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神经越来越混乱，根本不必考虑费力去拿驾照：因此不得不仰仗多莉开着托德那辆又脏又破的轿车，寻找无一例外黑漆漆的郊外小巷，这样的小巷找起来困难，找到了失望。我们有过三次这样的幽会，在新斯威温顿附近或周边，在卡萨诺维亚一带的复杂地区，尽管我头脑糊涂但还是注意到多莉喜欢我们无耻私情中那些无休无止的闲逛、漫无目的的转悠和瓢泼大雨。“你想想，”六月的某个夜晚，在某个不知其名的地方，道路特别泥泞，她说，“如果有人把这事儿讲给你夫人听，事情就会简单得多，你想想！”
多莉意识到那种想法未免太过分，便改变策略，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异常兴奋地告诉我说：托德的表妹布里奇特·多兰，一个医学院学生，愿意将她在纽约的公寓租给我们周一和周四下午用，只要一点点酬金，那两天她都要去一家圣什么的医院做护士。我决心一试，并非出于爱情而是出于惯性；我借口要完成一项文学研究，得去纽约公共图书馆，便搭上拥挤不堪的头等列车，从一个梦魇走向另一个梦魇。
她在房子前等我，神气地大步迎上来，一挥手里的小钥匙，在蒙蒙细雨中反射出一点阳光。长途跋涉已使我疲累不堪，竟至一时难以走下出租车，她扶着我来到大门前，一路上像个机灵小鬼似的叽叽呱呱个不停。幸好那套神秘公寓就在底楼——我承受不了电梯的封闭和震颤。一个乖戾的女门卫（令我想起几十年后在苏联西伯利亚的宾馆被那些刻耳柏洛斯们拦住）硬要我在一本登记簿上写下姓名和地址（“这是规矩，”多莉嚷道，用她已经学会的当地人腔调）。我沉着地写下能想到的最含糊的地址，邓伯特·邓伯特，邓恩伯顿。多莉轻轻哼唱着，不慌不忙地将我的雨衣挂在公用走廊的钩子上。如果她曾经体验过神经性谵妄的痛苦，就不会去摸索那把钥匙，当她清楚地知道这本该是私密的公寓还没有关好门。我们走进一间怪诞的、显然是超现代风格的客厅，里面摆着硬木家具和一张孤零零的白色小摇椅，上面坐的不是一个闷闷不乐的小孩儿，而是一只两条腿的绒布老鼠。门就在我周围，始终在我周围。左边那扇虚掩着，传来隔壁房间或精神病院的喧闹声。“那儿有聚会！”我告诫道，多莉敏捷轻盈地将那门合上。“他们那帮人很友好，”她说，“要是把这几个房间的每一条缝都堵上就会很热。右面第二间。我们就这儿了。”
我们就这儿了。多兰护士为了生活气氛和职业感情将卧室布置成医院风格：配有杠杆系统的雪白小床，甚至能让大彼得（《红礼帽》里的人物）阳痿；漆成白色的矮橱和亮闪闪的柜子；幽默作家钟爱的床头图表；以及钉在洗手间门上的一套规章。
“快把外衣脱了，”多莉开心地叫道，“我来帮你解开这双漂亮鞋子”（敏捷地蹲下，敏捷地再次蹲下，在我不停后退的双脚前）。
我说：“你发疯了，亲爱的，你以为我会考虑在这种可怕的地方做爱。”
“那你想怎么样？”她问道，怒冲冲地将一缕头发从涨得通红的脸上拨开，站直身子，“你上哪里找这样一个干净、一流、完完全全……”
谁闯进来打断了她：是一只灰脸老狼狗，嘴里横叼着一根橡皮骨头。它从阳台进来，把那根讨厌的红色玩意儿放在地毡上，站在那儿看看我，看看多莉，又看看我，昂起的狗脸上露出忧郁的期待之色。一个身穿黑衣、光着臂膀的漂亮女孩溜进来，抓住那狗，将它的玩具踢回到阳台上，开口说道：“喂，多莉！你和你朋友要是回头想喝点什么，就上我们那儿去。布里奇特打电话来说她会早回家的。今天是J. B.生日。”
“知道了，卡门，”多莉答道，然后转过身来继续用俄语对我说，“我看你这就得喝点。噢，来吧！看在上帝的分上，把外衣和背心脱下来放这儿。你身上全是汗。”
她硬是把我拉出房间；我慢吞吞地往外走，一边嘟嘟囔囔地抱怨着；她随手拍了拍毫无折痕的小床，跟着那个雪人、那个蜡人、那个趔趄的垂死之人出来了。
参加聚会的人大多都从隔壁房间出来占领了阳台。一看见特里·托德我立刻退缩了想躲开。他举起杯子做了一个优雅的祝贺动作。那婊子到底用什么办法让那个感情受挫的纨绔子弟与她同谋，我永远不得而知；但我真不该把她写进《红礼帽》；培育怪物就得这样——将书上的小芭蕾舞女培育成怪物。还有一个人我以前也见过——在郊外某个地方他开车一次次超过我们——是个英俊的年轻演员，有很明显的爱尔兰人特征，逼我喝下一杯所谓火奴鲁鲁冷饮，但神经痛发作之初我尝不出酒味，所以只能尝出那种混合饮料里的菠萝汁。一群阿谀奉承的家伙簇拥着一个壮如公牛的老家伙，身穿短袖衬衫，上面印着姓名缩写“J. B.”，他摆好姿势，一只毛茸茸的胳膊开玩笑地搂住多莉，只等他妻子按下快门。卡门把我那只黏糊糊的杯子拿走，放在她整洁的小托盘里，盘子角上还有一个药瓶和一支温度计。找不到座位，我只好倚墙而立，后脑勺碰到一幅装在塑料框里的廉价抽象画，它在我头顶上摇晃起来：托德将画稳住，他刚好侧着身挨过来，然后压低声音说：“都解决了，教授，人人都会满意。我和兰利太太有联系，她和你老婆在给你写信。我认为她们已经走了，你女儿以为你上天堂了——嚯，嚯，怎么样？”
我不会打架。我仅仅是一拳打在落地灯上伤了自己的手，又在混战中丢了鞋子。特里·托德消失了——永远。一个房间里有人在打电话，另一个房间里电话铃在响。多莉，又一次因暴怒而变形——现在的形象让人再也认不出当年的小姑娘，那时当我跟她说不再利用她祖父的殷勤款待才更为明智，她便吐出一个三个字母的法语词——她几乎要把我的领带一撕两半，声嘶力竭地大吼她可以轻而易举地告我强奸并把我送进监狱，但她更愿意看到我爬回到配偶及那群保姆宠妾（她的新词汇，非常戏剧化，虽然她在尖叫）身边。
我觉得自己中了诡计，像一颗银豌豆被困在玩具迷宫的中央。一群人气势汹汹堵住我的出路，幸亏主任医师J. B.制止了他们；于是我撤退到布里奇特的私人“小病房”，不由松了口气，我发现那儿有一扇半开着的落地窗，先前没有注意到，透过窗子往远处看，只见一个内庭院，或者说是一个内庭院里舒适的一角，几个身披长袍的病人在草坪和花园小径上来回走着，或静静地坐在长凳上。我蹒跚着跑出去，而当穿着白袜的双脚触到冰冷的草皮，我才发现亚麻长内裤上缠住脚踝的带子早被那个流浪女松开了。不知怎么回事，不知在哪里，我的其他衣服都已经脱下不见了。我站在那儿，脑袋里充满以前从未有过的剧痛，我开始意识到庭院外正一片忙乱。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护士多兰或是诺兰（这么远的距离，这么细微的区分已无关紧要）突然从医院大楼里出现，飞奔过来帮我。两个男人抬着担架紧随其后。一个病人帮着拾起他们掉在地上的毯子。
“你瞧，你瞧……你不应该这样，”她气喘吁吁地责怪道，“别动，他们会把你扶起来的（我已经倒在草皮上）。要是你做完手术就逃走，会死在这儿的。你看天气这么好，真是！”
就这样，我被两个身强体壮、臭烘烘的轿夫（后面那个气味稳定，前面那个随节奏飘荡）抬到了，不是布里奇特的床上，而是一间三人病房里一张真正的医院病床上，躺在两个都死于脑炎的老人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