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奇怪的自我保护意识迫使我们刻不容缓、义无反顾地将已逝爱人的所有物品处理干净。不然，她每天接触并恰当安放的东西就会拥有自己可怕、疯狂的生命而膨胀开来。如今她的衣服穿着它们自己，她的书页翻着它们自己。这些怪物将圈套越拉越紧，勒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它们摆错了地方，变成了畸形，因为她再也不会来照料它们了。而即便是我们中最勇敢的人也不敢直面她镜子的注视。
而另一个问题是：该如何处理它们。我不能像淹死小猫那样淹死它们；事实上，我都没办法淹死一只小猫，更不用说她的刷子或提包了。我也不能眼看着一个陌生人把它们收起来，带走，再折回来拿走更多。所以，我就只能离开这房子，告诉女佣随便用任何方式处置所有不要的东西。不要的东西！在我离开的那一刻，它们显得那么正常而毫无恶意；我甚至想说它们仿佛受了惊吓。
起先我准备在巴黎市中心的一家三流旅馆安顿下来。我要整天拼命工作来驱除内心的恐惧和孤独。我完成了一部小说，又开始另一部，写了四十首诗（各种肤色的强盗及兄弟），十几个短篇，七篇小品，三篇言辞犀利的评论，一篇滑稽仿作。为了不致在夜间失去理智，我不得不服用一种特效安眠药或者花钱找一个床上伴侣。
我记得五月里（一九三一年还是一九三二年）一个危险的黎明；就像海涅诗中写到的那个五月，所有鸟儿（主要是麻雀）都在啁啾，声音单调得如同魔鬼——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那肯定是一个精彩的五月清晨。我脸朝墙壁躺着，昏昏沉沉地思考着一个不祥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比平时更早些出发开车去艾丽斯别墅？然而一个障碍阻挠了我的旅程：汽车和房子都已变卖，这是艾丽斯在新教墓地亲口告诉我的，因为她的信仰和命运之主禁止火葬。我将脸从墙壁转向窗子，艾丽斯就躺在靠窗一侧，乌黑的头颅紧挨着我。我一脚踢掉床单。她一丝不挂，除了腿上的黑丝袜（这很奇怪，但同时令我回想起平行世界中的某样东西，因为我的思想横跨在两匹马戏团的马上）。在某个色情脚注里，我想起自己不下一万次提到过，没有什么能比女孩的脊背更诱人，尤其是她侧卧时臀部高耸、单腿略弯的曲线。“J'ai froid，”当我抚摸那女孩的肩膀，她说道。
俄语中有一个词可以指任何形式的叛变、不忠和背信弃义——izmena，蛇一般、波纹绸一般的词汇，原意是变化、改变、变形。当我时时刻刻都在思念艾丽斯，我从未想到过这个词的衍生义，但如今它突然跳出来，向我揭露魅惑的存在，揭露美丽少女沦为娼妓的事实——立即引起大声的抗议。一个邻居砸墙，另一个邻居敲门。受惊的女孩抓起她的手提包和我的雨衣，匆忙逃离房间，却闯进来一个满脸胡子的可笑男人，上身穿着睡衣，光脚套着胶鞋。我的尖叫越来越强，愤怒和沮丧的尖叫，最终变成歇斯底里发作。我想有人试图送我进医院。无论如何，我必须另找住处，一刻也不要迟缓，这话让我马上联想到她写的那封情书，心里不由一阵痛苦的痉挛。
一小方乡间景色不断在我眼前飘动，仿佛光的幻影。我将食指搁在法国北部地图上随意滑动；指尖停在一个叫做佩蒂弗尔的小镇上，小虫也好，小诗也好，听上去颇有田园意味。乘公共汽车就可到达离奥尔良不远的路边车站，我想。对于我的住处，我只记得地板很奇怪地倾斜着，和楼下咖啡馆倾斜的天花板吻合。我还记得小镇东面有一个青葱的公园，还有一座古老的城堡。在那儿度过的夏天不过是我晦暗的意识玻璃上一团色彩污迹；但我确实写了几首诗——至少其中一首写一班杂技演员在教堂广场上的演出，四十年来重印了好多次。
我回到巴黎后，发现那位好心的朋友斯捷潘·伊万诺维奇·斯捷潘诺夫，独立媒体的著名记者（他非常幸运，是极少数恰好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前带着财产移居国外的俄国人之一），不仅为我组织了不知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公众朗诵会（俄语中此类表演被专称为“vecher”——“晚会”），甚至还邀请我住在他家，一幢有十间卧室的旧式大房子里（在库奇大道，还是罗施大道？在它近旁，或曾经在它近旁，矗立着一座将军塑像，忘了此君大名，但它肯定躲在我旧笔记的某个角落里）。
当时住在这幢房子里的有斯捷潘诺夫老两口，他们已婚的女儿博格男爵夫人，她十一岁的孩子（男爵本人是商人，被他的公司派往英国），以及格里戈里耶·赖克（一八九九年至约一九四二年），一个温和、忧郁、清瘦的年轻诗人，毫无天赋，每星期以“卢宁”的笔名为《新闻报》写作哀歌，同时担任斯捷潘诺夫的秘书。
晚上我无法避免下楼去参加文学界和政界重要人物的聚会，聚会每每在富丽堂皇的客厅或餐室举行，餐室正中摆着一张巨大的长桌，墙上挂着一幅斯捷潘诺夫幼子的油画立像，一九二○年他为了救一名落水的同学而溺亡。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是聚会的常客，他是个近视眼，嗓音粗嗄，生性快活，喜欢鲁莽地举起镜片瞪着陌生人看，或者说句现成的俏皮话来和老朋友打招呼，那刺耳的声音多年以前就在俄国革命的怒吼中失去了大部分力量。著名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新得主伊万·希普格拉多夫也会出席，他才华横溢，魅力四射，灌下几杯伏特加之后就会说那种俄国黄色故事给至交们逗乐，故事的艺术技巧在于其乡土热情以及对我们私处的温情尊崇。另一个不怎么有趣的人物是瓦西里亚·索科洛夫斯基，伊·A·希普格拉多夫的宿敌（I. A.给他取了一个怪异的绰号“杰里米”）。此人孱弱瘦小，穿一身松垮垮的套装，自本世纪初起就一卷接着一卷地写某个乌克兰家族的社交秘史，这个家族在十六世纪还只是一个卑微的三口之家，但是到了第六卷（一九二○年）已俨然成为一个村庄，拥有丰富的民俗与神话。能看到老莫罗佐夫那粗野机敏的面庞、蓬乱肮脏的头发以及明亮冷淡的眼睛，的确令人愉快；而出于某种特殊原因，我仔细观察了矮胖冷峻的巴锡列夫斯基，不是因为他刚刚或将要和他那位年轻情妇大吵一场——她是个大美人，会写打油诗，还很露骨地和我调情——而是因为我在我们俩共事的文学杂志最近一期上取笑他，我希望他已经看到。尽管巴锡列夫斯基的英文不足以翻译诸如济慈的诗（他认为济慈是“工业时代之初前王尔德主义的美学家”），但他就是忍不住技痒。最近他谈到我写的东西是“并非完全讨人厌的矫揉造作”，就轻率地引用济慈广为人知的诗句，将它译成俄语：
Vsegda nas raduet krasivaya veshchitsa
译回来就是：
漂亮的廉价首饰总是令我们高兴。
然而，我们的谈话竟然简短得让我没法知道他是否欣赏我那令人捧腹的教诲。他问我如何看待他正同莫罗佐夫（只会说一种语言）谈起的那本书——即莫洛亚“讨论拜伦的那部给人深刻印象的大作”，而当我回答我发现这是一部给人深刻印象的垃圾时，我们这位严肃不苟的批评家喃喃说道，“我认为你根本没读过这本书”，接着继续教育那位静默的老诗人。
聚会还没结束，我就早早溜走。他们互致告别的声音传到我耳畔之际，我通常正渐入失眠状态。
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写作，深深埋进扶手椅，所有用具都十分方便地摆放在面前一块特别的写字板上，这是主人给我的，他非常热衷于各种设计巧妙的小玩意儿。不知什么原因，丧偶以来我的体重竟然开始增加，到现在不得不猛然挣扎几下才能从那张过于亲昵的座椅里起身。只有一个小女孩常来看我；为了她我常将门虚掩。写字板近身体一侧弯出弧度，恰好容下写作者的腹部，考虑得真是周到，而远端一侧装着夹子和橡皮圈，纸和笔都能放妥；我这样舒服惯了，甚至有些忘恩负义地埋怨主人没有配上卫生设施——比如据说东方人使用的那种中空管子。
每天下午同一时间，房门会被静悄悄地推开，斯捷潘诺夫夫妇的外孙女端着托盘走进房间，送来一大杯浓茶以及一碟再简单不过的烤面包片。她双眼低垂走上前，小心翼翼地挪动双脚，脚上穿着白色短袜和蓝色跑鞋；茶水几乎要泼出来了，她急忙停下脚步；然后继续慢慢走来，仿佛一个发条玩偶。她长着亚麻色的头发，鼻子上有几颗雀斑，我为她选了一条系着黑腰带的棉布格子裙，让她神秘地走进我正在写的这本《红礼帽》（Krasnyy Tsilindr），在书中她成了优雅的小艾米，给予一个死囚犯一点暧昧的安慰。
多么、多么美妙的间奏曲！你可以听到男爵夫人和她母亲在楼下客厅里四手联弹，毫无疑问十五年来她们这样弹了一遍又一遍。我有一盒巧克力饼干来补充烤面包片的不足，来吸引我的小客人。写字板被搁在一边，取而代之的是她交叉的四肢。她的俄语说得很流利但夹杂着巴黎话的感叹词和疑问语气，晃着一条腿，咬着饼干，回答我提的那些人们常拿来问小孩的普通问题时，带着鸟儿般的音调，听来有几分怪异；然后，当我们还在闲聊着，她却蓦地从我怀里挣脱，向门口奔去，好像听见有人在唤她，虽然钢琴声仍在继续阖家欢乐的旋律，那种欢乐我无缘分享，事实上，也从未曾领略。
原本我只想在斯捷潘诺夫家住几个星期；结果却住了两个月。开始时我感觉还不错，至少觉得耳目一新，很舒服，但新用的一种安眠药，初期效果很好，这时候却开始拒绝应对某些幻想，对于这些幻想，正如随后一个难以置信的事件所暗示的那样，我本应该像男人一样屈服，并且无论如何都要好好对待；而我却趁多莉迁居英国之机，为我这副可怜的肉体找了一个新的安身处。这是塞纳河左岸一幢简陋但干净的廉价公寓里的单间，“位于圣苏比斯街角”，我的随身日记措辞严肃，语焉不详。装旧壁橱的地方安了一个原始的淋浴喷头；但其他设施一概没有。我每天出门两三次，去吃饭，喝咖啡，或是到熟食店乱买东西，借此稍稍散散心。我在隔壁街区找到一家专放老西部片的电影院，还有一个小妓院，四个妓女，年龄从十八岁到三十八岁，最小的那个长相最一般。
我将在巴黎生活很多年，作为俄国作家，被生计紧紧缚在这忧郁的城市。回想起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那儿都没有任何东西能迷住我，就像迷住我的同胞那样。我不去想巴黎最黑的街道最黑的石头上的血迹；那是不列入恐怖范围的；我只是说，我不过将巴黎——那灰蒙蒙的白昼、黑漆漆的夜色——当作真实忠诚快乐生活的偶然背景：绵绵细雨下脑海中的五彩词句，寒屋桌灯下等待我的一页白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