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童年是怎么样的，麦克纳博？”（艾弗非要这样叫我，因为他觉得我看上去很像某个形容憔悴但还算英俊的演员，此人在生命最后几年或者至少是出名的最后几年一直用那个名字。）
极为残酷，难以忍受。这世上应该有一部自然或介乎自然间的法律来反对如此不人道的人生开端。若不是我的病态恐惧在十岁前后被更抽象、更陈腐的焦虑（诸如无限、永恒、身份等等问题）所取代，也许我早在找到节律之前就失去了理智。那不是因为什么小黑屋、单翼落难天使或者没有尽头的走廊，也和地上脏水坑里的梦魇魔镜无关——绝不是那种所谓卧室的恐怖，却更为可怕，那纯粹是某种不为人知的残忍，联系着其他生存状态，那些状态既不属于“过去”也非属于“未来”，对于凡人来说是绝对地无边无界。这样一种痛苦的联系，直到几十年之后我才有更多的了解，所以“我们不要过早考虑”，就像死刑犯拒绝那块肮脏的蒙眼布时所说。
青春期的快乐令我暂时解脱。我逃过了自寻烦恼的阶段。感谢我那甜蜜的初恋，果园里的小女孩，种种探险的游戏——她分开五指，指尖缀着惊喜的珍珠。在我叔祖的私人剧院，家庭教师让我和他分享舞台上的纯情少女。两个淫荡少妇用蕾丝睡衣和女妖洛勒赖的假发套把我打扮起来，让我睡在她俩中间，如同黄色小说里所写的“羞赧的小侄子”，而她们的丈夫刚打了野猪回来，正在隔壁房间里鼾声如雷。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常去各地的亲戚家过暑假，灰蒙蒙的夏日天空，古老俄罗斯的深宅大院，我领略着数世纪前的盥洗室和闺房，领略着温柔的女仆和时髦的调情。总之，如果说我的幼年岁月有可能为某位幼儿心理学家提供什么学术论文素材，而使其树立一世英名，那么我的少年时代则将会、也确实为某位步入暮年的小说家献上大量色情段落，它们像烂李子、坏梨子一般遍布其所有作品。说真的，眼前这本回忆录的大部分价值在于它是一份分类目录，涵盖了我的俄文小说，尤其是英文小说里众多人物形象的家谱、血统以及有趣的出身情况。
我难得见到我父母。他们离婚、再婚、再离婚的速度快得惊人，假如我的命运监护人稍不留神，也许我已经被拍卖给了一对瑞典裔或苏格兰裔的陌生夫妇，看看他们那饥饿的眼神、悲哀的眼袋。一位不同寻常的姑婆，布雷多男爵夫人，天生的托尔斯泰，完全取代了更近的血亲。我当时不过七八岁，胸中却藏匿着不可救药的疯子的所有秘密，甚至在她（已属很不正常）看来，我都是萎靡懒惰的；实际上，我从来就是以极其出格的方式沉溺于白日梦中。
“振作些！”她喝道，“看那些小丑！”
“什么小丑？在哪儿？”
“噢，到处都是。就在你身边。草木是小丑，文字是小丑。场景、数字都是小丑。把两件东西放在一起——玩笑、形象——就有了一个三料小丑。来吧！玩吧！虚构世界！虚构现实！”
我真这样做了。天哪，我真就这样做了。为了纪念最初的那些白日梦，我虚构了这位姑婆，而现如今，她正沿着记忆前廊的大理石台阶，颤颤巍巍地走来，侧着身子，侧着身子，可怜的跛脚夫人，用那黑色手杖的橡皮顶端触着每一级台阶的边缘。
［当她喊出“look at the harlequins”（看那些小丑）的时候，仿佛一行压迫得人喘不过气来的诗句从她那含混的唇齿间飞出，听上去像是由“lookaty”（看那些）——谐音“lickety”（极快的）——温文尔雅地引出“harlequins”（小丑），后者携着一股欢快的气氛到来，重音落在“har”上，充满激荡人心的忠告语气，随后滴落下金币般的音节。］
我十八岁的时候，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我承认，这里使用不规则动词只是出于叙述节奏的需要。童年时折磨我的精神错乱复发，因此这年冬天以及第二年春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不得不在皇村的皇家疗养院里度过。一九一八年七月，我住在远房亲戚波兰地主姆斯季斯拉夫·恰尔涅茨基（一八八○年至约一九一九年）的宅邸，发现自己慢慢康复了。秋天的一个夜晚，可怜的姆斯季斯拉夫的小情妇告诉我一条小路，这条童话般的小路蜿蜒穿过一大片密林，在约翰三世（索别斯基）统治时期，最后一头欧洲野牛就是在这片林子里死于第一代恰尔涅茨基的矛下。我踏上了这条小路，肩上背着小包，年轻的心里怀着自责和焦虑的恐惧——又何必隐瞒呢。在俄罗斯黑暗历史的最黑暗时刻抛下亲戚出走，我这样做对吗？我可知道如何在陌生国度独自生存？一个特别委员会（由姆斯季斯拉夫的父亲主持，他是一位受人尊敬但道德堕落的数学家）审核了一所合格学校的所有课程，颁给了我毕业证书，尽管我从未踏进过这个学校一步，但是单凭这张证书而没有参加可怕的入学考试，我能被剑桥大学录取吗？我跋涉了整整一个晚上，穿越月光布下的迷宫，想象着已灭绝的动物在林间窸窣徘徊。终于朝霞染红了我手中的旧地图。我觉得自己已经跨过了边界线，突然眼前冒出一个没戴帽子、长了张蒙古人面孔的红军士兵，他正在林中小径旁摘越橘。他从树枝上取下帽子，盘问我道：“小家伙（yablochko），你这是去（kotishsya）哪儿？让我看看你的证件（Pokazyvay-ka dokumentiki）。”
我摸索着口袋，掏出了要找的东西；他猛地扑来，被我一枪打死；他扑面倒地，就好像在阅兵场上突然中暑，倒在了国王脚下。每一棵树都别过脸去，我赶紧逃走，手上还紧握达格马拉给我的那把可爱的左轮手枪。直到半小时之后，当我最终到达森林另一端，进入一个多少有些传统的共和国时，我的小腿才停止了颤抖。
我在一些早忘记名字的德国和荷兰小镇游荡了一阵，最后跋山涉水进入英国。伦敦的伦勃朗旅舍就是我下一个落脚地。我藏在羊皮口袋里的两三颗小钻石比冰雹融化得更快。正当本书作者——当时还是一个自我流放的青年（摘自一则旧日记）——濒临一贫如洗之境，竟意外找到了一位赞助人，斯塔罗夫伯爵，这位庄重迂腐的共济会会员曾在广阔的国际交往舞台为多处俄罗斯驻外大使馆增添荣耀，一九一三年起便定居伦敦。他说起母语来字斟句酌，但也不排斥华丽随意的表达。不管怎么说他毫无幽默感。有个马耳他小伙子伺候他（我讨厌喝茶又不敢开口要白兰地）。尼基弗尔·尼科季莫维奇——他的教名和姓氏念起来像绕口令，据说他多年来一直仰慕我那位美貌而古怪的母亲。关于母亲的情况我主要是从一部满是陈词滥调的匿名回忆录中得知的。也许澎湃的激情是最方便的伪装，但另一方面，他对她那绅士般的忠诚足以解释他为什么要为我支付在英国的学费，并且在他一九二七年去世以后留给我一小笔津贴（布尔什维克革命毁了我们家族，同样也毁了他）。然而，我必须承认，当我看见他那临死时的双眼猛然射出光芒时，不由得非常不安，他的脸庞苍白而威严，是俄罗斯作家常常形容的“被仔细刮过（tshchatel'no vybritoe）”，那无疑是因为根据读者们（早就死了）的假想，父辈胡须的灵魂必须得到安葬。我尽量记录下这些质疑的片断，为的是探寻那位贵妇人的音容笑貌，他曾经握着她的手护送她登上折篷马车，等她坐稳并打开阳伞之后，才重重地挪进轻快的马车；但与此同时我又不禁要怀疑，我们这位大公是否果真摆脱了流行于当时所谓外交界高层的反常行为。尼·尼坐在安乐椅上，就像某部长篇小说中所写，一只肥胖的手搁在扶手上，另一只手，戴着图章戒指，碰了碰面前土耳其式桌子上一个鼻烟盒似的东西，其实那里面装着几颗止咳药球或者止咳露，淡紫色的、绿色的，还有，我想，珊瑚色的。应该补充说明的是，根据我后来得知的一些情况，对于他本人的任何猜测都是完全错误的，除了他对我以及另一个年轻人——此人的母亲是圣彼得堡一个声名狼藉的交际花，不喜欢折篷马车而喜欢电动马车——那种父亲般的关爱；不过那些药球却是确实无疑的。