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一节俄语课都是她带着我的某一首诗或某一篇散文去某位俄国夫人那儿，库帕罗夫小姐或者罗帕库夫太太（都不怎么懂英语），请她们用一种临时代用的沃拉卜克语口头解释给她听。当我向艾丽斯指出，这样随意学习是在浪费时间，她就另外寻觅一种能让她读懂我作品的魔法。那时（一九二五年）我已经开始创作第一部小说（《塔玛拉》），她哄我给了她一份刚打出来的第一章，拿着它找到一家将实用文件——比如俄国难民向各类人民委员会鼠窝里的老鼠发出的各种申请和恳求——翻译成法文的机构。答应为她提供“直译文本”——为此她支付了外汇——的那个人将打字稿收了两个月，在交还给她时告诫说我的“文章”有着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通篇谚语和普通读者根本不熟悉的文体”。就这样，一个坐在简陋、凌乱、嘈杂的办公室里的无名傻子成了我作品的第一个评论者，第一个翻译者。
我之前对此事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她低垂着满头棕色鬈发看几张大纸，边边角角都涂满恶狠狠的紫色字母，几乎被戳烂了。那时候我很天真地反对任何形式的翻译，部分原因是我曾尝试将两三篇早年习作译成英文，却导致一种病态的反感——以及令人发狂的头痛。艾丽斯拳头支着面颊，眼睛倦怠而疑惑地转动着，抬起头看看我，带着几分羞怯，却又闪现出一丝从未有过的荒谬和难堪。第一行我就发现一处大错，第二行又是一处错，再也懒得读下去，顺手把整篇东西撕个粉碎——对此，我那备受挫折的爱人毫无反应，除了一声不置可否的叹息。
无法进入我的创作，为了弥补这遗憾，她决定自己当作家。从一九二○年代中期直到她那短暂、不幸、被虚掷的人生结束，我的艾丽斯从未间断过一部侦探小说的写作，连续写了二稿、三稿、四稿，其中的情节、人物、场景，所有一切都在一次又一次令人大惑不解的疯狂删改中不断变化——所有一切，除了人名（我连一个都没有记住）。
她不仅缺乏文学天赋，甚至对于那些风靡一时却昙花一现的“犯罪小说”提供者中少数富有才华的作家，也没有能力去模仿，尽管她带着模范罪犯般的热情饥不择食地阅读这类“犯罪小说”。那么，我的艾丽斯又如何知道为什么这里必须改动，那里必须删除？是何种天才的本能命令她销毁全部草稿，就在，恰恰就在她猝死的前夜？这个古怪女孩所能想象——异常清晰地想象到的，只是最后那本完美小说的平装本封面，在那深红色的封面上，恶棍毛茸茸的拳头紧握一枚手枪形状的打火机直指读者——而读者要到书里所有人物都一命呜呼之后才会想到这打火机，其实就是手枪。
且让我在我们七年的锦绣生活中挑出若干预兆未来的时间点，它们在当时隐藏得如此巧妙。
一场绝妙的音乐会中，我们没能买到相邻位子的票，中场休息时我注意到艾丽斯热情地迎接一个神色忧郁的女人，她头发干枯、嘴唇削薄，我肯定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就在最近，但她毫不起眼的外貌打消了我继续搜寻模糊回忆的念头，我也从未向艾丽斯问起此人。她将成为我妻子的最后一位老师。
每一个作者在发表了处女作之后都会认为，喝彩的就是他本人的朋友或者客观的同侪，而辱骂攻击的只能是嫉贤妒能的流氓和庸才。无疑当巴黎、柏林、布拉格、里加以及其他城市的俄语杂志上发表了有关《塔玛拉》的评论，我原本也会怀有同样的错觉；但那时我已沉浸于第二部小说《兵吃后》，处女作已经萎缩成我心中一缕彩色的尘埃。
《兵吃后》开始在流亡者月刊《帕特丽雅》上连载，月刊编辑邀请我和“艾利达·奥斯波夫娜”出席一个文学茶会。之所以提起，仅仅因为这是我这个深居简出的人屈尊光顾的少数沙龙之一。艾丽斯帮着做三明治。我一边抽烟斗一边观察着那些人吃东西的习惯，包括：两位大小说家、三位小小说家、一位大诗人、五位小诗人（男女均有）、一位大批评家（德米安·巴锡列夫斯基）以及九位小批评家，包括那位无与伦比的“普罗斯塔科夫——斯科基宁”——一部俄国喜剧的名称（意思是“傻瓜与野兽”），他的劲敌赫里斯托夫·博亚尔斯基用来称呼他。
大诗人鲍里斯·莫罗佐夫，一个灰熊般和蔼的男人，被问及在柏林朗诵诗歌的情形，他答道：“Nichevo”（意思是“马马虎虎”，也隐含着“还算不错”），然后讲了一件关于德国流亡作家联盟新任主席的并不令人难忘的滑稽事。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女士对我说，她特别欣赏兵和后的那番关于丈夫的大逆不道的对话，还问我他们果真会把可怜的棋手扔出窗外吗？我回答说会的，但不是在下一期，而且不会就此消失：他将永远活在自己的棋局中，活在未来注释者的多重惊叹号里。我还听到——我的听力几乎和我的视力不相上下——大家谈话的片断，比如：“她是个英国女人，”坐在五排椅子之后的一位来宾对另一位来宾低声解释。
记录所有这些也许过于琐碎，除非意在将它们作为流亡者每一次类似聚会的平常背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条提醒语不时闪动在行话和闲话之间——随口引用的丘特切夫或勃洛克的诗句，是挚爱而熟悉的永恒存在，是不为人知的艺术高峰，以蓦然响起的华彩天籁，以荣耀与甜蜜、以无迹可寻的水晶镇纸投射在墙上的一抹彩虹，来装点悲怆的人生。那正是我的艾丽斯无法理解的。
再回到那些琐事：我想起当时我提到发现《塔玛拉》“译文”中一处愚不可及的错误，把大家逗得开怀大笑。其中一句vidnelos' neskol'ko barok（能看见几艘驳船）被译成la vue était assez baroque（风景是非常巴洛克式的）。著名批评家巴锡列夫斯基，一个敦实的金发小老头，穿着皱巴巴的棕色套装，笑得大肚子乱颤——但随后他面露怀疑和不悦。茶会过后他突然过来和我搭话，粗鲁地认定那个误译的例子是我捏造的。我记得我这样回答，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他本人很可能也是我的杜撰。
我们步行回家的时候，艾丽斯抱怨说她再也不想学着用一勺甜腻腻的土莓酱把一杯茶搅浑。我说我有意愿忍受她存心流露的岛国褊狭心理，但恳求她别再à la ronde宣布：“请不用管我：我喜欢俄语的语调。”那根本就是侮辱，如同对一个作家说他的书难以卒读但印得很漂亮。
“我会补救的，”她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老师，总以为你才是唯一合适的——而你又不肯教我，理由是你太忙，你太累，你没兴趣，你的神经受不了。我最后找到一个人能说两种语言，你的语言和我的语言，一人兼备两种母语，而且都能应付裕如。我想到了纳迪娅·斯塔罗夫。实际上是她自己的建议。”
纳迪兹赫达·戈尔多诺夫娜·斯塔罗夫是斯塔罗夫（教名不重要）中尉的妻子。斯塔罗夫中尉曾是兰格尔将军的部下，现在在白十字会任职。我最近在伦敦见过他，在老伯爵的葬礼充当抬棺人，据说他是老伯爵的私生子或“过继侄子”（谁知道是什么意思）。他黑眼睛，黑皮肤，比我大三四岁；忧郁凝重，非常英俊。头上有一道内战时留下的伤，会时不时引起严重抽搐，使他的脸突然变形，仿佛一个纸袋子被一只无形的手揉皱。纳迪兹赫达·斯塔罗夫是一个沉静、平淡的女人，周身透出一股难以描摹的教友派信徒的严谨之气。出于某种原因，无疑是治疗的需要，她记录下他脸部抽搐的间隙时间，可他本人却对自己“放烟火”毫无感觉，除非他碰巧在照镜子。他有一种阴森的幽默感，一双柔皙的手以及柔和的嗓音。
我现在才意识到和艾丽斯在音乐厅里谈话的就是纳迪兹赫达·戈尔多诺夫娜。我说不准俄语课始于何时，她的热情会持续多久；最多一两个月吧。上课地点不是在斯塔罗夫夫人的住处，就是在两位女士经常光顾的俄国茶室。我有一张电话号码单，这样也许可以告诫艾丽斯我总是能够确认她的行踪，每当我觉得自己快疯了，或是需要她在回家路上买一罐我最喜欢的褐梅香烟。然而，她并不知道其实我根本不敢给她打电话，唯恐她不在她说的地方，那会使我痛苦，哪怕仅仅几分钟，我也无法面对。
一九二九年圣诞节前后，她若无其事地告诉我，俄语课已经停止很久了：斯塔罗夫夫人去了英国，而且有传言说她不会回到丈夫身边了。看来，中尉真算得上风云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