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巴黎的最后那个冬季临近结束的时候，在某个神秘时刻，我们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转机。新的温暖、新的亲密、新的温柔，潮涌般增强并扫除了所有距离的错觉——争吵，沉默，猜疑，退入自爱的城堡，诸如此类——这一切阻碍了我们的爱，而错都在我自己身上。我无法想象一个伴侣会比她更加亲切、更加快活。亲昵的举动，充满爱意的称呼（对我是用俄语的形式）又重新进入我们的日常交流。我打破了写作诗体中篇故事《望月》时的清规戒律，和她一起在树林里骑马，或者尽心尽职地陪她去看时装表演和先锋派赝品画展。我克服了对“严肃”电影（用政治上的牵强附会来诠释令人伤心的问题）的鄙夷，她却偏爱这类电影，而不喜欢美国电影的插科打诨和德国恐怖电影的特技摄影。我甚至还去她所在的一个相当差劲的英国女士俱乐部作了一场报告，谈了我在剑桥大学的情形。最后，我向她透露了下一部小说（《投影描绘器》）的情节。
一九三○年三月底或四月初的一天下午，她偷偷朝我房间里张望，我让她进来，她递给我一页打印稿的复印件，标号444。她说这是她那部冗长故事里某个片段的初稿，她将不再对那个故事作任何增加，而要删削。她说，她感到很为难。戴安娜·凡内，一个配角，总的说来是个相当不错的姑娘，逗留巴黎期间在一所马术学校里邂逅一个行为怪异的法国人，科西嘉裔，或者是阿尔及利亚裔吧，热情，冷酷，狂躁。他误以为戴安娜是他以前的恋人——尽管她打趣地抗议，可他还是坚持这么认为——也是一个英国姑娘，他已经有很多年没见到她了。这里有一种幻象，作者说，一种挥之不去的幻想，戴安娜活泼轻佻，聪敏幽默，在二十来节马术课中接受了朱尔斯的感情；但随后他对她的关注越来越真实，而她却不再和他见面。他们之间什么也不曾发生，但他就是无法接受劝告，仍然错将她当作自己曾经拥有或自以为曾经拥有的那个姑娘，因为那个姑娘也极有可能只是此前某一段恋情所残留的幻象，或是记忆中的呓语。这是一个极为怪异的情境。
而手里的这一页应该是那个法国人给戴安娜的最后一封信，是外国人说英语的口气，预示着悲剧即将发生。我要把它当作一封真实的信来读，而且作为一名经验老到的作家，我要对接下来的情节或者悲剧提出建议。
亲爱的！
我无法使自己相信你真的想要和我中断一切联系。上帝作证，我爱你胜过爱生命——就算你的生命、我的生命加在一起，也抵不过我对你的爱。你不会病了吧？或者你已经另有他人？另有所爱，是不是？又有人成了你魅力的牺牲品？不，不，这念头太可怕，太丢人了，无论是对你，还是对我。
我的祈祷并不过分，也是正当。再给我一次见面的机会吧！一次就够！我已经准备好和你见面，在什么地方无所谓——大街上、咖啡馆里、布洛涅的森林，都行——但我必须得见你，必须和你说话，并向你坦白许多秘密，在我临死之前。噢，这绝不是威胁！我发誓如果我们见面有积极结果，换言之，如果你能给我希望，仅仅是希望，那么，噢，那么，我将同意等一等。但你必须马上给我回信，一刻也不要迟缓，我的残忍、愚蠢、可爱的小女孩！
你的朱尔斯
“有一件事，”我说着，将这页纸仔细折好装进衣袋，以备今后研究之用，“有一件事这个小姑娘应该知道。这不是一个浪漫的科西嘉岛人写的狱中情书；这是一个对英语一知半解的俄国人在敲诈勒索，把俄语里的陈词滥调翻译成英语了事。令我迷惑的是你不过知道三四个俄语词汇——kak pozhivaete，do svidaniya——但是作为作者，你是如何设计出那些微妙的措辞，模仿出只有俄国人才会犯的英语错误？我知道，模仿能在家族成员中遗传，但我还是——”
艾丽斯答道（以她那种古怪有趣而non sequitur的推理方法，四十年后我将这用在《阿迪斯》的女主人公身上），是的，确实如此，我说得很对，肯定是她俄语课上得太多太杂乱，要纠正这种不同寻常的印象，只需全信用法语就行了——顺便提一下，她听说俄语的确从法语借了不少陈词滥调的表达。
“但那是不相干的，”她继续说道，“你不知道——关键是接下来的情节该怎样——我是说，怎样才合乎逻辑？我那位可怜的姑娘该怎样对付那个混蛋，那个野兽？她不安，她迷惑，她恐惧。最后的结果应该是闹剧，还是悲剧？”
“应该是废纸篓，”我咕哝道，放下手中的笔，将她娇小的身躯抱在我的腿上，在这年春天，我经常这样抱她——一九三○年，感谢上帝，这个致命的春天。
“把那东西还给我，”她柔声乞求道，想把手塞进我的睡袍口袋，但我摇摇头，把她搂得更紧了。
潜伏在我心底的嫉妒本应被煽动成怒火，因为我猜测我妻子其实是抄录了一封确实存在的信——给她写信的，说不定是一个肮脏、可怜的流亡诗人，头发溜光，眼睛亮晶晶的会说话，常常在流亡者沙龙和她见面。但是研究再三，我认为那恐怕还是她自己写的，其中插了几处法语里来的语病（supplications, sans tarder），还有的则可能是下意识里沃拉卜克语的流露，毕竟她在跟着那些俄语老师上课时一直用这种语言，又在花里胡哨的练习本上做了许多两种语言、三种语言的练习。因此，我并没有让自己迷失在恶意猜测的丛林里，而只是将那页薄薄的纸片，那一行行高高低低、显然是她自己打的文字，保存在我面前那个褪了色、裂了口的公文包里，连同其他纪念品，其他死者的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