，仿佛是从我身上分离出来的似的；他的身影渐渐地变小，他走远了，远了，一刹那间消失了……突然间，他停住了，往回望，沿着原来的步子走回来，这样，他的脸越来越清晰；那是我的脸。
我又转身，这次是仰卧着，仿佛通过一块黑色的玻璃，看见我上面是一片漆成蓝黑色的天空，在黑檀树树丛之间的一片天空，两边的黑檀树在缓缓退去；但当我扑面躺着时，我瞧见一条乡下道路的卵石和土在我下面移动，掉落的干草屑，一辆生锈的手推车，装满了雨水，在那风吹起涟漪的小水塘里有我的滑稽的脸相；我惊讶地发现那张脸没有眼睛。
“我总是最后才画上眼睛，”阿德利安自我赞许地说。
他伸开手拿着那张画着我的炭画，低头这样瞧那样瞧。他常常来，我们一般坐在阳台上。我现在有足够的闲暇了：我觉得我应该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假日休息休息了。
丽迪亚也在，蜷曲地坐在一把藤椅里，手里拿本书读；一个掐了一半的烟蒂（她从不将烟蒂掐灭）从烟灰缸中以顽强的生命力冒出一缕细细直直的青烟，时不时微微的风会让青烟低垂、颤动起来，然后又回复到往常直直细细的一缕。
“一点儿也不像，”丽迪亚说，尽管没有将眼睛移开书本。
“很快就会像的，”阿德利安答道。“我要去掉这鼻孔，会像的。今天下午光线太暗。”
“什么太暗？”丽迪亚问，抬起眼睛，用手指指着读到的地方。
读者，让我在这儿打断一下，因为在那个夏季我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值得你的注意。我一方面向你抱歉我的故事杂乱无章，另一方面我要重申，不是我在写，而是我的记忆，我的记忆自有它自己的任性和规则。所以，瞧我又到阿德利安湖边的森林中来徜徉了；这次我是独个儿来的，没有开车，而是坐火车（从科尼格斯道夫）和公共汽车（从那黄广告杆儿）来的。
从阿德利安一天留在我们阳台上的郊区地图上看，这地方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让我们假设我在我面前展示这张地图；柏林城在图外的位置，想象在我的左肘旁边。在地图的西南角上，有一条铁路，像一条黑白相间的标尺，往北延伸，抽象地说，从柏林沿着我的袖管往袖口前行。我的手表是科尼格斯道夫，在那以外，黑白相间的丝带线转了个弯往东延伸，然后是另一个圈（我短大衣的下面的扣子）：埃肯伯格。
不过，没必要旅行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我们在科尼格斯道夫下车。由于铁路弯向了东方，与它并行的主路分岔开去，独自往北延伸，直奔瓦达村（我左手大拇指的指甲）。每天有三班车来往于科尼格斯道夫和瓦达之间（十七公里）；顺便说一句，正是在瓦达村，地产公司设立了它的总部；一座油漆得喜气洋洋的亭子，一面彩旗飘扬，无数黄色的路标：比方说，有一根指向“沐浴沙滩”，但根本就没有沙滩可言——瓦达湖的边上只有一块沼泽地；另一根指向“赌场”，但赌场也根本没有，只有一座看上去像临时帐篷的东西，里面有一个刚建立的咖啡摊；还有一根邀请你到“体育场”，在那儿，你肯定会发现刚竖起的复杂的体操用的玩意儿，有点像绞刑架，但也许还没有任何人使用这些玩意儿，只有一个村里的顽童在瞎玩，脑袋朝下，露出了屁股上的补丁；周围所有的方向都是地皮；有的卖了一半，星期日，你可以看到穿着游泳裤、戴牛角边眼镜的胖男人在认认真真地建造最原始的带有凉台的平房；有些地方，你甚至于可以看到刚种上的花卉，或者一座粉红色的厕所，厕所边上种着爬藤的玫瑰。
我们不会到瓦达那么远的地方去，乘公共汽车在科尼格斯道夫以外十公里，右手一根孤零零的黄色杆儿处下车。在公路东边，地图显示一大片标上点儿的地方：那是森林；在那儿，在森林的中心就是我们游泳的小湖，湖的西岸，像扑克牌一样扇形张开的是十几块地皮，其中只有一块是卖掉的（那是阿德利安的——如果你能说这是卖掉的话）。
现在，我们到了最精彩的部分。前面已经提到埃肯伯格车站，从科尼格斯道夫东行便到了那儿。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一个技术问题：一个人能否从阿德利安的湖区徒步走到科尼格斯道夫？回答是：能。我们应该从湖的南面绕过去，通过森林往东走。在森林里走十公里路，我们遇上一条乡间小巷，一头通向不知什么地方，那儿有农舍，姑且不去管它们，而另一头则通向埃肯伯格。
我的生活一团糟，但我还在这儿逗乐，变幻着聪明的细节描绘手法，玩弄着令人亲切的代词“我们”，向旅游者、农舍的主人、自然的爱好者、绿蓝斑斓的迷人的色彩眨眼睛。请对我有一点儿耐心，我的读者。我们马上要做的徒步旅行将给你丰厚的回报。这些与读者的对话也太愚蠢了。戏剧旁白。意味深长的嘘声：“轻一点儿！有人来了……”
那次的徒步旅行。公共汽车在黄杆儿处把我放下。三个穿着圆点花纹黑衣服的老女人上了车，公共汽车又开上了它的固有的路；一个穿丝绒背心的人，手里拿着镰刀，包在麻袋布里；一个小姑娘扛着一个大包裹；一个男人，尽管天那么热，却还穿着大衣，膝盖上放着一个瞧上去沉甸甸的旅行袋：很可能是一个兽医。
在大戟草丛中，我发现了车轮的痕迹——我的车轮的痕迹，我们好几回开车经过这儿。我穿着打高尔夫球时穿的灯笼裤，或者如德国人称谓的“喇叭裤”。我走进了森林。我在我和我妻子有一次等待阿德利安的地方停下来。在那儿我抽了一支烟。我瞧着那喷吐出的缕缕青烟，缓缓地在空中伸展开来，仿佛被一个魔鬼的手指席卷起来，然后便消散得无影无踪了。我感到喉咙里一阵抽搐。我走到湖畔，在沙粒中发现被揉皱了的黑色和橘黄色的胶卷包装纸片（丽迪亚一直在给我们拍照）。我沿湖的南端转了一圈，然后穿过浓密的松树林径自往东走去。
跋涉了一小时，我走出森林，来到了乡间道路。沿着这条路，我又走了一小时，便到了埃肯伯格。我乘上了一辆慢车。我回到了柏林。
我在森林里进行了好几次这种单调的跋涉，从没见一个人影。阴沉，深深的沉寂。湖畔的土地根本销售不出去；事实上，整个事情进行得非常糟糕。当我们三人每每在那儿游泳时，整个一天我们完全处于孤独之中，如果身体有这个欲望的话，我们可以赤裸裸地游泳；这使我想起，有一次，在我的命令下，吓得半死的丽迪亚脱掉了她的游泳衣，脸上泛着漂亮的红晕，神经质地咯咯笑着，光溜着身子（她肥肥的大腿紧紧地夹在一起，几乎站不住）站着让阿德利安画肖像画，而阿德利安突然为什么事发起火来，也许是因为自己缺乏才能，他突然停止了作画，走了开去，去寻找可食用的伞菌了。
至于我的肖像画，他一直顽强地坚持着画到八月，在那个月，由于他不能用炭笔老老实实地苦苦地画，便换上了小巧而奸诈的蜡笔。我做出了时间限制：他完成画的日子。终于有一天画装上了散发梨汁香味儿的画框，丽迪亚给阿德利安二十德国马克，为了显得优雅，她将钱装进了一个信封。那晚我们有客人，奥洛维乌斯也在，我们大家都站着在惊叹；惊叹什么？惊叹我的令人厌恶和恐怖的脸。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给我的脸颊描上水果色的光彩；那脸颊就像死人般苍白。瞧上去，压根儿就没有相像的地方！譬如说，那眼角的绯红点儿，或者那翘起的张牙舞爪的嘴唇下面露出一点儿的上犬牙，多么可笑啊。所有这些——在一个壮阔的背景下，暗示着可能是几何图形或者绞刑架……
奥洛维乌斯的近视近乎一种傻气，他尽量凑近画，将眼镜往额头上推去（他为什么要戴眼镜呢？它们只是一种妨碍），半张着嘴，纹丝不动地站在那儿，对着画喘气，仿佛他要把它一口吃掉似的。“现代风格，”他以厌恶的口气滔滔不绝地说，将画传给下一个人，那人也开始用同样的一本正经的样子端详起画来，虽然这只是一幅普通的印刷画，每一个柏林家庭都会有的画：《死亡之岛》。
现在，亲爱的读者，让我们想象在一个一般的房子六楼一个狭小的办公室。打字员走了；我一个人待着。窗户里出现了飘浮着云朵的天空。墙上，一个日历显示一个黑色的九，像一头公牛的舌：九月九日。桌上躺着时日的忧虑（以债主的信为伪装），在这些忧虑中兀立着一个象征性的空空如也的巧克力盒子，还有背叛了我的穿紫色衣服的女人。周围阒无一人。我掀开打字机的罩子。一切都静悄悄的。在我袖珍日记本里（从此以后毁掉了），一个半文盲的人写的一个地址。通过那令人发抖的棱镜，我能见到一撮紧皱的蜡般的眉毛，一只肮脏的耳朵；低垂着头，一朵紫罗兰从一个纽扣孔垂下来；一只指甲脏兮兮的手抓着我的银杆铅笔。
我记得，我摆脱了那麻木不仁的状态，将那小本儿放回我的口袋，拿出钥匙，正准备锁上门离去——正准备离去，但在过道里停住了，心怦怦直跳……不，不可能离去……我回到房中，在窗户旁站了一会儿，瞧着对面的房子。那儿灯已经亮了，照着账本，一个穿黑色衣服的男子，一手搭在背后，正来回踱步，可能在给一位我看不见的打字员口述什么。他时不时出现在我眼前，有一次，他甚至在窗户那儿停下来思考什么，然后，又转过身去，做口述，口述，口述。
太无情了！我打开灯，坐下，手按着我的脑门。突然，电话铃发疯般响了起来；但那是一个打错了的电话——电话号码拨错了。一切又恢复了沉寂，除了雨滴的淅沥声在催促着夜晚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