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钢琴最先被搬走——由一帮冰山搬运工摇摇晃晃地搬出，由我捐献给贝尔的学校，我有许多理由尽量满足学校的要求：我不是一个容易被吓唬的人，但一旦被吓唬了就会非常害怕，和女校长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扮演义愤填膺的查尔斯·道奇森差一点失败，幸亏我成为一则轰动新闻的主角——我将与一位无懈可击的社会名流、我们最虔诚的哲学家的遗孀结婚。相反，路易丝则认为放弃这样一件奢侈品是人格侮辱和犯罪行为：她说，这种演奏会上用的大钢琴，其价格至少和她那辆旧赫卡忒敞篷车差不多，而她无疑并没有像我以为的那么有钱，正如那个逻辑难题所表述的：重复两次的谎言并不能产生一条真理。为了安慰她，我逐渐为音乐室（假如时间上的连续可以转为空间上的突然变化）添入她喜欢的时髦玩意儿：音响设备、迷你电视机、立体声放音机、手提式管弦乐器、越来越先进的录像机、将所有这些东西开启并关闭的遥控器，以及自动电话拨号机。贝尔生日那天她送给她一台有助入睡的雨声机；为了庆贺我的生日，她糟蹋了一个神经病患者的夜晚，送给我一座价值千元的床边闹钟，黑色钟面上没有数字，只有十二根黄色半径线，这使我对这闹钟视而不见，或者说假装看不见，就像对一个丑陋的热带城市里的可恶乞丐那样。作为补偿，这件可怕的东西有一条秘密光束，将阿拉伯数字（2:00、2:05、2:10、2:15，诸如此类）投射在我新换的睡觉区域的天花板上，从而破坏了椭圆形窗户神圣、完整、好不容易才达致的严丝合缝。我说如果她不把钟退给那个卖钟的浑蛋，我就要去买一把枪来把钟面打烂。她把钟拿走，换了一件“专为喜欢原创的人制造的东西”，一把镀银雨伞，形似大号长筒军靴——“任何和雨有关的东西都对她有着奇怪的吸引力”，她的“精神分析师”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在男人写给男人的信中，此君写的那些最是愚不可及。她还特别喜欢价格昂贵的小动物，但对此我毫不妥协，所以她从来没买她特别想要的长毛吉娃娃。
我对“知识分子路易丝”并没有多少期望。我唯一一次看见她落泪且好笑地低声悲叹，是在我们婚后第一个星期天，那天的所有报纸都刊登了两位阿尔巴尼亚作家（一位秃顶老诗人和一位长发的童书女编撰）的照片，两人分享了当年的最具声望奖，而之前她已经告诉每个人我肯定会获得该奖项。但另一方面，她只是草草翻了翻我的小说（尽管她将热心阅读《海滨王国》，这本书是我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慢慢从体内拖出的长脑虫，希望它不会断裂），同时消费了所有文学社姐妹所热议的“严肃”畅销书，她喜欢在那些姐妹消费者面前标榜自己是作家夫人。
我还发现她自以为是现代艺术鉴赏家。她对我大光其火，因为我说我怀疑欣赏绿色条纹穿过蓝色背景与杂志目录上所谓“营造了无限时间和永恒空间的真正东方气氛”的解释有任何联系。她指责我试图摧毁她的世界观，因为我坚持认为（希望这只是我在耍小聪明），只有趣味庸俗的人——他们总是被那些雇来一本正经报道展览会的傻瓜所误导——才能容忍从垃圾箱里捡回来的破布、果壳和废纸，并冠之以“温暖的色调”、“善意的嘲讽”之类的名词。但是最动人也最糟糕的或许是她真诚地相信画家画的就是“他们的感受”；相信艺术系学生满怀感激和骄傲地诠释一幅粗糙凌乱、仓促完成于普罗旺斯的风景画，精神分析学家会解释说乌云压顶暗示着画家与父亲之间的冲突，麦浪起伏则暗示着他的母亲过早地死于一起沉船事故。
我无法阻止她购买时髦的绘画样品，但我很明智地将其中一些非常讨人厌的东西（比如一组由“天真”囚犯炮制的涂鸦）引入圆形餐厅，当我们有客人共进晚餐时，这些画就会在烛光中朦胧游动。平常我们吃饭都在厨房和女佣住处之间的快餐桌上。路易丝在那张桌上新添了一台卡布奇诺咖啡机，又在房子另一头的蛋白石房间里为我安了一张笨重华丽、带床头垫的床。隔壁浴室里的浴缸不如我原来那个浴缸舒服，每周有两三个晚上，我都得克服诸多不便远赴我们的婚房——经过客厅、咯吱作响的楼梯、楼梯平台、二楼走廊，并穿过贝尔房间门缝里透出的莫测光线；但我珍视我的隐私，虽然我也厌恶它的缺陷。我戴着路易丝所谓的“土耳其假发”，禁止她敲地板和我联络。最后我让人在我房里安装了内线电话，只在某些紧急情况下使用：我想是即将崩溃时的精神状态，常在夜间发病时产生的末世妄想症；还有半瓶的安眠药，只有她才能偷到。
我没有将东侧的两个房间重新安排成螺旋形空间供路易丝使用——“也许我也需要一间工作室？”——也没有将贝尔连同她的床和书统统搬到楼下蛋白石房间，只留下我一个人睡在楼上的卧室，而是固执地决定让贝尔留在她的房间，只让路易丝睡在她隔壁，尽管路易丝挑剔地提出反对意见，比如要搬走我放在地下图书室里的写作器具，把贝尔和她的所有东西驱逐到那个温暖、干燥、安静的巢穴。尽管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屈服，但是房间、家什在脑海里变换位置的过程却使我彻底病倒了。尤有甚者，我感到——也许我错了——路易丝对“继母对继女”的那一套非常热衷。我并不后悔娶她，我认识到她的魅力和她所起的作用，但我对贝尔的宠爱是我单调的感情平原上唯一的高山，唯一的亮点。我在很多方面都极为愚蠢，就是无法处理一个看似模范的家庭里的纠纷和矛盾。早上一醒来——或者是意识到惟有起床才能骗过凌晨失眠的那一刻——我就在猜测那一天路易丝会发明什么新方法来骚扰我的女儿。两年后，这个老傻瓜和他轻浮的妻子让贝尔去瑞士过了一段漫长乏味的假期，然后将她留在海科斯和特莱克斯之间的拉里夫，留在一个“淑女学校”里（结束童年，结束天真青涩的想象），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间在奎恩的三口之家生活，才是我以诅咒和泪水来回顾的，而不是我早年所犯下的错误。
她再也不和继母说话；如果不得不交流，就用手势：比如，路易丝夸张地指一指冷酷无情的钟，贝尔则敲敲永不离身的水晶手表，表示反对。她对我的爱已经完全消失，当我想敷衍地拥抱她，她会轻轻闪开。她又拾回了茫然若失的苍白表情——刚从罗斯代尔来时那表情曾令她五官晦暗。加缪取代了济慈。功课越来越差。她不再写诗。一天，我和路易丝正在收拾行装准备出发去欧洲（伦敦、巴黎、比萨、斯特里萨以及——用小印刷字体——拉里夫），我从旅行箱内侧的丝绸夹层里取出一些旧地图，科罗拉多，俄勒冈，当内心有个声音催促着说出“夹层”时，我突然发现一首她很久以前写的诗，当时路易丝还没有闯入她真挚的青春生活。我认为读一下这首诗对路易丝有好处，便将这张练习簿上撕下的纸递给她（撕口歪歪斜斜，但仍看得出来是我的簿子），只见那几行铅笔字写的是：
六十岁时，如果我回头看，
丛林和山丘将隐藏
谷道、泉源、沙砾
和小鸟经过的足迹。
我昏花的老眼
看不见任何东西，
但我知道泉源，它就在那里。
那么十二岁——人生的五分之一！——
当我回头看，
也许视野更清晰，
中间没有垃圾，
但我怎么竟不能想象
那片潮湿的沙砾
行走的小鸟
和我那泉源的微光？
“几乎是庞德式的纯粹，”路易丝评论道——我很生气，因为我认为庞德是个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